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15日讯】此文接续我扫描过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问题。公（警）检法在欧美立宪建立、依法行事，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司机构，只有公务员违法失职的个人问题，没有意大利黑手党控制政府似的社会问题。中共统治63年，公检法所以成了“党”的看家、护院、私设的公堂，以宪法为白纸、法律为儿戏，改变了政府公器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直接说来是有了政法委。薄熙来、周永康这两个中共党员今天作恶多端的根就在政法委。
政法委是“政法委员会”的简称，在中国大陆从中央到地方一条“党线”穿起来，跟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一样，都是党内机构，不对外挂牌运作，是中共对山寨国法制领域实施“领导”式的“侵犯”，类似蛔虫钻肠、进肚、入胆，具体职能是以“指导、协调”为名操控中国人，以“党”的名义掌控“人民”帽子下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国安、司法等机关，使其审案、公诉、拘捕、特务、律师等服务职能背离为公民的个人权利和人民的群体利益，保证中国大陆是中共的山寨，与纪检委共同指挥政府监察机关看护党的山寨。
这个政法委，跟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办公厅、纪委等组织一样，都必须头戴“中国共产党党委”（简称中共党委）的红帽子，犹如《天龙八部》里游坦之的人头外边的铁壳。说白了，它就是中共党委掌控公检法政府机关的组织机构，所谓“党的领导”（党委领导）在公检法领域就是通过政法委的会议和红头文件所进行的暗箱操控，或者说是黑箱作业。
这样捋下来的政法委只是中共的一只黑手。所谓“指导督促政法各部门贯彻执行中共的路线”等枯燥的党话下，是活脱脱党组织蹦迪。所谓“定期分析社会治安形势”、“全面部署政法工作”、“组织推动政法部门”、“调查改革政法工作”、“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调各部门的关系”、“研究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等套话下，实质就是听党委的话。
这个从中央到各省（区）、市、县四级，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由下而上“叽叽喳喳”的“民主讨论”之后，由上级党委的常委会决策，民主只是个各种意见走过场的程序，让毛泽东所说的好花、毒草一齐开放，归纳整理后交上级党委，最后由5、7、9人等常委会拍板，采纳毒草似的意见，废弃好花似的意见，决定后形成红头文件下发下级党委执行，知会平级的部委以求协助和关照、上传上级党委请求批准或共享罪恶。政党竞选的民主制就这样变成了寡头制。这种共和国民主外衣装饰的寡头制，被马克思理论上论述、列宁实践开创、毛泽东总结成为口号：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后党委说了算。
中共党政军的所有组织就这样，“少数服从多数”使商议成了水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寡头决议才是硬道理。具体到政法委，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地市、区县、三级均有政法委。通过寡头制为实质的民主集中制，中共落实了政法委对公检法司信访机关“领导”式的独裁：由书记为班长，带领各副书记、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等人开“班会”，说“集体研究制定工作计划”的空话，干让警察、法官、律师“听党委的话”的实事。
如此政法委，书记必须是同级党委常委，是寡头制常委会的成员，享有诸多特权，同时具备撒谎的能力和施暴的胆量，具体说来就是敢调动军警镇压人民，能够诬陷陈胜似的抗暴者为搞“反革命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的“不法分子”，邪毒如周、毛还受赞美，不玩贼喊捉贼的栽赃巫术就得下去。各级政法委书记几乎都是政治魔术的高手：撒谎骗人面不改色，指挥杀人镇定自若。也许有例外，但一般都必须是“智刑以强霸”的智能刑事犯罪的高手。罗干、周永康就是因为智能犯罪素质高，才能进入寡头制的中央常委会，当上政法委的书记。
政法委在当今中国大陆主管公检法司、国安、武警、信访等政府机关，使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法律顾问、内外特务、武装警察、信访人员都成了中共党委的看家护院，合伙作案玩弄宪法和法律，把在欧美国家维护公民权利和人民利益的司法系统纳入维护中共绝对权力的维稳机制。中共由此才能够指挥调动（所谓协调）军警，在1989年合力镇压六四学运，在1999年合力迫害法轮功，并在此后设610办公室贼喊捉贼地反邪教至今。中共的中央政法委与中央军委实际上共同指挥山寨国的所谓人民武装警察，将人民当成国民党对待。
中共在大陆就这样在毛泽东死后继续进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文革内战，半明半暗地一直干。这就需要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宣传部挑拨是非之后有个逼迫人民互相陷害、批斗、斗殴的组织，以“团结”、“协调”为名集合公检法司的力量一致打压常委会认定的敌人。
最早是“中央法制委员会”。1958年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于听刘少奇的话而在文革中被“文革小组替代”。 1980年1月24日在中共中央正式定名为政法委。1988年5月19日，在赵紫阳任总书记时恢复“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为中共13大决定的政改作准备，以党政分开、法制建设为起点，预备让公检法司独立。由于1989年六四血案发生，中共老人党背负北京数千学生和市民被屠杀的血债，10个月后又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由上而下操控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加强力量逼迫人民互相敌对，又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理具体的行政事务，这样持续至今。1999年迫害法轮功后，又以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维稳办”）专职对付法轮功。
中华礼教传统下的皇权家国和中华民国，就这样成了我所说的中共国寨或山寨国。古今中外都没有政法委这种党委怪胎下的畸形儿。民主党和共和党、保守党和工党、自民党和社会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等，都没有民主集中制的党委和政法委。政法委书记在亚里士多德评定的寡头制坏机制下必须坏，越坏越发达。在这个权位上的王明、谢觉哉、汪东兴、彭真、陈丕显、乔石、任建新等坏得有折扣，故而在内斗中输给毛泽东、康生、邓小平、江泽民、罗干、周永康。显而易见，中共没有党委和政法委这种机制，小红旗不可能进科室。
说白了，中共所以能够在中国大陆复活“智刑以强霸，淫乱祸天下”的共工氏酋邦，能在进城之后沿袭在井冈山、瑞金、延安时期的山寨和村寨统治，政法委功不可没。可以说，中共主席或总书记、军委主席，谁掌握了政法委，谁就掌握了和平年代随时可用的枪杆子，谁就可以颠倒乾坤、翻天覆地、呼风唤雨。江泽民、周永康设定的政法委书记接班人薄熙来，由于王立军投美事件而垮台，既暴露了政法委这个组织在和平年代的极度重要性，又同时在警示中共胡温政府：不废除政法委的内战机制，胡温极可能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
1998年至2007年、2007年至今两阶段，先后由中常委罗干、周永康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启动和维持对法轮功的政治迫害运动13年。稍加透析可知：由于政法委的内战机制存在，罗干和周永康只要狠心或者身染血债，就能够凭借一把手主管公检法司信访的大权，操控政法委副书记、常委和委员，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检察官、国家安全部部长、司法部部长、中央军纪委书记、中央综治办主任、武警部队司令等高官，其言行抽筋似的难以自控。没有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在江泽民卸任总书记之前就撑不下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可知，政法委本身就是个违宪组织，是中共中央强加给中国人的。它的存在破坏司法独立。首席大法官在欧美国家断案凭借良心和法律知识，在山寨国却必须违背良心和良知指鹿为马，真可谓阴阳倒错、乾坤颠倒、颠鸾倒凤。
透析重庆王副市长逃进美国领事馆、黄市长跨省追捕、薄书记唱红打黑等事件，全都是党委和政法委的组织机制惹是生非。红黑相依，中共1950年代初期铲除会道门黑社会，自身就成了最大的黑社会。党委组织部将下梁山的武松、雷横、朱仝、吴用、朱武似的官员赶出公检法，将西门庆、王庆等更淫邪、更匪气的草民放进公检法。黑社会成员不必改邪，就被毛泽东视为人间正道。政法委由此成了黑社会最大的红伞。黑社会向人民收保护费挨骂，公检法向黑社会收保护费得红旗。周永康、薄熙来和王立军说白了就是隐身于红旗官场的黑社会成员，打黑实乃黑打。《圣经•启示录》有大红龙和怪兽之隐喻，我们由此可得的启示是：中共政法委是中共大红龙豢养的嗜血怪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就是明证。
扫描中共政法委可知：政法委是红旗帮与黑社会合成的党帮会，维护党委的绝对权力使公检法司以及国安信访武警非法行事，有预谋有组织地进行刑事犯罪，无政府机制约束，致使大陆老师教孩子靠打骂树立权威，公安破案子靠刑讯逼供取证，社会极不稳定，天下大乱。人心和民心中爱是气泡，吹大即破；恨是皮球，越拍越高。政法委正红旗下作恶为所欲为。近日据传乔石呼吁改良政法委，这有人性的一面，可乔石任职书记时却并没能将政法委变好。
我在扫描中国大陆公检法司（律师）时，已然说过：中共党委机制导致政法人力都蜕变成助纣为虐的力量。扫描政法委更清晰可见，政法委是中共党委经营的公检法司里的邪毒官员比邪比毒的奖杯。邪毒如罗干、周永康者任政法委书记，才可能什么坏事都干。政法委是公检法司、信访国安武警中的刑事罪犯集合而成的毒瘤，吞噬着大陆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整体的良心和良知，使高智晟、陈光诚虽然可敬却因为太少而无力使公检法司从良。
天灭中共是定数，即中共一旦迫害它绝对不能迫害的不图世间名利情的修炼人，其白骨精似的利用价值就完了。雪灾、 地震、洪水、瘟疫等都可能成为消灭中共党委及政法委的金箍棒。合乎逻辑的推论是：三退救人是慈悲，退党、退团、退队之“三退”声明，好似提交给天地法庭的关于中共各种血债罪恶的证词。依照中国人“苍天有眼”的正统思维逻辑推理：天灾将放过三退者，拒绝三退的人将分担中共的血债，宽恕与否取决于你退与否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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