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7日讯】那时的庞贝已成为名闻遐迩的酒色之都。公元62年，强烈的地震袭击了这一地区。震后,庞贝人更追求奢侈腐化，没从地震的教训中苏醒过来。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灼热岩浆遮天蔽日，厚约5.6米的熔岩浆和火山灰毫不留情的将庞贝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
现在的我们是否正在取代庞贝，被上天作为留给人类最触目最惨痛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题记
第一节 失去五千年中华文化根的中国
国人随意谩骂传统文化
古往今来，各国政权更换无数，但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憎恨自己的祖先。任何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对自己先人的态度都是感恩，而非仇恨。现在中国却有股“骂风”,骂自己的祖宗，骂自己的传统，骂自己的民族根源，骂自己的文化。大骂孔子的人，却没有读过儒家的任何一本经典。因为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本源的“天命”，是万物生成、秩序的原动力，其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形无体、寂然不动；赜深隐远、殃庆遣尝、无远弗届。中国人对天有着极大的敬畏，把人力不可主宰、无法改变的一切都归结于天，创造了天命、天意、天道、天然、苍天、老天、天神、天子等等词汇，从骨子里认为生男生女，富贵贫穷，升迁遭贬，得意落魄，得到失去，意外收获，在劫难逃……都是上天的意志，上天的安排，天定了的事情。这是中华文化最精华的部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各朝各代各民族给中华文化带来了不同的内容，服饰、音乐、文学、艺术等，使中华文化的历史画卷不断的延伸。到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中华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的毁灭，中共对文化的破坏力令世界震惊。
中共为了强树其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一直诋毁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五千年文化根，把中国近代的衰败归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中华历史被中共套上了“四旧”的枷锁，能毁的，都毁了，毁不了的就抹黑和篡改。通过中共的过滤镜，人们看到的中国历史的主线变成了暴力和权谋。把历史抹的越黑，越能增加中共统治的合法化，既然天下乌雅一般黑，那么中共的暴政也就成为了合法的治国之道，经过中共的毁坏、抹黑、戏说、篡改之后，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变得少的可怜，仅有的一点认识都是按中共扭曲的腔调定位的，使国人对承传了几千年，让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中华文化失去信心，失去理解，更有甚者，国人随时可以辱骂中华文化，羞辱祖宗，唾弃传统。这样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向中国人这样，以抛弃民族传统文化根为乐的。
数典忘祖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网上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一位中国人奉劝想学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说：想学中国文化不要在大陆学，要研究唐朝去日本，研究宋朝去韩国，研究元朝去蒙古，研究明朝去缅甸，研究清朝去法国，研究民国去台湾，研究未来去朝鲜。这个笑话折射出近年来中华文化在其发源地的衰落。衰落的起因是马列异族文化被中共引入，造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劫难。
江泽民上台以后，尤其是镇压法轮功以来，为了国人放弃绵绵延续几千年的道德标准，就大力鼓动全民向钱看，把中国人物欲化，不道德化，即使不信中共的马列，也不能有其它的信仰。
在无法再对全民用中共的意识形态洗脑的情况下，也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给自己脸上贴金。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孔庙、孔府、孔林毁之殆尽，几十年后摇身一变，在全世界大推孔子学院，实际是借孔子之名，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中共党文化。在中国，中共推广的“中国传统文化”名目之下，人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大陆上演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任意篡改、戏说的各类“古装”电影、电视剧，如大耍权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为暴君歌功的《英雄》等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践踏和扭曲。这些影视产品都被广大的观众视为文化垃圾。
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远不止从物质上把各种文化遗迹毁掉，而且是从中国人的心灵上将中华文化的烙印抹去，进一步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反感，这从最根本上毁掉了中华文化，也颠覆了中华民族道德，丧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当今中国的一切乱象皆源于此。
第二节 惊世骇俗的官场乱象
谈到中共官场，中国百姓这样描述：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官员排成一排，都拉出去枪毙，可能有个别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很多都是漏网的贪官。这一无法让人笑出来的坊间笑话，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中国当今官场的腐败现实，反映了中国百姓与中共官员的对立情绪，也可算是众多“中国特色”中的第一大特色。
与任何其它社会的腐败现象不同的是，中共官场腐败得到江泽民腐败性制度的保障，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然呈现公开化，大众化，已经发展到几乎无官不贪的程度。仅从中共政坛落马官员的贪腐记录来看，无论是涉贪人数之众、层级之高、数额之巨，还是牵连之广、花样之多，均已达登峰造极，独步古今的地步。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是网路新闻，关于中共官员的贪腐报导，俯首皆是，不胜枚举。
“闷声发大财”的秘诀：买官卖官
人事腐败，首先是买官卖官。进入21世纪后，许多中共官员把官位变成了一项特殊商品，大行买官卖官之道。
中共喉舌媒体都不得不坦诚：买官卖官是危害最大、影响最坏的腐败现象，被公认为“腐败源头”。尽管不断加大“整治”力度，买官卖官现象仍然禁而不止，查而不绝，在一些地方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1】
2005年爆出的“建国以来最大的买官卖官案”——马德案中，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从1995年起收贿卖官12起，涉案买官人数达100多名，大到县长，小到交警分队长，最低的官位卖5万元，最贵的官位卖了50万元，总数达600多万元。【2】
对这些官员来说，买官卖官是升官发财的快通道，。有民间顺口溜形容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既然官位是买来的，买官者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将钱捞回来。在买官者看来，“官帽”只不过是用金钱换来的“商品”，这些拿金钱敲开了官场擢升捷径的人，当他们如愿以偿戴上“官帽”后，他们以商人的眼光去看待手中的权力，只对自己曾经的巨额“投资”负责，将权力当成寻租的资本，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连本带利全捞回来。
例如，2006年，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副厅级)张改萍落马，她在这块贫困的弹丸之地，卖出“乌纱帽”竟达27顶之多。为竞争商州区教育局局长一职，当地官员陈新智刚开始给张改萍10万元，她考虑到教育局局长位子争的人多，不想沾是非就没答应。后来陈新智从别人那里借钱又凑足28万元托人给张改萍时，张心动了。不久，在她的运作下，陈如愿以偿。陈新智上台后便频频伸手。学校到教育局领取拨款，如果不“表示意思”，正常的款项就领不下来。【3】
随作中共官场腐败的不断发展，买官卖官市场也日臻成熟，已具备了腐败生态系统环境中的典型特征。“卖官行为”形成体系化、程序化的链状结构，“卖官市场”的上游延伸，形成卖官保护伞；“卖官市场”的下游拓展，形成可持续的卖官现金流。这种生态系统有效地保障了买官卖官市场的“稳定性”，要想从内部治理谈何容易。
清朝末年，官场腐败，出现买官卖官现象，最后清王朝灭亡。然而，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足见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千奇百怪的贪腐手段
有人对中共官场的道德败坏花样也做过研究，总结出当今官场腐败的十大变种。尽管不够全面，却也可窥一斑。这里扼要摘述如下：
一．“情妇腐败”。主要是权色交易。据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刘春锦讲，凡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细数当下落马贪官，绝大多数都涉嫌权色交易，故有“十贪九色”之说。而这些情人、二奶，与官员们勾结在一起，成为了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线、加速器、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洗钱机器。贪官因情妇闹事告发落马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民间有“反贪靠情妇”的笑谈流传。
二．“秘书腐败”。在一些中共官员腐败案件的背后，往往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如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受贿人民币50多万元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受贿682万被判无期徒刑。
三．“家族腐败”。一般来说，凡腐败泛滥、猖獗的部门或地区，总是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地烙上了“权力家族化”的印记。这一点，只要看看江泽民的儿子及其亲戚六眷就明白了。江泽民不愧起到了以身作责的“模范带头作用”，从家人坏起。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家族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如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妻子、儿子和两个妻舅都提拔为正县级以上干部，可谓夫贵妻荣，父功子荫。
四．“借用腐败”。如山东省发改委能源交通处原副处长陈学伟，齐星公司有两个项目需要审批，陈学伟向该公司总经理赵某提出借辆车开开。赵某把一切手续办好后，将一辆价值17万8,100元的桑塔纳轿车送到陈学伟手中。陈学伟到肥城市挂职后，肥城市政府给其配了一辆车，陈学伟就把桑塔纳给其内弟开。他名为借车，实为要车，名为借用，实为索贿。
五．“雅致腐败”。很多中共贪官，或是附庸风雅，或为收藏获利，千方百计搜集古玩字画。一些行贿者不惜斥巨资购买古玩字画，以馈赠交友为名送上家门。虽然看到这些字画价值不菲，不花大价钱买不来，但是送的人理由冠冕堂皇，因此收的人也就不需要像收钱那样羞羞答答。
六．“娱乐腐败”。一些中共贪官经常被请到高级娱乐场所“潇洒”一番。而有些贪官则热衷于打高尔夫球，下属投其所好，花数千元或上万元买一张会员卡，送上门来。一些官员的嗓子虽然不怎么样，却嗜好唱歌，有求于他的下属马上心领神会，隔三差五请领导到星级宾馆吃饭、桑拿，后由小姐陪侍左右。
七．“题字腐败”。有的领导喜欢舞文弄墨，如贪官胡长清自诩为“书法家”，特别爱好到处题字留名。胡长清在江西工作的几年时间，为南昌街头店铺题写招牌近千幅，不少街头的公共厕所都留下了他的“墨宝”，仅以三千元一幅计算，大致就是近三百万元。一些企业甚至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明知其字也就一般化，却乐意请他题字。
八．“精神腐败”。虽然中共大肆宣扬无神论，其官员却迷信风水，烧香“拜佛”，祈求“保佑”其腐败赃款。如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根据风水的建言，不惜耗巨资在湖上架桥；原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在县里专门成立了“建塔办”，向老百姓募款集资修庙建塔。
九．“出场腐败”。在某些地方，官员开会有出场费，讲话发言给稿费，此外还有什么剪彩费、授课费、形象费等。在这些官员的眼里，这笔费用理所当然是他应得的酬金，是名正言顺的收入。一些领导之所以逢请必至，乐此不疲，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红包”的诱惑。剪彩与“红包”的关系，其实已成为一个通行于官场和市场的潜规则，成为一些官员“灰色收入”的来源。
十．“司机腐败”。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一些司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为官场腐败推波助澜。【4】
官员腐败新特征
中共官员的贪腐手段，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深得江泽民“创新”的“与时俱进”的要领。
当今官场腐败的特点就是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
具体表现为：
一.贪腐群体化。官场腐败案的发生，往往不是个案，而是查出一个，带出一群。一个贪官的背后，连带的是一个腐败的群体。这些腐败官员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因此有“窝案”、“串案”之称。如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辽宁“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腐败官员70余人。【5】
二.贪腐高官化。据新华社报导，近10年来，全国受到查处的省部级高官100多人，其中，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达17人，刷新改革开放31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记录。2010年有11名省部级官员被判刑，2011年又有7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军队系统亦不例外，原海军中将副司令王守业，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将副部长谷俊山均涉巨贪及生活腐化堕落。【6】
三.贪腐巨额化。中共腐败官员涉案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如2009年3l位国企负责人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至于更大的超级巨贪，就没有具体数据了，因为天文数字般的数额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而且数字还在动态变化之中。
被废黜的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纪委已掌握的证据显示，薄家名下在海外资产就超过80亿人民币，这还不是他家的 全部资产。【7】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5月30日发表《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加内特（John Garnaut）的长篇报导，以曾庆红儿子为例讲述了中共太子党权钱交易的内幕。文章披露，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利用权力化公为私一次性侵吞9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经过数年的权力交易，曾庆红的儿子几乎取得了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盈利的丰厚合同，从煤矿到股市到百货商场，他积累了大量的金钱，并买下澳大利亚价值3，200万美元的豪宅。文章揭示，太子党跟商人通过权钱交易绑在同一条船上，形成权贵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国经济。【8】
四.贪腐期权化。中共官僚的贪腐亦变得狡猾和隐蔽，用“权力期权化”的交易方式获取实利。“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并不一定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还可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也可以是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五.贪腐潜规则化。中共官场中有很多“潜规则”，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如中共官场的“消解”文化，表现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中共官僚为入围争宠获利，想着法子的投机钻营，跑官买官，寻求庇护。中共的官场变成了一个大染缸，进了那个体制，鲜有出污泥而不染者。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一语中的：“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六.贪腐国际化。中共贪官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人员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官员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七.贪腐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腐败案件更是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
八.贪腐年轻化。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2008年版的反腐报告指出，2007年贪官平均年龄五十三点三岁，与上年相比，贪官平均年龄变年轻一点七岁，涉案金额增加三倍。【9】
社会各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希望寄托于新一代的领导人，期望他们能把中国带出误区，因为他们年轻，有知识，有头脑，又有“抱负”和“理想”。然而，无情的现实表明，在中共腐败性体制成长起来的贪官不愧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前腐后继”地承继着党的贪腐事业。
贪官现形因由
盘点中共贪官败露落马的缘由和经过，却是五花八门，有些甚至颇具“戏剧性”的雷人效果，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官场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达到了何等程度。有细心网民对此做了总结。
一．被算命先生“算”出来的贪官：湖北巴东县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谭某新买的皮鞋只穿了一天就掉底子，于是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新鞋掉底寓意“他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将会败露，会有噩运”。谭某因此主动自首，交待了受贿20万元的事实。
二．被捡破烂“捡”出来的贪官：一盒陈茶暗藏8张存折，存折的主人是一名纪委书记。当两个收破烂的农民以三毛钱的价格，收得这盒茶叶后，“破烂王”敲诈的连环戏就开始次第上演。后纪委书记王治业案发，收缴其所得赃款387.2万元。
三．被小偷“偷”出来的贪官：如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拿走里面的现金后又扔掉了。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随即展开调查并将胡“双规”。
四．炸情妇“炸”出来的贪官：如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因密令策划炸死其情妇凶案而曝光。段义和曾为其情妇在济南购买了四套商品房，两辆小汽车，另外还有一百万元“零花钱”，并把其情妇的父母由无业人员“照顾”为济南市的国家干部，还办理了退休手续，情妇的妹妹也成了济南市某机关的公务员。
五．被劣质水管“露”出来的贪官：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涉嫌受贿2,226万元。因其住房厨房水管爆裂漏水，楼下住户报警，警方从卫生间里发现近一千万元现金。
六．因凶杀案“牵”出来的贪官。2000年6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的妻子李某在家中被害，警察在现场意外地发现床上的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折，共计百万元。此事最终把林礼深“挖”了出来。
七．被绑匪“绑架”出来的贪官：河南省焦作市化电集团供应处原处长柴本福被绑架，绑匪要价50万元，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后取出50万元现金将其赎回，却不报案，并竭力隐瞒柴被绑架的事实。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后柴本福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八．被骗子“骗”出来的贪官。江苏省镇江市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想在调整市级领导班子时“就地扶正”，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于是，陈及心腹紧张索贿“筹资”多次赴京买官，陈还认真准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侯万清等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陈耀南也因买官受骗入狱。最后的结果是，他以132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喜，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九，拆房“拆”出来的贪官。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十．被香艳日记秀出来的贪官：广西来宾县烟草局局长韩峰，善记日记，不料数段香艳日记现身网路，被网友“人肉搜索”，查实身份后，引起纪检监察部门注意，最终被双规判刑。【10】
细数中共贪官的腐败相，可谓惊世骇俗，群丑毕现，乱象丛生，即便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另辟新册，也无法跟进涵盖中共贪官不断翻新，无所不用其极的道德败坏腐败记录。
第三节 视百姓为“屁民”
“屁民”
2008年10月29日晚，11岁女孩小陈随父母在深圳南山区新梅园海鲜大酒楼就餐时为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指路，却被卡住脖子强行往男厕里拖。面对女孩父母斥责，林嘉祥竟然大言不惭地说道:“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大伙愤怒难耐，这个禽兽更加张狂，手指着陈父叫嚣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 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11】
此后“屁民”一词窜红网路，“屁民”逐渐替代“草民”，成了老百姓的代名词。
“我爸爸是李刚”
2010年10月16晚，在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一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一陈姓被撞女生于17日傍晚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女生重伤。 肇事者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 后经证实了解，该男子名为河北省保定市电视台实习生李启铭，酒后肇事。父亲李刚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此事迅速成为网友和媒体热议的焦点，“我爸是李刚”语句也迅速成为网路最火的流行语。据媒体报道，“李刚门”事件已就民事部分达成向受害者家属赔偿46万元的协议。这个赔偿协议是一个“被和解”的产物，并非受害者家属的主观意愿。据受害者兄长称：“整个(和解)事情我家都相当于一个局外人。” 而根据协议，“双方不能再联系，(受害者家属也)不能接触记者”。
从“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在媒体上出现之后，中国民众极尽冷嘲热讽之所能。猫扑网最先发起了名为“‘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的活动，参与者迅速过万。“葡萄美酒夜光杯，欲见女友把命催，醉驾撞人咱不怕，李刚就是我老爸。”一位网友这样写道。许多网友的词句也颇为用心，“人生得意须尽欢，因为我爸是李刚”；“蓦然回首，我爸是李刚”；“考试不及格，我爸是李刚；工作没着落，我爸是李刚；出门闯大祸，我爸是李刚；阎王不饶我，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是2010年中国网路最热用语之一。【12】
“屁民”和“我爸是李刚”是中国百姓用调侃的口吻讥讽中共官员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的恶劣品质，也是对当今中共官员不可一世，欺压百姓的真实记录。
大陆传媒披露：河南偃师市政法委副书记张庆华到当地一家夜总会消遣，要求“小姐”服务遭拒后恼羞成怒，当场砸毁家具，还电召十数名手持长刀、铁棍的大汉，闯入夜总会见人就斩，多名职员被斩受伤。无独有偶，南京市政公用局长到宁波一家夜总会内强行将4名女侍应拉入包厢中非礼。恰巧遇上警方突击到夜总会查牌。此局长竟大发淫威说：“我们玩小姐关你们警察屁事！” 随后将警察按倒在地，并追打劝架的客人。【13】
山西“黑砖窑”事件
中共官员漠视生命，视民如草芥的做派，不禁让人联想起江泽民当年在政治局发飚时的妄语“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残酷镇压法轮功，摧毁中华民族的道德，把中国推到一个弱肉强食，人人为敌的魔鬼般的社会，不断制造出让人心底淌血的人间惨剧。2007年披露出的山西“黑砖窑”事件，震动当时的中央，也震惊了世界：
400位来自河南的父亲，他们的孩子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500元的价格被卖到山西黑窑场做苦工。父亲们放弃了一切，背井离乡，走遍大江南北寻找孩子的下落。最终找到山西煤窑，救出了40个孩子。看到那些不幸的孩子时，父亲们惊呆了：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的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这还不算，有的孩子还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救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的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侍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不给医治，让在窑场自行治愈，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八岁。八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看着孩子们一双双恐惧无助的眼睛，父亲们的心在滴血。这400位父亲们在网上发出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14】
“我的心早就麻木了”
然而，这种骇人听闻的惨剧已是整个中国的常态，事件过后，类似的事件仍然循环往复。
难怪南方都市报高级编辑鄢烈山发出感慨，“黑砖窑事件，我怎么就不‘震惊’？‘因为’这些年来，我的见闻日广，不论是‘非法用工’的民工，绑架来的童工，没有人身自由的‘奴 工’，还是打手，弄残等情节，都听得我耳膜起茧了。试问，一些乡村女孩甚至女学生，被拐骗或绑架，逼她们做‘鸡’，不从就先轮奸，再关起来饿饭、猛打，直到她们认命。这样的事只有上千起吗？‘烈女跳楼’都没有‘新闻价值’了。这些‘性奴’比山西黑砖窑那些‘奴工’的境况好吗？说到8岁的童工，这些年常报道被操控的‘卖花童’，也就七八岁吧？更悲惨更常见的是马路边的乞儿，从一两岁到十几岁，或残或病，或昏睡或匍伏在地，据说大多是被拐来的。前些天网上有帖子和照片，怀疑一个乞儿的眼睛是被操纵者故意弄瞎的。6月15日出的《凤凰周刊》封面文章是《迷失的儿童》，讲的就是一些被5,000元左右一个贩卖的孩子，多有被‘下手太狠’的。大江南北几乎没有城市没有这种惨象，以致有的大都会要设禁乞区来维护‘形象’。时常在马路边见到这样的可怜儿，我的心早就麻木了。”【15】
中共制造的“杨佳”们
中共及其作恶的官员对百姓欺压成性早已激起人民的怒火，轰动中国社会的杨佳袭警惨案就是百姓饱受欺压，有冤无处申后怒火的迸发。
2007年10月，杨佳到上海旅游时，曾租赁一辆无牌照自行车，上海闸北分局警察在执勤过程中，对他进行盘查并质疑他有偷窃行为。杨佳称，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他进行了污辱和殴打。杨佳就此事多次向上海警方申诉无果。对此，杨佳表示：“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2008年7月1日，杨佳在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袭警，致六人死亡、五人受伤。
杨佳的极端行为得到民众普遍的同情，杨佳被视为反抗暴政的英雄。2008年10月13日，杨佳袭警案二审在上海市高等法院第五法庭开庭时，上海市民，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及记者等，约一千多人聚集在上海市高等法院门前。人们高呼：“杨佳万岁！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16】
发生于2009年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邓玉娇案同样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支持。邓玉娇愤起反抗，用刀刺伤刺死索要“特殊服务”，即侮辱、强奸行为的官员，被不少网民喻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是另一个“杨佳”。
上述鲜明的二元对立图景说明，权势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和对立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官民对立，一触即发。
第四节 黄赌毒泛滥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与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为何独有中华文明能历经数千年风雨而不衰？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有一套传统的儒释道信仰体系，有着维护社会伦理纲常的价值体系，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和信仰，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华文明流传数千年而不磨灭。
从革命性到性革命
中国古话说，万恶淫为首。在江泽民和中共治下的中国，正常的价值观念遭到彻底颠覆，传统的家庭观、婚恋观遭到前所未有的亵渎，中国社会色情行业猖狂泛滥，人们笑贫不笑娼，性解放、性自由的淫邪思想和行为深入了各个社会阶层。
中共各级官员是这一实践的“杰出”代表。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腐败的官员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而1999年，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包“二奶”的概率更是高达100%。【17】
中共色官、淫官将包“二奶”、养情人，当做必不可少的身份点缀，热衷于“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中共官场公共伦理沦丧，形成了“以包养情妇为荣，以不包养情妇为耻”的官场文化。官员互相攀比的内容业已经从金钱、权势和地位拓展到包养情妇的多少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有的官员虽然包养情妇已是“路人皆知”，但仍然出现边腐败边升迁现象。色情腐败成了官场的流行病。
为了反映当今中共官员淫乱生活的糜烂程度，网民对全国官员讽刺性地设立了包二奶大奖赛，并选出九项冠军，如包养情妇多少的数量奖，情妇文化程度高低的素质奖，学术奖，青春奖，管理奖，挥金奖，……。中共官僚的荒淫无耻，可见一斑。得“奖”名单如下：
1. 数量奖：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2. 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3. 学术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性日记95本，女性体毛标本236份。
4. 青春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5. 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6. 挥金奖：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800天就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每小时1000元。
7. 团结奖：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
8. 和谐奖：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9. 干劲奖：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18】
民以吏为师。中共官场色情泛滥，直接影响到民间。在表现上，就是中国人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婚外情不再鄙视，相反却异常地宽容；性追求也成了一种“合理需要”；“泡妞”成为商战、公关的常用手段；“小秘”则成为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的身份地位的标志。卖淫嫖娼已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少“舞女妓女”？谁也说不清楚。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六百万，这个数字接近香港总人口，更比全国军队二百四十万总人数多出一点五倍。有民间研究人士则认为实际上早已超过了一千万人。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千，1989年是10万，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可是查获率是1%还是10%，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10%。工商局的数据表明，登记在册的个体私营娱乐场所约45万家（未登记的数字不得而知），相当部分的娼妓就在这类企业就业。一家店铺的小姐少则数人、多则数百。娱乐场所成了卖淫嫖娼交易场地的代名词。此外，从星级宾馆、高档酒店到出租屋、路边小店以至闹市街边、广场戏院、网路聊天室里，也都有为数不少的妓女。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不少女大学生供职于各类伴游、商务咨询公司、商业俱乐部，从事色情服务。如重庆伴游公司内幕调查：4小时收费500元，“什么服务都可以”。而一位女大学生“涉黄”月收入两三万。所以，一般人认为，这支庞大卖淫大军其创造的年产值可能超过五千亿元人民币，仅次于食品餐饮业、服装业，稳居第三位。其中有三千亿元来自公费。难怪有人戏称，现在中国进入了“娼妓空前繁荣的时代”。
东三省一直是中国色情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几乎每个城市和乡村都星罗棋布着大小“桑拿浴室”，这类地方多是公开、半公开的性交易场所。在东北三省里色情场所规模最大和最露骨城市，就是大连市。性交易、色情表演不但在大连“合理合法”，而且色情业主常常公然在大街上和报纸上招聘男女色情从业人员，甚至就是有人报警也是无警出岗。
大连如此“娼盛”，和全力巴结江泽民、忠实执行江泽民的“发展”政策的大连原市长薄熙来是分不开的。有一位大连基层官员透露说：“从上世纪末起，大连的色情娱乐行业就一直是欣欣向荣，犹如野草遇到了春天的阳光雨露一发而不可收拾。原因是薄市长公开表示，第一要保护外商在大连的企业，不能随便进去抓卖淫嫖娼最后挫伤外商在大连投资的积极性；至于那些有一定规模的娱乐服务企业，也要由各区人民政府出头成立‘保护重点企业工作领导小组’，不管是大连哪级单位要进入企业查案都需要事先向该领导小组汇报或者说明情况，并在该领导小组成员的陪护下，方可进入。”【19】
而广东的东莞，则是中国南方名符其实的“性都”。那里的色情业异常发达。这个面积为2,645平方公里的城市里，除去那些小的娱乐场所，光星级酒店就有97家，其中五星级酒店22家，四星级酒店25家，成为全球星级酒店密度最大、中国地级市星级酒店最多的城市。如此多的酒店，靠什么来竞争？其中的色情服务占有很大比例。随着“莞式桑拿服务”的声名远播，有不少人闻风专程赶到东莞“享受”此服务。特别是在周末，香港、深圳、广州等地牌照的车辆，在东莞各大酒店和桑拿场所前随处可见，连外省牌照也时常可见。一时间，东莞被渲染成了“男人的天堂”。【20】
据上海《东方早报》报称，东莞地下色情行业人士调查发现：“东莞小姐”数量超过10万之众。
近年来，随着网路的兴起和发展，一种新的色情形式——网路色情，方兴未艾。有记者对中国几家门户网站内容进行调查后发现，以性为主题充满色情诱惑的内容几乎可以用“触目皆是”来形容。【21】甚至各大官方网站也都充斥着各种色情内容，疯狂地毒害着中国亿万网民的性观念。特别是对于为数众多的未成年网民而言，网路色情泛滥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在这种荒淫无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一些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人伦廉耻观念，竟出现了群体“换妻”的乱伦取乐。
几千年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几年之间在江泽民“改变了中国”的声浪中，被全面摧毁了。可以说，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是转型最快最彻底的。如果问江泽民时代人们拥有的最自由的“权利”是什么，大概非“性泛滥”莫属了。
可怕的是，历史重复地告诉我们，性的全面堕落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
“十亿人民九亿赌”
与色情泛滥的同时，赌博也大行其道。有一句市井民谣颇能凸显中国赌博业的盛况：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凡有人迹处，就有赌博者。赌博象毒瘤一样在中华大地蔓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今中国，人们对赌博的传统价值评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把赌博看成伤风败俗之举者已不多见；避而远之，洁身自好者更是寥寥无几。人们对赌博不再否定和贬斥，甚至纵容和支持。众多的赌博者对赌博更是乐此不彼，趋之若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22】
赌博在中国泛滥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不断挑战着人们的心理承受底线。
赌博形式，日趋复杂多样。有明赌，有暗赌，有小赌，有大赌，有境内赌，有境外赌，有业余赌，有专业赌。
参赌人员，所涉越来越众。从草根到官员，从贫民到富豪，从儿童到老人，从个体到团伙，赌博者几乎囊括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各个领域。
赌博场所，更是遍布城乡各地。有棋牌室，有麻将馆；有办公室，有居民家；有茶楼酒肆，有豪华宾馆；有路边设摊，有店里揽客；有临时场所，有专业赌馆。
赌博种类，各色花样，应有尽有。既有传统赌博，又有新兴赌博。传统赌博，如打麻将，赌扑克，掷骰子、推牌九、赌赛马、赌赛狗。新兴赌博，如轮盘赌、六合彩、福彩，体彩、足彩、老虎机、跑马机等等，近年还出现了网上赌博的新花样。
涉赌金额，大小不等，小则成百上千，大则数千万、甚至上亿。赌博资金，也是来源各异。既有公款，也有私款。有用非法手段得来的不义财，也有积蓄多年的血汗钱。有挪借之款，也有高利贷。因涉及“慕马案”被披露出来的沈阳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染上赌瘾，成为澳门赌场的常客。他以贪污受贿得来的钱作赌资，在落马前两年半内飞港澳狂赌十七次。1999年7月，因在澳门赌场三天输掉公款上千万元被双规，10月10日被逮捕。2001年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2月19日在南京被执行注射死刑。
赌博时间，亦是灵活多变。可以是白天，可以是黑夜；可以是节假日，可以是工作日；可以是八小时以内，可以是八小时以外；可以是日以继夜，也可以是夜以继日。
大量嗜赌的中国人把拉斯维加斯变成了一座中国城。到了新年，一大队包机就把中国的赌徒们从亚洲运到拉斯维加斯。这时人们觉得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殊不知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贪官及与其相关的人。一家餐馆的经理说，两万美元一顿的年饭，在这里司空见惯。两千多美元一磅的鲍鱼，一千多美元一磅的燕窝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进口。再豪华的宾馆饭店，也得围着咱们中国人转。比如MGM超级赌场饭店1993年开业，客人从一个巨型的狮子嘴形的门厅进入。这个狮子造型，多年来一直是这家著名公司的象征，但是，中国人觉得走进狮子嘴不吉利，拒绝进入。公司没有二话，花几百万美元把狮子嘴拆了重新装修。另外，该赌场的高限额赌区，造型有些象座图书馆。而在汉语中，“书”和“输”的发音一致，不吉利。怎么办？拆掉。
…………
地域广袤的神州大地，成了赌博业的温床。
清朝的蒲松龄说过，“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
赌博在中国的泛滥，严重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败坏了人伦道德。由赌博引发的家庭悲剧数不胜数。有多少原本和睦的家庭因为赌博而破裂？有多少恩爱的夫妻因赌博而反目成仇？有多少人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参赌者往往是“十赌九输”，赌徒们为筹措赌资，会穷尽各种办法，甚至不惜以身犯险，走上犯罪道路。近年来，由赌博引发的盗窃、抢劫、斗殴、诈骗、贪污、行贿受贿、挪用公款，甚至杀人和自杀案件急遽上升，大案要案屡见不鲜，涉案资金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
据有关机构2003年的一份年度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赌博活动与赌博犯罪正呈进一步上升趋势。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的赌博金额高达8,000亿元。【23】另据中国公安部统计，每年中国内地通过境外赌博、网路赌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种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总额的15倍。”【24】
另据国际赌博网站CASINO CITY的一篇新闻稿称，一位澳门博彩商家对中国地下赌博市场的年营业额的估计是3，625亿美元。
中国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赌国”。
毒品吞噬着社会
伴随着色情和赌博的泛滥，毒品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也极度泛滥。黄赌毒成为危害中国社会的同卵三胞胎。
从中国官方每年发布的禁毒报告来看，中国的吸毒人数逐年上升，1989年公布的全国吸毒人数有7万人，1991年上升到14．8万人，1995年为52万，1999年为68．1万，2000年为86万人，2002年达到100万人，2003年超过105万人，2004年则达到114.04万人，2009年，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33.5万名，而到2010年底，则攀升到154.5万名。这还是有案可查的显性吸毒人数。按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起码有7个隐性吸毒者来计算，中国吸毒人口将近千万，接近中国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而且这一数字还连年递增。【25】
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吸毒人群的构成如下:吸毒者以青年人主，90%的吸毒者年龄在30岁以下，平均年龄为23-25岁，男性为女性的4-5倍，但近年来女性吸毒人员比例有上升趋势；个体户及无业者占70%-85%；文化程度低的占90%以上；滥用的毒品主要是海洛因，其次为鸦片；吸毒的起因占首位的是好奇。【26】
毒品的泛滥，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吸毒者不但毁灭自己，而且祸及家庭，危害社会。【27】
吸毒者往往是一次吸毒，终生戒毒。由于反复吸毒，吸毒者对毒品会产生生理依赖和精神依赖。毒品不但对吸毒者身体伤害很大，而且吸毒者一旦染上毒瘾，就很难戒除，往往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吸毒。长期吸毒会使吸毒者精神萎靡，形销骨立，人不象人，鬼不象鬼。他们的行为特点就是时时围绕毒品转，甚至为吸毒而丧失人性。毒品成为他们人生的唯一目的。
一旦家庭中出现吸毒者，家庭就面临破灭的危险。吸毒者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在毁坏着家庭，“烟瘾一来人似狼，卖儿买女不认娘”。颓废的吸毒者为买毒品，不惜变卖家产，四处举债，甚至六亲不认，卖儿鬻女，使家庭陷入经济破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地。因毒而造成的家庭悲剧，在当今社会，数不胜数。
专家估算，中国大陆每年吸毒耗资大约在200亿人民币以上。吸毒者的财产总是有限的，而吸毒者对毒品的瘾好和欲望却是无限的。为获取毒资，吸毒者总是想方设法弄到钱财，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因而由吸毒引发的社会犯罪层出不穷。据某戒毒所调查【28】，吸毒者中80%以上有过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诸如盗窃、抢劫、诈骗、贪污受贿、贩毒、淫乱、甚至图财害命；女性吸毒者90%以上有卖淫行为。吸毒者实施上述违法犯罪的主要目的是筹集毒资，但同时也反映出吸毒者心灵极度扭曲，精神极度空虚、苦闷，行为及人际关系极度乖戾。
吸毒人数的增多，又刺激走私、贩毒犯罪活动的发展。走私、制造、贩卖毒品犯罪活动的猖獗，又推动毒品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毒品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巨大而惊人。
各种传染性疾病，如化脓性感染、病毒性肝炎，特别是艾滋病，很多都是通过吸毒传染。女吸毒者的性乱和卖淫，已成为艾滋病扩散的桥梁和放大器。
黄赌毒在中国的泛滥一发而不可收。黄赌毒泛滥的原因有多种，但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诱因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极度空虚造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信仰缺失而又没有道德约束的国度里，人们为寻求精神刺激，为了及时行乐，自甘堕落，沾染黄赌毒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在这些丑恶堕落的社会现象背后都有中共各级官员的影子存在。中共官员们为谋取利益，根本没有任何底线，他们或是充当保护伞，或是暗中参股，或是真正的幕后大老板，官商勾结、警匪一家，演绎出了当今中国的各种腐败乱象。
第五节 民以何食为天！
饮食乃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日常生活中饮食是人们关心的头等大事之一。故而谚语“民以食为天”，人们耳熟能详，用以比喻饮食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很少人会对食品安全感到担忧，因为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攸关的大事，人们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自然会格外小心谨慎。加上一套完善的食品卫生检查体系把关，食品安全保障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个别的食品污染意外，一经发现，也很容易处理。
防不胜防的有毒食品
在当今的中国，安全的食品却变成了一种特权。各级中共官员享有特供产品;为准备奥运特别划出奥运食品生产基地，饲养奥运猪。平民百姓天天都得面对有毒食品，毒大米、毒面粉、注水肉、地沟油、用死猪肉灌制的香肠、用农药泡制的火腿、用甲醇泡制的有毒的海鲜水发产品、假冒伪劣的酱油，等等，等等，……。人们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哀叹：民以何食为天？
2011年5月26日，有关机构将收缴的假冒伪劣商品进行了一场展览，现场的展品包括收缴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商品，应有尽有，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乏被缴获的伪劣食品：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墨汁粉条，用病死的鸡肉、猪肉泡在羊尿中制作成口感并无二致的假羊肉片，……。在展会现场，连公安部的高官在介绍“成果”时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假冒伪劣商品形势是无处不假，无货不假，造假水平甚至达到真假莫辨程度。“假食用油足以乱真!”听完许多食用油是由地沟油制作的介绍后，一位画家看着一桶假食用油发出感叹。【29】
吴恒，一名复旦大学的研究生。由于赶写论文，总是误了食堂的饭点，于是习惯了叫外卖。而他最爱吃的是学校后门小餐馆的铁板牛肉盖浇饭。“经济实惠——不到10元却有大块的牛肉。”一个室友不时劝阻他，说这么便宜的牛肉一定是假的。但吴恒不以为然，他觉得口感和味道都不差。直到他在新浪网上看到了《多地曝用牛肉膏制造假牛肉，多吃致癌》的新闻，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本以为身为大学生，只要身处校园，饮食上洁身自好，不吃路边摊、烧烤、麻辣烫，那么多有毒食品即使存在，也与我无关。但那一刻，这种天真的想法顿时灰飞烟灭，我们被伤害的概率其实比自己想象的要容易发生得多。”
吴恒由此开始关注食品安全事件。通过网路搜索，他找到一个叫做“安全快报”的资料库，该资料库收集了一万多条与食品相关的新闻报道，其中约六千条与有毒食品相关。在看了这些报道后，他才发现，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地点和频率是惊人的。
受此事件的激发，由吴恒领衔，同时在几十位网友的共同努力下，查阅了数万条关于有毒食品的报道，从中提炼，完成了中国有毒食品维基百科的雏形。【30】
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中国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如果以次充优，侵犯版权还只是投机取巧，非法牟利的犯罪行为，那么公开制作有毒食品，假药产品就是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在谋财害命了。不幸的是，现在的国人几乎生活在有毒食品，假医假药的包围圈中。即使是国家认证的“优质产品”也不例外。这些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大公害，人们正在吞噬这一人类道德崩溃造下的恶果，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是一起震惊中外的食品安全事件。起因是纽西兰方面发现与中方的合资公司三鹿生产的奶粉含三聚氰胺后，立刻和中国方面交涉，要求三鹿公司公开收回有毒奶粉，但一直遭到拒绝。最后纽西兰总理亲自出面与中国交涉，表示如果中共再有意隐瞒，纽西兰将单方面公布。事件公开后，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元凶就是奶粉中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有些小孩因严重肾结石导致肾功能衰竭死亡，有些人要终生伴随肾结石及其可能带来的并发症。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国内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儿奶粉的三聚氰胺检验报告后，事情迅速恶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多个厂家的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31】
原来，在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是该行业的一项潜规则。目的是为了增加检测过程中的氮（蛋白质）含量。毕竟，三聚氰胺要比原奶成本低得多。
由于三鹿毒奶粉事件影响大，范围广，加上三鹿奶粉属于国家授予免检的名牌产品，因此引起广泛关注。从而进一步揭开了中国有毒食品泛滥的疮疤。其实，早在2005年４月安徽阜阳等地就发生了伪劣奶粉使无数儿童营养不良、出现大头等生长畸形甚至丧命的事件。中共政府机构还专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全国奶粉市场进行过清理、整顿，宣称真正的“三鹿”牌奶粉全部合格。【32】只是调查归调查，掺毒归掺毒，只要没被发现，毒物照掺不误。
继毒奶粉之后，中国人并未结束吃有毒食品的命运，毒豇豆、毒大米、毒龙虾、毒黄瓜等毒物也纷至沓来。有人将中国有毒食品编成有毒食品大全，其中共收录中国最常见的有毒食品五十五种。【33】如高致癌毒大米（陈化粮、民工粮），以及用这类大米加工制做出的其他食品；毛发水勾兑出的毒酱油；敌敌畏泡金华火腿；用猪大粪浸泡制作臭豆腐；用矿物油加工制作的毒瓜子；太仓肉松的原料使用了死猪肉、母猪肉，用双氧水漂白母猪肉；在下水道淘出的“潲水油”（“地沟油”）。看后令人作呕，感慨万千，人心的败坏何以能达到如此地步！
近年来，“地沟油”，“瘦肉精”不断浮出水面。虽然制作“地沟油”，“瘦肉精”的黑窝点不断被捣毁，新的仍然层出不穷。
地沟油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于各类劣质油的通称。一网友实拍了他家乡的地沟油“生产基地”，照片登在《环球网》论坛上，“真让人大开眼了，开到恶心想吐，开到深恶痛绝！地沟油的“原料”来源有两条：一是下水道；二是直接从饭店餐馆收集餐饮垃圾去提炼地沟油，这个得跟饭店有关系，才能搭得上线，少不了些打点”。【34】这些经过提炼的地沟油转了一圈，又回到全国各地大小餐馆的餐桌上，只是其中增加了许多看不见的毒素与致癌物。
瘦肉精的使用更为普遍，一个专事猪肉中“瘦肉精”残留检测的科研单位介绍，所在城市里，根本就取不到任何人的阴性尿样，无论是直接从屠宰厂里取样，还是去肉菜市场买猪肉检测，其结果阳性指标都高得吓人！【35】
因此，在中国食品行业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产品的制作者不吃自己生产的产品：不吃自己养出的猪肉，因为含有太多的瘦肉精；不吃自己种出的菜，因为用了太多的禁用农药；不吃自己做加工的泡菜，因为太脏，还含有致癌的防腐剂；……。一则上海查封染色馒头的报道披露，问题馒头的制作者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
难怪面对泛滥的有毒食品，各级官员为了自我保护，利用各种权力和条件生产绿色无毒的特供食品，供自己和自己家人享受，当今特供食品已经成为了特权阶层的专用标志食品。特供食品原仅在中央小范围实行，现在已逐步扩大到中央各部门、省市，有些县乡都开始搞特供。【36】
甚嚣尘土的假医假药
与比比皆是的有毒食品相比，假医假药毫不逊色，遍布中华大地。据报道，2005年仅查处的假冒伪劣药品案件就有7.8万多件。【37】
南方周末报道，2011年11月17日，公安部统一指挥29省份警方发起一场打击假药的“战役”。警方发现，假药遍及全国，涉及几乎所有药品种类，流入药店甚至个别地方的医院诊所；制假者在制假的各个环节，都有正规企业提供服务——“打击了才知道假药原来这么多。”【38】
假医假药的甚行更是导致了不计其数的严重后果，夺去了无数鲜活的生命。
2006年4月29日和30日两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连续发生了群体重症肝炎病人突然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症状，5人救治无效死亡。通过排查检验，这些病人使用了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其中含有不明成分杂质，为假药。进一步调查发现用于生产亮菌甲素注射液的药用辅料丙二醇是假冒的丙二醇。【39】
齐二药事件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欣弗假药致死事件。2006年7月24日，青海西宁部分患者使用安徽华源公司生产的抗菌素“欣弗”（克林霉素）后，出现胸闷、心悸、心慌等临床症状。2006年7月27日，哈尔滨六岁女童刘思辰因静脉点滴克林霉素不幸死亡。欣弗影响范围更广，全国有16省区共报告欣弗不良反应病例93例；死亡11人。原因又是药品生产商生产了不合格药品。【40】
2007年3月至12月间，南通销售假人血白蛋白，人用狂犬病疫苗，导致多人死伤。【41】
2010年03月31日，常州爆出疫苗造假大案。当地著名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药监局查实在疫苗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导致大量问题疫苗流向市场，受害者最少超过100万人。【42】
假药的肆虐，不仅涉及流通销售环节的黑心药商，同时，一些药厂为了牟取暴利，直接贿赂药监局的高官，降低审批药品标准，扰乱新药市场，导致假药横行。2007年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处以极刑。郑在1997年中至2006年年底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等职务期间，审批八家药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直接或者透过妻子和儿子，受贿649万多元人民币。 2001年到2003年，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其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上述齐二药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和欣弗注射液事件都发生在郑筱萸任上。【43】
有毒假货输向全世界
中国假货毒物的蔓延，不仅毒害国人，一些无良商人已经把假冒伪劣的看家本领输向世界各地。
2005年11月，欧盟在布鲁塞尔总部发表25国海关联合声明，指出在当年5月份进行的针对中国伪造商品大规模检查中，总共有500吨来自中国的伪造商品遭到拦截。据欧盟公布的消息称：在欧盟内部流通的假冒商品中有70％来自中国。【44】
1997年，海地发生食物中毒事件，88名儿童死亡，事故追踪到中国大连的一家公司，中国政府一再阻扰外国人士前往调查，一年后则宣布，那家公司已经搬走，纪录已被销毁。
2007年5月初，中美洲岛国巴拿马，发生一起大规模中毒事件，365人死亡。经调查，是中国奸商将有毒的工业用溶剂二甘醇冒充药用糖浆，出口到巴拿马，巴拿马政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有毒溶剂搀进了26万瓶感冒药，以至于发生了灾难性后果。【45】
2007年，在美国发生大规模宠物中毒事件，八千多只猫、狗等宠物先后中毒死亡，肇因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宠物食品中，含有致命的三聚氰胺。【46】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FDA发现自2007年1月起的一段时间，连续接到62起因使用不同公司的肝素产品引起过敏反应进而致死的报告。经检测发现病人使用的抗凝血药物肝素存在问题，其中掺入了硫酸软骨素的磺化产品多硫酸软骨素，受污染的肝素只牵扯到来自中国的供应。硫酸软骨素是一种膳食营养补充品，通常从动物软骨提取。多硫酸软骨素在化学结构上与肝素的活性成分相似，据FDA的官员称，多硫酸软骨素的生产成本更低。【47】
FDA药物中心主任珍妮特•伍德考克(Janet Woodcock)表示，看上去这种物质经过了刻意的处理，加入了较多的硫酸。此种化合物既不会在自然条件下生成，也不是直接来自猪的身体组织。
学术专家指出，至少要有基本的化工制造设备才能进行此类硫化处理。协助调查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副教授刘建（译音，Jian Liu）表示，经硫化后的硫酸软骨素在化学结构上与肝素更相似，并以相似的方式凝聚在一起，用一般的检验方法无法辨别出来。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局长艾森巴赫(Andrew von Eschenbach)表示这是一起显然出于经济目的的假冒伪劣案件。【48】
第六节 哪里还有净土？教育学术领域成重灾区
中共治下的中国已是腐败不堪，这种腐败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一向被视为人类社会净土的教育系统也未能幸免，在社会整体腐败的大环境下，教育系统的腐败也沦落到了令人可怕的境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健康发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承传、人伦教化与道德提升的关键。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向来重视教育，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灿若群星的先贤大哲，各自为中华文明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是反观中共统治下的六十年，除了那些歌功颂德的马屁文人，出现过几个“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文化巨匠？由于中共对道德的践踏和教育的摧毁，使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礼乐崩坏，腐败遍地，中国的教育也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乱象和危机。学术造假、论文剽窃、买卖文凭、贪污受贿、考试舞弊、师德败坏、权钱交易等腐败形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教育腐败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复杂，难以尽述，下面仅从七个方面阐述教育的问题。
一．教育沦为赚钱工具
教育系统道德败坏，就广度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非法乱收费问题。教育本是一项公益化的事业，目的在于教书育人。可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教育实行市场化、产业化以来，在利益的驱动下，学校乱收费泛滥，教育系统一跃成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学校本应是传播知识、培育道德的人间净土，是个远离铜臭的神圣之地。而今许多学校却蜕变成创收盈利的企业，成为“不冒烟的工厂”。学生和家长不得不面对名目繁多的各种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诸如什么择校费、补习费、赞助费、复习费、集资费、搭车费、试卷费、捐助费、危房改造费，等等等等，明目繁杂。学校为创收赚钱，可谓挖空心思，巧立名目。而另一方面，那些地处偏远和贫穷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校，政府宁肯把钱用来修建豪华办公大楼，却不肯把钱投入教育，致使学校校舍简陋，危房林立；教育设施差，教师工资难以糊口；学生家境贫寒，无力承担学习费用，致使许多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流向社会，过早的从事与其年龄不相称的繁重工作。
二．教育官员贪污腐败
同社会上的其它腐败一样，近年来一向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教育领域，也逐渐成为职务犯罪高发区。据江苏省南通市纪检监察机关统计，该市从2007-2000年的三年间，共查办教育系统中小学校长违纪违法案件85件，涉案金额计3，000余万元。2009年8月26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兰州市西北中学原校长胡万贤私分“小金库”、收受“好处费”腐败窝案，检察机关查明其涉嫌贪污、受贿金额竟高达190多万元。中共央视教育频道也发过专版，谈及“贪污受贿包情妇，中小学校长趋利致教育腐败”的话题，详述了中小学校长腐败六大案例，其敛财手段和贪腐程度发人深思。
2010年5月10日广东省检察院公布了2009年十大“典型案件”，其中一例便是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受贿案。2001年至2008年，赖来新先后共计受贿66.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当然，与那些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亿的贪官相比，赖来新受贿金额不大，相对还算“清廉”。然而此案的看点不在这里，而是赖案一发，竟然牵扯出英德市涉嫌收受“劳务费”的98名中小学校长，他们闻风而动，纷纷自首，成了这十大“典型案件”中位列第二的案例，因而轰动一时。
不只是中小学校长涉嫌贪腐，大学校长更不甘其后，贪腐金额更高。原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李海婴贪污、挪用、受贿1，400余万元，被判无期。原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收受巨额贿赂分别被判12年和10年有期徒刑。
三．考试和招生舞弊
体现教育公平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评定优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陆，考试作弊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小到课程测验，大到升学考试和各类专业资格考试，无不有作弊者存在。而且这些年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泄题、雇用“枪手”、考场作弊之类的传闻不绝于耳，各类作弊案件层出不穷，作弊手段也花样翻新，作弊工具也日益呈现出高科技化。
2004年5月，中共教育部就通报了四起重大考试舞弊事件。这四起案件分别是：（1）武汉大学研究生邹某利用网路发布出售2004年全国研究生考试题和答案的虚假信息，从中获利14,000元，并涉嫌诈骗。（2）黑龙江牡丹江林管局考区在2003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期间利用通讯工具严重作弊事件。涉案考生18人，其中有3名考生还殴打监考老师。（3）重庆市西南农业大学教师孔某等倒卖2003年全国大学四级英语考试试题和答案案件。孔利用监考便利，组织倒卖试题答案。涉案的还有西南农业大学、四川外语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6人和重庆汇龙达公司员工1人。（4）倒卖2003年全国大学四级英语考试试题案件，犯罪人刘某、曹某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务处教务科副科长史晓龙等被抓获。
2011年1月15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吉林省四平市的一处考点，又有19名考生考试作弊被抓获，其中7名考生利用高科技通讯工具作弊，11人抄袭，1人替考。而且在考前，四平市就有人声称可以帮助考生作弊、保证通过录取分数线。2012年，考研英语再度泄题。
一场场考试，尤其是全国性统一考试，往往关乎许多人的前途命运。然而众多舞弊者的存在，使考试的公平性大打折扣，怎能不令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失望寒心。
考试舞弊，招生亦舞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教育的一大怪圈。利用招生进行舞弊的案件不胜枚举。
如2002年原浙江大学某副校长利用职权将一老板子女以体育特长生名义特招升读浙大，并收取酬金，后被判刑。2003年，中央美院附中校长金甲镇、副校长石良和教务部主任柯肇晴涉嫌非法招生并侵吞145万，被检方以受贿罪、贪污罪、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名提起诉讼。2004年北航在广西招生涉嫌向拟扩招的学生索取巨款被曝光，引起轰动。北师大艺术学院舞蹈系原系主任于某，在2004至2005两年间，因收取2名考生家长好处费，并在专业课考试中给予考生帮助，事发后被判刑五年。2009年中国科大校长侯建国的儿子侯致远以低于科大录取线57分的情况下被科大违规录取，但并未获究。另有邵阳市邵东县学生罗彩霞被当地公安局政委的女儿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五年之后才被发现。
这样的例子太多，俯拾皆是，数不胜数。而每一起招生舞弊案的背后，都有权力和金钱的影子。中国的教育已经沦落不堪。
四．剽窃抄袭和学术造假
高校、科研机构在人们的心目中本是一座圣洁的“象牙塔”，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代言人，本应有较高的行为操守和人格魅力，然而在金钱及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一些学者丧失人格，不顾道德底线，疯狂剽窃和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或伪造实验数据和实验结果，为这座本应圣洁的“象牙塔”蒙上了阴影。兹举几例以示说明。
2008年8月复旦大学校长助理、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中心主任丁光宏教授及其博士后田舜莲于2008年8月发表在Life Sciences杂志上的文章，经查是由田舜莲将实验室共享且尚未发表的研究技术及其成果占为己有，并添上自己造假的数据和大段抄袭他人的论文，在短短4个月中，将一篇需要1-2年才能完成的论文造出来了，还以此获得评优和得奖。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刘辉将冒用别人发表的文章，被揭露后，清华大学撤销刘的教授头衔，并解除与刘辉的聘任合同。浙江大学中医学院博士后贺海波，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因涉嫌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而被撤销，并牵扯到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及其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另有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学历造假和在资金申请中冒用他人论文；河海大学刘汉龙教授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并用此成果多次报奖。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侵占他人著作权，后来不得不登报道歉。
一则华南虎造假使得事件主人公——陕西农民周正龙跻身科学造假的“殿堂”，其“坦然自若”的造假成为当年中国学术造假的头条新（丑）闻，“蜚声”世界。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宣布陕西发现华南虎，并公布了据称为陕西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采村村民周正龙2007年10月3日拍摄到的华南虎照片。镇坪县也在街头竖起了巨幅广告牌：“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但这一轰动性的消息随即引来广大网友质疑，指可能是周用纸老虎造假。此后，许多学者发表意见，从科学角度质疑相片的真实性。面对众多的质疑声，陕西省林业厅始终坚持虎是存在的。事件直至2008年11月17日，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正龙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判决被告人周正龙犯诈骗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缓刑考验期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此事件为中国社会贡献了一个现代新语汇“正龙拍虎”，意即某人或某集团为利益所驱动而做假，被揭穿后还抵死不认。【49】
上海交通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因涉及剽窃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产品，影响恶劣，而最具轰动效应。2002年8月，陈进从美国买来10片MOTO-freescale的56800晶元，找来几个民工将晶元表面的MOTO等字样全部用砂纸磨掉，然后找浦东的一家公司将表面光滑的晶元打上“汉芯一号”字样，并加上汉芯的LOGO，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汉芯一号”“诞生”了。借助“汉芯一号”，陈进又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以及数不清的荣誉及头衔。原本该给国人带来自豪感的“汉芯一号”，最后原是一起让人瞠目结舌的重大科研造假事件。【50】
最新媒体数据显示的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实际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生产出来的。所以这些科研论文数量占了“第一”，而平均引用率却排在了世界100名开外。这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原创成果，有多少是剽窃之作，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开创性研究，又有多少是伪造之作，恐怕值得人们深究。
五．权、钱、学结合与文凭泛滥
在当今什么都能造假的中国，造个假文凭简直太小儿科了，据估计社会上的假文凭几率高达5-10%。只要肯出钱，什么文凭都能在街头买来，造假技术一流，真假难辨。
即便在真文凭中，也有很多是违规发放，或者是权学结合、钱学结合的产物。
如原广东省高教厅成人教育处副处长周之行，利用分管全省高等成人教育电视大学招生办证工作的机会违法批准发放了近万个电大文凭，在此过程中索贿受贿共计人民币56万元，贪污162万元，此案还涉及广东省15个县市的电大违规办学。
另有政府部门官员和企业管理层，打着培养人才，提高干部素质的幌子，或明或暗地与具有文凭颁发资格的学校及科研单位进行文凭与学位买卖的勾当。这些人课可以不上，试可以不考，论文有人代写，学费公家报销，转瞬就可拿到学校和考研机构颁发的货真价实的文凭和学位。而学校和科研机构在政策、资金、项目申请等方面也能得到受惠官员格外的照顾。在利益的驱动下，双方各取所需，亲密合作。
由于现在许多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的官员要取得学位或升迁与晋职，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的硬体要求，于是专门代写论文的“枪手”公司在社会上应运而生，可以代写本、专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职称论文及其它各种论文。只要价钱出得合适，就可以拿到高水准的专业论文。该市场行情，一路看涨。
六．师质下降，师德堕落
教师作为教育者，是净化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教师本应该为人师表。如今许许多多的教师在一切向钱看的大环境下，首先想到的不是安于教好课、教好学生，而是想着怎样钻营。
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爆出校方利用女生讨好上级领导。教育部高官来南京师范大学视察，校方强迫舞蹈编导专业班10名女生停课陪领导跳舞，官员们的粗俗表现让女生倍感尴尬，陪舞后女生多逃离现场。事情发生后，在南师大校园平地涌起轩然大波。一位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这种现象简单概括为社会和官场中庸俗社交活动方式在高校的蔓延！“高校的各级管理者目的只有一个，取悦与学校发展关系密切的上级部门官员。”
不但如此，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还频频出现禽兽教师，骇人听闻。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为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成把学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受害者最小仅10岁。情形之恶劣，范围之广泛，闻所未闻。最令人心忧的是，经过江泽民的统治，这些事例还不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早已发展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道丑陋的“风景线”。
七．教育沦为政治迫害的工具
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后，教育界被全面推到了迫害无辜、灭绝良知的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各级教育部门要求对法轮功进行大批判，强迫教师学生观看诽谤、攻击法轮功的电影，更有无数在大大小小的班会、校会上无端声讨的，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并大搞“文革”式的人人表态过关。
2001年2月1日，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攻击法轮功的签名活动，在全国教育系统首推“百万签名”，以此来毒害数以亿计的未成年学生。有的学生不签名，班主任连拉带拽，威逼利诱，逼迫学生签名。《新生网》2001年5月5日报道，成都中医药大学发出通知，强制每个学生在反法轮功的横幅上签名，否则将开除学籍。
诬陷攻击法轮功的内容被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甚至进入高考和研究生的试题中。
教育系统对不放弃法轮功修炼的师生进行迫害。教师被开除，学生被学校除名、不能升学、毕业，把他们强制送入劳教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甚至被迫害致死。自1999年，仅清华大学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学业，或直接送入劳教所。在教育系统中，为外界所知的就有72名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被迫害致死，年纪最轻的是只有17岁的佳木斯市树人中学学生陈英，年纪最大的是68岁的哈尔滨市管理学院教授周景森。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中国教育腐败的冰山一角。事实上，中国教育的道德败坏程度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中国的教育已是乱象丛生，危机四伏。某种程度上讲，教育的腐败比社会上的其它腐败更可怕，因为它毁掉的不仅是个体的人，而是毁掉了人心中善念和良知，毁坏的是一个民族文明和道德赖以承传的根本。当教育彻底失去教化人的社会功能时，这个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这种体制教育出来的人，又怎么可能撑起中国的明天，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