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8日讯】贪战的结果是“共毁”。
他要你贪才行。你不贪，他什么都干不了。
——题记
第一节 中国“经济崛起”的道德挑战
如果用给现代西方自由经济量身定做的统计和研究方法来衡量中国近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似乎是在快速发展，甚至呈“崛起”之势。但如果透过数字的迷雾，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已经和将产生什么样的全球层面的社会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直面回答可能会顷刻间摧毁那些由表面华丽数字拼出的经济盛宴。
西方经济发展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西方经济发展及理论一直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这不仅体现在每一个原始到“物物相易”（barter trade）的交换都要求公平，对等，更表现在当代宏观经济的管理，调控都强调透明和公益性（social welfare effect）。可以说，从税收，资金市场监察，审计，直至反映“公平竞争”的反托拉斯法，民主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功能是保证每个参与者有公平的竞争机会，而且被同样公认的游戏规则所规范，即所谓的“公平赛场”（level playing field）理论。西方这种经济理念，如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代表者哈耶克（Hayek）所充分表述的，是和西方“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之后对人性的尊重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它认为经济活动凝聚了“自由”和“选择”等近代西方恪守的原则。
很值得深思的是民主经济体制的道德性着重过程的公平，透明，人性化，并不在意以GDP为主导的综合结果。相反，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依赖“中央调控”(central-planning)和“政府介入”(government intervention)所制造的“繁荣”是危险的，专制的，因而是不道德的。此观点的代表作是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经典名著《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书中，他重点剖析并批判了创造所谓经济辉煌的纳粹德国，并对战后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和具专制性而表示深切的担忧。
现在，统观全球经济，人们不能不为哈耶克的远见卓识而折服，也不能不为以自由市场为导向和主体的世界经济格局陷入专制或“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陷阱而扼腕叹息。的确，从2008年几乎将美国压垮的金融危机直至现在还在发酵中的有可能一举摧毁“欧元区”的欧债危机，欧美经济危机四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以至于最近的“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主题之一，即是“西方市场经济是否已经死亡”。更为可怕的是，西方政经界虽然普遍认识到这次危机对于自身的生死攸关，但却对它的来由直到现在还没摸到门。不但对危机的根源和性质集体“找不着北”，有的甚至对所谓的“中国模式”膜顶崇拜，认为是另辟蹊径。
中共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已经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真的是能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仙丹妙药吗？西方经济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是自身的，还是外在的？为什么危机的深度，一方面只有因西方经济上层建筑的稚嫩而造成的20年代“大萧条”可以相比，另一方面却恰恰出现在中共经济和西方完全融合，不分彼此的今天？究竟中共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世界的格局和发展有什么启示呢？
1．“改革开放”是命悬一线的中共政权的救命稻草
文革之后，中国经济满目疮痍，其GDP在全球的比重也降到了中国历史的最低点，连中共自己也承认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形势下，中共党魁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来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共政权。事实上，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固两个选项中共会作何选择，江泽民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已经作了血淋淋的回答。对给国家政府带来巨大好处，节约大量民生医疗资金，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升中华道德水平的好处，全然置于不顾，把中国拖入万丈深渊。
在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后，经济作为成了中共唯一的救命稻草。
2．中国加入世贸是绑架西方的开始
如果一个有心的研究者从中国后文革经济的宏观数据中勾勒出其时间序列，一个明显的拐点会是2001年。此前的中国经济象是身负重担的骡马上坡，被三角债，国地税，和发达国家及关贸协定（GATT）的贸易战，国企转型等等一系列问题压得喘不过气，而近十年的中国经济从表面看则象是换上了一套宝马发动机。人们常说，“不破不立”；近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直在大喊“只破不立”。随着原有的全民经济体制被打破，类似发达国家和“苏东解体”后发展历程中的有序的，系统的，全面的私有经济体制和法律的建立被无限期的推迟或有意地进行空洞式，简单体，概念化地模糊处理，使人彻底地被体制，或“没体制”搞晕，丧失对其基本的信心，依赖和认真。
放眼看去，在“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知所云，敷衍了事，甚至自相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洞标语下，中共进行的是一场通过经济来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无限期博弈。试问：中共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有余，有一张时间表吗？从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到“王安石改革”直至“张居正改制”，到欧美的“柯伦威尔改革”和“罗斯福新政”直到今天的“奥巴马医改”，哪一个像中共这样永远改下去呢？没有目标，监控，计划的改革实质是画在天空中吊全体中国民众和西方被蒙蔽人士胃口的一张大饼，一个藉以苟延残喘的“保命契约”，恰如一个三十年来每天都杀人的罪犯每天也同样公布一张“改过自新”的保证。自2001年10月起，这张契约中又新增了一个条款，使中共在与西方自由世界的终极价值理念冲突中获得了一个类似“护身符”的筹码。这个筹码的重要性对中南海的掌权者是不言而喻的：十年后，一个在“人民大会堂”的盛典以中共独有的方式记录了他们内心的窃喜。是的，“入世”，一个已经过时的时髦词汇，给已经无以为继的中共带来了生机，却给当时蓬勃的西方经济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由于中共的改革不涉及“政改”，而江泽民的无能更是造成国民经济的支离破碎。这一切直接导致90年代末中共在银行，税收和其他方面的全面危机。当时国有四大银行的坏账均超过一半，迫使中共通过开出开放自己“广阔市场”的空头支票和西方经济绑在一起来度过危机。十年过去了，西方政经界突然发现一个曾经极具诱惑力的十亿人的市场只是虚幻的泡影；沉重的金融剥削加上各式各样从房改，教改到医改的巧取豪夺，伴随着国家对公民提供基本福利责任的彻底丧失，使年年喊的“拉动内需”成为天方夜谭，更不要说刺激老百姓购买价格昂贵的外国产品。
事实上，中共真正看重的不是与西方公平合作，互通有无的机会，而是能够给其充血的资金，技术，以及和国际垄断资本一起奴役国人的分红。
2012年初，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了对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文中观点很大程度反映了西方主流智囊对中共“入世”十年的盘点，即在这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自由竞争性非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增加，相反却大幅下降。这体现在虽然大型国营企业的总数由原来的五千家左右下降到只有三百家，但按工资数只雇用8%劳动力的国企却在GDP份额中重新恢复到50%的水平；而先前在邓小平时期有显着增长，雇用大量劳动力的民营企业却在资金缺乏，沉重税负和各种由政策管制带来的隐性成本的打击下呈萎缩状态。至此，由美国前总统柯林顿提出的，通过“中国入世”来孕育其私营经济并最终实现市场甚至政治体制自由化的考量，宣告彻底失败。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在其近一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调查报告中曝光了设在四川成都全球独家生产苹果iPhone和iPad的“富士康”工厂内部惊人的剥削和迫害。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每周工作6天，但仍在休息日和女朋友有约一起看戏的情况下被叫去加班。他的工作职责是在满是铝粉的车间监督工人用铝纸打磨苹果手机的屏幕。悲剧发生了。当候在剧院门口的女朋友再次听到她男朋友的消息时，粉尘指标严重超标的打磨车间已经发生了爆炸，而她的男朋友正在病床上呻吟中熬过短暂人生的最后时刻。美国大众对此报告一片哗然：顿时，在生意场上借助智能手机利润如日中天，在股市中光芒四射的苹果公司成了千夫所指的公敌。可是，与此同时，在故事的发生地，却是沉寂一片。也许，那里民众的神经已经被此前同样发生在“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刺得已经麻木了。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共政府在哪里？做了什么表示？
中共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破坏了已有的公平的国际贸易法则，使国家干预甚至操纵成为必然，恶化了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西方自由经济学说从18世纪亚当斯密开始就树立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这种理论和之前流行的“重商学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在发挥每个贸易伙伴自身优势的前提下的互惠及互通有无之原则，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而后者之所以被摒弃也正在于其囿于狭隘，不可持续性的通过保持贸易顺差，牺牲其他贸易伙伴利益而带来的畸形财富积累。西方对中共入世的积极态度最初来自其对国际贸易法则对中共约束力的幻想和对中国虚幻的“广大市场”的垂涎。而中共在入世后，不但继续通过赤裸裸的国家干预对诸如金融，能源，电信等核心市场进行保护，更是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出口退税”等变相国家补贴的方式大兴“重商主义”来取得对西方讨价还价的资本，减轻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迫害的压力，并腐蚀，拉拢西方政客，学者，媒体为其独裁统治站台。
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在苏东解体，民主自由之风在全球成为主流的环境中，放松了对极权统治最后的堡垒–中共的警惕，不但任其坐大，还出于自身短期或党派利益的需要为其输血，使中共这个早已成为僵尸的历史垃圾能够在89巨变发生20年后的今天仍然奴役，挟持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成为支持全球一切极权，恐怖，反人类组织和政权的总后台，构成对世界和平及自由力量的最大威胁。表面上看，中共通过类似为Walmart等企业提供廉价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约了几千亿美元(2011年中方估计为6千亿美元；西方学界估算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并使美联储有足够空间完成其原本不可完成的同时保持低利息以促发展和低通胀以稳物价民生的任务，但美国和整个西方在此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甚至自杀性的。
此外，西方幼稚地希望通过中共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加速其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最终带动其民主化。但从最近“湖州万人抗税”【1】和“温州老板跑路”【2】等事件反映出的现实却是民企作为中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利润最高，生命力最强，雇用人数最多的版块却在税收，贷款等最能体现政府扶持的方面受到压榨和刁难。与此同时，国营企业打着“上市公司”的牌子无偿从国家获得大量土地，低息贷款及由随意做会计假账而带来的低税收和低分红的特权。据估计，中国最大的121家国营企业的资产总值从2002年的3千6百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2
9千亿美元，其中增幅最快的阶段恰恰是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也就是“4万亿救市计划”实施期间。而在2009年中国国有银行贷出的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的款项中，85%流向了国企。
中共所倡导的“北京模式”表面上看只是继承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衣钵，走着德国，日本，韩国的老路，但其本质是不同的。由于中共政权顽固的独裁和专制特性，其所代表的“国家”和西方所理解的，或普通意义上的涵义有很大区别。譬如，在现有的中共“领导人”当中，有17名同时兼任“国家级”大企业的老板，而在中共中央委员当中，有27名是商界领袖。中共一党专政的现实给与这些“红顶老板”近似无限的权利和资源，但同时却近似剥夺了社会，或真正的“国家”，对其人的任何公束力，使“北京模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最新，也是最极端的变种。
西方著名记者，中国问题专家Richard McGregor在描述这些“红色权贵”时指出，中国50几家最大的公司老总在他们放在办公桌上的Bloomberg终端和家庭合影的旁边，总是有一台直通中南海的红色电话机。也许，以协助镇压“六。四”而闻名的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的官场经历给外人如何理解McGregor的这句话提供了生动的注解。2008年6月3日，“六。四”惨案发生20年之后，新华社发稿宣布李小鹏“辞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的职务而出任山西省副省长。这份任命宣布的时机是否是选择性地具有嘲讽全体中国民众的意味我们未可知，但一个在正常西方选举体制下起码需要两年（成功率不定）的从企业老板到高级公共官员的转换，在一纸新华社电讯或党内“红头文件”中即刻得到认可和实施，使人们对于诸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管理者收购”等充斥中国的西方市场经济舶来名词的真实性或含金量有了自然，感性的认识。
中国“入世”的十年中，北京钻空子，耍无赖不开放市场，使“太子党”掌控的国企能攫取巨额利润，利用“金融剥削”摧毁性地削弱民间实际购买力，大力扶持“党产”国企，制造房地产，高铁等泡沫经济来敛财，通过外资，外企，外贸把中国经济牢牢地和西方经济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西方经济危机是中共输出的道德危机
奥地利学派始于1871年Menger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之后在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以哈耶克和von Mises为代表而占据主导地位。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建立在自由市场机制在收集，传播和评估信息方面对经济整体的无可替代功能。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机制：
（1）企业在创业（entrepreurship）阶段的决策在整个市场运作中尤显重要；
（2）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孕育和专业分工的成长，资金市场在市场决策中成为主体；
（3）国家对资金市场的干预极大地增强了其战略地位，并促成大型银团的出现和使通胀性的货币政策成为必然。
反思西方2007年以来的，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的成因，人们不禁会对以上奥地利学派观点的预见作用而叹服。事实上，对当代蔓延全球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潮和体制，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更加振聋发聩：金融界大型银团的出现和随后产生的通胀性政策，严重违背了例如创业家等主要经济利益体对市场稳定和理性的根本要求；因此而产生的震荡造成了价格体系中的广泛失调。以下一些基本事实可能会帮助读者充分明了以上观点对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的结构变化：
1．从1973年至1985年，金融界的整体利润在全美工业界的比例没有超过16%。这个数字在1986年达到19%；在90年代达到战后新高，徘徊在21%和30%之间。进入21世纪后一直在41%左右。此外，金融界在美国GDP的份额在1960年只有4%，但2007年达到8%。
2．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类似中国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属于严重国家干预，而其随后的每次高达6千亿美元的数量宽松计划和从格林斯潘始的长期低利息政策都是具有通胀性的。
3．美联储，华尔街，“两房”等银行贷款机构成为调节市场和决策的主要杠杆，违背了小型私营业主和研发机构等市场主体的利益。
4．席卷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都是由于包括房产在内的“财产泡沫”等由上述政策引起的价格失衡引起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并不局限在对市场或经济的量化反应，更体现在对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摧毁性腐蚀作用。从美国金融海啸的成因分析，有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首先，华尔街银行的“利润私有化，亏损公共化”的赚钱模式使其沦为类似中国国企的社会寄生单位。从“中投公司”对摩根•斯坦利的投资及高盛和摩根两家巨擘分别同北京和杭州市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可看到一些端倪。
第二，华尔街自九十年代大力扩张赌博性质的，非避险性的金融衍生产品，极大加剧了市场的震荡，损害了普通投资者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经济和华尔街以致于美国经济捆绑在一起，中国依靠操纵汇率，低廉劳动力以及非人道劳工环境而赚取的大量外汇源源不断地返流回美国，为这种投机提供了资金土壤。耐人寻味的是衍生产品市场的腾飞恰恰和中国加入世贸有惊人的巧合。【3】如果以2001年6月作为基数100观察全球衍生产品总值和财富比率，这个比率自那时起在短短6年中一路攀升至2007年6月的520，而三年前的比率却是75，且在此后三年中有跌宕起伏。这难道仅仅是简单的巧合吗？
第三，有人把美国最近所经历的金融海啸归结为“华盛顿+华尔街”轴心沆瀣一气，相互勾结，操纵市场的恶果，从经典的奥地利学派的角度分析也不无道理。如果对比中国的“国企文化”，似乎相似性更加明显。华尔街派出自己诸如鲁宾，包尔森等从高盛走出的代表出任财政大员，废除“大萧条”时代定下的为避免危机重演的Glass-Steagall法案，使华尔街投行成为不停吞噬投资和纳税人钱财的老虎机，这与被称为“怪兽”的央企本质上何其相似。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虽然奥地利学派明确指出这种泛滥全球的“国家资本主义”，因其通过违背人性的国家意志代替活力四溅的企业家精神而践踏了神圣的个人自由和选择的权利，中共在21世纪加入这场游戏之后使其遇到了空前的道德危机。
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位的。“苹果”电脑的利润和“富士康连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有人说这种危机标志着西方道德体系的坍塌，因而由其引起的贯穿欧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影响的标杆。显然，经济影响可以量化，但这种损失虽然巨大，它象楼市有起有落一样长期来看毕竟可以补救；这种弥漫西方的道德危机所带来的真正影响可能恰恰如道德的定义而属於潜移默化的精神范畴，代表着整个西方深层的堕落或腐蚀。
4．正确认识中共和其经济实质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
是凡对经济学稍有兴趣的人都知道此学科的奠基人应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而他集其一生所学而作的《国富论》永远是经济学圣殿的瑰宝，具有无可比拟的现实意义。但很少人知道亚当斯密一生有两大巨著：另一部是身后才发表的《道德情操论》。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人们询问今年3月2日去世的，被“华尔街日报”社论誉为“美国百年来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詹姆斯•威尔逊他一生最推崇自己的哪篇著作时，威尔逊毫不犹豫地答道，“是《道德感》”，一本1993年才出版的书。在书中，作者明确表示，虽然人性有很多缺失，但其根本的特质仍是“找到一种赞美他人和获得他人赞美、追求公平交易也追求做好事、追求利益也追求荣誉的欲望”。
显然，如果以威尔逊的这段话来衡量外表光鲜的中国经济，难免给人以南辕北辙的感觉。或许，正是中国经济及整个体制的道德缺失甚至危机促成了其今日的“党进民退”，贫富不均，。
亚当斯密和詹姆斯•威尔逊都显然不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成员，但他们和哈耶克一样，给人们的忠告是如此的一致，明了，基本，而且重要。试想，如果美国房市次贷在华尔街大行其道之时，相关人士能够遵循威尔逊之“追求公平交易也追求做好事、追求利益也追求荣誉的欲望”的警言，随后的危机还能如此深重以致于美国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吗？
第二节 外商在中国的道德沦陷
当邓小平在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时，西方资本对进入中国市场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对中国的不了解当然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投资环境到底如何、劳资关系如何控制、社会是否稳定、政府是否可以信任、中共对人权的剥夺和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等等等等，使得西方大公司谨慎小心。港澳和东南亚的公司，尤其是华人公司率先淌水。等他们捞到了大桶大桶的金子，西方公司再也憋不住了。他们将自己的顾虑抛之脑后，跳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公司的企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在黄金或是绿纸（美元）面前，已经变得苍白无力，甚至是荡然无存。
许多外商在中国确实挖到了“金”。但为此，他们也失去了“德”。这种代价是相当沉重的，尽管外商们并不一定马上就能意识到。外商们的道德下滑是逐渐一步一步发生的，所以有些外商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外商在中国的道德沦丧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传统的腐败”，如赤裸裸的美女、金钱贿赂到“别出心裁的腐败”，如“旅游”考察、家人出国或留学、赞助优惠等等，从“视而不见”的道德缺失，如奴役劳工、污染环境，到公然的“助纣为虐”，如协助中共进行网路封锁、人权迫害，等等。
客观地说，江泽民并没有制定一个 “腐蚀堕落西方企业”的周密计划，依其能力，他也未必真正能提出这样的治国方略来。他只是延续了他的“以恶治国”的招数，抓住、利用了商人在人性上的最大弱点：贪。通过向外资让利的方式，他将中国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将外资吸在了中国的市场上。同时，他在中国造成的制度化、系统化、全民化的道德败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染缸。不论西方企业原来是什么颜色，一进入中共的这个大染缸，马上就“近墨者黑”了。这确是外商在进入中国之前所始料未及的。
迅速适应“中共特色”：官商勾结
当外资决定进入中国之时，精明的商人们首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很快就把握住了“中国特色”：作为一个外资企业，要想在中国立住脚，必须有一定的政治“保护伞”。这“保护伞”可以为其开启许多正常途径下不易开启的大门、搞定各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复杂关系、甚至制定有利于外商的政策制度。
这种“保护伞”的建立除了直接向相关的中国政府官员行贿之外，也有不少是通过这些官员的亲戚的“曲线救国”。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很多高官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了不少这种“太子党”，增加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成功系数。西方大金融公司，更是希望“太子党”们能在其父辈们的荫翳下，帮助公司获准承销国有公司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项目。仅举几例：
冯绍东（Wilson Feng），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女婿：曾任美林（Merrill Lynch）中国区主席。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承销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的项目， 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冯绍东的作用不可小视。
朱云来，朱镕基之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总裁。该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占大股，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占三成四，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占百分之七点三五。中金在朱云来主持下，已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有消息说，朱云来年收入2006年有一千万美元，2007年增至 一千七百万美元。
任克英，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之女，已故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媳: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工商管理学院。在美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工作七年，升至高级董事总经理；2001年8月转任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现称花旗环球金融（Citigroup Global Market））中国业务部主管，为花旗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之杰（Jeffrey Zeng），副总理曾培炎之子：毕业于日本长崎大学，是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曾在三菱商事和香港中信泰富任职。
当然，只有世界顶级的企业集团和金融公司才有雄厚的财力来锁定中共高官的子女们为其打通门路，其他级别的企业则退而求其次，和地方官员或工商金融系统的现官结盟。在此仅以薄熙来为例。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降低条件，提供三年免税和廉价的土地，吸引了许多外企在大连开发区落户，包括对环境进行污染的日本大青金属、北村阀门企业等。这些外企老板与薄熙来及地方高官来往密切，最大限度的榨取工人血汗，赚了大钱。薄熙来等则为外企老板们“保驾护航”。为了监控不满的工人，薄下令在开发区五彩城设立了几百个摄像头，他对记者开玩笑说，谁在墙根撒尿都能看见…生产印表机的日本独资企业斯大精密有限公司的工人因为不满待遇和无端解雇而罢工了一周，薄控制下的警察和官办工会站在外商一边，软硬兼施，又打又骗，终于把工人的维权力量分化瓦解了。一家生产微型马达的万宝至马达，规定工人上厕所的限制时间，还按照工人表现，强行给工人们戴上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帽子。许多工人不能及时上厕所因而得了肾炎。另一家小型企业的女工经常被日本经理要求陪酒上床，如不从就被辞退…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告时，她们说，上哪告啊，老板都聘薄熙来老婆（谷开来）当常年法律顾问，我们要告能赢吗？ 【4】
这种 “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环境加上中国本身日益下滑的道德观，使得中国成为“洋腐败”滋生的热土。“中国经理人在线”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外资腐败案件从2000年开始直线上升，仅2003年国外公司涉嫌贿赂有关的腐败案件达到1500余件，比前一年增长20%。【5】《法制早报》则在2006年报道：安邦集团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近10年时间里，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贿赂的事件一直在不停地上升，中国在仅10年内就调查出了50多万件有关跨国腐败的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6】
传统的腐败
外商对中共官员的贿赂传统方法主要是金钱贿赂和性贿赂。
西门子被认为是德国最受尊敬、欧洲最大的工程制造业巨头。2006年11月15日，德国司法部对西门子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进行了突击搜查，包括CEO柯菲德的办公室以及部分员工的居所，拘捕了数名西门子员工。德国检方确认的涉案金额达2亿欧元，而西门子内部审计的结果则称，可疑资金高达4.2亿欧元。
美国也对西门子采取了调查。美国证交会(SEC)的报告显示，西门子公司在2001年至2007年间向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至少行贿4283起，总金额约为14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在华项目。有9家中国公司被牵扯进西门子贿赂案。其中一家收取现金金额高达600万欧元。其余则从几万到几百万欧元不等。
在美国和德国的压力下，西门子向各国提交了受贿人员的名单，这一名单也同时呈送给了中国政府。然而，就在中国政府得到这一名单后，却如临大敌。因为那名单包括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家属。如果报道，可能会引起北京地震。因此，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亲自下令，所有媒体可以对西门子在中国行贿的丑闻进行报道，但坚决禁止提到西门子公司行贿的中方涉案人员。【7】
西门子的行贿丑闻还包括2003年至2007年间，其下属医疗器械子公司向中间人行贿1440万美元，用以向5家中国国有医院出售总额高达2.95亿美元的医疗设备；2002年至2007年间，为获得7个总值超过10亿美元的地铁工程合同及华南地区两个总值约为8.38亿美元的电力高压传输线项目，向中间人提供了约5000万美元的经费用以打通各个环节。仅据已披露的这些数字，就不难算出西门子在这几桩“买卖”上“收益率”有多高。【8】
2009年底，中国移动的“西门子”腐败事件又浮出水面。中国移动原副总裁张春江、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四川基地负责人李向东等相继落马。其中，施万中在任安徽省移动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西门子通讯业务提供了诸多“帮助”。西门子则通过一家境外公司，向一家安徽咨询公司支付了高达500万美元的“咨询费”。而这家安徽公司的注册人为施万中的妻子，实际控制人为施万中。施万中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8】
“洋贿赂”在中国多如牛毛
戴姆勒公司（宾士母公司）: 该公司于2010年3月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在22个国家行贿。法院公布的文件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公司员工至少花费417.39万欧元行贿中国政府官员。【9】
IBM中国：美国证交会指控IBM中国至少114起行贿案，对其课以千万美元罚款。1998年至2009年之间，IBM以提供跨国旅游、娱乐、礼品及现金酬劳等形式向中国、韩国部分官员行贿，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贿赂法》。其中IBM在中国的两家全资子公司，即IBM（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IBM全球服务（中国）有限公司的中国区两名主要管理者及100多名员工参与其中。【10】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2012年4月26日，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前中国区负责人彼得森（Garth Peterson）在美国认罪，承认为自己和一名中国官员谋取数百万美元贿赂。彼得森将被处以近370万美元的处罚和永久禁业。彼得森在2000年加入了摩根斯坦利房地产投资基金，主要负责上海市场业务。他在中国拥有一个人脉极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与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高官的子女关系密切。【11】
德普（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披露，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企业德普公司天津子公司从1991年开始的11年间，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现金，用来换取这些机构购买德普公司的产品，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这家企业最后被美国相关机构以违反“反商业贿赂法”处以479万美元巨额罚金。
可口可乐：由可口可乐参股的该公司亚洲最大瓶装厂和销售公司——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申美饮料)市场部相关人士涉嫌受贿千万元人民币。行贿方是国内广告商等。申美饮料市场部主要负责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广告投放、促销品安排等，每年的市场费用上亿元。【12】
RAE Systems：总部设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及矿物勘探器械公司RAE Systems，向中国官员行贿170万美元，以换取与中国政府机构间的贸易订单。【13】
艾利•丹尼森（Avery Dennison）：全球500强之一、美国首屈一指的不干胶标签材料生产商艾利•丹尼森公司因向中国地方官员行贿而被美国证交会起诉，并被处以2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2004年至今，艾利•丹尼森中国公司安全反光膜部门通过聘用无锡市的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前工作人员获得两项巨额订单。【14】
美国控制组件公司（Control Components Inc.）：2009年7月31日，美国控制组件公司承认在36个国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官员和雇员行贿约236次，并将接受高达1820万美元的罚款。 根据美国司法部网站的公开文件，CCI行贿的中方企业有中国石油、中国石油物资装备公司、东方电气公司、中海油、华润电力等多家重量级国企。【15】
行贿也不只是从外商流向中共官员和企业。也有逆向的。2009年沸沸扬扬的“力拓间谍门”事件就是一例。有专家估计：力拓的经济间谍在过去6年里，利用获取的中国钢企内部信息，迫使中国钢企在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7000多亿元人民币的代价。【16】
与此同时，对力拓案的庭审中也披露了一份多达20家、涉嫌向力拓原员工行贿的中国企业名单。力拓案三主角之一的葛民强（力拓原驻上海代表处中方雇员)曾帮助中国大型央企中国中化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中化国际购买铁矿石。作为回报，中化国际向葛民强提供212万元人民币及43.7万美元的咨询费。而力拓案另一三主角之一的王勇（力拓原驻上海代表处中方雇员）则从民营钢铁企业日照钢铁拿到900万美元以及300万元人民币。2006年 至2007年间，王勇与时任日照钢铁董事长的杜双华共14次在同一时间出入香港、澳门等地。【17】
中石油的“AV女优门”是外商性贿赂的一件巅峰之作。AV女优是日本对色情电影的女演员的称呼。外商在此过程中所使用的日本AV女优的性贿赂手段为全球独创，因此被称为“AV女优门”。
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石化）是中石油在成都的彭州投资380亿元人民币新建的一个集炼油和乙烯为一体的大型石化企业。该项目中的关键设备上百台色谱仪的招标却令人匪夷所思。2011年6月，总承包商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惠生公司）主持了色谱仪的招标。两家在业内享有盛誉的美国厂商直接参与了投标，而一贯以价低质次闻名的日本岛津公司则是通过北京华尔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华尔达公司）投标。岛津公司的产品不论是质量还是性能都与同行业的美国厂商比起来有很大的差距，该公司也缺乏在大型石化企业，尤其是大乙烯项目中的成功经验。
但很快惠生公司就宣布华尔达公司以很低的价格中标。之后，岛津公司和华尔达公司将用户和总承包商的官员送到日本，用风骚美艳的日本AV女优为这几名官员提供SM（性虐待）、3P（两男一女进行的共同的性行为）和制服诱惑等全方位服务。贪杯好色的夏某回国后在喝多了的情况下几次大谈日本AV女优的美艳风骚，这位生产监测部的副部长曾醉眼朦胧地说：“玩了日本AV女优才算真正的男人啊！”
华尔达精心安排的“AV女优体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参与体验的中方官员在回国后很快就代表各自的公司与华尔达公司和岛津公司签订了一份项目变更协议，在供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大幅度降低了订货合同中色谱仪的配置。【18】
发生于中国商务部与国家工商总局的多起腐败案件，也许能说明外商如何顺应了中国的制度性腐败。2008年8月至11月间，一 条外商投资审批的寻租链条曝光，负责外商投资的各个审批环节都有官员涉案，其中包括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商务部原外资司副司长、中国外商投资 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条法司行政法律处处长杜宝忠、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刘伟。郭京毅供职商务部条法司，主管起草、修订、解释外资法律法 规。这一条寻租链运作得相当有效：郭京毅等人在实务操作上相当纯 熟，为有关公司指明规避法律的路径，并运用其手中的司法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与许多外资公司完成了大量绕开制度审批“交易”。
“有创意的腐败”
外企搞“洋腐败”的手段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跨国公司本身（或在华商会）的“跑部钱进”与“润滑活动”随着外企在中国的经济规模日益增加而有增无减。外企也相应推出各种各样的“富有创意的腐败”方式。如在广州、杭州等地开设联谊机构，融会议、休闲、娱乐与购物于一体，免费向相关部门（官员家属）提供服务与“纪念品”。有些知名外企在中国投入惊人的成本，与国内高校或研究机构合办EMBA班，来自其重要合作伙伴的学员常不需学费即可进修，这种行贿手段看起来相对光冕堂皇。当然，外企更多的是利用其身处海外的独特优势，安排中国官员到国外出访出游、安排官员的子女到海外读书就业、为官员设置境外账户等新式“洋贿赂”。
对此，中国媒体评论，“形形色色的‘洋腐败’案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在行贿手段方面达到了高度的‘本土化’，并早已摆脱老套的包红包和性贿赂路线，转而开发诸如‘商务考察’、‘海外培训’、‘赞助子女留学’等更高雅体面且‘委婉’的行贿途径。” 【19】
美国朗讯公司（Lucent）就是提供这种“高雅体面”的贿赂的一大高手。2004年，朗讯公司迫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压力，对分布于23个国家的业务部门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朗讯科技（中国）公司的行贿问题。从2000年到2003年，朗讯科技（中国）公司邀请约1,000名中国政府官员和电信运营商高管赴美旅游，花费超1,000万美元。仅在2002年和2003年，就有24起朗讯赞助的针对中国官员的旅行，其中至少12起纯粹是观光。朗讯安排的赴美“访问”以“参观工厂，接受培训”为由，参加者前往夏威夷、拉斯维加斯、大峡谷、迪士尼乐园和纽约等地游玩。事实上，到2001年朗讯已经将大部分生产业务外包，因此不可能有供客户参观的美国工厂。
案发后，朗讯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重罚250万美元。朗讯(中国)公司四名高管——公司总裁、首席运营官、销售部高级主管及一名财会经理遭到解雇，原因是涉嫌违反禁止美国公司在海外实行贿赂的联邦法规。此后朗讯中国的营收占公司整体营业额的比例下滑到10%以下，而就在此前的2003 年，朗讯中国的营业额还达到9亿美元，占公司整体营业额的11%，是除朗讯美国总部之外唯一一个营业贡献达两位数的海外分公司。由此可见，以行贿手段谋取到的“业绩”对公司收入影响不小。
另一世界500强之一、曾16次获得美国《财富》杂志“美国十大最受推崇公司”称号的默沙东（Merck Sharp & Dohme，在美国称为Merck）于2004年3月解雇20多名中国分区副经理和医药代表，理由是“假以学术推广的名义报销娱乐费”。一些被解雇员工在投诉信中“揭秘”称，与国内部分药品企业动辄以“给医生回扣”等形式促进药品销售不同，“学术推广会议”几乎成了外资在华医药企业成功的“秘密武器”。默沙东“学术推广”涉及向医院、医生或酒店支付“场地费”、“聚餐和点心费”、“差旅费”、“赞助费”、及赠送各式各样的“礼品”，实质目的就在于影响这些医疗机构和医生对其药品采购和药品处方行为，这与“给现金回扣”一样，正是中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所严令禁止的不正当行为。【20】
道德缺失
当外商开始在中国搞起“洋腐败”时，就放弃了自己的企业道德和社会责任，随之带来了进一步的道德败坏。
千方百计逃税
中共向外企提供的就是经济利益的诱惑。获取最大盈利也就成了外企在中国的首要目的。这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很多外企选择在中国逃税。
1990年代后期，跨国企业逃税总额一年高达3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一直在直线上升。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工作处处长苏晓鲁于2002年说，国内已批准成立40多万家外资企业，其中相当数量的外企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造成账面上大面积亏损，亏损面达60%以上，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21】
很多跨国公司中有专业人才帮助公司寻找税法方面的漏洞，有时候，他们甚至花大价钱借助专门的税务咨询公司来进行“合理”的逃税。当然，这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但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想达到逃避税目的公司来说，高成本支付是值得的，他们由此得到的回报远远超过了付出。
外企避税主要方式是围绕关联交易发生的，其中一个主要途径是转移定价，把利润向境外转移。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很多外企都向境外的关联企业转移利润，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高进低出”，在从境外关联企业买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时候，高价买进，再把成品低价卖给海外的关联企业，这样更多的利润流失到了境外。
全球洗化巨子宝洁（Proctor & Gamble）则采取了资本弱化的方式一次性实现了8,149万元的避税。2002年，宝洁在华子公司广州宝洁从广东某银行获得高达20亿元左右的巨额贷款，然后从中拨出巨资以无息借贷的方式借给关联企业使用。宝洁此举，一方面可将其所承担的利息支出在税前扣除，少缴纳所得税；另一方面，提供巨额无息贷款给关联企业，也回避了正常借贷产生利息所得税的税赋。2003年上半年，广州市国税局依法调增了广州宝洁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共5.96亿元，补缴企业所得税8,149万元。【22】
破坏环境
2006年人民日报搜集了各地方环保局网站上的对环境污染违规的外资企业名单。有33家
在华知名跨国公司入围。【23】多家的母公司位列“世界500强”，包括：
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未保证正常运转致废水超标排放”；
长春百事可乐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废水”；
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擅自投入生产”；
3M上海研磨产品制造有限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擅自投入生产使用”。
名单中的另一些在华跨国企业，已成为当地的污染大户―――
在福建，德国诺尔（Noell）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一家公司，因“未建污染治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污染”，被列为福建省挂牌督办企业;
在浙江，英国漂莱特集团（Purolite Group）在华下属的公司被列为浙江2005年省级重点污染企业之一。英国漂莱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专门生产离子交换树脂的跨国集团；
在湖南，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下属独资企业，因“电镀生产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20家“污染大户”之一。
多数违规者用“巧合”、“疏忽”和“意外”进行解释。但官方人士称：这些公司在对国内合作方的要求中，环保违规往往都是“零容忍”。而且一些公司经常将“企业责任”挂在口上。很多违规企业还是以环保著称的品牌。这表明这些公司在中国放松了环保标准，充分具有了“中国特色”，执行低于母公司的环保标准。【23】
丧失企业良知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之初，是恪守着一定企业道德，将自己本国企业的价值观带到了中国。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初，打工者中流传着这样的对比：在对工人的尊重上，欧美企业最好，日资企业次之，港台企业又次之。这也正体现了各个地区对人权的态度。美国的对华策略是在使中国和世界接轨中，潜移默化的改变中国。从一定程度上讲，西方国家也寄希望他们的企业能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影响并改变中国。
但随着和“中国特色”的结合，外资企业越来越注重于公司赢利，而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良知置之不顾。从生产到物流，整个巨大的产业链为挣钱而无所不为。所以在西方企业界被认为在良心上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就不断的在中国发生了。外资企业或亲力为之、或通过中国的承包商、供应商来做而自己则以不知道来装糊涂。这些本不该发生、但实实在在的在外资企业或其相关的中资企业中发生的事情包括：
奴工产品：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监狱和劳教所都设有自己的公司，犯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被强迫从事超强度、超时间的生产。而这种产品以低廉的售价（中国政府不支付犯人工资，所以奴工产品的造价远远低于正规企业的产品）从中国销到欧美。
忽视工人权益：许多从事生产加工的企业，为竞争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往往忽视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强迫工人加班等。
使用童工：为降低成本，许多企业雇用童工。
性骚扰甚至性侵犯：女工被性骚扰的案例层出不穷，甚至不得不陪老板或上司上床，否则可能被穿小鞋或被解雇。
不一而足。
助纣为虐
除了腐蚀堕落外国企业外，中共还以巨大的中国市场为诱惑，迫使一些外资企业为中共的政治利益服务，甚至使其成为中共对内进行人权迫害的帮凶。一些著名外企在经济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助纣为虐，放弃了自己的良心和企业责任。
最为恶劣而无耻的例子莫过于前文提及的思科（Cisco）网路系统公司，为了在中国攫取最大利润，竟然主动为中共研究设计如何监控中共认为的异义人士，【24】其中多少人因此身陷中共牢狱之灾而失去生命，它日中共解体之时，思科将以何脸面示人！
中国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则是雅虎（Yahoo!）向中共低头的牺牲品。2004年4月，师涛通过雅虎电子邮件向海外媒体发送了中宣部对大陆媒体如何报道“六四”的指令。迫于中共的压力，雅虎把师涛的IP地址和邮件账号提供给了中共。中共以此为证据，逮捕了师涛，并将他判处十年徒刑。雅虎向中共提供的邮件信息，还导致了其他多位异议人士被捕。
谷歌（Google）的公司格言是“不做恶”（Don’t Be Evil）。当中共要求它在网路搜索的结果中封锁非官方立场的信息，如关于达赖喇嘛、法轮功的正面报道时，谷歌最初基于“不做恶”的立场，拒绝了中共的要求，并在中共对其网址封网时，使用动态网进行对抗。但后来，谷歌割舍不下中国的巨大市场，向中共低头了，其中国网站（google.cn）过滤掉了中共的“敏感”内容。（谷歌经过痛苦的挣扎和衡量，最终于2010年初决定退出中国市场，向世界证明了谷歌不失为尚有一定道德和正气的企业）
强调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微软（Microsoft）在其网路搜索引擎上也自动过滤掉了令中共担心的“敏感”内容。
2006年2月15日，美国国会对四大美国网路公司（雅虎、谷歌、微软、思科）在帮助中共开发其控制下的互联网一事上举行听证。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满头白发的众议员汤姆•兰托斯当场厉声质问四家公司的代表：“你们不感到羞愧吗？”
中国是外商的乐土吗？
在吸引外资上，中共花了不少心思，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尤其中国不讲法制讲“人治”，即主管官员个人意见作决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外商发现只要能搞定主管官员，“人治”的中国体系能够为外资提供超高效率的服务。这也是许多外资不惜重资贿赂中国官员的原因。
但是，这种不讲法制的系统也同时决定了外商的经济命运在任何时期都被中共官员掌控着。重庆的“打黑”–主要针对成功的民营企业，将其打成“黑社会”好侵吞其财产–表明，中共随时可以做到“今天赞你为英雄，明天变你为阶下囚”。西方企业大概还没有太体会到这一点，但不少台商已经“打落牙齿吞下肚”了。因为中共需要外商时，可以为外商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需要控制外商时，可以马上翻脸不认人，变优惠条件为恶劣条件。作为已经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固定资产、建立了销售渠道的外资，从中国全身而退已不容易，再加上算计和考量，也就只好就范了。许多台商支持民进党，但自从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被中共掐住了脖子，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改为全面支持国民党了。
同时，外商还面对承受中国对外政治冲击的风险。2008年初，中法在西藏人权问题上交恶，总部位于法国的家乐福（Carrefour）在中国的不少分店被中国的“爱国者”们攻击。这些“爱国者”是被中共熏陶、教育、鼓动、甚至组织的，所以家乐福也只能暗自苦笑而已。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共的反西方宣传日盛，西方企业将可能会为越来越多的政治事件“买单”。
中国的“权大于法”和中共官员的“无法无天”，外企甚至无法保证其公民抑或西方人士的生命安全。英国公民海伍德被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毒死，对外声称饮酒过度而“自然死亡”便是一例。
一旦外商和中商在中国境内动手过招，外商未必是中国企业或奸商的对手。德国化工集团赢创（Evonik）是世界最大化工康采恩之一。德国《商报》报道，德固赛与中国刘姓商人在辽宁合办了三征化工有限公司。赢创买下德固赛后，就拥有了这个合资公司。赢创在该公司的资产为65％，刘姓商人拥有35％。三征2005年时尚运转良好，但后来一直走下坡路，2009年 起开始出现赤字。一年前，德方对三征进行内部审查，发现三征不仅有许多去向不明的支出，而且年终结算也做了假。尽管如此，中方仍要求成为三征主要负责人，德方不同意，结果就怪事连连。德方派出的新经理在厂门前被中方伙伴暗中派来的打手痛打，以后出门只好靠保镖保驾。七个月后，这位德国人扛不住了，退回国去。他的后任上台不久，中方又给他看脸色，在会议上把他的手机和电脑都给砸了。当中方还要求公司报销一份高达85万欧元的贿赂时，德方忍无可忍，决定与中方分手。德方目前的损失高达2千5百万欧元。【25】
是谁逼外国资本家“淮桔成枳”？
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在本土都要讲诚信，可是，一到中国很多人就变成精明的贿赂者。这个问题其实也深深折磨着中国土地上的外国投资者。到了中国的外资，为了获得中国政府的亲睐，很多都作出要“本土化”的姿态。这个“本土化”原本是指要更好地服务当地一方百姓，事实上却演变成了学会象本土人一样去适应中共的腐败制度。结果，不是外资改变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外商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与中国政府官员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商结合”。一些良知未泯的外国人曾经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写了这类书之后，事实上就不得不从他们原来的职场退出，在中国的外商圈就不再欢迎 他们了。
一位在中国商界曾经活跃数年的商务代理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觉得有必要让美国商界、政界了解中国这潭浑浊的污水里到底有些什么，将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伊森•葛特曼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外交政策研究员。1998年，伊森•葛特曼到了北京，先后在一家制作电视记录片的公司和一家专门为美国公司服务的外资公关公司工作，他本人融入了那些在中国寻找财富的外国人的北京生活圈。他在书中指出，外商在中国的腐败行为实在是“淮桔成枳”，是身处中国灰色的商业环境中不得已的变异。作者在该书第五章中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30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作者表示，感到担忧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贿赂事件，而是此类非法行为已经被认可为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
伊森总结出的外商在华成功的秘诀有三：一为紧紧跟党走，二为请客送礼，三为拍马屁。这当然不是什么太秘密的“秘诀”。
中共对外商所作的收买表现为：利益的诱惑—经济上的收买—心理上的收买—灵魂的收买。通过向外商让利，中共从经济上、利益上将外商吸进了中国。而中国的全面道德败坏则腐蚀了外商的心灵，勾出了人性中贪婪的欲望。当外商逐渐丧失良知而一心追求金钱时，他们在心理上就接受了腐败。然后自己一步步地大搞腐败、破坏环境、剥削劳工，甚至助纣为虐，成为中共破坏人权的帮凶。到这一步上，他们的灵魂已经被中共收买去了。一个讲求企业道德、注重公平民主的西方“绅士”公司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不讲良知、不择手段、只求盈利的“小人”公司。这是西方企业去中国投资的初衷吗？ “外资进入中国，通过经济发展最终推动政治自由”，这一“美梦“事实上已经彻底破产。
2012年春的薄熙来事件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国。彭博商业周刊的2012年5月7日–5月13日一期的封面是一面中国国旗，国旗上写了三行大字：“谎言，谎言，谎言”。在封面的右下角写着：“薄熙来的倒台昭示了贪婪、暴力和欺骗的（中共）文化。这是适合做生意的地方吗？”斯言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