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3日讯】1985年11月6日，中国民联王炳章主席来到图森市。当时 “中国民联亚利桑那联络处”实际上只有我们两个秘密盟员，我在亚利桑那大学念书（即后来方励之所工作的大学），Z君在餐馆打工。我们商量好这次炳章来图森，就住Z君家；由我去联络台湾同学，请他们的组织“中国同学会”出面拉场子，向校方申请场地，发广告和通知，我们躲在幕后接应。因为在此约半年多前，我响应中国民联关于加强两岸留学生交流的倡议，主动加入了台湾同学的“中国同学会”，成了会员，并以此资格参加了他们多次party和郊游，交了很多朋友，所以有此面子。事情很顺利，同学会的头头非常热情，为自己任上能赶上这么风光的事而高兴不已。
6日Z君把王送到一个经济旅馆就离开，然后台湾同学的车来接，让大家认为王是住在旅馆里，（因为Z君在餐馆作侍者，见人太多，不愿事后被人认出。）活动结束后，再送回该旅馆。
那天晚上王就作了“留学生与中国的民主前途”的精彩讲演，内容已经报导在中国之春总第31期上（见附件），我不再重复了。不过我估计当时中春的报导只是根据王的讲话稿，因此没有包括比讲稿更精彩的即席问答内容。所以我想补充一点最打动我的内容，那就是王炳章先生提出的“民主三大要素”的论点。为了省事，我把我在1992年写的“我看八九运动”里的一段话摘在这里，因为它包含了王炳章的讲话内容和我自己的体会。这里讲到的“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在一次讲演中”，指的就是王炳章在图森的讲演：
“民主素质意味着容忍异端，从而需要理智和冷静，要讲规则和手段。民主在实质上是为着实现多数人的意志的，但是在形式上却要表现在保护少数上。这是西方民主和中共所谓“真民主”的根本区别。中国民联诞生之初就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在一次讲演中回答“何谓民主”的提问时说：“就像人的营养有蛋白质、糖和脂肪三大要素一样，民主也有三大要素：一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二曰自由的舆论，三曰合法的反对派。”这三条的核心就是容忍异端。中共号称他们的“真民主”是为大多数人的，为此必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然而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时某事上成为少数，如果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甚至被剥夺，那么就会人人自危，为了自保而投向“多数”；这个“多数”也只能是虚假的，它不是集中了多数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集中了多数人的恐惧心理，它只能是少数寡头或独裁者的玩物。中共治下的“多数”常常就是这一类“多数”。所谓尊重少数主要是尊重其发表意见的权利，唯有此才会有健全的舆论。少数人又有权组织起来，成为合法的反对派。”
炳章那天还有许多精彩的回答，让大家都非常佩服，当时因为是台湾同学的场子，前排积极提问者都是台湾人，大陆的学生学者大多静静地坐在后面，时而相互会心一笑。我则坐在前排，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也提了些问题。
第二天，王炳章在我实验室里和我长谈了许多事，（重点好像是两岸问题，）还拜访了一些华裔学者，晚上和大陆学生学者一起看大陆电影，顺便现场送《中国之春》，次日由台湾同学派车送去省会凤凰城，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台湾同学接待演讲。
1987年，我在中共监狱内，被要求交代我同王炳章的来往，我详细写下了王的这次讲演和问答，一房间的难友都为王的雄辩所折服，包括那些原先笑话说“你们这些傻瓜如何搞得过共产党”的人。承办人员原先对我是一付居高临下的派头，以为凭他们多年公安局政保处的经验和训练，折服我这个理科生应该没有问题。看了我的“交代”后，再次提审时就只会对我叹口气，弱弱地说：“我们知道你们有自己的观点，一时也不会被我们说服。那你就好好遵守监规吧，不要跟人家，包括工作人员（即看守）去多说”，云云。我希望上海的司法当局能够好好保管好我的所有“交代”，直到能见天日的那一天。
今天，在新的形势下，重温王炳章所说的“民主三大要素”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共一度也很标榜民主，称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叫“人民民主专制”，其基本理论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土改，反右，都是这个理论的实践。文革更是这个逻辑的必然发展，是这个实践的登峰造极。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就是“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结果打击的就是整个社会和民族了。而当今薄熙来在重庆搞的，也还是那一套，看谁有钱就逮谁，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然后没收财产，中饱私囊，分点余唾给贫民，为的是打造“一大片”拥护者，以便随时打击任何敢于冒犯他的“一小撮”。口头上很民主，甚至要“直选”了，实际上任何与他有分歧者，都会被他残酷迫害，不是坐牢就是进疯人院，甚至摧残肉体，索人性命，可谓吃人不眨眼。他那一套，即使还没有到文革的程度，也是向着那个方向的。挺薄者把薄熙来说成是中国民主的希望，真是匪夷所思。我们拿出民主三大要素来一对照，薄熙来的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就一目了然，无所遁形。
当今还有人将基于《独立宣言》精神的美国革命，跟基于《共产党宣言》的共产革命混为一谈，称为“都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以便 “根据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来证明江山本非人民所有，从来就不属于人民。这更是荒谬绝伦。独立宣言开宗明义：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分离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这里说的真理是“不言而喻（self-evident）”的，既不必要求公式推导，也不必经过逻辑论证，更不必待“实践检验”，因为它是一个信仰，信仰无法论证，只有信与不信。信了就是自由民主派，不信就是反对派。这里说的权利，就是天赋人权，它是“不可分离的（unalienable）”，自己不可放弃，别人也不可剥夺，哪怕是为了多数人，或者被多数人剥夺也不行。这里说的政府，就是中国人说的“江山”，他是为了“保障（secure）”，而不是“赋予（endow）”天赋人权而设立的。它的权力来自于被治理者的同意，不管他们是否参与了“打天下”。这就是“人民江山”的来由，它包含了“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这个要素，其真理性，是不必经过“实践检验”的，虽然他的实现，要在实践中完善起来。
而共产革命，表面上好像给劳动人民翻了身，当家作主，但是谁不听话谁就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活该被剥夺一切权利，于是大家只好拥护如仪，不敢有不同意见。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帮中共打下江山的农民，到了公社化时代简直就成了农奴，套用《共产党宣言》的语言：“他们得到的只是锁链，他们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这和美国革命后自由民主人权的不断深化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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