【新唐人2012年6月23日讯】第三节 试金石
可能谁都没有想到法轮功成了大家道德的试金石。
这里记载的仅仅是几个案例而已。但是这样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你的周围，或者你自己身上。
澳大利亚：迎合中共，外长禁法轮功抗议
中国叛逃外交官陈用林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透露，中共于2002年拟定一个把澳州纳入中国“大周边范畴”的计划。基本想法是要在澳美关系上，突破澳美军事同盟，把澳洲变成第二个法国，期望澳洲成为敢对美国说“不”的西方国家。 【26】
2002年3月19日，中共外交部长唐家璇前往澳大利亚访问，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外长亚力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举行会谈。与法国交往一样，唐家璇所带的皮包中也包含了巨额订单，那个时候澳洲正好跟中国广东有个很大的天然气专案，谈判处于进行时。由于中澳双方对会谈的效果“满意”，后来中共政府果然决定给澳洲巨额的天然气合约。澳大利亚的西北大陆架合资公司获得了价值135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向位于中国广东省的液化天然气加工厂每年出口300多万吨液化天然气，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一宗出口合约。 【27】
唐纳没有辜负中国的“友好姿态”， 他非常清楚中共要什么，作为回报，澳洲外交部长唐纳在中国外长唐家璇访澳期间，签发了“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澳大使馆前打横幅请愿”的特别行政令，命令从中国大使馆前面强行撤除已有九个月历史的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的横幅和扩音设备。外长签发特别行政令，有效期为30天，并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呈交国会。唐纳则连续42个月签发了这一违反澳洲公民人权的特别行政令证书。在国会，82份“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前打横幅”的行政令，有备案的只有78份；另外的4份没有在国会通过。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3月16日，在中国外长唐家璇访澳前一天唐纳签发的第一份行政令从来没有在国会备案；这就意味着，2002年联邦警察在中国大使馆前收走法轮功横幅是违法的行为。
法轮功学员每个月都试图与外长唐纳沟通，但他一直拒绝对话。最后法轮功学员只得向澳洲首都堪培拉最高法院提出起诉，状告澳洲外长唐纳禁止他们在堪培拉举行抗议活动。法轮功学员的律师Bernard Collaery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在法轮功遭迫害一事上的反应是可耻的。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包括经济合作在内的双边关系而对人权问题采取消极态度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28】
律师说：“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上亿资金投资到澳洲这片国土上。应该告诉大家的是：这些钱的一部分是用于监视你们（法轮功），瓦解你们的组织，迫害无辜的人。我们研究了中国的法律和宪法，发现610办公室的建立是违法的。澳洲政府是一个软弱的政府。这二年来，我去过很多国家，没见过任何民主国家禁止法轮功的横幅。在自由世界里，唯一禁止法轮功横幅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这很令全体澳洲人民担心。此事经过三年后，终于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29】
2006年12月14日法庭明确表示被告唐纳承诺不再签发证书，他从当年3月11日停签了限制法轮功学员使用横幅和扩音器的证书，并在11月1日向法庭递交了一份保证书，表示不会再签发证书。法官认为这份保证书在执行上应该和强制令具有同样的效力，唐纳的承诺比法庭发出强制令命令唐纳不得签署证书限制法轮功在堪培拉中国大使馆前的和平抗议活动要好，法轮功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表达自己对中共违反人权的抗议。因此法庭判决：被告唐纳支付原告法轮功所有的诉讼费两万澳元。 【30】
德国政府：江泽民到访，行人不能着黄颜色
德国世界报报导，2002年4月8日，江泽民抵达德国，开始对德国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本次德国之行以德中建交30周年为契机，着重强调德中关系的政治经济意义。中国方面多次表明，德国不仅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认为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柏林应多少成为一种牵制美国的力量。 【31】
江泽民在德国访问期间，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出口到德国。美国之音报导，4月12日中午，江泽民的车队抵达当日下榻的凯宾斯基酒店。为了不让中国领导人难堪，所有示威的团体照例被拦在几百米外的地方。酒店前只有由使馆组织的学生队伍站在街边摇旗欢迎。当江泽民从车上下来准备进入酒店时，却突然有一个站在欢迎队伍第一排的女子高呼“法轮功大法好！”现场一下一片混乱。中国的保安人员瞬间冲上来掐住了她的脖子。随后另有两名德国保安也冲上来，将此女子拖离了现场。其余的警察拼命阻止在场记者拍照，但是德国的多家媒体还是报导了这次突发事件。
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这位姓张的女子说：“我刚喊完法轮大法好，音还没落的时候，就有一只手，一个西装革履、带着眼镜的男人过来，就把我的喉咙掐住了。这时我就喊不出来话了。这就用手一下把他的手推开。接着我就喊修真善忍无罪。”在场的德国人对此评论说，警察当时的做法非常粗暴。一位在场的德国人对中国领导人如此严密防范，不允许有任何批评声音的出现表示极其不理解。根据德国法律规定，个人单独喊口号或打横幅标语不算示威，无需任何批准。 【32】
当地警察透露，根据中方的要求，须把示威抗议人群都隔在中国领导人的视线之外。为避免江看到佩戴各种黄色标志法轮功学员，在波兹坦市江泽民下榻的酒店附近的街上，警察竟不让穿黄衣服的人通过。阿德隆酒店的亚裔工作人员甚至都被要求在江泽民停留的几天内不用前来上班。
柏林阿德隆酒店在中方要求下，被迫要求所有亚裔客人退房，拒绝者被强行拖离。一群德国特工(BKA)要求住在这家五星级酒店的美国公民洪女士与室友立即搬离酒店，遭洪女士拒绝，特工人员遂将她铐上手铐，交给警察并要求逮捕她。警察在听了洪叙述缘由后，将她放走。 【33】
一位警察很抱歉地对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不知道啊，江泽民怕见穿黄、蓝衣服的。他给我们的总统下了通牒：“如果他再见到穿黄、蓝衣服的人，他就停止对德国的访问。”我们的总统因此给我们下令：“江泽民不愿见到黄色横幅和穿黄色衣服的人，不能让江泽民看见黄色。”【34】
针对德国执勤保安的过分行为，德国法轮功学员于2003年4月向布兰登堡州行政法院提交诉讼，要求确认警方的行为违反了德国法律，侵犯了他们的基本权利，以防止今后再度出现此类事件。 2004年4月26日德国联邦刑警局正式承认其在2002年4月江泽民访问德国时对法轮功学员的限制性处理行为是违法的。 4月29日，布兰登堡州（Brandenburg）警察总局亦在本州行政法院法官主持下与德国法轮功学员代表会谈，并承认其当时对法轮功学员所采取的限制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和不应该的。 【35】
冰岛政府：忤逆民意，江泽民到访期间拒法轮功入境
2002年6月，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冰岛前夕给冰岛政府施加压力，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了海外。江氏集团还给冰岛政府提供了法轮功学员的“黑名单”。 6月11日，冰岛航空公司在冰岛政府的要求下，根据一份中共当局提供的黑名单，拒绝法轮功学员登机前往冰岛抗议江泽民。有些已经抵达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雷克雅维克机场不得入境。这些法轮功学员来自十多个国家及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的国际机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限制入境的法轮功学员多达2百多人，事件震动国际社会。 【36】
冰岛官员先是说“黑名单”来自国际刑警组织。法轮功学员向国际刑警组织询问，国际刑警组织否认向冰岛政府提供有关法轮功学员“黑名单”。冰岛政府后来也否认名单来自国际刑警。 【37】
一名冰岛外交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冰岛政府不反对法轮功”，但承认冰岛政府受到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冰岛司法部官员博莫隆承认冰岛政府从中国方面获取大量资料。在被问及“黑名单”是否由中国政府提供，该名官员没有否认，“名单已经被销毁，仅存一份备案”。冰岛最高法院律师拉格那.阿道思廷森为法轮功学员提供顾问服务，他表示：“存一份黑名单，与存数千份没有区别。”
冰岛政府的错误行径受到国内民意的强烈谴责。民众多次自发在总理府门前举行抗议示威，并用黑布蒙上嘴巴，抗议政府助纣为虐。
2002年6月13日，由冰岛国会议员、包括律师、议员、诗人等社会知名人士四百五十人联名在首都雷克雅维克最大一家报纸──《莫干布拉迪日报》（Morgunbladid ） 上，以整整一个版面，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冰岛文刊登道歉启事，其标题为醒目的“对不起”三个红色中文大字，英文标题的内容是“向法轮功学员道歉”。
“我们道歉！
“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普通冰岛公民，就冰岛政府为了中共国家主席的到访而采取的无法理解的行动，向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外国的亚裔游客道歉。
“我们向你们保证，这些行动不代表冰岛人民的意愿。
“此外，我们强烈谴责北京独裁者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领土上严重践踏人权的行径。”
6月14日，人口有限的雷克雅维克举行近3千人（原定1千人）的大规模示威，是当时冰岛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抗议到访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示威群众手举法轮功横幅，用黑布条封口，以示对冰岛政府违背民意、错待法轮功的不满。
接下来的连续数日内，冰岛传媒电台、电视台、报纸都在介绍法轮功，讲述在中国发生的镇压惨剧。冰岛几乎无人不知法轮功，当然也几乎无人不知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残暴镇压。民众冲到扣押入境法轮功学员的学校，从警察手中把法轮功学员放了出来。
由于冰岛政府的禁令，反而造成江泽民滞留冰岛期间不但无法回避法轮功学员和平抗议，更需时时面对冰岛民众的示威。甚至有冰岛民众在本国首脑与江会谈时，利用对地形的熟悉迂回进入警戒线内，警察对此不予驱赶。江泽民在冰岛成了过街老鼠，而法轮功学员则受到冰岛民众象英雄般的拥护和厚待，冰岛群众争相向法轮功学员学炼功法。
江泽民在冰岛第一次尝到了独裁者遭到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的滋味。由于冰岛民众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江提前一天夹着尾巴离开冰岛。
后来，冰岛外交部长斯卡费丁松（Ossur Skarphedinsson）在国会备询时就江泽民访问期间冰岛政府不当对待法轮功学员一事，代表该国政府向法轮功学员道歉。他保证，不会再重蹈覆辙，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被否决。 【38】
欧卫(Eutelsat)讨好中共，停播新唐人节目
2008年奥运召开前几周，当中国民众最需要听到未经媒体过滤的资讯的时候，欧卫公司总裁Giuliano Berretta刻意选择了关闭新唐人电视台，成为一向压制新闻自由的中共独裁集团的同谋。欧卫关闭新唐人大陆信号，是由欧卫总裁做出的决定。该总裁并没有经过董事会，大部分股东不知情。
欧洲第二大卫星公司欧卫公司在公司的章程里表达：任何一个客户都享有权利平等的待遇，没有歧视。并且本公司支持媒体的多元化。
欧卫公司一直在为打入中国市场而努力，和许多卫星工业的同行一样，欧卫公司曾想尽办法向中国播送主流电视节目和提供资讯服务。来自批评家和该公司前任、时任行政主管人士的消息都表明，该公司在前一年春天想出了一个主意，已经使该公司在中国市场方面有所突破。
这项计划是这样开始实施的，欧卫公司通过一家中介人与新唐人电视台签订了一年的合约播放新唐人的节目。新唐人电视台总部设在纽约，是法轮功学员为中国人民提供自由讯息作出的奉献，其制作的一部分节目中提供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这一合约使中共政府大发雷霆。
出人意料的是，欧卫公司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新唐人电台当作筹码随时牺牲掉。就在欧卫刚刚开始转播新唐人仅一周时，北京的一家卫星公司给欧卫发来一个强硬的警告，要求立即终止对新唐人的转播。欧卫随即表示愿意与新唐人断绝关系。这家由私人资产支撑的巴黎公司就这样打开了与中国当局合作，有利可图的大门。 【39】
2005年6月16日，新唐人电视台发现向中国大陆广播的电视信号突然中断，于是通过中介商向欧卫询问原因。欧卫表示，它在其网站上已发了一个通告，卫星的电源出了“故障”，因此它关闭了一些转发器，包括新唐人所在的转发器。
欧卫此次一共关闭了四个转发器，都是对大陆播放节目的转发器。欧卫给其他被关闭的客户都作了安排，只有对新唐人不但没有安排，而且没有任何正式的解释和真正的理由，始终是含糊其词、躲躲闪闪。
欧卫公司说公司另找客户而终止播放新唐人完全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它在声明中谎称：“我们公司没有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完全是根据商业贸易原则在运作。”欧卫公司还称自己“尽管在薄利和经济亏损的情况下，甚至不得不拒绝其他客户的情况下”，还是履行了合约规定的职责。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7月10日发布消息说，欧卫公司关闭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陆信号并非它所宣称的技术问题，而是早有预谋的政治举动。欧卫公司总裁Giuliano Berretta为取悦中共和换取商业利益，不惜成为中共独裁集团的同谋，在奥运召开前几周刻意选择了关闭新唐人电视台的播出。
记者无疆界发布的调查报告中披露了一些惊人的内幕消息，第三方独立调查再次证明了外界的猜测：欧卫关闭新唐人信号，并不是所谓的“技术故障”，而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以“技术故障”为借口屈从中共。中共是整个件事的幕后黑手。
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这其中的紧张气氛烘托出的正是西方公司在努力进入中国的大市场时所面临的两面性：机遇和潜在的政治危险。”
欧卫在北京的代表也说：“这是我们首席执行官的决定，……我们可以关闭任何一个转发器，（关闭新唐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断受到中国政府的抱怨和提醒。……两年前，广电部就不断重复同样的话，……’先关了（新唐人电视台），然后我们再谈’。” 【40】
九十多名美国国会议员给布什总统写信说：“我们觉得美国的纳税人如果继续给这样偏袒高压政府而反对自由媒体的卫星公司投资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
当欧卫公司考虑终止与新唐人的合同时，租用超过40%欧卫卫星合同的美国国防部作为欧卫最大的客户之一出面帮助新唐人维持节目不中断。但是，欧卫告诉美国政府，它可以继续给予新唐人合同，条件是华盛顿购买更多的卫星容量。
欧卫希望从中共那边得到的好处，一个是在中国大陆的落地权；另一个就是想在欧洲建中共的长城平台。
就在新唐人信号被切断的同一天（6月16日），与欧卫有密切关系的Alcatel-Lucent，宣布与中国移动签订了十亿美元的合同。
2005年欧卫虽然没有拿到奥运转播权，但它一直想跟中共做生意，向中共献媚的事都有据可查。比如，欧卫准备用中共的长征火箭发射其卫星。为了避开美国禁止将卫星技术传给中共的法律条文，欧卫多花了二千万欧元去买不在美国制造的零件，故意给中共生意。
真正的受害者是大陆的观众们。一位四川观众表示，“西方的公司是商业机构，唯利是图，这是根本。但是，在现代社会，商业早已不是无限自由的了，商业不能违反一些基本的人权准则。否则，就可以施加政治力量来限制它。欧卫作为商业公司，它的经营原则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它违背人权准则的地方，我们就要干涉它！”
一位大陆的新唐人观众在写给欧卫公司的一封信中指出，“谁和中共交易，就会被中共索取你的正义灵魂作为交换条件，因为中共就是要用眼前利益抹去你的良知正义，玷污你的高贵灵魂。只有远离中共，个人可以平安，公司可以生意兴隆。”
一位广州观众给新唐人来函：“我省吃俭用，偷偷摸摸，买了天线就是为了看新唐人电视台，你们怎么说关就给关了呢？！作为自由国家怎么能这么做呢？！你们已经取得了自由，而我们还在为自由奋斗，想想前辈们为自由而做出的牺牲吧，我们不能玷污了他们。”
第四节 巨蟒俯视下的西方媒体
“世界上最大的良心犯群体是哪一个，即最大的民众群体因为他们的信仰和观点被囚禁是哪一个？”可能没有几个西方媒体的记者知道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不同的人权组织做过一些研究。伊森•葛特曼和林理善（Leeshai Lemish）经过调查和整理，提出他们的结论，在中国监禁的法轮功学员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因为信仰和良知被关押并判刑的群体。他们认为至少二十万法轮功学员被监禁在中国的监狱里，这个数字可能还远远不能概括真实的被囚禁法轮功人数。藏族人可能有五千人被关押；基督教徒被关押的人数有所上升，但都远远不如法轮功被关押的人员多。 【41】
比如一个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的普通读者，或者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或者认为镇压是十多年的事了；或者觉得法轮功早就被镇压下去了，或者认为法轮功离自己的生活现实太遥远，不用注意。所有这些现像都与西方媒体的“报导-引导”方式有直接关系。
平衡的报导？
媒体到底在形成人们对法轮功的认识上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一方面，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被报导的太少；另一方面，林理善访谈过的媒体人士认为，“他们是客观的，允许这个矛盾冲突中的双方都有平等的各自陈述事实和观点的机会，对法轮功的报导是准确而平衡的。”【41】
考虑到西方如何报导一个信仰的团体，考虑到镇压法轮功牵扯到多少人的命运，林理善把对法轮功的报导作为一个特别案例深入研究。他做了对比，“作为国家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2003年说：’整个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形势，’法轮功’邪教组织像过街老鼠…我们必须消灭这个邪教，邪恶的东西必须彻底根除”。
他访谈过的法轮功被迫害者是这样讲述他们的遭遇的， “葛特曼和我采访了刚离开中国的难民，他们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氛围。李和平在伦敦告诉我们，当他拒绝被转化时，他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造成他八天的迷幻。在这期间，他一次又一次的死去又活过来，活过来又死去，在毒蛇池里被群蛇吞食，被巨大的野兽压死，被活活烧死……在曼谷兰丽华告诉我们，她被塞在麻袋，并在夜间被偷偷拖到荒山洞里的酷刑室电警棍，全身体部位无一遗漏的被电警棍。几乎每个幸存的受难者都告诉我们，中共当局是怎样拆散了他们的家庭，被迫离婚，不被允许见到去世的父母，与孩子分离。”
“在拘留期间，如果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他们就被强行灌盐溶液，尿液，有时通过橡胶管插入鼻腔通道，然后向下硬灌玉米粥。强行实施的往往是劳改营中的刑事犯人和看守，物质灌入进入肺部，造成死亡。”
一面是强大的中共政权利用一切国家武力展开最野蛮的迫害，一面是除了信仰手无寸铁的无助百姓，这样残酷的情况在媒体如何做到平衡的报导？如何让双方具有平等的机会陈述他们各自的事实？事实是，在迫害情况越来越严重的同时，西方媒体的报导越来越减少，甚至没有了。就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开和秘密的发布了命令要把法轮功清除干净，媒体几乎见不到报导。最近三年，中共发布命令不能让任何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出村，出镇，这样的责任已经落实到最基层的官员。在互联网上顺手一查，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可是西方的媒体很少报导。
有意淡化中国人权
1999年9月28日，在中国的法轮功被镇压时，维亚康姆的雷石东在上海参加时代华纳主办的会议，该会议由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做主题发言。
丹尼•谢克特先生这样记录着，“为了取悦北京政府，雷石东呼吁美国在报导中国新闻要自我克制。他说，媒体应报导真相，但要避免对外国政府’不必要的攻势’ 。媒体公司必须意识到我们经营所在国家政府的政治和态度……新闻的完整性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经营生意的国家以一种不必要的进攻方式来完成。”而就在这个会议时，中共明目张胆的审查了“时代”杂志。这只是雷石东单方面向中共的示好缓和而已。 【42】
人权在媒体企业的发展规划上不占据重要位置。人们不得不佩服丹尼•谢克特先生的洞察秋毫， “不幸的是，当西方新闻媒体把他们的生意机会至于新闻职业责任之上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对法轮功的报导，“已成为通讯的悲剧：中国不能听到本国公民的申诉，而世界媒体不听（正在发生的事实），或作出严肃的承诺来报导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持续发出的呼声。仔细读读对法轮功的报导，很容易地看到，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没什么两样。”
盘卧在人们心上的巨蟒
这里的“巨蟒”是藉用林培瑞先生“中国－吊灯里的巨蟒”中的概念，因为这个说法非常生动的描述了中共在人们心中的准确形象和引起恐惧的状态，还因为这现在成了外国人心中的恐惧。林培瑞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审查机构不像吃人的老虎或喷火的巨龙，而是更像屋子中间的大枝形吊灯里趴着的一条巨蟒。一般情况下，这条巨蛇静静不动。它不必动。它觉得没有必要去明确它的禁条。它默默地传递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每个生活在巨蟒阴影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地，相当’自然’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前苏联推行斯大林的’灵魂工程’的设想，而在实践中，前苏联的做法远不如中国共产党在心理工程上取得的成就。多年来，这种威吓只是针对中国公民。但现在已经波及海外。
“外国汉学家也受到影响。例如，在1999年，法轮功事件发生以后，一家重要美国新闻机构邀请一个在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做一次电视访谈。这个学者是个美国白人。他拒绝了这个邀请。他不想公开讨论一个敏感政治话题，怕失去进入中国做实地调查的机会。他知道那些不讨中国官方喜欢的外国人可能会遭到拒发签证的处罚。即使被允许进入中国，也会在进行访问和查看资料时受到拒绝。他并没有受到特定的威胁，但他完全自愿地选择屈从于影响海外中国人的那些普遍而模糊的原则。” 【43】
中共不顾自己具备所有邪教特征，反用大量邪教的名称套在法轮功头上。西方媒体报导中也多半自觉不自觉的采用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术语“邪教”，因为他们对法轮功不了解，而且对中共有畏惧。
林理善先生的统计表明，西方媒体在处理法轮功和中共回应对方的批评上，法轮功得到相应的机会是17.9％；中共得到机会是50.2％，中共得到的高出两倍。在内容上，中共抹黑法轮功的主要论调是修炼者拒绝药物或自杀；而中共被指控的则是信仰者都被折磨致死。可以看出，媒体提供给中共的机会，是让中共为自己的残酷镇压辩解。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称法轮功对自己构成危险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来源的证实。相反，中共对法轮功的酷刑和杀害，已经由多个人权组织，以及每年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的报告证实。然而，记者们几乎从来都直接引用中共没有证实的说法，但援引法轮功学员被折磨的情况时，经常添加一个词汇，“据说”，把事实表述成飘渺的东西。
和政界一样，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共怕自己垮台，西方政要就说，中共如果垮掉就是世界的黄祸，因此西方各国政府的责任是帮助中共扶持着政权。
中共惧怕台湾独立，说“一个中国”，即中共的中国，西方政界，学界，都主动用中共的说法规范自己。林培瑞先生说：“多年来，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对于一个汉学家来说，要是想直接地和中国政府宣称的’基本原则’相对立，莫名其妙地总要产生一种很强硬的心理障碍。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研究当代问题的汉学家中，’台湾独立’这个词本身就都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含义。同样地，讨论人权也要小心翼翼，不要触及中国政府的’不要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跟海外的中国人一样，那些长期以来牢牢谨记这些禁忌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最终自然地接受了它们。违犯这些禁条不光会显得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禁锢起初并不是文化的，而更是政治的，而且是在政治上’党’性很强的。”【43】
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中共对信息，尤其是镇压情况和信息的封锁，造成国际社会对发生的事情不全面了解，这也是真实存在的。象BBC的记者Rupert Wingfield-Hayes因为追踪法轮功事件而被跟踪，关押，甚至遭到肉体上的攻击。
一个有良心的记者可能对会见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有更多的疑虑，受访者的生命会因此遭到极大的威胁，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们会见外国记者，因而被拘留，拷打和杀害。
媒体无法进入劳教所，集中营调查迫害情况。唯一的机会是中共可以安排的参观监狱的时间，那时媒体人员看到的都是被酷刑折磨恣意摧残后强迫作出的笑脸和姿态。
盘卧在人们心理上的巨蟒也要出窝的。 “例如，2007年11月，中共外交官对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抱怨，致使该公司取消已安排时间播出的法轮功迫害纪录片。其他媒体都遵循中共的引导，用更微妙的方式，假装这个宗教迫害的拘留和酷刑有两方面的故事似的。”【44】
彼得•曼瑟瑜先生讲述了他的经历，“从2009年至2010年，在我为华盛顿邮报撰写关于法轮功的专题文章时，认识了（法轮功学员）凯棱，杰瑞德和庞靳。很快中国大使馆知道了这个情况。这个写作就被毙掉了。” 【44】
华盛顿邮报经常刊登中共多篇幅大版面的广告，一次数页，包装成华盛顿邮报类似的版面，以假乱真。华盛顿邮报的网站上还有中共媒体的直接链接。正常做生意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共利用该报地处美国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用广告堆砌它希望的政治形象，用金钱购买其政治上的合法性。华盛顿邮报有求于中共钱财的心会不会使邮报的老板们在商业•金钱的机会面前，丧失媒体原本有的职业道德？上边事例提供的答案是很明确的。
主动配合，自我审查过滤
媒体专业人士都清楚知道，法轮功是今天中国最忌讳和敏感的题目之一。记者告诉林理善先生，他们有“灯火管制”的政策——不触及法轮功新闻。记者和编辑也可能自我选择远离法轮功的迫害事实，出于许多个人的考虑，诸如失去采访政府活动的机会，受到骚扰，或被吊销签证。在企业层面，传媒集团正在寻求进入中国市场，希望看到他们的网站在大陆畅通并发展合作项目。他们知道，一个有关法轮功的故事，可使他们的杂志从中国书报摊消失，如发生在“时代（Time）”杂志身上的情况，或者他们可能会被停播，如发生在英国广播公司身上的情况。
因此一些媒体或记者主动采用中共的原则过滤新闻报导，放弃新闻职业道德，成了中共的配合者。
第五节 商业道德的沦陷
国际投资银行帮助包装
1997年以来，西方主要投资银行违背通行的运作原则，帮助中共垄断性质的国企在海外上市所进行的包装和运作，可谓费尽心机。
在此之前，按照国际标准，没有几家银行会看上中国那些濒临破产又小得可怜的公司。 1992年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募得八千万美元，当时已经觉得是破天荒了不起的成绩了。华晨虽然不起眼，而就像华晨这样能勉强满足海外上市条件的公司当时在中国也找不出几家。
然而，西方一些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看准了像中国这样没有充分发展的市场，对它们是最好的。他们看好中共政府对国际资本的渴求，同时中共一手遮天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对国企任意组合切割的能力，呈现给他们的是一幅幅财源滚滚的机遇图。于是，这些银行家们利用他们掌握的一整套关于法律和财务方面的知识和技巧，伙同中共的各级政府官员以改革中国国企的名义将那些几乎一钱不值的企业进行重新合并组装，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番财务上精心的包装，一夜之间这些中国国企竟变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发展前景无限，足以让人馋延欲滴亮丽的美天鹅。他们的具体做法说出来可能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就是把各地方省市零零散散的小公司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家看起来像国际规模的大公司，至于有没有过去的业绩可循，有没有什么未来发展的规划，公司的实际价值多少，在西方国家可能是根本逾越不了的关卡，在中共那里就算不上问题，剩下的只是银行家们包装的本事了。就这样，一个个全新的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公司被端到海外市场上了。
1997年10月，尽管亚洲正处在金融风暴的肆虐之中，中国移动通信（China Mobile（HK）Co. Ltd.）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一举募得45亿美元的巨额现钞，当时，不仅在海内外市场引起强烈震动，就是江泽民及其所属的中共高官们也是在目瞪口呆之余而喜出望在，终于有了一条不费吹灰之力而又能暴富的生财之道了。当然，在这过程中，高盛等的银行家们与中共高官们的家属乃至亲朋好友也都赚得盆满钵满，个个喜笑颜开。光是承销费一项高盛等投资银行就赚了2亿多美元。如果当初中共对那些“毛遂自荐”而来的国际银行家们还有些许顾虑的话，现在早已是江氏中共的座上宾了。连后来江泽民作传都是去请高盛的银行家库恩。
有了中国移动海外募款初次的成功和经验，中共更是豁口大开，铆足了劲地与国际银行家们粘在一起，大举进军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两年后，中国移动又一次进行配股和增发新股融资，募得328亿美元天量资本。
之后的几年中，中共又如法炮制，将几大坏账累累的国有银行进行上市改制，剥离坏账呆账，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协助下，一次次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巨量现钞。
颠覆自由经济的道德实质
中共通过“出让”自己控制的国企一小部分股份获得了巨量来自海外股民的资本金，以部长级官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任第一把手的央企和银行等垄断企业，将上市融得的资金以红利方式上缴财政部。在其鼎盛时期，起到对内排挤私营企业、压制竞争的作用，对外则威胁西方经济、金融和国家安全。而由于其效率低下，每过三五年需要再次向资本市场融资，再次这样下去，海外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如同卷入了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什么时候资金断裂，什么时候投资也就化为乌有了。
这是典型的体制变味，变质的做法。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经济本质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但是这种本质是个人要对自己负责，要承担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现在这样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并损害海外投资者利益的做法，颠覆了“自由”的意义，因为这种“自由”把别人掠夺了，侵犯弱势群体，没有秉承道德的价值。
可是损害他人反过来会损害自己，比如，中国那边实行的奴役制造成奴工很便宜，人权状态低下，其他正常商家无法与之竞争，但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就没了工作和就业的机会。最不道德的地方是，资本家的不本分行为在这里伤害的是美国民众的利益，伤害的是美国的国本。
个人在这一阶段中，把几百年自由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财富变到极少数私人口袋里，染上不道德的品质，替顾客服务的人损害顾客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私变成了贪，就会为利益驱动，不顾他人。全球经济化中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国际投资银行为代表，国际商品流动以跨国公司为代表。如果这些金融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因为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利益，陷入贪婪的泥潭，被中共拖入共毁的陷阱，那么他们将写下全球经济化中最阴暗的一面，将比其它任何人更有效地葬送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和至今为西方人民所推崇的自由价值观。
没有这些高盛等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们的协助，中共绝无可能有今天这般经济底气在国际市场上“耀武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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