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10日讯】今年两会期间，总理温家宝已公开许诺将“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称“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央行行长周小川则说存在一些难点，仍在酝酿讨论之中。 但周小川的话几乎被外媒完全忽视，很多人将此现象解读成中国金融将全面开放，德国《明镜》周刊4月5日文章表现的过度乐观就是代表。
应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是2011年中国金融那种“水火煎迫”的状态逼出来的。这里的“水”是指商业银行出现暴利，利润之高让一些商业银行的行长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火”是指福建、温州等各地相继出现的高利贷崩盘风险，担保公司资金链条断裂导致的老板跑路和债权人跳楼以及民众聚众闹事等现象。被“水”滋养着的上市公司资金充裕，将贷款用来高息放款，赚取利差；被“火”烧得心急火燎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经营濒临倒闭。
“水火”不济，温州残局不知如何收拾（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央政府无计可施，自然就会想到通过改革使“水火”相济。这其实也算中央政府顺应温州地方政府的要求，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温州就以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为借口，要求中央放松民间借贷，给予浙江特别是温州以特殊金融政策。吴英因非法集资被判死刑，就被认为是现有金融制度的牺牲品。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在温州试点，说白了，就是让从上世纪以来，一直在浙江承担融资功能的地下金融合法化。温州人有钱，中国投资渠道又少，于是温州人一直想着如何将手中的钱盘活，让母钱生出更多的子钱来。温州炒房团游走全国，曾将中国房地产市场搅得价格飚升；温州如野马脱缰般的地下金融，也几度将中国民间金融市场折腾得崩盘。2011年8月左右，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并且，温州市大约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
今后将温州作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改革试点，各路人马献计献策，有人认为可以让民营大企业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或者直接认购银行定向增发的股票进入金融行业，但此方式被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否定，他认为中小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在改制中大量引入了民间资本。这些都不是金融业真正向民间资本放开。还有人认为应该健全两项制度：一是存款保险制度，比如美国联邦银行对存款人实行保险制度，银行破产后，由联邦储备银行代为偿付，最高限额为10万美元。所有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参加这项强制保险制度，一旦发生挤兑风险，保险资金支付一定比例，把存款人风险降到最低。二是目前的商业银行破产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但我觉得，如何才能驯服这条时不时搅得江海翻腾的蛟龙，中央政府其实并无把握。原因也很清楚：金融制度是现代社会的最高信用形式，但“信用”恰好是中国的软肋，中国人最大的痛苦之一是：中国早就堕落为一个信用发生严重危机的国度。
先说国有银行与商业银行不肯向中小企业放贷的原因，这原因与其说是歧视，还不如说是基于“信用”考虑。由于中国投资环境与企业的经营环境险恶，中国中小企业的寿命很短，平均仅2.9年，这类企业在银行眼中，从来不是还贷能力强的优质客户。每当中央政府收紧银根时，中小企业就成为被排除的客户。温州的民间放贷就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用高利向中小企业放贷而赚取利差。比较讽刺的是，银行关紧了对中小企业放贷的前门，却又开启了为民间贷款公司提供资金来源的后门。据调查，多位放贷者表示，他们借出的资金中一半为自有资金，另一半从银行贷出来的，通常是“我们将房产向银行抵押出去，用2分的月息借钱出来，再 用4、5分的利率放出去给小企业主们，赚取中间利差，“再或者以1.5分或2分的月息从一批老板那里借资金和承兑汇票，再暗中以3分至3.5分的高利放出去”，为什么放贷给这些私人信贷公司而不给中小企业？毫无疑问，这种放贷过程中，银行贷款部门有足够多的寻租机会。
再来检视中国社会的信用到底堕落到什么程度？我曾写过文章指出中国信用在三个层面上都接近破产。第一是国家信用失灵。中国加入WTO时曾承诺尊重知识产权，但却从未放弃侵犯他国知识产权的恶劣行为；二是政府与国民之间的信用约束已经断裂。以食品生产为例，厂商既不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也不为本身的长久利 益考虑，而政府也缺乏对厂商行为的有效约束；三是表明社会成员的道德信用缺失。以金融业为例，存心骗贷者比比皆是，金融诈骗呈高发现象。据研究者考察，手段多样化、作案手段技术性增强，往往具有国际性，其中作案者与银行职员内外勾结占比相当大。几次困扰中国金融业的烂账问题，与金融犯罪高发有直接关系。
因此，北京在开放金融业的同时，除了构建防范犯罪的制度屏障之外，还必须有效地改善中国的信用环境。否则只会出现以下图景：
1、开放金融业以后，中小企业的信用不会一下获得提高，仍然不会成为银行眼中的优质客户；2、民营金融业只会是原来的民间借贷机构的翻牌，无非是政府多了一道审批手续（实为寻租机会）而已；3、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之后，存款者对其的信任度仍然会比对国有银行与大商业银行差，在同等利率或者相差不大的前提条件下，存款人仍然会选择国有银行与大商业银行。为了吸储，民营银行只能提高利率吸引储蓄，他们与国有银行竞争的方式不会有太大变化，这会提高经营成本，是经营风险之一。
中国的信用状态并非短期内可以改善的，这是中国开放金融业的最大风险，尤其是在温州这种住民已经高度国际化的地区，信用不佳加上该地经济上过度投机的禀赋（从走私、造假到地下金融），怎样让民营金融业者不步今天“温跑跑”的后尘，是个很大的难题。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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