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7日讯】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间，每年都有减免国税，扶助灾民的政策。蠲免天下钱粮共计五百四十五次，折合白银高达一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家每年两千万至三千万两财政收入的五至七倍。
——题记
从1989年上台后，江泽民在位时期的经济政策180度的逆转了中共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方向。八十年代，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成为农业的黄金时期；而九十年代却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八十年代应运而生了乡镇企业，政府鼓励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到了九十年代，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压制了农村的乡镇企业。而国营企业改革几经周折，最后形成了大型国企垄断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各大支柱行业的局面，而民营企业无论在资金还是政策环境上都无法望国企之项背，只能处于“小媳妇”的地位。1994、1995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而大力推行土地财政，进一步刺激了圈地运动和房产经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连年大幅度增长，中国以低人权“优势”，成为全球低端产品的制造中心；同时产生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高投资和高外贸，而国内市场相对萎缩的怪象。
所有这些都在江在位时形成，却没有因江的下台而改变。原因之一在于2002年卸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江仍然滞留军委主席职位至2004年。从2002年至今，虽然胡锦涛为总书记，但每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九人中有大半人马还是江系人物。这些人及其附属集团牢牢把持着党、政、军、地方的重要位置，延续着江在位时期的政治经济路线。原因之二在于江时期的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它们受益于国企垄断，受益于圈地运动和房产经济，也受益于外商投资。它们自然不愿改变这样的发展现状。
不仅如此，由于江时期的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其手段无视社会的基本正义，无视子孙的长远利益，破坏性的消耗中国的资源。在追逐物质利益中放弃了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为了短期的表面繁荣摧毁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到胡锦涛上台后，这种不可持续而风险极大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四处频发的社会经济危机，迫使下一届政府疲于被动的应付危机而无力改变现状。时至今天，中国的经济仍然无可奈何的继承着江时期留下的摊子。
第一节 “保八”政策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共于11月5日推出四万亿人民币财政及货币刺激计划，并开始迅速实施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物流这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在西方，因为2009年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一时间赞美之词不绝于耳；有些西方人士甚至心驰神往产生了对中共专制极权的向往。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10年11月16日发表的题为《新兴的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来说优劣并存》的文章中说：
“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考验的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
可是，海量的财政及货币刺激计划换来的增长却是有短期和长期代价的。
2008年底，中国政府推出两年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与之配套的是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新增贷款7.58万亿元人民币。于此同时，因为房地产对经济发展具有拉动效应和波及效应，2008年年末中共国务院再次强调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经济早已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海量资金很大一部分就顺理承章地通过国有企业投到了房地产业中去了，不断有国有企业见报成为地王，引起了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
同时，由于财政拨款和信贷资金主要流入了各级政府和国有大企业，以及拥有国家项目的企业。已经产能过剩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向。这些资金极可能成为国有银行的呆账坏帐的隐患。同时，由于没有合法的民间融资机构存在，民营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房地产企业只能通过地下钱庄以高利贷的方式取得资金，甚至利用各种巧借名目的投资协议从资金充裕的国有大企业得到高利贷，高利贷利息高达30%、40%甚至100%的年利息水平。而这些资金完全不在正常的银行系统之中操作，无法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失去效力；银行系统放贷风险管理失调，坏债风险大增。而超量货币发行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危机将再一次成为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政权合法性的恐惧
中国政府在推出财政货币刺激计划时，未必没有看到其同时会带来的对中国经济系统的伤害。不顾惜代价的海量资金刺激经济反映出对经济萎缩的一种极大的恐惧心理。
要理解这种恐惧心理，要理解中共保八政策的来由，就不得不谈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中共在1949年后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并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邓小平就曾在1980年对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说“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然而，在意识形态破产后，造孽太深的中共是不可能有道义上的勇气真正地改弦更张的，而只是在坚持政治高压以维持其专制权力的同时，在文革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制方面的改良以图自救，试图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来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从而维护一党专制。这就是人们所称的中共的政绩合法性策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向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方法为被计划经济体制扭曲了的中国经济松绑.但是随着1989年江泽民的上台，中共的改良自救被他彻底葬送了。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尚未启动的政治改革从此完全消失了踪影。
恶性循环中的执政困境
仓促上台、无权力基础的江泽民正是遵循希特勒的教诲，以放手腐败为策略，用共同犯罪来建立和捆绑自己的权力基础的：变“发展是硬道理”的市场经济改革为“官商主义”的经济模式，以变官为商的方式迅速形成利益集团来得到贪官群体的拥护，而各级官员也都是理想缺失，没有任何正义可言，迅速地造成了江氏腐败体制权力上的膨胀和经钱上的暴发“奇观”。就这样，腐败这个毒瘤不断加剧，迅速弥漫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与此同时，江氏腐败体制的产生与漫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深化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危机；不想且不能改正错误而又要专制独裁，坚持政治高压、极端地维稳，也就成为恶性循环中的自然选择了；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也被江泽民的“将一切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政治异见（包括被江泽民和中共认为有可能在将来成为挑战力量的团体和个人）都受到了残酷无情的极端迫害，政治体制被畸形扭曲，法律尊严被无情的践踏，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不断扩大，还不必要的消耗了大量的国力。
就这样，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但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筹码，而且成为江氏腐败性体制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给体制性腐败继续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给极端的维稳提供资金以及借口。而且，以贪腐权力为中心的各个利益集团“雁过拔毛”的运作方式，以及极端维稳的经济负荷，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刚性要求；一旦经济增长不能保持在8%以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实体经济，经济严重萧条，失业大增，执政合法性不保。这就是刚性的“保八”政策的真正由来。
退无可退的“人造增长”
从事实上看，从中共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释放了人的本性，在市场调节之下的自发现象，而是在一个仍然是经济权高度集中的，由政府行政力量导控的“人造增长”。
这样的“人造增长”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前苏联战后的高增长就与其颇为相似。从1950-1984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9.9倍和14倍，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51-1980年间，前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7.4%和8.7%，明显高于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4.0%和4.6%的发展速度。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取得政权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基本上无失业，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几卢布，其中还包括了供热费、电话费和水费。很多人都能外出度假。物价普遍较低。但这一切，都建筑在政治强制、超高积累和资源高消耗基础之上。
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共政府放开了商品市场，同时引入了许多市场经济的手段，如股市，一定程度上容许私人经济，这往往给西方观察家产生错觉。但是比前苏联更甚的是放手腐败后使得经济被逼迫得不得不在高速上运转，这就使政府的行为愈发带有短期性。
在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使其尽量少的受衰退的影响。但是这些政策的使用都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许多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同时会有长远的负面作用。比如大量发行货币，虽然可以一时间增加投资和消费，使经济短期内不会回落，但是将由此产生政府赤字上升，通货膨胀等难以驾驭的问题。作为对付危机的第一波反应，中共2008年11月的4万亿人民币和2009年2月美国奥巴马政府签发的近8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旗鼓相当，可是中国经济的总量不到美国的一半，而美国还是危机的发源地。按经济总量的比例算，这种做法显然是无视本国经济体系健康的饮鸩止渴，但是在腐败和维稳的需求之下，这样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了。
严格的说，这种刚性的高速增长不是中共的一贯的执政思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以经济增长换取执政合法性，并没有走到必须年年保持高速增长的极端。是江泽民上台后，再一次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为了换取官员的支持而打开了腐败的闸门，由此把中国经济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而在这个所谓的“发展”过程中，江氏政权为了追逐物质利益而无视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为了短期的表面繁荣摧毁了社会的物质和人文基础，祭出了文明时代的野蛮“发展”模式。
第二节 血汗工厂
江上台后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是靠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向欧美市场低价倾销产品。
低廉的劳动力
可惜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靠的不是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现代的日本所拥有的世界领先的技术和效率，而是低廉的劳动力。这种情况下所谓出口导向其实就是把本国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在国际市场上换硬通货。这个世界工厂出口的产品看上去是鞋子，衣服，玩具，包括所谓科技产品，实际上出口的是中国的劳动力，虽然工人们身在中国。
2009年2月，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60页的报告，曝光了中国东莞的一家“血汗工厂”。该工厂名为美泰，为微软、联想、戴尔、IBM和惠普等公司生产键盘和其它零部件。报告描述该厂两千名年轻女工的境遇如下：【1】
在以每小时流过五百个电脑键盘的流水线前面，工人们坐在硬板凳上一天坐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个月只放两天的假。工人每1.1秒钟就要往键盘上安装一个按键，这样的动作每小时要重复3,250，每天35,750次，每周250,250，每星期超过100万次。
每安装一个按键，工人得到的收入是一美分的50分之一。
工人们不能说话，听音乐，甚至抬头。她们必须“定期剪指甲”，否则将被罚款。
工人们必须熬到休息时间才可以上厕所。工厂保安负责监视工人，工人不准把手放在口袋里，离厂时要被搜身检查。
加班是必须的，工人们一星期在工厂里要呆87个小时。工人的小时工资中有19%被厂方骗走了，实际拿到手里的工资是每小时41美分。
十到十二名工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睡的是上下铺的铁床，只有一块布遮挡个人隐私。工人们洗澡用的是小的塑料桶，用热水必须要走好几层楼。
工人们一星期有四天不能离开工厂，甚至不允许到外面散步。中国提供大量的出口补贴。在2008年，美国和中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的逆差达740亿美元。由于中国的低工资和压榨劳工权利，1400万的电子产品组装的工作机会离开了美国，这些工作的小时工资是12.72到14.41美元。
一个美泰的工人说起在工厂的感觉：“我觉得我像在监狱服刑。…工厂永远摁着我们的头，不允许哪怕最小的失误。我们得不停的持续工作，用闪电般的速度吃饭。…保安像警察看犯人一样的监视我们。我们简直就是牲口，不能叫做工人。”
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的主任查尔斯.科纳甘说，“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中国的劳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新的最低标准。200块钱的个人电脑和22.99美元的键盘可能看起来像一个不错的便宜货，但它们的成本极其可怕。中国的低工资和工人权利的缺乏保护使其在全球血汗工厂经济的竞赛中压榨到了最底线，那里没有赢家。”
跨国公司在中国血汗工厂的记录并不鲜见：2008年4月国外非营利性机构Policy Matters Ohio曝光了通用电器厦门合资工厂通士达的“涉嫌违法用工一事”，揭露了通用电器血汗工厂事件真相，曾在社会引起了广泛轰动；2007年11月有来自香港7所高校组成的一个调查小组曝出戴尔代工厂违反劳动法，工人每天上班16小时；2006年6月中旬，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称苹果公司的iPod是“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其中所提及的代工工厂为台湾代工巨头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公司。
奴工产品
更有甚者，是出口在监狱和劳教所生产的劳工产品。
自1999年江泽民政府开始全面镇压并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的民众以来，中国劳教系统强迫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生产奴工产品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中国的劳教所里，超过100,000人数的法轮功修炼民众不但被非法关押，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双重折磨，而且正在被劳教所奴役，被强制生产奴工产品，长期在劳教所恶劣的环境中超时劳动；完不成定额被剥夺睡眠时间或受惩罚；拒绝做强制劳工产品遭受酷刑；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劳教所经常任意延长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的期限；给法轮功学员造成肉体和精神双重摧残和伤害。然而中国政府却以全部产权属于监狱、劳教系统的企业将被获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来刺激和鼓励该类产业的增长和吸引外资合作。甚至有些劳教所不惜用金钱贿赂其他劳教所转移法轮功学员到本劳教所做强制劳工产品；中国的一些省市经济发展区的招商广告，甚至以地处监狱、劳教所区域的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外资。
而这些产品大多数是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纽西兰及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强制劳工产品不仅是对被劳教人员基本人权的侵犯，而且强制劳工产品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又刺激监狱、劳教系统进一步对被劳教人员高额定产值，加深奴役榨取血汗，同时劳教系统又用部分资金兴建更多迫害设施。另外，由于奴工产品成本相当低，在国际市场上这些低廉的产品极具吸引力和竞争力，使一些外国公司触犯本国和国际法律（许多国家是禁止进口和销售奴工产品的），参与合资生产和帮助进口、销售强制奴工产品。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昌邑利得尔工艺有限总公司”，“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与劳教所或看守所一起，强迫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为其无偿生产强制奴工产品。迫使法轮功学员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0多小时，有时甚至通宵的超强度劳动，以及因体力不支完不成任务的法轮功学员被毒打和酷刑折磨。这几家企业的劳工产品除在中国本土各大城市销售外，“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三枪牌的高档内衣系列产品，其产品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山东昌邑利得尔工艺有限总公司”所生产的“手工绗缝”棉被远销美国、加拿大，智利、阿根廷，西欧的欧盟各国，沙乌地阿拉伯、土耳其、科威特、阿联酋，澳大利亚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达10,000,000美元。“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畅销美、日、韩、俄、欧洲、非洲等1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内20多个省市。
下面是部分法轮功学员的证词：
原辽宁省沈阳市服装企业负责人的于溟（男）因修炼法轮功被关进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团河劳教人员调遣处。“几乎每天，所有被劳教的人都要熬夜和起大早拚命给警察干活赚钱，干的活大多是给街边小饭馆里吃饭用的一次性‘卫生方便筷’，头上包层薄薄的纸片以算‘卫生合格’。一箱筷子警察可挣6元人民币，每个被劳教的一天完工近3箱，一个队160多人，每天每个队给警察赚2000至3000元。”“包筷子的屋子就在劳教人员宿舍，每间屋子都是虱子横行。本来就人满为患，筷子扔满一地，甚至经常掉进旁边的便桶里都不管，捞出来继续包，因为筷子的总数一根都不能少，警察盯得很细。包筷子时从没让洗过手，很长时间也不让洗澡。”“被劳教的人中有吸毒和卖淫嫖娼者，但这里可不管你是否患有什么肝炎、什么性病等等，没有正规医检，只要你有口气就得给警察干活，包括浑身长满疥疮的人也得干，沾满脓的手把筷子抓来抓去。警察挎着电棍、手铐，在周围横晃着踱步、看守，谁的活未及时完成，即遭警察打骂。”
原北京市政法大学昌平分院行政管理专业大四学生龚成喜（男）曾担任学生会主席、班长等职务，因修炼法轮功遭学校除名并被劫持到北京调遣处关押迫害。“调遣处卫生状况极差，如，每天早、晚洗漱大便时间只有几分钟，常常刚蹲下就被警察叫着出去排队；长期不让我们洗澡，直到发现大量劳教人员身上都是虱子，才让洗了一次澡，而那次也是将几十人一起哄进只有一两个水龙头可用的澡堂洗了几分钟；2002年夏，调遣处爆发流行性肝炎。”“调遣处为最大限度的从劳教人员身上榨取利益，已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我们包筷子的规定任务是每人每天7500根至10000多根，从早晨6点起床开始不停地干到夜里12点还完不成，还要受到、普教的打骂。在调遣处的一个多月，几乎天天如此。班里几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刀万辉、杨巨海、李学良、陈经建、贾林等因眼花、手脚动作已到极限但仍完不成任务，被队长强令到滴水成冰的户外坐在水泥地上干活达数小时，还完不成就不让睡觉。”
现代奴役制度
人权律师高智晟曾经如此评价中国的劳工，“中国的劳工不仅仅是全球最廉价的，同时也是在全球苦难最为深重的一个群体。他们获得的是单位时间里全球几乎最低的报酬，但他们在单位时间里付出的劳动量却也是全球之最。当然还有一个全球之最，那就是他们对灾难及不公正的承受及忍耐。”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就是国民的生活水平。一个民主的政府，绝不可能容许这样的“发展”方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敢于放弃道德标准，敢于奴役自己的民众，敢于向野蛮社会倒退，就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比如让美国回到南北战争之前，把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制推广到全美国，发展的“奇迹”就创造出来了。现代中国的奴役制度与150年前不同的是，高速运转的机器，发达的通讯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使得这种奴役更加高效。
面对奴役劳工的指控，中共从来就是不予承认。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低人权“优势”，中国的产品怎么可能在世界市场卖得出去，中国经济怎么可能发展，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资源从何而来？
第三节 环境污染
长江源头有座碑，上面是江泽民在2000年的题字。立碑时；那里还是水草丰满，是块风水宝地。可是数年之后，这座碑的周围就没有了水，也没有了草，而是变了一片荒漠。这就是江泽民题字带来的厄运，也是中共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的恶果。
“财大才能气粗”的理论依据
江泽民“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会挨打”【2】的指导思想，是中共不惜代价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江说“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在这一理论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GDP的增长忙碌不止。要想有GDP，就得有产业、有公司；公司就得“做大、做强”；公司就得不停地透支消耗原材料和能源进行生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在2011年7月9日举行的全国农村能源工作会议上说，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占世界总量的20%，但是GDP不足世界的10%；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但人均GDP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0%；中国的GDP总量和日本大体相当，但能源消费总量是日本的4.7倍；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但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37%。这表明中国的生产模式是一种能源和材料高投入、高消耗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会带来一个副作用：环境污染。
而当生产和环境发生冲突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选择是轻而易举的：企业优先。因为企业的生产会为本地的GDP做贡献，而环境保护只是使百姓住得舒服点。不少地方政府甚至把“廉价排污产品”（降低环保标准）和“廉价劳动力”作为宝贵的招商引资的“优势”来大加利用。绿色和平组织2008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78.6%的在华跨国公司在环保措施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国外实行零排放，而在中国却成为污染大户。【3】
各级政府各行其是
从中国环境污染的实例中人们不难看出各级政府政策的作用。
河北邯郸的孟仵村是一个典型中国北方的村庄。村民们洗完衣服挂到屋外去晾之后，但附近邯郸钢铁厂排放的黑色烟尘时常使他们不得不回到屋里将衣服再洗一遍。此污染的罪魁祸首是邯钢的一座笨重的、排烟量巨大的炼铁高炉。这高炉以前曾屹立在在与邯郸相距半个地球之遥的德国多特蒙德，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Thyssen Krupp)集团旗下的钢厂里。那里的居民也曾深受其害：每个星期天男士们穿着白衬衫去教堂做礼拜，回家后发现白衬衫往往都已经变成了灰衬衫。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大批二手炼铁链钢设备从发达国家卖到了中国。这座高炉也是如此。它被一块块拆卸后，从德国的老工业中心用轮船运到河北省——中国的“鲁尔谷”，又一块块组装起来。依仗这些现成的二手设备，中国钢铁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在环境保护上，德国人换来了蓝天白云，中国人开始为之遭受痛苦。【4】
2005年，为提高企业效率，减少能耗，中央政府出炉了一项政策：提高电价，从而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并迫使那些效率最低的企业无法生存。当政令到达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青铜峡市时，市府官员们便立即开始行动：只不过他们设计了颇具创造性的机制来回避中央的要求。当地最大的青铜峡铝业集团是一个年耗电量占该地区工业用电20%，产值达该地区10%的企业。市政府害怕提高电价影响青铜峡铝业集团盈利，由此给地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就和地方电力公司共同安排了为这个高耗能用电大户提供直购电，不受提价影响。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5】
中国古老的鱼米之乡之一太湖遭受了工业污染的蹂躏。由于该地区日益兴旺的化工业，湖边上百家化工厂排放的污染使一种有毒蓝藻（通常也称为绿藻）在湖里腐烂，使太湖整个湖体成为荧光绿色。湖水散发的恶臭让人们在湖边三里之外就感到难以呼吸。太湖变成了“绿湖”，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无法打鱼，湖边至少两百万居民不得不停止使用作为主要水源的太湖水。被全国人大命名为“环保卫士”的吴立红是一位民间自发的环保卫士，他曾为太湖的环境污染多方奔走。但他的行为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背道而驰。2011年5月，太湖蓝藻危机爆发之前，他被家乡周铁镇的政府逮捕。八月中旬，当恶臭仍旧在太湖弥漫时，他被以勒索罪起诉，被当地法庭宣判有期徒刑三年。【6】
青海省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这里曾经有过世界上最好的草地，草地面积曾占全县面积的64.7%。当时养一头羊只需要5亩草地。如今退化的草地占总面积的63.7%。就是说所有草地几乎全部成了退化草地和沙化地。退化草地的质量是1000亩草地养一头羊。造成草地退化的原因是采金、挖中药材等。当然也包括汉人的定居、草场承包政策。过去，少数民族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暖来寒去，有利于草地生态环境的生息保护。但是汉人习惯定居，认为游牧不利于管理，政府硬把所谓土地承包的成功经营强加给当地居民，迫使他们定居放牧，在一定的草地面积上达到牧业生产量的最大化。最终结果是草地退化，沙漠化面积扩大，定居的居民再次被强迫搬迁。中共从国民党手中抢过政权初期，青海省的沙化土地面积仅7995万亩，现在沙化面积2.5亿亩，而且沙化面积扩大速度持续不减。【7】
非人的生存环境
据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和报道，中国环境已遭受了巨大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江河湖泊普遍遭受污染，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90%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对118个大中城市的地下水调查显示，有115个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大多数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几千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三分之二的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而且中国五亿多城市人口中仅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呼吸到安全的空气（按欧盟安全标准）。
据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的一个新闻报道：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因水和空气的污染每年有七十五万中国人早逝。【8】比如，由于污染，在山西省临汾市，新生儿中带有出生缺陷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三十倍。
与环境污染相比，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失衡的影响更为深远。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
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速度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治理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在90年代初期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了150万平方千米一年，每年流失量达50亿吨以上，相当于全国的耕地上刮去1厘米厚的土层，其中流失氮、磷、钾肥料元素的量相当于4000万吨的化肥，等于全国化肥施用量。【9】2006年底，全国受水土流失的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7%。水土流失涉及全国近1000个县。每年被输入黄河的泥沙量达16亿吨，居世界河流之冠。从桃花峪到入海口的768千米下游河道，每年大约淤积4亿吨泥沙，河床逐年升高。黄河下游形成著名的“地上悬河”，河床滩面高出背河地面一般3至5米，在河南封丘县的曹岗，竟高出10米。【10】
据统计，中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北方城市几乎全都缺水，年缺水量约60亿立方米，北京市人均用水量虽然只相当于一些发达国家首都的1/3；北方和西北农村有5000多万人和3000多万头牲畜得不到饮水保障。淡水资源不足已成为影响中国许多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种灾难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据估计，由研究对人生病请假以及看病治疗的损失量化后发现，光大气污染在2005年给中国经济就带来了1120亿美元的损失，比1975年的220亿美元大幅上升。据估计，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
污染流向世界
中国的污染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汉城和东京作为酸雨降落。中国人随手丢到河里的便当盒，保丽龙盒（泡沫塑料盒）等大量的垃圾，随着河、海漂流到台湾、日本、韩国。因为沙漠化而每年搔扰北京的沙尘暴也开始“走向世界”，越过海洋袭卷日本、韩国、台湾。沙尘暴不只是“黄砂”，其成分包含了有毒的工业农业废弃物的尘埃，是“黄毒”。韩国甚至有学校因此而停课。而据《地球物理研究学报》报道，甚至连洛杉矶的很多微粒污染都源自中国。
中共特色的治理
中国各级官员对于环境破坏的解决方法也往往颇具“中共特色”。云南富民县兴建新的县委办公大楼后，当地林业局怕被指没尽责保护环境，在大楼对面的一座光秃秃的荒山上，喷绿色漆油搞“绿化”，将整个山头染成翠绿。
为解决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共决定花620亿美元进行南水北调来解决问题。该工程计划通过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将30亿吨水通过混凝土制的水渠,从水资源丰富的长江流域一直送到中国北方诸省。东线工程由于地势南低北高还需抽水以达到“低水高送”。目前，东线和中线工程已经在建设之中；而西线工程，出于对环境因素的考虑，成为这个工程中备受争议的部分，眼下仍停留在设计阶段。在“人定胜天”的狂妄思想指导下，中共擅长的就是用超大规模的人工活动来“改造自然”。备受争议且问题重重的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明例，但中共对“改天换地”违背自然的做法从来不反思，不改正。
胡锦涛也曾尝试过改变这种经济增长高于一切的政治氛围。他于2007年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在单纯考核GDP成绩的基础上，加入了环保因素，亦即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但是，按照绿色GDP算出的结果让人震惊：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被污染造成的破坏中和以后几乎降至零。结果中央对该标准不得不马上叫停。
事实上，与“血汗工厂”一样，环境污染是“中国奇迹”背后的一大“奇妙”支柱。为证实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共片面的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为此将付出几代（甚至更多代）人的环境代价。这就是真实的中共，为其私利而不惜牺牲十几亿人民的福祉。
第四节 侵吞国有资产
在80年代末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还有三分之一暗亏。而到了1994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已扩大到48．6％，个别省份甚至达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现这样令人震惊的情况：这一年的头4个月累计，国有企业利润盈亏相抵后净亏损215亿元，而1995年同期为盈利151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生产增速仅5％，明显低于正常运行，企业库存上升，产销率下降，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盈利不抵亏损的全领域净亏损。
制度性腐败的彻底实现
所谓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的。自从1983年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已经通过“渐进”方式走过了几个阶段：从国有国营到放权让利；政企分开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份制度与抓大放小。但是无论怎么改，都没有根本改变国有企业低效的问题，因为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党必然控制经济命脉从而控制国有企业，企业的经理层享有对国有资产如同对私人财产般的支配权，而无须对国有资产的损失负责。
在这个前提之下的“改革”自然成了官员掠夺国有资产的盛宴。中共的官员们在这个过程上花样百出的进行“私有化”- 把公家的财产在“界定”，“转让”，“置换”，“赎买”等等摩登名词的外衣之下囊入私人的腰包。江泽民的放手腐败在这里得到了最彻底的实现。
2010年，山西省临汾市下属的蒲县曝出个大新闻——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涉嫌犯罪“创下”的山西焦煤反腐第一案。一审对郝鹏俊及其家人和煤矿判处的3.2亿多元罚金，创下了中国各级法院判处的罚金刑最高纪录。山西省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厅级干部王有明被“双规”。
事情源于2001年，占山西省沁水县的财政收入60％的“三矿一站”实行改制，代表“三矿一站”的沁水县国资局与4家公司草签了合组“沁和煤业”的合作协议。“三矿一站”合为一个股东，由沁水县国资局代表。新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三矿一站”占25％的股份，仅值1,250万元！这个数字甚至比被沁水县委、县政府及沁和煤业认可的“审计”报告评估的“三矿一站”总资产4.2亿元、净资产1.2亿元都低了好几倍。在改制过程中除实物资产外，“沁和煤业”对“三矿一站”的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以及无形资产不付出任何代价，原国有企业享有的资源被“沁和煤业”无偿占用。
沁和煤业的法人代表不良商人吕中楼借助时任关键要职的王有明的黑手达到了将国有资产几乎以零代价的方式转移到了个人名下。以沁和煤炭资源总储量10亿吨来计算，要想获得采矿权至少要拿出10亿资金。而实际上转为民营企业的“沁和煤业”分文未花，侵吞巨大的国有资源。之后，“沁和煤业”又以同样的手段连续在沁水获得两座国有煤矿、两座集体煤矿，总资产超过800亿人民币。
把国企卖给自己
寻租（英文：Rent Seeking），又称为竞租，是为获得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在当今的中国，一个典型的寻租行为就是官员利用其职位获得法律和制度规定以外的各种权力，这些权力给他们特殊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权力寻租的方式进行腐败有多种，而侵吞国有资产则是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2011年12月，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王观超因贪污公款2,629万余元、挪用公款400万元，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观超一直将侵吞国有资产当作自己的追求。重庆检方发现，在王观超的一个笔记本上发现他在2001年写的一段话：“多成立几家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赚了归自己，亏损由国家承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为此，他刻苦钻研财务会计知识，并聘请退休的司法人员当公司“法律顾问”；用搬家公司搬走关键账目，藏到难以发现的城郊；不住自己的房子，而在对面租住，专门观察自家动静……这些特别的举动都出自王观超。办案检察官说：“他是将侵吞国有资产当作一门‘事业’来做。”
2006年8月8日，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改制，被作价828万元卖给了一家名为“北京恒源投资公司”。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陈卫民说，实际上这家“北京恒源投资公司”是王观超此前在学校进修时，以三万元的价格从一个同学处买来的，近年来几乎没从事任何业务。由此一来，王观超成功地把国企卖给了自己。
通过改制中的漏洞，王观超一举把自己侵吞的公款“变现”：2005年，王观超通过自己控制的天津三九公司，将207万元公款以购车为由转到天津德凯汽车销售公司，后又要求对方将这笔钱汇到自己控制的北京丰达百通公司，天津三九将这笔资金往来在会计账上记为退款。后来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挂牌出让，天津三九未纳入审计，这笔钱就被王观超侵吞；2003年至2006年，王观超将703.6万元售车收入存入公司小金库，在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账上以结账成本方式将其冲平。期间王观超取走了481.6万元，还剩222万元。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挂牌出让时，这笔资产被隐瞒不纳入审计，被王观超侵吞……
政府的巨额债务
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国有资产流失总量有多少不得而知，但由此产生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则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4月的一份报道，2010年末，中央政府的显性负债，即其对内及对外国债余额为67,548.11亿元。中央政府的隐性负债则包括铁道部负债总额为18,918亿，三大政策性商业银行负债46,121.2亿，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4万亿，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存在约4,394.6亿元的债务。中央政府的总负债达17.7万亿。
各级地方政府到2010年底，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另外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以及当债务人出现偿债困难时，政府需要给予一定救助的债务。根据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截止2010年年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金额总计40,065.4亿元。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达10.7万亿。
中央和地方政府总债务达28.4万亿，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薄熙来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期间，该市为帮助薄熙来获得中国政府的高层职位，努力追求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债务。薄熙来2007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重庆各家银行的贷款量激增。美国西北大学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表示，重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开发商在2011年年底的负债共有1万亿元。
第五节 股市圈钱
对于看重表面现象的西方观察家而言，九十年代股票市场的出现，成了中国改革深化的标志事件。可是西方的观察家们忽略了一点，就是股市只是融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经济效率和自由度的标志。
国有控股占据90%资本市场
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是国有企业的天下。根据英策咨询2009版《中国上市公司资料库》，截止2008年底，中国沪深股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共有1540家，其中民营控股上市公司604家，占总上市公司数量的39%，国有控股上市公司936家，占总上市公司数量的61%。从数量上乍一看，似乎中国的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还是不薄的，有近五分之二的上市公司都是民营控股公司。但是，上市公司数量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按照营业收入计算，从2000年起连续8年，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总和，仅占全部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和的10%左右，这说明民营经济只利用了资本市场资源的10%，真正占据资本市场90%资源的，仍然是国有控股公司。
“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
不仅如此，中国的股票市场和西方的股市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股市是上市公司搜刮股民财富的乐园。
2012年5月7至8日举行的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希望“证券行业要加强自律，要采取最严格、最严厉的措施，强化诚信责任和法律意识”，郭树清提醒与会的证券公司，“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句话无疑透露了一个秘密，中国的股市在过去一直是“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
“圈钱”，是中国股市的一个专用名词，是指上市公司到股市上融集资金不是为了实体经济生产和创造财富来回报投资者，而是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把投资者的钱骗到手之后，如何掏空上市公司、侵蚀投资者的利益。
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银广夏事件。1999年到2000年间，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广夏，深圳股票交易所代码0557)创造了令人瞠目的业绩和股价神话。根据银广夏1999年年报，银广夏的每股盈利当年达到前所未有的0.51元；其股价从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启动，一路狂升，至2000年4月19日涨至35.83元。次日实施了优厚的分红方案10转赠10后，即进入填权行情，于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较一年前启动时的价位上涨440%，较之于1999年“5.19行情”发动前，则上涨了8倍多；2000年全年涨幅高居深沪两市第二；2000年年报披露的业绩再创“奇迹”，在股本扩大一倍基础上，每股收益攀升至0.827元。
银广夏对外宣称，其利润绝大部分来自于其子公司天津广夏对德国诚信公司出口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的产品卵磷脂、生姜精油、桂皮精油等，其毛利率约为10倍。而记者调查发现了其中四大疑点：1）银广夏使用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的设备即使24小时运转也无法达到其宣称的销售量。2）天津广夏的产品出口价格高出同类产品价格3至5倍左右。3）天津广夏所宣称的某些产品根本不可能由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萃取生产。4）天津广夏所宣称的德国客户的注册资本只有51,129.19欧元，但合同总金额高达60亿元人民币，且该企业从未露面。
最后决定性的证据来自天津海关，天津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天津广夏所宣称的产品根本没有出口记录，天津广夏的所有的经营业绩是虚构的。
事发后，银广夏多名高层管理人员被起诉，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也被财政部吊销执业资格，签字注册会计师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资格。证监会同时吊销了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赚得多、分得少
在中国的股市，除了公众投资者，市场参与各方都是来圈钱的。发行人追求高价发行，追求圈钱最大化。作为保荐机构的券商为了得到高额保荐费，同样追求高价发行。并且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作为保荐机构的券商还直接充当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大股东、高管也是希望股市上市后一夜暴富，还有突击入股者，为的就是股票上市后可以高价套现。只有公众投资者才是最后的买单人。而作为最后买单人的公众投资者，其利益仍然得不到保护，尤其表现在不分红的不正义和分红的不公平上。
赚得多、分得少可谓是中国股市的真实写照。根据中国证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0年，实施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家数分别为856家、1006家和1321家，占所有上市公司家数的比例分别为52%、55%和61%。从2008年至2011年，有上百家在深沪两地上市的公司连续多年“一毛不拔”。沪深两市2366家公布2011年年报的上市公司中，有2206家公司盈利，其中616家公司实现盈利且有未分配利润，具备分红能力却不向股东分红。其中有170家上市公司连续10年不分红。不以分红为目的的上市就是拿人钱不给回报。
即使拿出一定的比例资金分红，分红本身还牵涉一个公平问题。以2009年分红（分2008年度）为例。每年拿出利润的45%进行高额分红的中石油A股分红计划再次令人大跌眼镜，该公司向全体股东按每股人民币0.14953元（含税）派发2008年度之末期股息，而中石油在A股市场的发行价高达16.7元，这样算，其回报率只有0.898%，比一年期银行存款利息2.25%低得多。它意味着中石油A股股东靠分红收回成本100年都不够，后期以几十元价格入市的则可能要几百年子子孙孙无穷尽地替中石油买单。
海外上市丑闻频频
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也是丑闻不断。
2011年6月，在多伦多上市的中国林业集团Sino Forest被研究公司(Muddy Waters)指控夸大了销售额及其林地的价值。公司股票一周之内市值蒸发逾三分之二。从2011年初开始的半年内，就有超过25家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要么披露其存在会计问题，要么审计师被看到辞职。
美国证交会执法官路易斯•阿吉拉尔(Luis Aguilar)表示，“尽管这些中国公司中绝大多数也许是正当的企业，但事实证明，它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存在明显的会计问题，或是存在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
纳斯达克(Nasdaq)和纽约证交所-泛欧交易所(NYSE Euronext)在此前的一年期间已对至少21家小型及微型中国公司实施停牌，并已对其中5家实施摘牌。
2007年由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高盛(Goldman Sachs)安排下在纽约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募资2.1亿美元的中国软体公司东南融通(Longtop)，被其审计机构德勤(Deloitte)指控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包括伪造其银行对账单。
第六节 房产GDP
在政府的过分强调GDP增长指引下，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GDP权重过大，使得地方政府把精力和资源都放在经济数字增长上。而推动经济增长一直也是粗放式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大规模的投资需要政府拥有大量的可支配财力。于是，推动房地产繁荣成了“一石数鸟”的最佳工具，既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源源不断简单易得的资金，同时房地产行业带动钢铁、建材、水泥、建筑施工等基础产业，拉动家装、家具、家用电器消费等消费型产业发展，大面积地解决就业需求。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骤减，批租出让地皮的收入又成为地方政府的一大财源。
在这其中，国有银行的利益也捆绑在一起。地产开放商从当地政府批租土地，从银行获得贷款，三者形成了以土地和房产价格为中心的铁三角。地价和房价只能升不能降，是因为三者利益均在其中。其结果是地方政府操纵炒地皮，把土地价格越炒越高，开发商房屋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百姓房价预期越来越高，最后导致房地产演变成为多重利益捆绑在一起，中央政府历时两年层层加码的“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仍难见实效的社会问题。
房价超出民众的承受能力
如此之高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工业大学联合发布《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该报告显示，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户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以一般家庭每户住宅面积90平方米计算，2009年11月北京住房的平均价格为17,810元/平方米，需要支付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北京普通家庭需25年收入才能买套房。可见房价之高。
到了2011年，北京、上海的平均房价更高达两万元/平方米（350美元/平方英尺），上海内环线以内房价自2010年已达到五万元/平方米（875美元/平方英尺），北京高端住宅市场（成交价在4万元/平米以上房屋）2012年第1季度平均售价也直逼五万元/平方米（875美元/平方英尺）。上海、北京的“白领”年均收入为五万，对他们来说，这房价是“可望而不可即”了。
对此，网上有帖云：
“最近，国家某部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告诉人们：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请看：
1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 年）；
2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
3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30年。
5妓女：连续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备战10000天，从18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46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
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等费用。”
目前国际上衡量房价高低通用“房屋收入比”这一指标，房价和家庭年收入之比。公认的合理“房屋收入比”区间是3-6倍。低于3倍，住房供不应求；高于6倍，超出了城镇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当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了10倍，特别是一线城市大多都超过了20倍。如此之高的房价必然不能长久持续。一旦房价下跌，则将造成与之相关的所有资金链条的断裂，引发经济危机。
“鬼城”现象
无度的发展房地产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鬼城”现象（英文称为“Ghost Town”），即大批量开发的房地产、但因乏人购买而导致大批房屋空置的新区。英国BBC于2012年三月的一篇报道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称为中国最大的“鬼城”。20年前内蒙出现淘“煤”热（内蒙古地下拥有大量的煤炭）。鄂尔多斯是个相对富裕的采煤中心，人口有150万。众多的淘“煤”者涌入鄂尔多斯市，出现了采煤业迅速的发展，当地农民卖地致富，政府财政收入激增。于是政府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大笔一挥，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兴建容纳一百万居民居住的新城区，包括办公大楼、行政中心、博物馆、剧院、运动场、高层住宅楼，还有中产阶级式的复式公寓和别墅。新城五年就建成了，但却缺人购买、入住。时至今日，新城目前仅有人口2.86万，仍是一座空无人烟的“鬼城”。BBC感慨：“如果你想在中国找到一个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的地方，请到鄂尔多斯。”【11】
就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中，“鬼城”也已出现。位于天津宝坻区的京津新城是一座由开发商打造的“新城”。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别墅区，这里在短短几年时间耸立起了五星级酒店、温泉城、商业街和高尔夫球场，以及在荒野上建起的数千栋欧式别墅，面积相当于33个天安门广场。但这个最初为50万人居住、生活、娱乐而设计的新城如今正上演着凄凉的空城计。
《环球企业家》杂志报道，国家电网公司2010年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也动摇着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根基。“在香港住房空置率达到10%，人们就感到天要塌下来，而中国北京CBD的空置率高达30%，人们还在建新的公寓大楼。”中原地产华北区董事总经理李文杰感叹说。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商品房的空置率约为25%至30%，至少比正常市场情况高出1倍。他将这些空置房视为投机库存，其价值可能占中国GDP的15%。【12】
炒房
因为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炒房的利润已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涉足房地产业的已经涉及大量民营和国企。
对于民企而言，涉入炒房更是由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而产生的一种必然。
由于大型国有企业以垄断的方式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制造业、资源业等高端产业，同时国有企业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包括极低的融资成本，民营企业根本无法进入这些行业，而只能从事相对下游的小规模生产和流通领域。但即便从事小规模的实体生产也有众多的艰难，首先是融资成本高，融资渠道少；其次是中小企业税负重；再次是由于资金少，研发创新的资源不足。如果遇上近几年欧美金融危机，国际市场需求不足，中小民营企业可谓举步维艰。民企与其艰难的做实体，不如做如房地产等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大量企业将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资本投向非实体经济领域；大量民间资本由此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
由实体经济贫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正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潜在风险。最近几年提出的“产业空心化”便是由此而来。《经济参考报》2012年03月11日报道，浙江省大部分大型民营企业的资本配比基本实现“三三制”，即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三分天下，而且后两块投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收益可观，进一步限制了民间资本对主业的投资。据浙江省工商联对全省民间投资情况调查发现，从2009年以来，浙江民间资本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落后于国有资本，2009年全年，全省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5.6%，民间投资只增长13.7%，其中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制造业投资仅增长7.4%。“而且，房地产投资占总的民间投资35%以上，这意味着民间投资增长部分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
经济空心化的危机
中国政府并非没有看到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危险。2012年1月6日至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要求金融部门做到五个“坚持”，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但是中共集权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国营企业一手遮天，民营企业无路可走，民营资本流入金融投资部门实属必然。如果中共给于民营企业更多的生存空间，甚至让其能平起平坐的国营企业竞争，效率低下的国企必将败下阵来，那时中共将失去对经济命脉的控制，也就将失去执政的意义。
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国营企业也“不务正业，”利用优惠的融资条件涉足房产金融行业，使得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危机更为深重。
家电行业的龙头企业格力、美的、海尔的2009年净利润，分别为29.13亿元、18.9亿元和11.49亿元，而龙头房企的年度净利润，几乎是家电龙头的一倍以上。也正是这个蛋糕的诱惑，靠家电起家的这些企业开始大批量地进军地产行业。
2009年6月，中化旗下的地产企业——中化方兴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块后，央企以及地方国企背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纷纷加入抢地阵营，地价被迅速推高，地王接连出现。《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月11日报道，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报告显示，2009年总价和单价“地王”前10名中，国有企业各占8席。国企在房地产业的扩张，被民营地产商称为“党进民退”，除了一些主业包括房地产业务的国企加大投资外，一些原本极少涉足房地产的国企也开始进军房地产市场。2010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特别提出，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企业的房地产投资行为。
许多国际友人来中国，往往惊诧于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外表的巨变。高楼大厦们以搭积木般的速度在大城市鳞次栉比的耸立起来。在赞叹之余，许多人很少再深究中国的变化除了这些积木般的高楼大厦们之外还有什么。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成果很大程度上就是表面看到的这些了。而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只是有一大堆建筑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没有产生象日本、韩国等国腾飞时出现的可以与国际制造业巨子匹敌的诸多品牌：本田、丰田、铃木、日产、三菱、富士、柯尼卡、索尼、JVC、松下、东芝、奥林巴斯、JVC、尼桑、卡西欧、三星、LG、KIA…相反的，由于实体行业被巨型国有企业垄断后，空有规模却没有效益。与此同时，房地产业-这个制造GDP的捷径-却空前庞大起来。高房价榨取了广大民众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赚来的大部分收入，高利润吸引了大量的政府和民间的资金。地方政府、房产商们和诸多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的把房价抬高的远远脱离了实际，同时使得实体经济趋于萎缩，把中国的经济变成了空心巨大的泡沫，这是一味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以维护其统治的中共不愿看到的，也是无法避免的。
第七节 圈地运动
“坐地收钱”
与房地产经济直接相关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即地方政府通过圈地然后拍卖土地使用权获得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的这种“圈地”、卖地运动则兴于江泽民执政时期。
当时，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之争（当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为三比七，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为七比三，所以中央财政一直吃紧），中央强势推行国企分税制，将国企利税收缴中央；同时也推动国企私有化，使得原来国企上交地方的利税收入锐减（民营企业只纳税不交利润）。几年之内，中央财政收入从一年两三百亿元跃增为一千亿元。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地方政府从而转向卖地，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巨大收益，形成“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有诸多好处：卖地所得完全归地方政府所有，归地方政府支配；卖地对政府来讲，除去拆迁费用（但拆迁费用也可从卖地所得中出），基本是零成本，真可谓“坐地收钱”；由于卖地所引起的房地产发展，会带动相关联的一系列产业，提升地方GDP；而整个卖地的审批招标过程又为当权者提供了个人腐败的机会。这么好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有鉴于此，各地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圈地、卖地运动。过去没有标价的土地进入了流通领域，形成了天量的货币价值，拉升着GDP，促使中国经济总量急速膨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几年，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地方政府预算的40％，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中甚至达到了60%以上。
2009年，杭州名列城市卖地榜首，其卖地所得为1,200亿元。而同年，杭州的财政收入仅为550亿，其卖地收入是财政收入的218%。2011年，全国卖地收入共达3.15万亿元，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元的6.7%。
暴力拆迁的真正原因
圈地是“土地财政’的第一步。由于中共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土地在理论上被中共宣称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多在农村），所以政府圈地是没有成本的。中共官员可以任意的在地图上勾勒。
在中国，新房子的价钱是包括土地的价值的，而老房子的价值则不包括土地的价值。也就是说，当老百姓买新房子时，付给政府土地费（含在房价里）；但当老百姓把旧房子卖给政府时（拆迁费），政府不付给老百姓土地费。政府从老百姓身上净赚土地费！而这土地费占到了整个房价的30%到50%！可以说，政府通过圈地、卖地，从百姓中巧取豪夺了他们大量的财富。这是时有所闻的强制拆迁、暴力拆迁背后的真正原因。
拆迁上海徐汇区一个10平方米旧式里弄式房屋，原屋主可得拆迁费65,604元。【13】徐汇区是上海房地产的一个高价位区，2010年的平均房价为38,700元/平方米。【14】原屋主所得拆迁费还不够在原地点买回两平方米。这中间的差价主要被地方政府拿去了。
除了高房价，中共的“土地财政”还造成了几个问题。
“腐败成本”
“腐败成本”成为土地成本中的一部分。中国的房地产业是官商勾结的腐败重灾区。近年来落马的巨贪中，多和房地产业有关。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在中国，如果没有和政府官员过硬的关系，根本拿不到地，也当不成房地产商。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的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的落马，就是因为在一九九五年违法把一块南京市的黄金地段的开发权给了自己的弟弟房地产商王文龙。
曾经的上海首富，二零零二年在胡润富豪帮上排名第十一位的房地产商周正毅原来是搞餐饮业的。他能以零地价拿到有上海最后一块黄金地皮之称的“东八块”的开发权，离不开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弟弟陈良军的帮助。陈良军本人也利用和陈良宇的关系在土地上发了一笔横财。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陈良军想在上海市宝山区拿一块土地，并多次找宝山区区委领导帮忙。后者请示陈良宇，陈同意并表示“按规定办，把好关”。在陈良宇的帮助下，陈良军获得了六百亩土地的使用权。随后他将六百亩土地的使用权以一点一八亿元倒卖给了开发商。通过卖地，陈良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亿万富翁。而这一点一八亿元卖地款最后会被开发商转嫁到买房者头上，陈良军的一夜暴富，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买房者财富的掠夺上的。【15】
“农村土地城市化”
圈地运动还对中国的土地格局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圈地运动的背后是“城市化”，“城市化”的背后是房地产。西方的“城市化”过程在中共的急功近利的追求下被大大简化了，土地上长出了高楼就算“城市化”了。
继城市大规模拆迁后，农村也迎来前所未有的拆迁高峰期。“城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被默许及鼓励的土地财政就像一头饕餮巨兽，肆意扩大地盘，将更多的村庄从地图上抹去，改写中国乡村的地理版图和乡土文化。《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05年的数据表明，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中国每天消失着53个村落。改革开放30多年，全国耕地净减少了两亿亩左右。如果今后农业科技上没有较为重大的进步的话，中国将面临“农村土地城市化”和确保粮食这一战略性资源的安全性的重大矛盾。
始于1987年的第一次圈地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圈来的地用于房产开发，开发区也遍及全国，县级以上开发区达6000余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大于当时中国城镇总面积（1.34万平方公里）。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与之形成对照的一个数字是，1992年全国净减少耕地1000万亩。【16】
五年后，第二波圈地运动爆发，房地产再一次成为载体。此时，土地法已经修改，对耕地的占用审批权力得到限制，但各地设法批地的手段却层出不穷。
又五年后，第三波圈地运动开始了，这一次的占地面积高达3.51万平方公里，再度超过全国城镇面积和在建用地的总和。
五年是一个轮回，再五年后，金融危机爆发，随后，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经济刺激政策，基础建设成了最大的刺激对象，来自中央的4万亿和各地的若干亿投入到了建设中，保增长变成了保GDP。国企大规模进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继续成为投资热点。
造成尖锐的官民对立
圈地运动带来的房屋拆迁造成了尖锐的官民对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是由国家地方财政出钱，由拆迁办公室（拆迁办）进行分配。拆迁办是在城市改扩建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办事机构和组织，负责与拆迁有关的事务。拆迁办的一些职责包括：负责向人民法院提出强迁申请并配合组织行政强迁；受理房屋拆迁信访咨询；负责拆迁安置资金和安置房工程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审批、发放工作。【17】说穿了，拆迁办就是“自监自管”；当原房主不愿搬迁时，组织强行拆迁。
从政府角度来讲，由于拆迁费用是需要支付的成本，所以政府需要最大限度降低拆迁费用，从而获取最大盈利。这导致了野蛮拆迁、强制拆迁、利用黑社会或动用警力、武警来进行拆迁的非法行为。
下面仅举几例：
2008年6月24日，成都出动数百警察和公安车辆、消防汽车等，到锦江区祝国寺村沙发城进行强拆工作。由于村民们反抗，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导致多名村民受伤。【18】
2008年9月22日至27日，桂林市政府调动警察、城管、黑社会人员、防暴警察等近千人，防暴警察手持盾牌、警棍，牵着警犬，展开了从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穿山园村开始的暴力征地。此次征地遭到了村民的强烈抵抗，双方发生冲突，有30多位村民被打伤。【19】
广州市环市西路站西南街的省汽车运输公司职工拒绝从宿舍中拆迁，结果，小区中的花草树木在深夜被淋毒水；3栋宿舍楼下被放置了3个混杂炸药的鞭炮，凌晨3时在煤气管道旁连锁引爆，所幸没有造成伤亡；过百条活生生的毒蛇被扔到小区里。【20】
江苏省扬州市国庆路157号，六旬孤独老妇金兰英及其嫂居文珍二人，为避免拆迁，两人自锁铁笼。2008年12月3日13时20分，拆迁商雇佣黑道打手一百多人，手拿几十个“碳酸氢纳、磷酸二氢铵、硫酸钡”毒气瓶，突然冲向钢笼对着两老妇狂喷伤害。这些黑道打手还对有义愤群众大打出手，打的无辜者在地面乱滚、血迹斑斑。金兰英遭毒酸狂喷面部，烧伤中毒严重,被120救护车拖往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住院抢救，伤势严重为“一级护理、半流食”。【21】
而近几年的民怨最强烈的也莫过于强制拆迁。
唐福珍自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唐福珍为抵抗成都市金牛区城管和公安的强行拆除她的建筑，两次在身上浇汽油最后自焚，于2009年11月29日因伤势太重救治无效在医院死亡。【22】
2011年底的乌坎事件就是由于村领导在政府支持下，私自变卖村里土地，引起了三、四千村民和警察的对峙。【23】
而圈地运动造成的“城市化”对农民的影响则更是不可逆转。上海征地拆迁律师团队指出：“因为征地拆迁而返贫，已经成了当代中国农村触目惊心的普遍现象！那些遭遇非法征地、拆迁的村民不外乎两个结局：一是沦为灾民，从此一蹶不振；二是沦为访民，从此迷失在循环往复的信访迷局里不能自拔。要而言之，靠农民式的盲目而自发的维权是无济于事的。”【24】处于城市近郊的农民原来是有土地的，可以靠耕种土地为生。一旦被强制拆迁之后，这些农民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土地，不得不进入城市，成为一名“打工仔”。这种“打工仔”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还不一样。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是自家有土地，但选择进城打工；一旦不如意，还可以从新回家种田。但失去土地、又不一定有城市工作技能的农民“打工仔”不得不依附于城市，不论条件多苦，多不如意，也得咬牙忍着。所以政府的圈地、“城市化”努力为中国造出了一批“廉价劳动力”。
第八节 巨额的外汇储备
2006年2月底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总额为八千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12月底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总额达到三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中共向国内人民展示中国不差钱的重要指标，但是中共政府也越来越觉得过多的外汇储备是个烫手山芋，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有关。
中国的外汇体制不同于日本与欧美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是政府用财政收入去市场上购买回来的，因为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报告中，从来都没有一项是用于购买外汇的。事实上，中国现行外汇制度决定中共政府必须无限制地，被动地印刷人民币纸钞用以收购美元等外汇。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位美国华侨给他在大陆的家人寄去1,000美元，家人拿着支票去当地的建设银行取钱，建设银行按当时的汇率，比如7:1，给家人7,000人民币，然后，建设银行用1,000美元到人民银行去要回7,000人民币（手续费等这里不算），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没有钱，于是就开动印钞机，印出7,000人民币给建设银行，结果呢，人民银行把这1,000美元计入外汇储备，国家就多了1,000美元的外汇储备，又跑到美国去购买美国国债去了。这个故事刻画了一位美国华侨辛苦挣来的1,000美元最后是如何变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的。所以，中国的数万亿外汇储备中的大多数并非中国人自己的财产。
有一阵子，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要求政府不要去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国经济，而应该把几万亿的外汇储备分给中国人民。这种言论更是引发网民们的热烈响应，要求政府把巨额的外汇储备用来解决民生问题。后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吴晓灵出面说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不可分的理由：“一是因为它是由中央银行用发行人民币的方式收购进来的；二是因为它是国家对外履行国际债务的保证，即政府、企业和个人要使用外汇偿付对外债务时能用人民币换成外汇去偿付债务。”【26】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也坦诚“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用人民币购买的，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如果财政使用必须发行国债，购买来用。”【27】
中国外汇储备含有外国商人来华投资的款项，中国所积欠的外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援助和贷款），中国海外侨民的汇款，国际劳务人员带入中国的外币，还有“热钱”即国际游资，以及贸易顺差。即使在贸易顺差中，也并非全部是中国人的，其中很一大部分属于跨国企业的资产。中国企业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如同前面举的例子一样，多印人民币来支付给企业。那么，产品已经出口了，这部分人民币是没有商品对应的。政府大量增发货币是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2010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而同期外汇储备增加4481亿美元，即使贸易顺差全部转变成外汇储备，占比也不过40%左右。【28】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年末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在2007年，中国政府拥有1.52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同时外国在华资产为1.2664万美元。可见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外汇储备份额大约在3000多亿美元，只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25-30%。而且在2007年年底，中国的海外资产总额只有1.0126万亿美元，比外国在华资产少2448亿美元。也就是说，假如外国资本要求全部撤出中国的话，在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卖掉全部的中国在海外的资产也不足于应付。这就是中国要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这些年大搞“招商引资”，吸引了大量的FDI（外资来华直接投资）。根据外汇局国际投资头寸表，截至2009年底，海外对华直接投资（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29】这部分外资也通过增发人民币转换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更令人关注的是，假设FDI在中国收益率为18%，其年度利润就达到1800亿美元。FDI在华留存利润问题，由于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而且其规模日益巨大，已经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暗物质”。由于已经累计的上万亿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润产生的规模，已经超过FDI年度纯流入的新增量。
“中国是美国的债主”，中共喜欢高调炒作这个话题，给百姓一种中国拥有绝大部分美国国债的印象。这其中有煽动民族主义，为中共脸上贴金的因素。其实，中国拥有的美国国债只占总额的8％。美国当前国债总额为14.3万亿美元，其中9.7万亿为公共债券，可在二级市场流通；4.6万亿为各政府部门所持有（如社保管理局SSA，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等，这些债券绝大部分不能在二级市场交易）。在9.7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券中，最大的国债持有者是美联储，目前持有规模超过1.6万亿美元。其次是外国央行，截至2011年5月，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共计4.5万亿美元。其中第一名是中国，共持有1.1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仅次于美联储；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日本和英国，分别持有9,124亿与3,465亿。
第九节 贫富分化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贫富悬殊达“危险”水平
2010年4月26日，第十一届北京国际车展已经进行至第四天，各大顶级豪华品牌现场成交金额已经超过1.3亿元，并且在现场购车的用户中有不少是80后的年轻富豪（或称为富二代）。其中包括价值3800万的布加迪威航，兰博基尼已经售出三台单价达760万的LP670-4SV，车展首发的世爵LM85限量版和阿斯顿马丁Rapide分别售出了一台和五台，法拉利和玛莎拉蒂展台的展车已经被抢购一空，加长悍马和劳伦士宾士也都收到了不少订单。
在中国社会的另一端，在广州的一个典型城中村里，街道狭窄、电线满天挂、污水垃圾横行霸道、各色人等杂乱、房子潮湿且缺乏光线，但很多外地来的农民工却愿意住在城中村里；他们的房子里大多空荡荡的，一般城市人家里“理所当然”拥有的洗衣机、冰箱、空调等，他们都没有。
数据也反映了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世界银行测算，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0.47。基尼系数越低代表贫富越不悬殊，0代表社会的分配完全公平；1代表社会的分配彻底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逐年上升，直到10年前达到0.4的“危险”水平；之后，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提升低下阶层老百姓收入的政策，但还是遏制不了基尼系数的上升趋势，并持续上升到目前的0.47。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在美国，这个比例为10倍。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最高收入家庭与20%最低收入家庭的差距是15倍。城镇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是收入最低20%家庭的5.08倍；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为收入最低10%家庭的7.9倍，比1992年扩大了4.6倍。现实生活中可感受到的贫富差距远远高于平均数字，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困难群体正在扩大。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变化来看，贫富差距在近10年中越拉越大，社会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特征。1988年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3，1995年达至0.33，2000年又比1995年上升了10%－15%，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甚至已超过了农村。
2010年5月13日联合早报的报道，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的看法，中国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具体而言，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比城乡收入比的国际最高指数2倍左右还超出一截；中国工资最高与工资最低行业职工工资差距是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0.4%家庭占有70%国民财富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以上的诸多数据，都说明了中国社会收入水平悬殊，两极分化正愈来愈严重。
要究其制度原因，只需看看中国的富人是哪些人。
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刊》报道，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为维护权力而发展经济，其果实必为权力所攫取，这是中共治下所谓的“发展”的必然。只要中国还是集权制度，经济增长而产生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不可避免。这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影响。
首先也是直接的是导致社会不安定。中国总理温家宝2011年6月1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专访中提到“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贫富差距，个人收入之间也存在贫富差距。坦率地讲，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现象。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十多年，伴随着社会贫富不均的日益加剧，同时中国社会日益不稳定的二十多年。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到2003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每年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从2008年11月以来，从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纪委书记培训开始，中国已经进行了至少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培训，提高各级官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
获得财富的手段不公正
更为长远的影响则是对社会道德的破坏。严格地说，贫富不均本身不破坏道德，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主流的或被认可的获得财富的手段是不公正的，而又没有公正的渠道让人通过本分的手段获得成功，那么这时的贫富不均会激发人的败德行为，促使社会风气败坏。
比如在中国社会，绝大部分富人之所以有钱，并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肯干，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力，而这个社会也不存在一个公正的渠道来获得权力。权力的攫取往往是通过家庭承传、人际关系、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非正当手段。相反地，一个具备诚善品格的人，虽然能把本职工作做得很好，却往往不能因此而获得地位的提升而获得财富。那么在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反差之下，人在求富的欲望驱使下，往往会不走正道，用不道德的方式去获取财富。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这么干，整个的社会道德标准就会改变，就会把不正当的认为是正当的，把败坏的当做是合理的。再加上中国社会不存在公平的法制，很多时候是做了坏事不会被惩罚，没做坏事的却遭到冤屈。中国社会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伦理被完全颠覆，人们为了生存或致富，在一个不道德的现实社会中抛弃了传统的道德观念。
当今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人人都能感觉到的社会乱象。官场和商场上腐败蔓延，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日渐低下；物欲横流，色情泛滥，假货盛行，黑社会活跃；权力崇拜伴随着弱肉强食，民间疾苦乏人问津，社会公正不得申张。在这些社会乱象的背后，则是道德和伦理崩溃的社会乱象。社会不但不排斥、相反却容忍甚至接纳贪渎腐败卖淫行贿等劣行，荣耻混淆，正误不辨，唯利是图。从各级官员到许多知名学者，金权崇拜泯灭了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从稚龄学童到研究生，羡富笑贫、重利轻义比比皆是。
人为了追逐财富而败坏了道德，而道德低下的社会反过来对社会的财富创造起到不可估量的破坏。造假使得产品质量低下，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缺乏诚信会使得市场经济的基础-信用遭到破坏，监督执行的社会成本大大增加；由于社会风气不正，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蜕变成互挖墙角，不择手段的恶性破坏；股市欺诈会使资金流向失控，等等。
江泽民在位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改变的被今天的中国所承继。由于该发展模式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中共的专制，其手段是以制度性腐败作为增长的动力，而发展的果实又是为腐败提供物质基础，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随着社会道德的沉沦。这种沉沦深植于各种经济现象的内里，而同时不停的腐蚀着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动力。虽然这种不计后果、不顾未来的发展在短期造成了表面的虚荣，但是其内部增长的动力殆尽之后，一旦外部环境发生波动，真正的危机将无可逃避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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