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15日讯】
第三节 忽左忽右
江泽民在邓小平与当时得势的保守派的博弈中能出线，打碎了不少眼镜。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任职的吴稼祥后来把江泽民及其势力叫做黑马集团。他对黑马集团的描述是“以拍马为最高的政治境界，以不进行任何的政治表态为最正确的政治态度”，是“彻底功利化的彻头彻尾的权欲主义者”。这样的人担任党魁，实在是一个错误的政党在错误的时候以错误的方式任命了一个错误的领导人从而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这也难怪，江泽民没有任何人类该有的优良品质。而且，也没有任何才干，都是事到临头以极端自私的算计行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为一切的目的和手段。
江泽民上台后，全国的政治环境在1989到1991年间立时左转，使得改革一度陷入停顿。1989年和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不到5%。
首鼠两端
江泽民能为当时的保守派所接受，自有其深层原因，但是说江泽民不想巴结一言九鼎的邓小平则是冤枉了他。和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领导人相比，江泽民没有任何的治国方略，也没有任何独当一面的经验或能力。究其一生，所知者无非得势前投人所好溜须拍马，得势后迫人投其所好以遂己欲，仅此而已。对于邓小平所思虑的难题，江泽民实在是无所知无所从，尽管努力的替邓小平点烟、端茶、提鞋，却终未得邓之心。
江泽民想投邓之所好未得其门可入，可是他投李鹏之所好，支持三峡大坝上马，使李鹏一系从三峡工程中得到极大的利益，却收到了立刻而丰厚的回报。一时间江李体制大得保守大老们的支持，故而江泽民当总书记的头三年，强调的都是“反和平演变”，讲的是虚无的“姓社”或“姓资”的“两种改革观”，并称“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外界因此认为江泽民属于保守派，这也是冤枉了他，这一点以后来江泽民摇身一变成为改革派后对李鹏之弃之如敝帚可为明证。倘使江泽民一开始能投上邓小平所好，大概早就是个“改革派”了。
因“六四”事件，中共被国际社会实施贸易和武器禁运，在国际上非常孤立。1991年苏共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让中共及刚登高位不久的江泽民惊恐不已。
邓小平认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搞活市场，从经济入手重新赢得民心。但大权在握的江泽民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认为越开放老百姓越难控制，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抛弃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大力实行以“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加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江泽民甚至从理论上声称“改革开放中也有路线斗争”，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了邓小平。
1992年春夏，江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内的重重矛盾。根据田纪云后来的回忆，“一些思想极其僵化的人，企图利用“风波”带来的机会，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老路上去。…在那冷风吹袭的日子里，广大干部、群众都憋了一口气，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在1991年年底的时候，邓小平完全被江泽民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对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完全失去信心，而且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邓小平虽然在名义上没有任何职位，但是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军队由邓最亲密的老朋友杨尚昆和十分信任的部下杨白冰管理。杨尚昆和邓小平是1932年认识的，是60年的老朋友。杨白冰的上将军衔是邓小平于1988年9月亲自授予的，一直忠实地执行邓小平在军中的政治路线。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是邓的老部下，也对邓忠心耿耿。没有军方资历的江泽民在1989年11月被任命为军委主席，但老军头们怎么肯听他这个从来没有摸过枪的人的指挥？江泽民当时还不敢像邓小平那样封几个上将，在军队中又无自己的班底和人马，所以除了拨巨款给军方向苏联购买陈旧的武器外，江泽民想起来汉奸老爹教给他的宣传技能。他指示要拍出几部歌颂解放军的片子，一方面讨好军方，一方面给“六四”后痛恨解放军的老百姓洗脑。江泽民亲自为一些片子题写片名，包括三部斥巨资的战争片《大决战》。
邓小平看到“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妄图阻挠改革开放，因此痛下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做最后一搏，准备在中共十四大上，撤换反对改革的总书记江泽民等人，让坚决执行改革开放的人上台。邓小平筹划由乔石替代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曾就这个方案向杨尚昆、万里征求过意见。同时，为了表示对乔石的支持，邓小平对乔石在各地的讲话予以高度肯定。这又让江泽民嫉恨不已，把乔石看成了冤家对头。
邓小平还准备再次起用被软禁的赵紫阳，让他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并不怀疑赵紫阳坚持改革的态度，关键是“六四”是邓晚年的最大心病。邓小平于是派人捎话给赵紫阳，要求赵在出来工作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以防赵日后为“六四”翻案。联系人回来汇报说，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写检讨。赵紫阳说：“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心中五味俱全，长时间沉默不语。
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眼看“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邓小平万般无奈，只有亲自出马，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南巡，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1992年1月17日，一行专列从北京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车内的邓小平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儿和老朋友、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巡”。
阳奉阴违激怒邓小平
1月18日，邓小平到达武昌，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当地的负责人给江的“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江泽民对此怀恨在心，之后对邓的南巡讲话，迟迟不表态支持。
19日，列车到达深圳特区。一向比较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明确地向江泽民发出最后通牒：“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同时，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负责筹备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拟定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单。除了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陪伴着邓小平南行之外，邓小平在这次巡视活动期间，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熔基、杨白冰等人，一方面说明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大力造势，另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想提拔乔石、撤掉江泽民的打算。
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还一再提起，说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的那五年“加速发展功劳不小”。南巡回来后，邓小平还不死心，又派人和赵紫阳联系。赵紫阳仍然不认错。
江泽民自当上总书记的两年多时间内，推行极左路线，“反和平演变”已经昏了头。邓小平说的“谁不改革谁下台”，深深戳到江泽民的痛处，江泽民一直耿耿于怀。
2月20日上午由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在把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的时候，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量内容，尤其是删去了“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类的内容，而且不许报导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全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
其中邓有两句话，被江封锁20年。2012年1月18日，中共在纪念邓南巡讲话时，新华网转载了《南方日报》的报导“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未见报的两句话”，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不知道为什么江对这两句特别敏感，但在此后的10多年中，江确实发动了又一次全国性的比文革持续还久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而且江赖在位置上不下来，处处制约被邓钦点的接班人胡锦涛，党内分裂持续到今天。
1992年2月下旬的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询问《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邓南巡讲话），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理直气壮地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高狄敢顶撞李瑞环，是因为自恃有江泽民做后台。但他不知道江泽民的总书记职位是邓小平给的，邓有军队作后盾，随时还可以收回这个任命。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大会的焦点。面对江泽民扣压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中共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王牌──军队说话了。在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在总参系统中头一个响应的就是副总参谋长何其宗。杨白冰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直接针对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杨白冰和何其宗两人恨之入骨，他们后来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时，在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由江系人马控制的新华社才全文播发此文，比《深圳特区报》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泽民的强烈抵触情绪。
只好见风使舵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在惊慌之余，江又使出了政治上两面派的伎俩，4月1日在会见日本人时，也在口头上附和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说的完全是空话，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应付。
这时离召开中共十四大正式的权力交接只有几个月了，杨白冰亮出军队底牌强烈地冲击了中共高层，北京的政治形势凶险莫测。江泽民在南巡之后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机、阳奉阴违的表现，已经令邓小平忍无可忍。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分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分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分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这个“中央”自然就是江泽民了。
在这期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多次指出对邓小平的讲话不能只停留在“大话、空话”上，批评江泽民。副总理田纪云强烈表示支持邓的改革。
田纪云应乔石要求于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不点名批评江泽民的讲话：“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要特别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让江泽民恨得咬牙切齿。他看到形势不对，准备再装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纪云几句话戳穿。但令江泽民无可奈何的是，当田纪云发表揭露江泽民两面派讲话的时候，江泽民的大靠山，一向与田纪云对着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5月底，专家治疗小组报李先念病危。江泽民这时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泽民只好见风使舵，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开始降低。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党校的教员和学员看到这番架式，都纷纷议论取笑说：“江泽民肯定是被乔石动用专政力量押送来的。”江泽民在乔石的逼迫下，在党校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但是觉得被乔石逼来丢了大面子，心中更加记恨乔石。人们在会下说：“看架式就知道江泽民没有诚意。”但是表面上江泽民已经老实多了。
1992年春夏之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议论江泽民的总书记位置是否还能保得住了。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泽民被形势所逼改变了态度，言不由衷地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还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泽民后来对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更担心什么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说不定还要受到党内大批判。于是江泽民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眼含热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邓的态度逼迫江不得不支持市场经济改革。而其后十几年的历史表明，江的支持也只是表面，实质上违背了邓的愿望。
第四节 嘴尖皮厚腹中空
与邓的“黑猫白猫”实用政策不同，江竭尽全力试图“发展”新的共产党意识形态。1995年底，江提出了“三讲”。这算是江泽民的第一个“理论”发明。“三讲”中，江泽民讲得最多的就是“讲政治”。江自己的解释是“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就差没讲“政治投机术”了。
“三讲”实际上是江泽民树立个人权威的一种途径，所谓“讲政治”，无非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坚持“党的核心”江泽民的领导。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死，江泽民的地位远远没有达到固若金汤的地步，所以“三讲”提出之后，应者寥寥。
江泽民做秀的东西，都是从几个文胆那儿得来的。滕文生对江泽民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三讲”之一的“讲政治”。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滕文生向江泽民提出，要以毛主席的风格控制政治局：不是把权力给予某一亲信，而是让二三个高级幕僚在内部相互斗争，最后都要找他自己仲裁。
“三个代表”的出笼
“三个代表”的原作者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上海出生，199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很熟悉，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对他很崇拜，对他的著作非常着迷。数年后，当王沪宁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初次见面的总书记江泽民竟一开始就大段地背诵王沪宁著作的原文，让王大吃一惊。
江泽民热衷于背诵别人的东西，一来是因为自己没东西，公开做秀时经常答非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知怎么答；二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江泽民以为可以抬高自己而执意要塞进党章和宪法里的“三个代表”，原作者就是王沪宁。江泽民还时不时地背诵一段别人的东西，甚至古诗和外国经典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成为国人的笑谈。
当年调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由于曾庆红的力荐。吴邦国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任江泽民政治顾问的想法。吴邦国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王沪宁调入中南海，江泽民与他见面时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可见江的亲信曾庆红和吴邦国对江的无能着急到了何种地步。
王沪宁进京不久，就为江泽民起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二大关系》。
不过，王沪宁最大的“贡献”是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为江泽民拒绝下台的“护身符”，并把此理论作为自己的“创造性论述”塞进党章和宪法。王沪宁曾是主席特别助理，2002年11月“十六大”上被江指定为中央委员。但在江失势后，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先提出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对方表示不欢迎；王要求到中央高级党校当副校长，又被对方婉拒。而江泽民则恼怒他泄露了“三个代表”真实作者的秘密，让自己没有了成就。
2000年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推出三句话，即“三个代表”，首次作为江泽民的“思想”理论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但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就被证明是一出闹剧。
“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刚开始一般人谁也说不清。后来“三个代表”最红的时候，王沪宁忍不住吐露真言，说自己是原作者，引起哗然。这其实并不奇怪：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就大段大段地背诵王沪宁的文章。
“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翻遍所有的官方媒体报导，包括江泽民在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什么是“三个代表”。不过下面不会有人追究这些事情，贪官污吏们整天想的是吃喝嫖赌贪淫占，上头让吹捧什么大家就跟着吹捧，事情到底是咋回事，谁也不在乎。
“三个代表”不过是几句并无实质内容的空话，一般脸皮薄一点的人还不好意思吹嘘。但“三个代表”对于江泽民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必须得有理论才能站得住脚。江泽民也着急要为自己立碑，想方设法与毛、邓理论并列，塑造出江泽民“第三代理论权威”的形象。于是，这个空洞无物的“三个代表”在江泽民的命令下被官方喉舌捧上了天。江在任时，费尽心机要把这三句话写入党章和宪法。现在，现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胡锦涛必须高举“三个代表”，哪个官员讲话都不能离开“三个代表”。
不管江泽民怎么想，不管媒体怎么吹捧，大会小会地学习、贯彻，还是没有多少人把“三个代表”当真。
当全国掀起学“三个代表”高潮时，央视天天在专题里采访民众。有的老农说：俺村搭了一座桥，感谢“三个代表”；有的妇女说：俺儿媳妇生个胖小子，感谢“三个代表”；也有人提出，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建设一流的国际标准公共厕所；在某农村墙壁上，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
历经中共三年炼狱的《大纪元》原驻北京记者王斌出狱后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监狱当局组织犯人做工牟利，有些犯人被指定专门装订、制作淫秽书刊，到社会上出售为公安系统赚钱。那段时间“三个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统成了口头禅，什么都要跟“三个代表”挂钩。犯人制作淫秽书刊超产，也说自己是在“三个代表”的指导下才有那么大的干劲
广遭批评
《求是》杂志研究室、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三个代表”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形成的，党内是个谜，理论界也是个谜。”会上有人表示，“三个代表”是党内人为地树立江泽民“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还有人说，党内对“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实践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交任务、搞形式、教条，是政治上的欺骗。
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认为，三个代表论起到的是照妖镜的作用，因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是空话，“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是谎话，“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则是官商一体的同义语。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空泛，不合时宜，是搞形式主义。地方党委、政府大多数是在应付。三年多的实践，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搞形式主义是祸国殃民……
有人说，所谓“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堕落文人、专制吹鼓手和新兴官商、资本家的集合体，至于说“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彻底的谎言。最广大的农民中许多人靠卖血卖肾卖淫活着，得了爱滋病，死活无人问；中共常说的“工人阶级老大哥”至少有三千万下岗，江泽民可从来没有想过去代表他们。
后来，原定在四中全会前夕出版《江泽民军事思想文选》一事遭到搁置，因为军中张震、洪学智、杨白冰等十多位老上将上书反对，说江泽民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地位。杨白冰更公开说“三个代表”是垃圾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被推迟，据内部披露，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党政内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和贯彻都有“较大”差距。
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闹剧，最终没有成全江的“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这样几句遭到广泛讥讽的空话，最后却被硬写进了中共宪法和党章，使中共的政治舞台因此而多了一则笑话和丑闻，这是“三个代表”的真正伟大贡献吧
第五节 丑角亮相
上海人在调侃江时有特别的幽默。80年代江在上海当政时就因为带大黑眼镜，自以为国宝喜欢吹大牛而不干实事，被上海人戏称为“大熊猫”，“大蛤蟆”。江当总书记后几乎把每一次出访都变成了文艺演出和作秀，在世界各国国家元首中，滑稽剧丑角演员非江莫属。
“江戏子”
1996年6月下旬江在去西班牙访问。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请江泽民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令卡洛斯吃惊的是，江泽民居然在这个时候，突然拿出一把梳子，在国王面前梳理头发。晚上在欢迎国宴上，江泽民坐在王后右侧，再次在摄像机面前梳头。6月25日，西班牙第一大报《国家日报》和其它许多报纸以头版头条刊出新闻图片，“卡洛斯国王看江泽民梳头”。很快，全球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
江泽民在电视镜头前梳头有许多次记录。1993年3月，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时，江泽民坐在主席台中央，拿起梳子旁若无人、专心致志的梳头。法新社曾把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世纪宝鼎”前演说，面对世界各国的摄影记者，又一次从西装内侧口袋中拿起梳子梳头。
江泽民1996年出访菲律宾，主动提出放弃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共同进行经济开发。当晚，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游艇上宴请江泽民。江泽民想起了他刚刚见过的参议员阿罗约（阿罗约后来在2001年当选为菲律宾总统，被其国民称为“美女总统”），意犹未尽，拿起麦克风高歌了一曲猫王的《温柔地爱我》（Love me tender）。
1999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法国参观一座博物馆时，一时兴起，乘法国总统希拉克不备，拉起希拉克夫人贝娜黛特的手就跳起华尔兹舞来。希拉克正在诧异时，江泽民又拉着贝娜黛特的手仰头大笑。这件事让希拉克非常不悦，认为是给自己难堪。
2000年4月19日江泽民访问土耳其时，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向江授勋章。众所周知，在这样的场合，按正常礼仪应该由主人给江戴上勋章。不料江泽民却抢先一步，拿起勋章自己戴上了，令在场宾主目瞪口呆。
2002年2月21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美国总统布希。江泽民当着在场百余名嘉宾高歌一曲“我的太阳”，美国总统布希马上鼓掌，并接着半开玩笑地请国务卿鲍尔唱一首小夜曲，鲍尔礼貌地微笑拒绝。晚宴中，江泽民又拉着美国第一夫人劳拉跳舞，跳完之后仍未尽兴的江又先后拉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及驻北京大使夫人莎拉共舞。
2002年，江泽民去冰岛的时候，更是出了个巨大的洋相。在国宴上吃着半截饭，江泽民突然站起来高歌一曲，在场宾主都错愕不已。江的夫人王冶坪当时的面部表情十分尴尬，整个情景被冰岛最大的日报以大幅彩色照片详细报道。
最有意思的是一段广泛流传的江泽民发飙大骂香港记者的视频，连官方出版的库恩《江泽民传》也无法回避这一江的失态丑闻，将其淡化为江的一次发火。事实上，江的个性与为人，在那次突发失控中表露无遗。
2000年10月27日，香港记者在中南海问江泽民关于董建华在200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是否已经“钦定”，江泽民顿时表现激动，大发雷霆，训斥香港记者“天真”和“简单”。
记者：江主席，你觉得董先生连任，好不好呀？
江： 好呀！
记者：中央也支持他吗？
江： 当然啦！
记者：不担心这会影响香港自治吗？
江： 我讲的意思，不是我要钦点他，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我就明确告诉你，你们呀，我感觉你们新闻界也要学习，你们非常学习西方这一套的，你们必定是Too Young（太年青），明白这意思吗？
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白战的，见得多啦，西方的那一个国家我没有去过，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水平）比你们不知高到哪里去，我跟他谈笑风生，只是媒体也要提高自己知识水平，（用广东话说)识得唔识得呀！
你们有一个好，全世界什么地方，你们跑得最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呀，toosimple（太简单），sometimesnaive(有时无知)，懂得没有？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我见得太多啦，可以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经历，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什么也不说，这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一句话不说也不好，你们刚才在宣传上，将来你们如果在报道上有偏差，你们要负责。……
次日，10月28日，香港媒体前所未有的齐声谴责江泽民，这是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当地媒体第一次对中国元首发起如此大规模的谴责。当地报纸指责江泽民“心虚与傲慢”。几乎所有报章都排布了江泽民动怒的照片，以及全文刊录江泽民和记者的问答。
在国际政治中，很少有哪一国领导人被媒体有机会记录下如此真实的情绪表达，这段经典问答，配上江当时的面部表情与手势身行，足已让任何一个稍具阅历的观众，对江的人品有一个八九不离十的判别。包括江提及的华莱士更是直接了当的点了江的痛处，华莱士是《60分钟》节目的前王牌主持人，他的节目长期在美国十大收视节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新闻界推崇他为“新闻拓荒者”，他于2012年4月7号去世，终年93岁。华莱士与江泽民确实在2000年见过面，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时华莱士涉及的问题，都特别敏感，象六四和法轮功，他都坦率直问。两人间的对白，说不上〝谈笑风生〞，倒更象是“针锋相对”。
华莱士：“你，对我而言，是一个独裁者，一个权力主义者。”
江泽民：“我坦白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华莱士：“我知道你不同意。但美国俗语说，如果你走起来像只鸭子，叫起来像只鸭子，那你就是只鸭子。一个独裁者就是强行压制者，无论对象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或私人企业自由。你现在是有点接近了。”
这段经典对白，在华莱士去逝时，又再度在互联网上广传。令人缅怀和敬佩华莱士的胆量与智慧时，也看到了一个独裁者像鸭子般的丑态。
之前江就已经以常常出洋相而引起轰动，甚至成为国际笑柄。对于代表国家尊严的一国元首来说，这种丑角的表演，非常令中国人厌恶。
国母的传言：江泽民和他的女人们
2009年香港出版的《中共高干情妇档案》一书，披露了江和宋祖英丑闻的来龙去脉。
2002年，湖南邵东的一名民间书商曾出版《国母宋祖英》一书，引起江的震怒，最后作者被判刑，涉及出版的五十多人受株连获罪。
江、宋的故事早在1998年就在北京传得人尽皆知。北京的计程车司机经常和客人兴致勃勃地聊起此事，打发路上堵车时的无聊时间。
人说宋祖英还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特殊通行证“红卡”。1997年一天，一位借调到北京的女歌手乘坐宋祖英的车一同去中央台录音棚录小样，在车上这位女歌手无意中打开工具箱，赫然发现一张“中南海红卡”，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女歌手肚子里搁不住事，不久此事就传遍总政歌舞团，以至于解放军系统、广电系统的一些文艺部门多次召开干部、党员、群众会议，要求有关人员“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并将此作为一项政治纪律，要求必须严格遵守。那位女歌手不久即被所在单位遣回原籍天津。有消息说，回天津不久后，她就被人从凉台推下楼灭了口。
在2003年重新选举政协领导人时，有一位政协委员投票时将宋祖英的名字写入“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另选人名单中，当宣票员读出，“宋祖英（歌星）一票”时，台下爆发出意味深长的哄笑声。有意思的是，紧跟在宋祖英之后念出来的是：“李瑞英一票”，台下的人互相挤眉弄眼使眼色。代表也知道，选谁自己根本做不了主，那就干脆拿江泽民寻开心，这是“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
在江泽民得势的年月，宋祖英不但是年年春晚不容置疑的出演者，更是军衔最高的艺人，享受一级演员（师级）待遇的罕见红星。在宋祖英出道前中国最红的女歌唱家彭丽媛（习近平的夫人），一向的春晚都由她唱压轴，但后来到宋祖英，锋头之健更甚彭丽媛。
2006年10月，凭着与江泽民的关系，宋祖英在美国开了名为“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演唱会。据知情人透露，此次美国演唱会各项投入总和超过300万美金。中方由文化部、驻美大使馆、中央电视台为主办单位，兴师动众，媒体爆炒，邀请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伴奏，华盛顿合唱团伴唱，宋祖英被戏称享受“皇妃”“国母”的待遇，20至60美金的票价，据宋祖英称一月前就施行“控制售票”了，以免被“抢购一空”。知情人说，大量观众的票都是领事馆经过严格政治审核后白送的，还有一部分票是让被使馆控制的侨社“承包”。
伴随她的地位上升，宋祖英与江泽民的丑闻在民间，甚至高层也开始流传得越来越广。
2004年2月21号，以反江（泽民）挺胡（锦涛）著称的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吕加平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希望能依法对江泽民的丑闻进行调查处理，并在自己的网页公布。不久吕加平被跟踪。
公布的“反映”一文除了反映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问题。还有不少篇幅反映“有关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事”。该文指江泽民经常看宋祖英的演唱。有一次演出完后江泽民在与宋祖英握手时偷偷递给宋祖英一张小纸条，纸条上他自称“大哥”：“以后有事找大哥，大哥可以帮助你解决任何事情。”后来宋祖英把纸条的这段话告诉给了别人。
文章更暴料，前《央视》文艺部主任、多年执导《春晚》的赵安，2001年与一些知名女明星聚餐时，宋祖英趁着酒兴大谈她与江泽民的风流艳事，被赵安传了出去，结果赵安被判刑10年。
之前，赵安记录江宋绯闻的手稿被张俊以得到，张以此手稿内容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发了200多封匿名举报信，举报赵安和宋祖英诽谤江泽民等领导人。张俊以却反被江泽民亲自下令逮捕法办。但对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法院和新华网都语焉不详。
2002年夏天，宋祖英到四川某城市举办专场演出。经江泽民的亲信、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批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后任公安部长，中央政法委书记)给宋祖英以副总理级以上的国家领导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一级警卫待遇。
这次演唱会，四、五万名观众的体育馆挤得座无虚席，都要来看江泽民的小情妇。宋祖英演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湖北民歌《龙船调》，唱词中夹有对白：“小妹子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哟？”结果，她演唱到这句问白时，台下观众竟齐声应答：“江爷爷来背你哟！”宋祖英下不来台，但也不能罢演，因为几万名观众是花钱买票来听歌的，只能硬着头皮演唱下去。唱到第二段，等宋祖英又说出这句问白后，台下几万名观众又应声如雷：“江爷爷来背你哟！”气得她当晚回到宾馆哭红了眼睛。
第二天，宋祖英就飞回北京向江泽民告状。江很生气，下令四川该市的市委书记彻查此事。可如今的市委书记也学会做官了，不愿为这事得罪老百姓，拖了几天，给中央有关部门回话说那天晚上演出时，市电视台和公安局都有现场录像，可镜头都是对准台上，没有对准台下，所以无法从几万名观众中找出“滋事分子”……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宋祖英为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全国青联委员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宋祖英也为维护江泽民的统治使尽浑身解数。她所演唱的都是为中共和江泽民粉饰太平的歌曲，诸如《好日子》、《越来越好》、《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永远跟你走》之类。吕加平夫人于钧艺女士表示，“有关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事”几年前已传遍大江南北，这事情是“有根有据的”，“比较可靠”。因为不仅仅是赵安、张俊以，还有其他人因为揭发江宋的关系被秘密逮捕了。
2011年5月13日，吕加平因揭露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问题，而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其一位朋友与吕的妻子于钧艺也被以同案犯罪名判刑。
中国的言论控制一向严厉，中国民间从来不敢象现在这样四处传播、到处津津有味地议论当时在位领导人的丑闻。究其原因，其一，丑闻是真实的，其二，全国民众普遍反感江泽民，江泽民的民意指数已等同当年的“妖妇”江青。你相信一个堂堂的国家元首可以坐在主席台上色迷迷的死盯着一个女服务员三分钟不放吗？那记者都拍出来了！
除了宋祖英，江泽民还有几个女人
人大副委员长的陈至立是级别最高的，她曾与江的大儿子江绵恒在同一个研究所，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后，陈至立被江委任市委宣传部长，在1989年陈至立不遗余力的打压《世界经济导报》。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1998年任命从来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的陈至立为教育部长，后来又提升为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陈推销的教育产业化改革，导致教育界乱收费、买卖伪造文凭愈演愈烈。一些高官背后称她“婊子陈”。
陈至立还把江泽民打压迫害法轮功引进校园，通过校园百万签名活动，在学生心中播种仇恨和谎言。她主管教育十年，教学风气涣散堕落，嫖、赌、抄三风充斥校园。清华、北大等几十所大学校长多次强烈要求她下台。
李瑞英是CCTV的新闻主播。李瑞英有几年是江泽民出访时必带的女主播。一次在江泽民出访时，李瑞英采访江泽民的画面在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闻联播中播出，观众议论纷纷，说李不像是在采访，倒像是在撒娇。
黄丽满是深圳市委书记。80年代初，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黄任职部办公厅。江稳固总书记之位后，把黄丽满调到深圳，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和深圳市委书记，连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江的亲信李长春都对她处处礼让。
黄丽满丈夫承包了耗资十亿元以上的深圳“联合广场”等工程，黄丽满的几个妹妹也跟着飞黄腾达。黄丽满在深圳呼风唤雨、贪腐挥霍。
中国行为艺术家艾未未的《一虎八奶图》被说成是暗讽江泽民和均有丈夫的陈至立、黄丽满、李瑞英和宋祖英集体淫乱，因为江泽民属虎，而四姘头共长八个奶。江亲信周永康用江泽民“经济上搞垮”的手段加以迫害，11月17日，艾未未的摄影助理赵赵以“拍摄淫秽照片”被北京公安局“打击黄、赌、毒专案小组”带走，讯问是不是艾未未让他拍的。
第六节 “此地无银三百两”
江是第一个在位出版传记的中共总书记。一般铁幕后面的独裁者很少有在世时出版传记的，因为这会涉及“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要给江泽民写传，需要深入上层，需要阅读若干材料－－包括一些不准让普通中国人知道的“机密”材料，还需要采访一些高层人士或亲近人士。
还是洋人好忽悠
奇怪的是，江的传记要外国人来写。而且不怕“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并且“主动配合”，两度由西方人撰写传记。
第一本《江泽民传》是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由中国问题专家加拿大人杜林撰写的。他开始写这本书是因为在厕所里碰到江泽民一回，”激发了“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杜林要写《江泽民传》。
杜林在“前言”中说：虽然我不能说这本书瓜熟蒂落在那间厕所里，但我和江的偶遇的确让他在我脑中鲜活起来，单单追踪官方色彩甚浓的中国媒体，有时是难以形成这种印象的。那时我正在考虑探究这个人的一生，他在位六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生活的轨迹却鲜为人知，记者学者们都很少涉及。而我和他的一面之交，督促我快马加鞭。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江已经执政十年，邓小平早已故去，很少有什么可以指引我们去了解江泽民。
杜林还说：为谨慎起见，我仅采用(中共)官方消息来源和第一手资料。我经常引用的两家香港杂志，《镜报》和《广角镜》，都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出版，有官方背景支持，它们也是唯一两家在大陆发行的香港杂志，我视它们的消息具有可靠性。我将这两本杂志和中共在香港开办的《文汇报》和《大公报》当做“官方”消息来源。
事隔几年，2001年再次由美国人库恩为江泽民立传。库恩既不是传记作家，也不是记者，更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美国花旗银行执行董事，花旗银行在中国开设了分行。
穿帮
《亚洲周刊》刊载了传记作家叶永烈写的“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其中的内情和写作的前后经过。叶永烈说，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自称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某办公室Y先生，有要事相谈。叶即赶往北京，被告知将与美国人库恩一道共同写作《江泽民传》，由于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任务，以“001工程”作为代号。现在库恩想找一位中国作家合作，叶被当局物色为第一人选。
叶文中说，Y先生谈了写作《江泽民传》的缘起，说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江泽民传》很多，但内容不是东拼西凑，就是反华反共，影响很坏。必须在海外出版一部观点正确、史实准确的《江泽民传》。他们办公室负有对外宣传的责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组织写作《江泽民传》。正好库恩作为美国的友好人士，主动提出写一部英文的《江泽民传》，由美国出版社出版。于是某办公室便挑选叶永烈作为合作者，以便使书具有民间色彩。
从Y先生的谈话中，叶永烈以为写作《江泽民传》的始作俑者，并非江泽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属的这一对外宣传机构。他们“自下而上”进行操作，希望能够得到“江办”的默许。这与当年毛泽东直接与斯诺谈话、江青直接接受维特克夫人采访全然不同。
叶永烈随即花了两天时间和库恩及其助手讨论了《江泽民传》写作计划和采访名单。随后，叶返回上海又起草了有关《江泽民传》的设想、3000字提纲和15页年谱，大量参考书目及百余人的采访名单。库恩对此表示满意。双方的合作最初是很顺利的，不过在起草计划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上面写明“库恩是单独的作者”，而叶永烈只是“首席采访者兼首席研究员”。
叶永烈认为他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应该坚持中国作家的尊严，他和库恩是对等的合作者，而不是“雇主”和“枪手”的关系，所以无法在《江泽民传》的计划书上签字，双方的合作也就此中止。事后有关人士告诉叶永烈，其实这不是库恩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见”，因为上面认为由一个外国人出面写《江泽民传》比较合适，希望叶不要再坚持两人共同署名。
据叶永烈透露，库恩曾跟他有过这样一段谈话：“‘你的谈话，你提供的《江泽民年谱》以及其他许多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合作下去，原因错综复杂，并不都是他所能左右。”“说到这里，库恩叹了一口气，说了句真话：‘中国是一个黑箱子！’他对于‘黑箱操作’，无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
库恩的上述言词，无疑在告诉叶永烈，整个传记的写作过程就是一场黑箱作业──欺骗世界的。那么一个喝着民主自由奶水长大的人，这位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突然对写作传记发生了兴趣，而且要通过该传记颂扬一个在中国上下人人皆骂的东西，明知是黑箱作业却还要违心地与中共继续合作下去，其中内由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写《江泽民传》是无法回避赵紫阳的，按理说作者就该采访采访赵紫阳。赵紫阳“去职赋闲”，就住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很好找，又有的是时间和你聊，可是库恩就是不去惹那个麻烦。库恩也决不去采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不去采访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的代表人物。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在任内干的一件大事，但作者也不去采访采访受迫害的法轮功。作者的“觉悟”高到这个份上，这本书还能有多少价值，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京政界权威人士透露，叶永烈文章模糊提到的“中央某部门”系国务院新闻办（对外叫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局，一套班子两块招牌），Y先生的真名是新闻办辖下的局长杨扬。杨扬是高干子弟，曾留学美国。
据一位公检法要人披露，《亚洲周刊》叶永烈文章引起一场政坛风波，上面“龙颜大怒”，叶永烈旋即被列入“内控”名单。
能骗一时算一时
《九评共产党》里有句名言说中共“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今天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需要从西方来证实。一方面用定单，公关手段讨好西方；一方面要玩起“出口转内销”的宣传手段。这比传统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的中共更狡猾，更与利益相关。
江无疑娴熟“出口转内销”的宣传手段。2005年初由库恩（RobertLawrenceKuhn）撰写的《江泽民传》中英文版同时在海内外推出。果然，大陆媒体广为宣传，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用一个整版摘载《江泽民传》，称库恩为“新时期的斯诺”，一语道出了大陆媒体炒作的玄机。库恩用充满人情味的描述把江的历史功绩与邓相提并论，然后说“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好像轻轻一句话就可以把一场文革式的迫害带过，几万活摘器官的罪恶就可以“忽略"了。
当然中文版对英文原作有许多删节，应该把这两个版本叫做国内版和海外版，一个是骗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是哄骗老外的。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这种掩耳盗铃的小把戏有什么用？这点江当然明白，反正是能骗一时算一时，能骗几个算几个吧。
由前所述，中国二战史学者吕加平自2003年起揭露江泽民的生父是日本侵华期间的汉奸，江泽民本人也做过日伪汉奸；五十年代留学苏联期间，江泽民还被克格勃发展成线人。
2003年3月12日，出席中共人大会议的江泽民参加了湖北省代表团的讨论。江泽民说：“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身为总书记，他有必要表白自己“历史清白”吗？这是在说自己历史清白还是不清白呢？
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报导，江泽民同叶利钦在北京签署了中俄边界议定书。库恩写的传记中却找不到这次会晤的一丝踪影。大家知道，江泽民是连何时何地给谁唱了一首什么歌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在传记中隆重写下一笔的，他跟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面更是一个不落了，为何偏偏漏掉了同叶利钦签署领土边界这样有关民族社稷的大事呢？
流亡在美国的民主运动人士伍凡先生说：“怎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了中国和俄国签订边界条约的时候，他和俄国总统叶利钦签订了条约，把中国北方的领土，大面积的150万平方公里，拱手出卖给俄国。他是最大的卖国贼，并且这件事情他没有向全国公布，也没有向中共党内广为传达。”
江泽民在传记中为自己贴金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充斥满书的“爱国”二字了，甚至他上日伪大学的那一段历史的题目就叫“我是一个爱国者”。一个基本事实是，江的生父是替侵华日军做事的汉奸。在江泽民参加工作后的一生中，甚至他让人写的传记里面，都对他的生父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寥寥一句“生父于1973年去世”。
前面提到江泽民在13岁时被过继给了已经死去的共产党员叔父江上青。江泽民21岁大学毕业，13岁到21岁这“被过继”的8年间，是谁供养着江泽民呢？按江上青女儿江泽慧对库恩所说，江泽慧一家是“无尽的贫穷饥饿”，那么是谁替江泽民交纳高昂的学费去读贵族中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是谁让他在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的年代能够去学琴棋书画，是谁让他在离开校门不久，就可以在上海滩开着美式吉普车狂兜（库恩书中所言）？在这二十多年中养育他的，难道不是他的汉奸生父吗？
参考文献：
[1]吕加平：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与要求调查的呼吁http://www.epochtimes.com/gb/10/1/9/n2781579.htm）
[2]《江泽民其人》，大纪元时报编辑部。博大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ISBN1932674233
[3]《江泽民传》，杜林着，杨鸣镝译。明镜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ISBN1-896745-97-0
[4]《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库恩着，于海江、谈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1月出版。ISBN7-5327-36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