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19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4年9月4日
巴雷特亲自过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的配备工作。
他毫不费事就取得了各种文件、地图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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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夜晚是凉爽的，人们也能透过气来了。这里的气候很怪。有时，飞沙走石，能叫人发疯；夏季又闷热多雨。闷热得受不了时，大雨倾盆而至，来势迅猛异常。
1944年9月6日
几乎没有人会事先不摸清中共中央主席的态度，就敢于公开批评康生的。对毛泽东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从肮脏勾当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要使被整风运动窒息了的党恢复生气。对他来说，这是最先要考虑的事，因为他需要党的干部。在新形势下，这种需要尤其迫切，而且以后还会更迫切。共产党员是否有热情和积极性，关系到与国民党斗争的成败问题。“洗脑筋”使干部瘫痪了，软弱了，使他们不敢有自己的主见。
这就是周在上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突然责备起整风运动来的缘故。
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积极执行整风的安排，还作过丢脸的讲话，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而现在却突然要求起谴责整风的形式和方法来了！周得到中共中央主席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是毛用周作自己的传声筒，向党员干部呼吁：“你们受了冤枉罪！你们是无辜的！工作吧！不要害怕工作！”当周恩来相信听众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时，就不要求谴责整风本身，而是要求把罪过归到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身上了。
党内这种新的精神状态，使党员自发地反对整风采用的那种摧残心灵和侮辱人格的作法。不过，毛泽东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引导这种“安排好的抗议”按照最适合他的方式进行。即然如此，就需要谴责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而且提醒党的干部做好战斗准备。这里的人如果不知道毛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谁都不敢开口的，因为他们只是在毛本人所规定的范围内才享有政治上的自由。
周恩来的讲话矛头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在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
但是，在公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痛恨康生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他们之间难于见到什么友好情谊。这一切，都是由残酷的争权夺利造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常现象引起的。
但是，周恩来的讲话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显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这样做是想达到几个目的。首先，他竭力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负责的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其次，他力图损害情报头子的威信。
这样做，不仅周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所有在康生的淫威下吃过苦头的人都会满意。康生的失势同时也就使他无法再报复了。
周的讲话在党的领导人中引起极大振奋。毛现在关心的是，要注意不让这一新的进程发展得无法控制。
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
“中共中央主席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制定了九条规定”，周恩来说，“康生违反和无视这些规定，专横地不管这些规定。”(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