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4日讯】在弄清楚什么是“谣言”之前，请先看看下面几组大家还记忆犹新的历史镜头：
镜头一：2003年初春，社会上悄悄流传说中国发生了一种传染性极强且无法救治的怪病——非典，广州、北京等重灾区还死了不少人。面对铺天盖地的“谣言”，中共喉舌新华网从年初到4月初共发表了400多篇关于萨斯病（非典）的辟谣报导：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流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的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说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措施得当，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并由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出面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辟谣。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萨斯病全面爆发，才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张文康迅速被免职。结果，谣言最终成为事实，而政府的辟谣最终被证明为谎言。
镜头二：2008年5月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登载了一篇公开辟谣的消息：“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时隔3天后的5月12日，四川省阿坝州所在地的汶川县就爆发了8级特大地震。据中共官方公布：这次地震共导致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824人失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人民币。汶川地震后，中共不但不追究地方政府和地震局发布虚假辟谣资讯、隐瞒地震预测，致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的责任，反而于2009年11月23日，以异见人士黄琦帮助四川大地震死难者家属调查真相为由，捏造所谓“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的罪名，将其非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接着，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撰文批评四川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亦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另外，四川作家谭作人亦在汶川地震后致力于调查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并搜集川震遇难学生名单，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于2010年2月9日，被非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镜头三：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大家还记得中共铁道部政治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答记者问时的一句经典名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随后，被网友们在网上无数次地引用。不久王勇平与为中共月台的张文康命运一样，因用谎言掩盖谣言而被停职。
镜头四：今年2月6日，重庆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网等媒体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坚决抵制和打击网路谣言，一再教育中共广大党员干部不听、不信、不传各种政治谣言。当海外“大纪元”、“新唐人”等网站爆料的一些“谣言”变成“预言”之时，中共政法委头子周永康害怕这场宫廷内斗的大火蔓延燃烧到自己身上，又命令公安机关进行“清网”行动，对一些在互联网上编造、传播所谓“谣言”者予以拘留，对在网上传播相关“谣言”的其他人员进行教育训诫，有关部门还查处了一些传播所谓“谣言”的互联网站。据海外媒体爆料：周永康3月底在一个讲话中声称“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激烈战争，它的战场就在互联网，如果我们失败了，共产党一定会下台”。他还多次下达指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打赢这一场战争!”4月21日，当大纪元独家爆料：周薄策划“谷歌撤离中国”黑幕百度卷入高层内斗的消息后，刚刚流窜到湖北回京的周永康又作困兽斗，立即下达封网令，企图让中国民众不能通过以前翻墙技术——无界，自由门，逍遥游来了解事实真相，达到掩盖其与薄熙来图谋发动政变，为整垮胡温及习近平后夺取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政治野心。
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到底什么是谣言呢？谣言究竟应由谁来定义呢？评判谣言的标准是什么？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谣言？谣言与谎言的区别又在哪里？
所谓谣言，就一般情况而言是指没有被相关事实所完全证实的小道消息，谣言有时可能为假，亦有可能为真。谣言的发生多因事件已出现足以引发联想某些征兆，但关键的资讯被人为封闭，局外人无法得知真相，只得靠自己的能力进行判断或猜测。出于好奇心或猎奇心，人们往往会将自己对事件判断或猜测通过非官方的管道进行传播，其间往往并不怀有特定的目的。谣言在传递过程中，有的被逐步证明为事实，有的不免被添油加醋或表达失误，使事件逐渐偏离事实本身，变为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
所谓谎言，通常是指故意虚构重大事实并将这种虚构的事实进行公开的宣传，把社会公众引入歧途。谎言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是彻头彻尾的撒谎，编造谎言就是为了骗人，它靠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编得越完美就会骗人愈深，害人愈重，谎言的背后必定掩藏着不可告人之险恶目的。
可见，谣言与谎言，无非都属于假话，是局外人所下的定义。“失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而区分仅出于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的评判。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因为充分民主自由和广泛的新闻自由，所以不仅政府当局，而且任何政党、组织、团体和个人都不可能掩盖事实真相和阻止事实真相的揭露。更不可能控制舆论工具，垄断制造谣言的专利。一个经常发布被证实为是无中生有的虚假消息的媒体或新闻工作者也肯定是因为没有市场存在价值而彻底破产，政府是没有理由与权力阻止谣言的传播及追究谣言制造者的责任的。如果确实影响谣言受害者的名誉和经济利益，那么这些法律权利应该属于谣言受害者本身享有，根本无需政府去搞引导和辟谣。倒过来说，民众倒时常质疑政府言论的真实性，形成全民监督制衡的氛围和环境。
但是，在专制政权条件下，“谣言”在强权者手中就是个伪命题。由于专制政治绝对地控制了全部的舆论媒体，所以不仅完全可以绝对地掩盖事实真相和阻止事实真相的揭露，而且完全垄断了谣言制造的专利。更可怕的是，专制政权明明每日每时都在制造和散布大量的谣言和谎言，以至人们时常私下调侃地说中共媒体除了年月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不可信的。反过来，却造谣污蔑一切揭露事实真相和讲真话的人是造谣惑众，而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请大家再看看下面几组历史镜头，中共邪教是如何通过其操控的一言堂造谣宣传机器，编造谎言，打击异己，维护一党独裁专制政权，愚弄和欺骗国内外广大民众，最终实现对国内老百姓的强制洗脑和精神控制的。
镜头一：1958年7月份，中共喉舌新华社等造谣媒体先后大放“卫星”，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早稻亩产15，361斤，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湖北麻城县建国农业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在各地飞上天的粮食卫星中，随即农业部很快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1958年8月4日，毛泽东亲自到徐水县等地参观“试验田”，当听完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老毛大加赞许。当亩产万斤粮的“谎言”见报后，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是否看错了听错了？但因是伟大领袖肯定的事情，谁也不敢质疑。榜样既出，各地便纷纷效仿。到了秋收季节，农业战线高产“卫星”不断升天，丰收的喜讯不断传来，亩产万斤粮的报导，比比皆是，甚至一个比一个高。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谎言随处可见。并经过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一亩地完全可打几万斤粮。结果“卫星”升天，人头落地。随之而来的三年大饥荒，导致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
镜头二：1966年6月，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十年浩劫中，人性的丑恶、暴虐、愚昧、造谣、诬蔑、告密，以及反人性、反传统、反文化、非理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发泄。中共造谣媒体制造的谎言更是一个比一个大，一波更比一波强。先是“三家村”、“彭罗陆杨”、“杨余傅”、“王关戚”、“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后是“陈伯达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乃至后来“王张江姚四人帮”。变幻莫测，神秘诡谲的“谣言”让人嗔目结舌，目瞪口呆。仅凭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超过两百个字的谣言，昨天还是党在白区工作的优秀领导人，今天就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赫鲁雪夫；中共“九大”时明确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一年多后竟然成为企图谋杀伟大领袖，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的林贼；以“旗手”自居的毛夫人江青、以及毛一手提拔到中央并准备取代自己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在毛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便遭逮捕。一时间，全国上下谣言满天飞，随便一句话就可将人投入监狱，甚至砍头，夫妻反目为仇、邻里相互揭发、儿子带人抄老子的家、学生毒打老师，今天你造我的谣，明天我造你的谣，人整人和人斗人，自相残杀，这样一件件血淋淋的残酷事实比比皆是，罄竹难书。其结果不仅导致“人人为敌”，将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摧毁殆尽，也将国民经济拖入崩溃的边缘。
镜头三：经历过1989年“六四民运”的人可能还记得，当时，中共把原本要求“反对腐败、推进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造谣污蔑为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这一定性激起北京二十万学生上街抗议，并得到北京以及全国其他城市广大市民的声援。正是这篇造谣的人民日报社论，蓄意激化矛盾，使学潮升级，为军队开枪镇压制造条件。当爱国学生和民众被中共用坦克、机关枪碾压和扫射后，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又公然在中共喉舌媒体——央视上大言不惭的造谣说：北京没死一个人。并将所有揭穿中共谎言，传播六四真相的人统统抓起来，严刑拷打，非法定罪判刑。
镜头四：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共开动造谣宣传机器，采用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公然篡改，凭空捏造等所有能够使用的造谣欺骗伎俩，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抹黑法轮功的文章，竟然多达三十余万篇。并且每天24小时轮番开动所有舆论工具，铺天盖地的千万遍的重复着各种诋毁法轮功的谎言。1999年10月25日，中共邪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竟然信口雌黄，诬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XX功”就是邪教》。公然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让中国又重新回到文革时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老路。
中共邪教集团搞的“天安门自焚骗局”堪称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为了打击法轮功，一个政府居然诱骗5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伪装自焚。结果是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事后灭口。中央电视台录影的慢镜头清楚无误的显示出自焚现场的刘春玲是被员警击打死亡的。录影中有关王进东打坐的姿式、灭火后两腿间夹着的塑胶瓶，记者和刘思影的对话，摄影师如何到场等等的许多破绽，都充分证明这场自焚事件是江罗流氓集团为了诬陷法轮功而恶毒设计的一场骗局，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以证实。
2006年3月9日，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兽行被曝光。3月28日，中共部署已毕，派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指控矢口否认，甚至“邀请”媒体前去调查。“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调查员迅速反应，分别到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中共领馆申请去中国调查的签证，以帮助中共澄清活摘的“谣言”，还中共政府以清白。结果三次申请，三次被拒绝。由此可见，到底谁正谁邪，谁真谁假，谁善谁恶？也就一目了然了！
综上所述，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中共赖以生存的垫脚石。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十七世纪一位诗人的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制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制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禁口。”这正是中共邪教几十年来丑恶面目的真实写照。
焦国标在《中国开放报禁的三种途径》一文中指出：“如果报禁放开，让新闻媒体甩开膀子自由行使其舆论监督之职，一份报纸比一千间法庭更能保证社会公正，一张自由的《人民日报》比一千个中纪委反腐效果还要好，一个自由的中央电视台，检视腐恶的功能远远超过一万个国家审计署。”果真如此的话，中共还用的着耗费数亿美元打造所谓的“金盾工程”，用纳税人的钱来封纳税人的口吗？！‘当“谣言”再次成为“预言”之时，也许就是周永康的末日来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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