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13日讯】江泽民，男，现年八十多岁，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人。1989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后，江泽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该屠杀事件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5年以后被迫下台，回到幕后。
凡是同江泽民打过交道的人都非常清楚，几个极其低下的特点，既矛盾又相得益彰的凸显于江泽民一身。
1．贪婪。欲豁大开，什么也无法填满。在钱`权上“闷声发大财”是其著名口号。
2．无能。治国的事一窍不通，干正事的能力不如一个地方单位的小科长。
3．妒嫉。心眼小的不行，妒嫉心大的不行。妒忌使之什么都容忍不了，焦灼难耐，干出疯狂的事情。凡小人整人，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玩权术均得心应手。
4．疯狂。政治作秀时，不吝吹拉弹唱；失去理智时，与魔鬼没什么两样。
5．鼠胆。胆子小的不行，害怕被清算血债，硬赖在高位若干年不敢下台，至今不敢放权。
第一节 伪造的江泽民
在江泽民执政的十五年中，中国的假冒伪劣泛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类假冒不仅充斥全国，而且走向世界，成为了江治时代的一大特色。引领这个假冒时代的，正是一个精心伪造的江泽民。
伪造家庭背景
中共非常讲究出身，江却绝少提及其父。江上台后，干脆伪造了一个父亲—中共党员江上青。真实的江泽民之父江世俊出生于1895年，曾在创办于1917年的南通通明电器公司工作。1938年，江世俊参加了江苏的汉奸组织“和平救国会”，南京沦陷后又供职于“南京临时维持会”，为侵华日军效力。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出于对宣传的高度重视，在行政院下设立了宣传部，由林柏生任部长。1940年11月，江世俊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汪伪政府直属报刊《中华日报》的主笔、当时最著名的汉奸作家之一胡兰成手下的一员大将。1945年，日本战败，胡兰成被国民政府通缉，逃到日本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历史的漩涡》，书中特别提到与之共事的江世俊，1942年，胡兰成携江世俊等到北平与伪自治政府文化部商谈“和平救国文化共进大计”。
伪政府宣传部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对国人的奴化教育，封杀一切关于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严禁南京市民收听“敌台”，对于日伪管辖地的报刊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视，其所属报刊，在宣传方针上和日军保持一致。1941年，日军还把控制下的南京广播电台移交给伪政府，并改名为中央广播电台。江世俊在宣传部的出色工作多次受到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嘉奖。
江泽民把自己说成中共党员江上青的过继儿子，刻意掩盖他汉奸父亲的真实家庭背景。
出生年代是个问题
按照中共十六大公布的江泽民简历：江出生于1926年8月17日。根据增补修订过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所载，江于1942年入伪南京中央大学。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戊辰学制”：小学为初小4年，高小2年，小学入学年龄为6周岁；中学为初中3年，高中3年。如果江出生于1926年，那就是4岁上初小，跟当时规定的6岁入学年龄相差了2岁。江对人生的这段历史做了很多手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掩盖他在1942年参加了为日军培养特务的青年干训班的历史。
伪造爱国学生
1939年9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设立“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1940年起他们在南京、北平、上海、苏州、杭州、武汉、广州等七城市挑选忠于日军的学生送到南京，建立了（伪）中央大学，对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及住宿费，相当多专业的学生连吃饭也不要钱，此外还有多种奖学金、清寒补助金、工读办法等助学措施。伪中央大学成为培养高级汉奸和实施日本皇民化教育的中央最高学府。
江泽民小学毕业后考不上扬州中学，只考进江都县立初中。第二年，他凭借着父亲的关系转入扬州中学。1942年，江进入伪中央大学工学院电工系。1989年7月几经核对后复印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的第42页上列有江泽民的名字，写明他“42年肄业”，也即1942年江泽民是该校工学院电工系学生。修订过三次是不应该有误的，特别是对江这样的特殊人物。上述通讯录的扉页及其续页上印有五线谱校歌，歌词中有“干戈永戢，弦诵是崇”等语，这就是江泽民上大学时所唱的“永远放下武器，共颂皇道乐土”的歌颂日军的校歌。
侵华日军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手下有一名得力助手丁默邨，是侵华日军间谍头目。丁默邨早年加入过中共，1932年转去国民党，1938年潜入上海，在上海基斯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丁默邨、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李士群于1924年加入中共，1927年4月，受中共指派，前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1928年底返回上海，在中共“特科”工作。1938年，李士群投靠侵华日军。
丁默邨在另选校址重建伪中央大学之前，就想到决不能让侵华日军办的大学培养出抗日分子，因此特务“职业学生”掺杂其中，监视抗日思想和行为，及早发现蛛丝马迹，逮捕消灭。于是丁创办了伪中央大学青年干部培训班，吸取侵华日军经验，从伪政府高级官员子弟中，选拔幼苗，从小培养。
丁默邨一共办了四期青年干部培训，每期人数不等。江世俊望子成龙，深知唯有特工人员身份才能得到侵华日军的信任与重用，所以力荐其子，称之为特殊材料，极擅于隐藏自己。江泽民参加了第四期培训。干训班是以中央大学的名义办的，请有关专业教授及特工兼课，每期结业，直接送入中央大学。这个青年干训班的成员，在侵华日军投降后纷纷逃散。落入中共手中者，都成了保卫部门的业余教员，定期给保卫干部上课。
2003年10月，有人公开发出呼吁，希望知情人提供一张照片，其题目为《李士群江泽民合影》，摄制于1942年6月。这张照片的目击者指出，李士群接见伪中央大学青年秘密干训班第四期成员，当时一共23人合影。第二排左五即为江泽民。与李士群在青年干训班的合影成为江泽民汉奸特务出身的铁证，也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江泽民所受的日伪特工训练及极擅于隐藏自己的特殊才能，帮助他在日后逃过了国民政府的惩处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查。
日军侵华后，对华实施毒化政策，于1938年4月建立了华中宏济善堂，负责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其收入情况，南京政府不得过问。1943年，美日在太平洋激战，日军遭到一联串的挫败，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在一次空战中被击毙。1943年底，气焰销减了很多的日本政府推出所谓“对华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国主权，希望拢住汪伪政府。当时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想利用这一契机和民众仇恨烟毒的心理，收回鸦片公卖权。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伪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厉、王都是中共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的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1943年12月17日晚，厉、王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后来，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厉、王二人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打烟馆活动。江泽民的父亲是汪伪宣传部的高官，配合林柏生的行动，让其子积极参加与侵华日军争夺鸦片公卖权的活动。所以江在这次打烟馆的活动中表现的特别活跃。江上台后把这段为伪政府效力的历史伪造成了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共新华网对江的这段生平描述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库恩的《江泽民传》更是用了几乎一个章节“我是一个爱国者”来描写江泽民冲进烟馆的种种细节。
在当时日军血腥统治的沦陷区里，根本没有什么爱国学生运动，因为任何公开的反日活动，都会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更重要的是江的父亲是伪政府的高官，伪政府是坚决反共的，其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容忍他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如果这真是江泽民的“光荣”历史，叛逆汉奸家庭，凭江泽民到处表演的戏子本性，早就吹的不行了。
库恩的《江泽民传》中提到江在上海读书期间，参加了各种上街游行示威活动。根据上海一位军队离休老干部、当年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员胡锁明见证，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时，胡锁明从来没有见过江参加的身影。
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覆灭。1946年3月13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同日施行，汉奸江世俊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收复南京后于当月26日颁布《收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侵华期间沦陷区里由日伪掌握的公立院校专科以上的在校伪学生进行审查，一旦查出某学生参加过汉奸组织或有汉奸罪行的，即以投敌卖国汉奸罪逮捕法办。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一，校址定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上海交大，并把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为汉奸伪学校，对在校的学生进行甄别处理。
江泽民是汪伪政府的高干子弟，又就读于汉奸大学并有汉奸嫌疑，也成为国民政府追查惩办的重点对像。他闻讯后害怕至极，东躲西藏，后来逃到江西永新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棉花坪，被当地一位听信他编造谎言的好心农民收留，让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在此期间，国民政府曾经对江泽民发出过通缉令。
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看到广大学生对国民政府甄别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市内六所院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组织了7次学生上街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们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煽动下，相继发起游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对汉奸伪学生的审查甄别。当时，国民政府战后未稳，忙于日本战败后的收复工作，在压力下同意取消甄审。
在江西避难的江闻讯后，知道大难不死，便离开江西永新棉花坪，前往上海交大。临走时,江万分感谢那位收留他的农民，并在这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留下誓约，如果日后发达了一定会报答收留解难之恩，并签名以示决不食言。江泽民回到上海后，就在上海交大继续学业。
仓惶逃离，事后精心掩盖，常年揣着谎言，如此种种，使江泽民难于忘记这段避难往事。几十年后，有一次他在去井冈山的途中，在江西永新县停留了一天，并特意去棉花坪小村看了看，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小山村来瞻顾，也不知道他与这个小村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此时的江泽民已非当年逃难的汉奸伪学生，而是中共的总书记，也没有人敢问他这件使他心惊胆颤的往事了。江因为害怕暴露历史问题，没有去找那位他日后发达一定给予感恩报答的善良农民，然后在深感遗憾又倍感庆幸的心情中悄然离去。1997年，那位农民的后人发现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报答之言的旧医书，就想办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妻的一位亲戚，想通过尉建行去和江取得联系，图其兑现报答诺言。但那位尉妻亲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国民党通缉而来此避难的内情，生怕因此抖漏出江泽民的汉奸底细而招来灾祸，于是就把这位农民的后人给劝住了。
1992年，江泽民到江苏视察，特地访问了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时，有意把江泽民过去住过的宿舍楼放在他的参观路线上。当江泽民走到这里时，不由自主的停下来，遥望当年宿舍，若有所思。当时，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来，四周鸦雀无声。南大的领导只差没有上前说一声，“这就是你当年在此求学的住处，现在仍完好无损”。江泽民也一改喜欢作秀的习惯，只是出奇的沉默着。
伪造大学学历
江泽民对在伪中央大学读书的历史从来避而不提，他在填写履历时，都是说1943年至1947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根据增补修订过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所载，江于1942年入伪南京中央大学。中共新华网关于江的简历，只提到“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新华网关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学历都是提供很具体的年代，如胡锦涛“1959—1964年：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其实江在上海交大只上过一年的学。中共的宣传把当时的南京伪中央大学说成是民国时期的最高学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把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称重庆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南京。1940年4月，在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为显示其中央地位，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大学，称南京（伪）中央大学，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被解散。
2002年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前，校方找到了江当年在伪中央大学的成绩单和贴有照片的借书证，喜出望外，即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希望江能前来参加母校百年大庆活动。不料他们的寻亲邀请立即遭到中组部领导的制止，勒令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请江出席南大校庆。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后不解其因，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原来江当年就读的是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伪大学的伪南京中央大学，而不是国民党、共产党办的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上级的指令下不敢再扩散江是日伪汉奸的恶劣影响。虽然没有邀请江前来南大，却在校庆后所出的纪念文集中专门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让他大肆吹嘘渲染自己在伪中央大学时是如何奔上南京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冲入烟馆赌场禁鸦片禁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
伪造烈士遗孤
江泽民之父本是日伪大汉奸，江本人也因为汉奸伪学生而被国民政府通缉过。可在1982年之后，江突然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江自称在中共建政之前，就过继给了六叔江上青。江上青于1929年加入中共，于1939年8月抗战爆发初期，被日伪地方武装组织乱枪打死。江上青曾经和中共的张爱萍上将有过交往。在1982年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江在散会时有意在会场门口守候张爱萍，当张出来时，江上前问张是否认识江上青。张听后一惊，然后说，他不仅认识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战友。接着问江是江上青的什么人，江立刻回答说他是江上青的儿子，但又马上改口说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在江上青死后被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张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于是，江就拿着张爱萍这个亲口的公开认同当作金口玉言，到处宣称江上青是其父亲，他是中共烈士出生。此后，江是江上青养子之说就流传开了。
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从埋葬地安徽东北部的泗县管镇迁到江苏的泗洪县。
1985年张爱萍亲自为江上青写墓碑，江立即于当年4月与其妻王治坪率江上青的两个女儿江泽慧、江泽玲夫妇和江氏家族的一些亲属第一次到泗洪县祭奠，这样一来，江也就从一个汉奸高干子弟并且自己也是汉奸的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顺的摇身一变，正式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
江上青的职位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的要员兼国民党盛子瑾部第五战区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其兄江世俊是卖国反共的日伪高级官员，两人分属两个敌对阵营。江世俊如果有通共的嫌疑，会被日伪清算，所以江世俊一定会想方设法与江上青划清界限，怎么可能会把其子过继给日伪所痛恨的江上青呢？。1939年正是苏皖苏豫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助日侵华反共的高潮时期，日伪在该地区进行了五次大扫荡，日伪政府当然会知道江上青是江世俊之弟。后来江上青遭到埋伏被乱枪打死，半年之后的1940年11月，江世俊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江世俊把其子江泽民过继给被日伪打死的共党之弟江上青做养子，这等于告诉日伪自己不仅同情共党之弟，而且还可能与共党有什么沟通关系，等于是主动把反日通共的“红帽子”公开的往自己头上戴，由此招来日伪上司对自己的怀疑，他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在2003年时，关于江是否真的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产生怀疑，有人专门去问过时任中国林业科研院党委书记的江泽慧，她回答说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江没有过继给她父亲江上青做养子，她的几个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中共建政之前被大伯父江世俊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的事，过继之事是江自己编造的。江有很多亲属，江根本不和他们有什么来往。唯独江上青成了比他亲爹还亲的亲人，江对江上青的家人也是关心的无微不至。
多年后，张爱萍将军了解到了江的精心骗局后，对江的欺骗愚弄极为气愤，也对自己上当受骗而不慎助江假冒伪装深感后悔。可是当时的江已经三权在握，张想对自己的失误加以纠正也已无能为力、为时已晚，据说张将军看电视凡是电视屏幕上出现江的镜头时他就觉得非常恶心而转台另看，或关掉电视干脆不看，并骂江是不要脸的无耻骗子、卑鄙小人。
江编造出中共烈士子弟之后，开始苦心为其假烈士子弟的故事添枝加叶。2002年10月，在江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把江泽民说的好可伶。当时江可是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的公子，怎么成了“遗孤”。可见江泽民光天化日之下做欺诈秀，手底下的人也毫不掩饰的尽情发挥。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量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的两倍。一个月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为江泽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长春就被提拔进了政治局常委会。江不仅在国内大作假烈士子弟秀，还请洋人帮其写传记，为其作证他是烈士子弟。
美国人库恩所作《江泽民传》中写道：“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
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书中所指“敌人”应该是日伪，因为江上青是被日伪所杀。而当时江泽民的父亲却正在全力为日伪效力而不是“复仇”。
2009年9月22日，江上青的亲生女儿江泽慧在人民日报要闻版上发表《纪念江上青烈士七十周年》一文中又谈到过继之事。江泽慧文中描述“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吴月卿陪伴母亲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阳甫带路到安葬地崔集扫墓。”即江世俊并没有到场。可能是库恩版的“过继”说法太离谱，把江世俊快说成共产党了。
吕加平分析了这篇文章，指出江泽慧文中故意模糊过继的时间概念，混淆过继的礼仪规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个汉奸卖国与一个抗日伪战士之间尖锐敌我矛盾的背景内容，也故意掩盖江世俊的汉奸身份和被国民党惩处的情况，而大肆渲染所谓江家伤痛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这显然是在做悲情过继秀，给人以江泽民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的假象，以这种公然的撒谎来骗取人们相信江是江上青养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继续掩盖自己是汉奸、假烈士子弟的真情，继续捞取政治资本，骗取广大干群和党内的信任。
江泽慧文中说是按照传统习俗由江泽民戴孝到江上青坟上扫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过继给其小叔做养子了。文中说法显然缺乏过继规矩的起码常识，因为在进行过继礼仪时被过继者的男性长辈或本宗族族长必须在场主持仪式，也必须当着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据签字在内的过继手续并得其认同。
过继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无子嗣兄弟获有养子代亲子去传宗接代，使被过继之家的血脉香火和家业家产得到继承延续。此时王者兰一家根本负担不起江的生活和学业费用，因此江世俊没有必要再把江过继给已很困难的寡妇弟媳王者兰而加重她家的负担。江世俊要真帮忙，可以给一定的经济援助。按江泽慧对库恩所说，江泽慧一家是“无尽的贫穷饥饿”，看见他并没有做。
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国历来厚长薄幼的传统嗣承世俗，长子之子是不能过继给其弟的。江上青也没有任何遗愿要这样做。
吕加平甚至怀疑江世俊在杀害江上青这件阴谋活动中与日伪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可能是为了消除因有共党之弟而使日伪对他有通共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日伪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为敌伪对其进行暗害所用。江上青被害仅半年之后的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江世俊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是什么样的大功？
中共中央曾经成立了专门写作班子为江泽民写传记。但是这个写作班子费尽心机，不辞辛苦却找不到多少江泽民的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江泽民大量很不光彩的一面，包括他篡改出身历史的真相。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很不满意，将其解散。
伪造加入中共历史
江泽民加入中共的时间一直不确定，一种说法是1944年参加中共，1943年江泽民就读南京伪中央大学时，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后来经由同校的高年级同学王嘉猷介绍，于1944年加入中共地下党。
另一种说法是1946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大会权威公报，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称，江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更具体的公布说，江是1946年4月入党。1946年3月，国民党被迫收回对伪学生甄审的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的政策，江泽民也刚从避难的江西回到上海。其父为汉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汉奸问题，上海市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不可能不经考验就立刻吸收这样一个有汉奸背景的人进入其组织。
第三种说法是，江是1956年8000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加入的中共，当时江在鞍山某企业工作。
上海一位军队离休老干部胡锁明已经确证中共所谓江是194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党之说是假的。胡锁明生于1925年，1942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年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于1946年毕业。胡锁明说，江是在1946年随南京伪中央大学合并到上海交大时转学来沪的，在上海交大就读机电系，他读的是机械系，江只比他低一级。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时，胡锁明从来没有见过江参加的身影，也没有任何人向他说起过江的事情和告诉他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所以他不知道也从不认为江在中共建政之前是中共地下党员。江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真的中共地下党员，到处宣传说他是1946年从南京转学上海交大后在交大入的党，其入党介绍人是也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胡锁明揭露称，其实王嘉猷在南京伪中央大学时入党手续并没有办好，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中共党员，因此王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给江当入党介绍人。
胡锁明称，抗战胜利南京光复后，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共南京地下党一些在日伪部门、学校工作和学习的党员处境困难，又因为南京伪中央大学要迁到上海与上海交大合并，因此纷纷转移到上海或避难、或迁移。于是时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和市委领导们与上海地下党市委联系协商，决定将这些中共党员的党组织关系正式转到上海地下党市委，其中包括在原南京伪中央大学工作和学习而来沪的中共地下党员。但这次南京一些地下党由宁移沪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及时办理，一直拖到1947年时陈修良才将他们的党员组织关系转交到中共上海市委手中，上海市委负责接收的就是胡的入党介绍人贺崇寅。而在这些被移交给上海地下党的人员中，陈修良回忆称，她不知道江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员。贺崇寅回忆称，他在1947年接手这些从南京转来的中共党员中并没有江这个人，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把江作为南京地下党员交给上海交大地下党负责人吴增亮。而吴增亮更是表示，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中没有江这个党员，而江也从未向他表示过要入党。因为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件事与他们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又事关重大，于是后来吴、贺、陈三人为这个问题专门聚到一起碰面核对过，得出的结论是：江在1946年不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还是在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一直到中共占领上海时，他都没有加入过中共地下党。
江在当上总书记后为了证明自己确是1946年就已加入中共地下党，不仅把当时还不是中共正式党员的王嘉猷拉出来说他是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而且还无中生有的捏造贺崇寅也是他在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贺崇寅得知后对江的这种无耻做法大感吃惊和气愤，并加以驳斥，但因为这时江已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担心江为掩饰他的假地下党员的事实真相而对这些知情人士杀人灭口，所以不好从正面加以批驳，只好写文章委婉表示他没有介绍江入党。
第二节 不光彩的上台
1989年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毫无疑问，江是“六四”屠杀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江也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使得原准备退休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而被任命为手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核心”。
山雨欲来
1989年初，邓小平主持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也带来不安的躁动。虽然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市场供应花色渐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税收收入却减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货膨胀率已逼近20%。物价飞涨，恐慌的采购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屋漏偏遇连天雨”，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和倒闭，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工人被送进待业市场。新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与旧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已日渐明显。一部分做生意的人已经富起来了，而大量原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却失掉了他们已享有的各种福利和退休保障。他们人数之众，也形成了社会中的一个新阶层。社会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
当时中国民众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国从1985年开始对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和紧缺商品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国家计划内的生产部分按照计划内价格采购，超出计划的部分按照远远高于计划内的市场价格采购。“双轨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的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并保证国家指令性计划能够以低成本完成。而所谓“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计划内的价格购买紧俏产品，如钢材，转手再以计划外的价格卖出，其中的差价可能有数倍之高。
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无需下海经商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攫取社会财富、贪污腐败，把订单、配额等稳赚钱的项目统统给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处和高级饭店里，住着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揣着数百万元的钱，盯着各大部委的京官儿们，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身上花掉这几百万，换来的是进口指标和各种配额。有了一纸批文或配额，他们就可以赚回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钱。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体制，为无数的官商勾结营造了最佳环境。这些肮脏的交易肥了官商却牺牲了民众，因为差价的最后承担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国家控制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太子党们利用权力倒卖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这个名词充分反映出中共的官僚腐败。人们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绪如激荡的暗流在社会上涌动，这时一个火星儿就能引起连锁爆炸。
4月8日，被视为党内良心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于4月15日去世。他的去世，激发了民众多年积存的对中共大老政治的不满和民间愤怒的社会公开化，对中共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悲哀与失望。
著名高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内均出现大量关于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挽联。几千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学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以及“铲除腐败”、“依法治国”、“打倒官僚主义”等标语。同时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请愿等。
4月25日晚上起，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 “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4月17日游行的时候，清华大学的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白发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许多老人回想中国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国知识份子实际上就是跪着的，给党跪着，只能为党唱颂歌，绝无机会挺起脊梁作为社会良知发出独立的声音。老教授们公开走上街头抗议当权者，这是中共当政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被视为一个危险信号。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机关干部、新闻记者们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生。中央各报的记者还打出“我们要讲真话”的横幅。
整肃“导报”
与《人民日报》“4．26”社论并行的，促使整个事件发生恶性变化的另一个导火索是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肃。它促使党内大老中的几个人决心用武力屠城，换取所谓“稳定”。
中共的政权缺乏合法性，不像民选政府每一届都可以依法平稳地在完成权力交接，如何维持独裁统治始终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赵紫阳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能令中共核心层满意，因此寻找合格的总书记就成了重要课题。江泽民对《导报》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使党内大老们感到这才是“接班人”。
1989年的学潮一开始仅仅有学生的参与，而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的转折点则是江泽民在上海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胡耀邦去世后的第四天(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们举办了一个研讨会。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江泽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说，《导报》确实将在新的一期中用几版篇幅刊载该报与《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内容。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审。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主要是中国社科院工作的严家祺、戴晴等人的发言。《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
钦本立强调政府同意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
曾庆红大怒道：“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此事。
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是个铁杠子头，连曾庆红都败下阵来，于是将此事告诉了《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声色俱厉地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也搬出党性原则来压钦本立。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摊。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一面在上海反对悼念胡耀邦，一边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感觉这是方向标，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决定对《导报》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整起人来不比江手软的陈至立对江泽民言听计从。她遣散《导报》员工，还特别下禁令不许《导报》的编辑再做记者。
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在钦本立癌症晚期，起不来床时，竟笑眯眯的去了病房。别人还以为她前来探望，谁知陈至立突然大声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看来陈不但要刺激这位70岁的老人早些死，还要他死不安宁。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把钦本立和他的编辑们丑化成“口是心非”、“不合逻辑”、“欺骗”、“公然挑战”江泽民并“终于抛弃了伪装”的一群人，江泽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钉耙。
江泽民及其亲信对于导报的粗暴处理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引发的风暴来临了。第二天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了“还我导报”和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和横幅。上海作协部分名人纷纷参加游行，北京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致电江泽民，要求收回对钦本立及《导报》的处理决定。
在市政府门口席地而坐的学生们不时呼喊口号。当时在外滩的大学生约有八千余人。这是这次学潮中上海学生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
江泽民害怕了。对于整肃《导报》引发的抗议声浪，江泽民承认，“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事实上不止是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且促发了北京的大规模示威。
在北京，两名记者把来自三十多家首都新闻单位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并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四十余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颓丧心情。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欲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
江泽民支吾其词，他发现和赵紫阳隔膜已深。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
江泽民用恳求的语气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和庆红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显然，赵紫阳对江泽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发了大规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满，言辞之厉让江泽民吓得六神无主。江的密友陈至立说：“如果中央追究责任，就由我一人来承担好了，绝不牵扯你。”从此江泽民和这个女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事后，江泽民还是到处找关系，希望知道党内大老们是什么态度。他得到的反馈是中央意见分歧，赵紫阳的话不代表中央精神。
600名主要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各国记者渐渐把镜头和注意力对准这里，纷纷指责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破坏法制。在上海，4000名学生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市委书记表态。江泽民当然不肯露面。这引发了学生的极大愤慨。天下着小雨，几千名学生在市府外齐声大喊“江泽民混蛋”。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党内斗争明显升温，赵紫阳干脆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赵公然点名陈云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泽民，这让几位党内大老怒火中烧。
更让中共尴尬的是，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访问，数百名来北京报导这一事件的记者都知道他们遇到了比两国首脑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视线被转移到中共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会议上谈崩了，赵紫阳预料到自己将面临着什么，他进入天安门广场含泪看望了绝食的学生。晚上10点钟，李鹏发表讲话重申中央的立场，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凌晨2时，在李鹏讲话后不久，江泽民立即以明传电报的形式表态对中央决定坚决支持。这个及时表态的大动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区领导的前面，毫无疑问江泽民的表态让党内大老们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库恩在英文版《江泽民传》第162页提到（中文版中此内容被删除），“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内定江泽民获提名成为新任中共总书记。”
“六四”屠杀的受益者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一个着灰色上装，头发笔直向后梳理的男人，走下降落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的一架专机，旋即被一辆专候良久的黑色桑塔纳接走。他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紧急通知，赶去北京开会的。那时诡异的政治形势，让他一直忐忑不安。他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强硬处理，激起了更多的抗议潮，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北京之行，他甚至自觉凶多吉少。夫人更是忧心忡忡，以为大祸临头，话别时不禁抱头痛哭。他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到了北京，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63岁的江泽民本来打算再干两年就退休，想要去第二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当教授。阴差阳错，邓小平把中共总书记的担子交给了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江泽民成为了六四事件的最大政治受益者。
会见中邓小平赞扬了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处理，并说上海市接待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泽民这才松了口气，心中暗想：幸亏没听赵紫阳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看着江泽民瞬息万变的表情，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邓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他们耍了个花招让万里乘坐的飞机在上海降落，江泽民的任务就是劝说万里同意大老们的主张，否则不让他回北京。邓小平解释说，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向他们所反对的方向发展，那时局面就难以控制。江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知道这个任务不好完成。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轻描淡写的语气暗示这是中央对江的一次考验，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出色，则此事很可能成为江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江泽民听后又紧张又兴奋，同时心里也明白万一有个闪失，那前途就彻底无望了。
5月23日，江泽民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5月25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我一下。”
万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期间江泽民交了底牌，在万里不答应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江泽民对万里的胁迫等于在战略上切断了赵紫阳的臂膀。
同一天，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最早的时候邓小平本来提议乔石和李瑞环，但是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中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李先念当时说：“江泽民虽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经验，但他有政治头脑，人正壮年，可信任。”
于是，荒诞的历史安排把江泽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5月30日，江泽民再一次奉命秘密进京。江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不过多少预感到此行将不同寻常。
江抵京后稍作休息，陈云的秘书进来通知他：“陈云同志正在等你。”陈云与江泽民的谈话十分简单，陈云直接了当地说：“小平同志让我告诉你，你到中央来工作，代替赵紫阳同志。”江泽民没有说一个字。他明白这个关键时刻说错一句话都会前功尽弃。他听说在他来京之前，有干政大权的几位大老已在邓小平家开了两次会。陈云是第一个提出由他来接班的人。陈云说李先念同他讲过，上海的江泽民党性比较强，这次对戒严态度也很坚决。但江泽民不知道陈云本人对他态度如何，所以他只带耳朵没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里就轻松了许多。李先念问了一些上海的情况后说：“小平那里你不用急着去，决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当然会找你再谈。”江泽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里下过的溜须拍马功夫没白废，但他记住了曾庆红的建议，多听少说。所以，除了简短回答问题外，他只是微微弯着腰，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江泽民回到休息室后，马上往上海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曾庆红，曾是江的重要谋士。江泽民告诉他说：“看来我回不来了。”
曾紧张的问：“你不是去两三天就回来吗？”
江说：“我就要在这里工作，你明天马上来一趟。”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原上海市长汪道涵，江泽民说：“以后要请您多关照了。”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他的夫人王冶坪让她准备来京，但王冶坪没有表态。
大局已定，晚八时，李鹏，姚依林等在人大会堂里客气地宴请江泽民。江泽民真恍如在梦中。
军队进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进城的新部署，最后实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里。江泽民作为新任总书记从5月底就已经开始批阅文件了。
掩盖真相，不许翻案
不管“六四”过去多久，江泽民都希望“六四”在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但每年这一天前后人们都用大量的图片和文章来奠祭死者，这是江泽民最不愿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他给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因为他是“六四”镇压最关键的参与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六四”后，江泽民下令各单位清查参与“六四”、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人，鼓励检举揭发，对他们一一清算。谎言和恐惧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众不再敢谈论“六四”。
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法国记者问到因“六四”被捕的一个女研究生在四川监狱里被轮奸之事，江泽民当众脱口而出一句震惊全球的话：“她是罪有应得！”
江泽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江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怕有人给“六四”翻案，给赵紫阳翻案。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杀学生的见证。江最恼恨的就是十几年来人们在“六四”期间总是把这张照片翻来覆去的刊登，似乎是影射自己上台的不光彩。江泽民也不会忘记赵紫阳“六四”前对自己的批评，江对赵家的监视控制让保卫部门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对江泽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并最终扭曲全体中国民众对于“六四”的记忆，江下令制作电视节目，极力渲染学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烧部分军车并拍摄现场，力图使全国民众相信，军队的开枪是不得已。很快，许多未亲身经历其事的民众便开始相信北京真的发生了所谓的“暴乱”。
事隔20多年，六四事件真相，已是路人皆知。据有案可查的史料及知情人讲述，当年共产党喉舌所播放的所谓“暴徒”焚烧军车的录像，完全是军方精心设计、自导自演的。当时军队奉命把旧型号的车辆开到西长安街，然后由一批武警假扮的假大学生纵火焚烧，期间有专人在附近录影。其目的是栽赃学生和市民，以获取开枪镇压的借口。越来越多的军队当事人私下披露，亲身参与烧车的事，事后这些人大都复原或遣散。
当时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应届毕业生方政，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碾过落下双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让人心有余悸。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方正来到了美国，并安上了假肢，第一次站了起来。2005年，方政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作证说，“我躲闪不及倒地，坦克压到我的双腿，就从我的双腿上碾过去了，坦克履带都是链条、齿轮，我就感觉到裤子被卷到履带的链条上面，很紧很挤压的感觉，当时我意识还有一点，只觉得身体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头部、后背、肩部都被擦伤（到医院后医生说的），坦克车的履带链条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裤子也扯烂了，我就从履带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我就滚到了路边靠到护栏上……
这个情景，后来我用动态网上网时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形。国外的网站上应能看到这张照片，一个人躺在地下，双腿被压掉，靠在护栏下。那个人确实就是我。我的双下肢被截肢，右侧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在这次掩盖、栽赃和清查中江泽民熟练掌握了宣传和暴力机构。谁又能想到，10年后，江使用同样欺骗栽赃陷害的旧手段，上演“天安门自焚案”事件，以此激起全国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从而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众的大规模迫害，六四事件成了江为另一场更残酷更持久的镇压而做的预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