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7日讯】上一周国际上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刚刚曝光出来的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案。这个间谍案曝光的时候正是中共高层政治地震，“陈光诚事件”使得中美关系处于非常微妙的敏感时期，因此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间谍案简单回顾
先把事情简单的回顾一下。最先报导这个案件的是香港的媒体，在香港的《东方日报》5月26日报导说，国安部有一位副部长的秘书早年在香港就被美国情报部门设局，设了美人计，遭拍照勒索，成为间谍，今年年初落网。说这个案子牵涉到了350名官员，高层震怒，这个副部长已经停职了。
6月1日，路透社从香港报导，说这位副部长的助理是在一月份到三月份期间被捕的，他被怀疑已经向美国提供情报很多年了，提供的情报就包括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这位助理说是收到了数十万美元的报酬，现在说他的上司副部长也被停职并接受讯问。这是路透社的报导。
同一天晚一点的时候，《纽约时报》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进一步的追踪报导。《纽约时报》有自己的消息来源，他和某些消息来源核实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不仅证实这件事情发生了，还发掘出更进一步的内容。《纽约时报》的消息来源说，对这位间谍的拘留是和薄熙来案子曝光所引发的一系列调查同时发生的，调查是由中共最高领导层批准进行的。
现在还不清楚这个间谍案和其它的调查之间有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报导提出了，今年早些时候，中共高层曾经禁止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研究人员出国访问。有人说，这个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国家安全部有关系，禁止出访的理由是情报泄露。《纽约时报》同时还提到了，上一次发生的重大间谍案同样是国家安全部的俞强生。
大家知道，中国的国家级对外公开的情报部门就是国家安全部，当然也有一些其它的，比如说军队的总参二部、三部，还有其它的一些情报部门。国安部是把以前的中央调查部和公安部一局的大部分，以及一些其它小的情报机构合并了以后，在1983年组建的一个新的部，这个部是归属于国务院。组建不久，就在2年以后，1985年就发生了俞强生叛逃美国的重大案件。
俞强生是俞正声的哥哥，俞正声就是现在的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俞强生当时是在国安部负责美国情报，他是北美情报司司长和外事局主任，他提供给美国公开知道的最重要的情报，就是揭露了中共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金无怠。
金无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员，也有人说他是什么亚洲问题的主任，他可以接触到最机密的情报。据说他从1952年开始到退休的1981年，一直在给中共提供情报。81年退休以后，他仍然担任中央情报局的顾问，经常给出主意，还能看到一些文件，所以提供情报的时期甚至很可能还要向后延长。金无怠据说是周恩来直接派遣的间谍。按说，俞强生的级别不能接触到有关金无怠的资料，但是俞强生曾经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这个身份使他得以接触到最机密的资料。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国安部的首任部长凌云被解职。
信任和效忠危机
对于这一次间谍案我觉得分析起来的话，要远远超出所谓的间谍和情报战，更重要的是中共整个体制面临的一个体制内人员效忠的问题。而情报人员由于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面，就是出国，接触到国外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至历史文化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因此更容易引起内心的冲突。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意识形态的问题。在间谍当中，最难识别和危害最大的一部分间谍往往不是由于钱的原因当间谍的，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主动当间谍的。当然他当了间谍以后，可能后来会有一些报酬，但是他的开始的出发点并不是金钱。这种间谍比较容易出现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事件当中，比如说金无怠，如果说他确实是1944年被周恩来派遣打入美国情报系统的，那么他就属于这一类。
这些人相对来说不容易被发现。中共早期一直到文革结束，它不缺这一类人当间谍，因为毕竟是打江山的时期，文革之前还是继续革命的时期，这种时期比较容易吸引一些以意识形态来投靠中共，或者是在对方的阵营里面从内部向中共提供情报。但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崩溃了，而它自己后来又树立起来的一些意识形态，它的表现就显得自我矛盾。
首先，革命不再被推崇了，而它的理论系统就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江泽民时期它只有三个字三个字往外蹦的份了。这种价值观到了开放以后，和外面一接触的话，中共的价值观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一对比，它立刻就败下阵来。这对于外派的间谍而言是致命的。如果说他不能够在思想上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理由，有一个拿得出手的能够说服自己，也能够说服别人的理由的话，他要坚持下去是很困难的。我认为对于中共的间谍而言，这种最不容易叛变的以固守意识形态为主的这个类型的间谍现在基本上已经绝种了。
没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撑以后，还有什么替代品呢？在中共的这个系统里面它的替代品就是“国家意识”，就说为国效劳。这里其实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它也存在问题，就是国家层面和政权层面。在民主国家，因为它的政权是民选的，因此它的国家和政权是统一的，它的情报人员效忠国家和效忠政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冲突。如果说他要出问题的话，他会出在其它方面，但是很少会出在为国效劳这个方面。
但是对中共来说的话，这两者它是矛盾的，就是说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不是一体，而且往往它们之间有冲突。中共它的替代方式就是用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方法，但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它可以煽动一部分人，尤其是煽动一部分年轻人，或者是资讯不完全的人，但是对于间谍这一类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来说的话，它的作用相对就比较小了，而往往更需要的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就是对国家的效忠。
在这里，效忠中共和效忠以文化历史传统为特征的国家，这两者是对立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想效忠国家，他就一定会对效忠这个异教政权产生怀疑，至少在间谍当中会有一部分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他会这样。在外派间谍当中，因为他接触到了自由资讯，所以这一方面的问题会比一般人更明显、更严重。
也就是说中共的特点和它为了它自己的政权，它去反对、去否定和割断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这种做法使得一般国家的国家意识没有办法直接转变为对政权的效忠，或者说短暂的转变为对政权的效忠以后，很快的当人们有了资讯以后，看到全面的资讯以后，他这个转变就没有效果了，尤其是在当前这个大的形势下。当前什么是大的形势下呢？就是国内的民众，全社会普遍怀疑并且否定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那么没有国家民族意识怎么办呢？它就只能用“政权意识”来代替，在这一方面同样存在问题。这个党和这个政府的主要官员，特别是高官，他们正在把大笔资产和他们的家属转移到国外去，对于需要用政权意识来保持忠诚的间谍而言，这个是打击他们士气最有效的工具，比任何外来的拉拢或者威胁更有效。情报机构的人员对这些情报了解很多，他们更不会相信喉舌媒体的宣传。
要知道前苏联的改革最开始的就是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是什么人？他是克格勃的头目，因为克格勃当时作为苏联的情报机构，最了解苏联真正的弊端和问题在哪里，而且他们知道不改就会崩溃，他们不是说真的就特别喜欢改，而是说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最了解内情。其实中国的情报人员也一样。
在国家意识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对间谍的态度。在冷战时期，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于自己的间谍总是非常重视的，一旦自己的间谍被抓以后，往往是用间谍交换的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间谍换回来，这个不仅仅是为了间谍本身，也是为了其他从事秘密工作的己方人员的士气，为这个考虑他也得这样做。因为间谍独立工作在敌方阵营里面，他被抓的机会很多，一旦被捕，唯一得救的希望就是自己的政府出面营救，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间谍都有示范作用。金无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金无怠被捕以后，他提出希望中国方面来营救他，但是中方一口就回绝了。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件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元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无怠先生。这就把金无怠给一口回绝了。金无怠在绝望之余，这位最成功的间谍在判决之前在监狱里自杀了。当然有不同的观点，也有人认为他不是自杀的，可能是被杀的，但这个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没有关系。
从这一点和其它的案例可以证明，中共从来就拒绝承认任何被捕间谍是它派出去的，是跟它有关的，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在世界上完全否认自己的间谍，而且从来不救自己的间谍，这样的国家可能不多，但中国就是一个。这种作法肯定的不会去增加对外派遣间谍的忠诚度，就是对中共的效忠程度。
这些都排除掉以后，可能剩下的手段就不多了，无非就是物资奖励和诱惑。对于中共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政党来说的话，现在能用的也就是金钱、物资了。金钱物质在收买别人的情报的时候，也许是有用的，但是要用它来保证自己间谍的忠诚就会有问题，因为现在国内整个官场是腐败的，全国都向钱看，情报部门绝对不能幸免，就像军队也不能幸免一样。钱可以买来短暂的表面的忠诚和情报，但是更多的钱也会买走他这个表面的忠诚和情报，这个是中共自己推行的政策造成的，是中共自己的思想体系，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体系造成的，没有治疗方法。
据说这次的间谍案就是开始于这个情报官员被美人计收买，拍照敲诈。你要想到在中国的官场上，包二奶、三奶，甚至更多一直到一百多，这种情况早就是中国官场的常规操作了，如果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得到重要情报的话，那么中国大陆如果人家想得到，还有什么情报会得不到呢。
微妙的中美关系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通过这件事情看到微妙的中美关系的问题。《纽约时报》的文章提到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说这件事件可能会加深最近一系列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一系列事件主要是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和陈光诚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们先看王立军，当这个中共的警察英雄王立军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他选择的不是向警察头子周永康求救，也不是向党中央或国务院领导求救，而是直奔美国领事馆。如果说仅仅是为了保命，那么还情有可原，但是他不是空手去的，他带去了资料，这个资料就有别的意思了，就不仅仅是为了保命。
现在至少已经知道的资料，就包括谷开来涉嫌谋杀英国人海伍德，这是被中方证实的。王立军2月6日进入领事馆，7日第二天美国就通知了英国，一个星期以后英国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来重新调查海伍德的死亡案，这是被中方承认了的情报。没有被中方承认的，还包括薄熙来和周永康合谋篡权的这种说法，这种资料。按照这次所谓间谍向美国提供情报的说法，就这个间谍是提供了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王立军给美国提供的资料属于哪种类型？如果说这个资料是讲薄熙来和周永康合谋篡权的话，它就是政治情报，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政治情报。
中共一直把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当成是最高机密。赵紫阳下台的最终原因之一，就是在和戈巴契夫会面的时候，暴露了中共最高机密，说是政治局有一个协定，就是“重大问题请示邓小平”，这句话里面就包括了两个最高机密，一个是邓小平垂帘听政、干政；第二是赵紫阳对邓小平垂帘听政的不满。最终这个导致了赵紫阳的下台，这是原因之一。
我们再来看一下陈光诚。陈光诚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当中正好和王立军处于两个极端位置的，他是一个盲人维权律师，而王立军是一个警察英雄，专门打维权律师的。当陈光诚逃出家乡维稳系统的层层围困，到达北京，居然在中国大地上找不到一个安全藏身之处，朋友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唯一在中国土地上安全的地点是美国大使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共的高层，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派系，是哪一朝元老，要找到他们当中的共同点的话，恐怕就是所有的高层领导都是美国或者是西欧名校的学生家长。就连高级五毛这个级别的最著名的反美人士司马南，他也乐不颠颠的往美国跑，当然他来美国不是来反美的。
美国有自己的问题，有的问题还很大。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中共建政以后，树立了一个最主要的敌人就是美国。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反差和冲突，他进行了60年的反美宣传，到现在为止在中共的宣传里面还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还是这么说，这个说法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实际上朝野其实是有惊人的一致。
作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人，他们相信美国的价值观，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问题，但是反民主自由人权的当政者却也是如此，当他们有权有势的时候他们送子女去美国，当他们失去权力的时候自己跑美国。我觉得这是间谍案，如果我们分析下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背景是什么？！
间谍案和薄熙来周永康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间谍案和薄熙来、周永康的关系。《纽约时报》的文章他援引消息谈到，对国家安全部的调查是和调查薄熙来案件几乎同时进行的，或者说对薄熙来的调查立即就延伸到了国家安全部，而调查的方向在《纽约时报》这篇文章里面说的非常明确，说一些中国官员不适当的使用国家安全机制，还有就是腐败。
什么是国家安全机制？在《纽约时报》的文章里面他的原文是SECURITY SERVICES，就是指所有的安全部门，其实就是中央政法委的管辖范围，而且不仅仅是限于国家安全部。对于这一次间谍的指控和他出卖情报的指控，并不是不适当的使用国家安全机制，所以看来挖出这个间谍只是调查的一个副产品，是一个意外的收获。那么他原来调查的目标是什么？王立军是一个地区的警察头子，根本就谈不上国家安全机制，但是如果看一下薄熙来案件牵涉到的和国家安全机制有关的内容，我们就不难想像调查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的薄熙来是和所谓安全沙皇周永康结盟，周永康原来是选定了薄熙来接班政法委书记，进而取代习近平，这也是周永康在人大会议期间以及之后力挺薄熙来的主要原因。
整个涉嫌谋反的基础，就是两大部分结盟，不是说他们两个个人关系有多好，而是薄熙来他有一个身份，就是部分太子党领军人物的身份，而且他具有中共内部理论上红色接班人的合法基础，同时他还有唱红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这个部分和周永康的国家安全机制的准武装力量结合起来，这是他们二个人结盟的真正的基础。
这里又牵涉到不适当的使用国家安全机制了，涵盖面很广，刚才说的周永康用他国家安全机制的准武装力量做为资本，和薄熙来做为一部分太子党领军人物和唱红的政治资本结合来阴谋篡权，他当然是不适当的使用国家安全机制，但是即使排除这个阴谋篡权的话，这个国家安全机制也是被广泛的不适当的使用了。
譬如说维稳就是其中之一，官方正式的说法维稳就是公共安全，维稳经费就是公共安全经费，也就是说这个维稳本身就是政法委及其管辖的公、检、法、司、国安等部门任意扩大权力，争取部门利益的借口，也是争取他们个人利益的借口。就说这个部门是唯恐天下不乱，没事找事，小事变大事，大事非得闹成国际事件不可，趁乱谋他们自己的私利。你像王立军在重庆的时候，就要自己设计警用车辆，警用设备，自己设计警服，他的采购就必须是在王立军指定的这些地方去采购，据说重庆一年警用设备的采购就有上亿人民币的漏洞。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间谍案和周永康的关系这个责任的问题。俞强生叛逃事件导致当时的国安部长凌云下台了，这次案件就按照领导责任制，就一定要追究责任。追究下去的话，就不仅仅是这个秘书的顶头上司国安部副部长要负责任，国安部部长也有负责任，而且负责整个安全系统的周永康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
因此我觉得这个间谍案在现在曝光出来的话，肯定是有特别的原因的，像在中国这种目前人人向钱看的情况下，出现的间谍案肯定不只这一件，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曝光？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周永康他的下场会如何？这个有一个因素，是谁都不能预料的。
就是从现在到十八大或者北戴河会议之前，会有很多重大事件能够曝光出来，能够曝露出来，而且这些事件都会和周永康的安全机构或者周永康本人有关系，这不是哪一个人能决定的，这种突发事件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所以这件事情在现在曝光是非常有讲究的，这和在这之前发生的而且还在继续进行的最高层的权斗有直接的关系，是又一次双方角力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随时再注意观察，但是这确实是中央政法委系统管辖范围之内的安全部门一个不可避开的重大的弊端。出事是必然的，什么时候出事，什么时候曝光，这个就有讲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