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辛灏年《谁是新中国》（85）

北京时间：2012-06-05 00:10

【新唐人2012年6月5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三中共乘国难以“扩张”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不仅为中共的“图存”带来了希望，而且为它乘国难以扩张制造了机遇。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苏俄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利用这个统一战线以进行阴谋策化所获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暂时妥协”和“积极让步”的总策略

一暂时的妥协及其手段
　　
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在实际上就是虚假的妥协，是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实行阴谋扩张所必须作出的让步，借此以欺骗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两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同日，中共还在延安向全国广播称：“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屡次宣言，本党当前的工作是为民族团结一致而奋斗，和实现民族联合阵线以抵抗侵略。为了这个目的，共产党曾叠次声明停止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共产党曾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切证明本党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现在并不提倡阶级斗争。”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内容完全一样的“四项保证”，并且宣称：“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抗日的民族斗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云云。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二手段，则是对外高喊抗日和标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发表上述宣言的同时，朱德在延安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的讲演，称：“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他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芦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挥……”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三手段，是对外持续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就在他对外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声称：“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是在国共两党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亦公开发表文章称：“两党的领导者……要能够善于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基本原则下，用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见的合理解决。”【注四十九】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四手段，是承认并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人民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同样是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曾“真诚地”并且是“宣誓式地”写道：“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共产党人要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闻天也公开发表文章称：“关于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注五十】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泽东仍在他对外公开的“新阶段”报告中称：“抗日战争的进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和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同月，中共在对外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接任务”第二条中又称：“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五手段，是对外热情歌颂国民党、蒋介石领导和坚持抗战，赞扬国民党的革命历史与民主建国成就，“保证并决心”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其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在它的不抗战、假抗战和真扩张已经被揭露出来，并造成抗战阵营内部的冲突时，中共仍然因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继续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仍致函蒋介石委员长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曾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赞扬国民党说：“国民党有他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的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着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力，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由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并对外公开的政治决议案乃称：“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显然，要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就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中共在延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时，就公开地通过了“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提纲”，并将之“对外公布”。该提纲称：“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张闻天也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上也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注五十一】中共对外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还宣誓曰：为了“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愿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毛泽东亦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间。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二积极的让步及其手段
　
如果说，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实际上乃是虚假的妥协，那末，毛泽东所谓的积极的让步，便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对他们所谓的暂时妥协，作了最为贴切的解释。为了解释“积极的让步”的正确性，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对他的党人作了这样的“科学说明”：“‘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注五十二】显然，毛泽东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革命”而让步，而不是为了抗日而让步。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当全面抗战爆发，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斗争”策略。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正在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注五十三】对此，张国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的所谓既联合、又斗争，无非是“假联合、真斗争”罢了。【注五十四】
　　
但是，毛泽东却对这一“假联合和真斗争”，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这是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下的一段话。在这里，毛泽东一是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所谓联合，仍然是斗争，只不过是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二是毫不隐诲地指出，当“被迫”分裂而不能联合，即不能进行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时，中共就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不论是和平的斗争还是武装的斗争，都不是抗日斗争，而是革命斗争，都不是针对日寇而斗，都是针对资产阶级，即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斗。应该说，这里岂但连一点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气味都没有了，甚至连一点抗日的气味也没有了。相反，它使人们闻到的，却已经是内战的火药味。因为，正是在抗战刚刚走向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在国难中打内战的理论准备好了。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对内强调，要“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首先，早在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前，刘少奇在他论述苏俄为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已经一再地对内指出过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话（参见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于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强调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按：在这里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当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毛又一次对内坚决地说道：“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呢？……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按：毛在这里所提到的投降主义是指投降国民党，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后，在抗战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把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当作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来对待，甚至当作党内的严重路线斗争来处理。难道毛和他的中共当真就忘记了，他们曾一再地承认过，唯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吗（如果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当然没有。但是，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并要争夺这一“领导权”的原因是：
　　
其一、对外高喊服从和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领导，不过是中共阴阳两面政策的“阳面”，并且是为了实行“阴面”图存和扩张的需要。
　　
其二、显然，抗日并不是用服从、拥护等等大话就能敷衍得过去的。当敌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后，当中共红军已经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线抗日的命令之后，中共就立即面临着“服从和拥护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领导”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大问题，就面临着究竟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的大问题。彼时，毛泽东就使出了这样一把“刹手锏”，对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还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即“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服从了国民党的命令开赴前线真抗日，你就是服从了资产阶级，就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显然，这对于那些也想走上抗日前线的某些有爱国心的中共将领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紧箍咒”（参见下文）。
　　
其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对内坚持宣称要夺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够既坚持中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语），才能够在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时，保证在敌后建立的政权，乃是中共独裁政权，具有中华民国分裂政权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真正要害所在，才是毛泽东所谓革命成败而不是抗日成败的关键所指。一句话，如同中共党史专家所说，“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注五十五】而不是抗日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坚持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对内发出的“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参见下文），就已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内容。嗣后，自洛川会议始，他一直坚持要推行他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形成了理论，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他的“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不久，毛泽东又在他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后来，当毛泽东在总结他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分歧和斗争的根本要害时，就曾明确地将“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当成了他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分水岭（详见下节）。
　　
自然，毛泽东的所谓既统一、又独立，如果套用张国焘的话来说，亦无非是“假统一、真独立”罢了。
　　
自然，当毛泽东已经能够公开地说出这样的话时，那也是因为他已经能够说得起这样的话了。因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虽然还不是毛泽东敢于“破裂”统一战线之时（因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险），却已经是毛泽东对内的独立自主策略，在敌后扩张方面颇有斩获之日了。
　　自然，毛泽东又绝不仅仅是只要坚持空泛的“独立自主”的。他还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就是：一、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二、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后来则指示八路军、尤其是新四军要发展敌后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其主要任务乃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详见本卷第四章）。
　　
应该说，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不过是毛泽东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阳谋背后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的确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篇彻头彻尾的假话；也正是这个阴谋的成功实现，才使得中共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发展和真扩张，从而夺取了地盘，壮大了力量，并为战后发动那一场内战“打好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总结的那样，“独立自主是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一个手段。”【注五十六】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国军队（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将他们在十年武装叛乱叛国中所决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 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改名为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就是要借用抗战所给他们带来的大好历史条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将他们在十年叛乱叛国中所坚持的目标，改头换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发展（详见本卷第四章）。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视其自身力量的变化和扩张的成就，来调整他们积极让步的程度。“七七”之后，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策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归来提出“要真统战抗日”之前。这个阶段是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并坚持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级将领，在思想上、特别是在行动上能够贯彻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时期。由于毛泽东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达到（详见本卷第四章）。第二阶段是确立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苏联归来，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本阶段，虽然因为王明带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统战抗日的指示，并因为王明的坚持而在党内引起了要不要真统战抗日和要不要独立自主的争论，但由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共党史专家语），和中共在敌后实行扩张的初步成功，而终于使得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实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独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毛泽东更是以此为转折点，将假抗日和假统战的独立自主路线，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确立和发展起来了。第三阶段，因中共力量的进一步扩张，而使假抗日和真扩张的独立自主策略，逐步从阴谋走向了“阳谋”。中共为了阴谋扩张而终于敢明目张胆地“专打友军和不打敌军”了，甚至在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后，中共已敢反咬一口，并公然宣称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阶段，因实力的增强和地盘的扩大，再加上国民党为对日抗战而无法重开围剿，中共才日渐表现出有恃无恐与“你奈我何”的姿态。毛泽东于此一时期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口气和神气，已敢于“言所欲言和为所欲为”：什么抗战，什么救国，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全然不在他的话下，满纸上所写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参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