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1日讯】作者按：《参选纪实》即将在香港出版，现摘录部分文字和图片，先行网上发表，基本按书上的排列，现在发表第四章的一部分。
2003年1月11日
投票、权利意识及不合作行动——观察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有感
2002年12月26日各地举行了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山东也举行了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每人都可以拿到一张选票，选票上的候选人只有姓名，既无年龄也无性别及籍贯，当然更无事迹，同意者可以划圈。这种选举五年举行一次，选民对候选人几乎是一无所知，不认识候选人，照片也没见过，在这样的选举中很多人都是划个圈投入票箱。多年来有人不断向有关方面提出改进意见，要求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应与选民见面，向选民们发表他们见解，但直到2002年12月仍没有任何改进。
今年选举后，我问周围人对选举的看法，发现多数人对此都非常淡漠。他们表示现在的选举人都是上边安排的，上边中意的人最后总会当选，一两个人投反对票根本影响不了大局，在这种思想意识下多数人都是跟着划圈圈。这种现象也表明国人对自己的选举权利不够珍惜，缺少权利意识。我对这种选举很反感，让我给那些根本不认识的人投赞成票实在是对我的侮辱，所以我在选票上不投赞成票，而是投反对票或投弃权票。我投的反对票不是反对那位候选人，而是反对那种投票的方法和制度。
我想如果多数人都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不给那些自己不认识、不了解、不知道是男是女的人投赞成票，那么现在选举的组织者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尊重民意、倾听选民呼声、改进选举办法。现行体制下国人能享受、兑现的政治权利本来就极少，“投票”本是个实实在在的权利，但多数国人也不知道尊重这个权利，真是一种可悲的现象。国人缺少政治权利意识，为独裁者、专制者、野心家提供可乘之机，使他们有机会蒙蔽群众、攫取权力。当然国人政治权利意识低下，这也是极权主义者刻意打压、塑造的结果。
国人为何缺少选举权利意识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国人在选举中的权利意识是怎样被打压的。记得五十年代初，在中学、大学选举学生会时是很热烈的，同学们举着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到各年级去宣传、拉选票，投票也很自由。
后来在肃反运动中，山东大学揭发出在人大代表的选票中，有人写了美国著名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名子，这件事被批判为“反革命”行为。于是在党委领导下逐个查对笔迹，最后找到了我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从美国回来的束星北教授，于是大家一起批判。后来虽然查实不是他写的选票，但束教授一直对此不满，并表诸言论。反右运动中他被加上“攻击肃反运动”等罪名而被打成“极右派”，离开了他多年从事的物理教学与研究工作。从此以后，山东大学的选举活动都是戒备森严，很多人挤在一个教室里写选票，左右的人都能看到，谁也不敢乱写。而且选票的笔迹还可能被查对，于是大家就只知道在选票上划圈圈了。
1955年批判“高饶反党集团”，高岗曾担任过中央政府副主席，只是因为在选举前到陈云和邓小平家讲了对某些领导人的不同意见，表示有争取当选党的副主席和总理的意向，竟被定下“搞非组织活动”、“阴谋篡党夺权”的大罪名。后来高岗忍受不了精神折磨自杀身亡，从此之后谁还敢在选举前交流、串连？“竞选”两字更是绝对的禁忌。
“四人帮”垮台后，八十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又开始上升，当时的基层换届选举中北京等的年轻人参与竞选，北大的胡平等人被选为区人大代表。但好景不长，“六四”前后这些人多被整肃，有的开除，有的坐牢，有的流亡国外，国人的选举权利意识再次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权利意识的苏醒与不合作行动
我们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的意识也在转变，虽从整体看国人的选举权利意识还很差，但也出现了觉醒的迹象。最近一次选举中我发现，有少数人已开始思考问题，投反对票或投弃权票，甚至根本不理会选票上的名单，而是另写别人。这次山东大学选举的结果出来了，当选人的票数也只是刚刚过半数。如果不改革选举制度，下次可能就会发生候选人不能当选的结果。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在2002年12月30日发表了署名张雄的文章，对现行的选举制度提出质疑，他提出这样的选举“对选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连候选人是谁都不清楚”，还转述了一个Z同学的话：“我对候选人没有丝毫的了解，也不知道这样选有什么意义，投弃权票是我最好的选择”。这位同学投弃权票是很有意义的，表示了对现行选举的不合作，说明他尊重自己的选举权利，用弃权票表示了对现行选举制度的否定。在中国像这样珍惜自己政治权利、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人多起来，这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五十年前在印度，圣雄甘地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时曾为激进派斥为太消极，但正是这种不合作运动推动了印度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使贫穷落后的印度实现了自由、民主，并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
《中国青年报》1月2日报导，湖南楼底市选举省人代会代表时，上级安排的候选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翰屏落选了。按惯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理应是省人大代表，而且是代表团团长，他落选的消息不但惊动了湖南省，也传遍了全国。这件事一方面说明该人不得人心，另外也说明楼底市人大代表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利意识，敢于投反对票、投弃权票，用选票表达意志。但愿这种权利意识能扩展到全体国民中，扩展到更多的人民代表中。
以上两篇报导都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也是值得人们注意的，这种文章在其他报刊上很少见。但愿《中国青年报》能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成为国人的喉舌、民众的耳目，成为唤醒人们政治权利意识的锣鼓。
孙文广于山东大学2003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