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9日讯】王立军事件引发了中共内部危机，这些危机的根源以及背后的实质是什么？解决这些危机的出路在哪里？下面请看本台旧金山记者对中国问题专家蓝述的采访。
2月6日王立军事件以来，中共内讧的消息沸沸扬扬。王立军事件所引发的中共体制危机，有人认为，这是和谐模式和重庆模式之间的路线之争，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共内部谁能入主十八大的权斗危机。那么，你怎么看这件事，这件事情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蓝述：“这场危机它实际上，它代表的就是胡温他们上台以后，胡温体制的第一天开始，胡温他们就从中共体制内所继承的所有的中共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总爆发。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镇压‘六四’而带来的危机，另外一个是因为镇压法轮功所带来的危机。那么镇压“六四”它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的社会不平等的危机；而镇压法轮功，它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现在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道德和信仰的危机。”
记者：这倒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说法，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平等危机”呢？
蓝述：“那么你想这个所谓的和谐模式和重庆模式它之所以发生了互相之间的争论，为什么要争论？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社会它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但是这个贫富差距它是个表面现象。和谐模式和所谓的重庆模式，它只不过是中共的左派和右派，试图去解决这种贫富差距的一种不同路线的斗争。
问题是这个贫富差距是怎么产生的？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就是乌托邦式的“等富贵，均贫富”乌托邦式的梦想。那么这个梦想，可是在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之后，它已经彻底的破灭了。中共试图在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之后，它搞这个“白猫”、“黑猫”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让资本家入党”，等等，所有的这些，试图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努力，最后它所造成的是中国社会的极度的不平等。贫富差距就是极度的不平等。所以说要搞清楚平等是什么，才能够避免不平等。”
记者：那么你说的这个平等的概念是什么呢？
蓝述：“在西方这个社会的观念里面，自由、平等的观念里面，平等在经济权力上讲，它主要讲的是公共政策上的机会均等。你个人的财产，个人的财富，你怎么样去支配，那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官员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他所用的钱不是他自己赚来的，不是私有财产，它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说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就必须给所有的纳税人一个均等的机会。这个是西方人讲的平等的概念。
当然，这种平等的概念，这种经济权力上、公共政策上的机会均等，它要建立在政治权力之上的。你只有纳税人手里有选票你才能够监督所有的这一些官员他们整个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那么你明白了西方的这个平等的概念，之后，你反过来再来看，这个邓小平所谓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它实际上就是公共政策上的不平等。让少数官员，和少数与官员有关系的亲戚朋友他们有了更多的致富机会，优先富起来的机会，官员批一个条子，马上他的朋友，他的亲戚马上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很快就成了巨富的拥有者，所以这就是公共政策上的不平等。
你反过来从这个角度去看“六四”的时候你就看的很清楚了，因为“六四”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实际上他就是要求一个公民的政治权力，而且是用这个公民的政治权力去保护公民在公共政策上的机会，均等的这么一个权力。可惜，“六四”所要求的这个东西，被残酷无情地给镇压下去了。八九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完完全全走上了这么一条公共政策上机会不均等的一条道路。少数人很快就富起来，而且永远是他们这样富。这就是中国社会目前深刻不平等的最主要的原因。 ”
谢谢蓝述先生的评论和分析。
新唐人记者易闻、韩毅旧金山采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