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8日讯】得知方励之先生去世，不胜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励之，正面来说，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89年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反面来说，是中共官方宣传中他的那个在美国使馆避难的镜头，至今还是很多犬儒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起到了同一时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
这种挑战后来从科学发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后使方先生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异议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们应该看到，方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家，本来也无意卷入政治，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著迫使他无法和专制教条妥协，是这种思想上的不妥协推动他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个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体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进入中共科学最高学府和研究机构。但一旦当他接触到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专断教条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时，我想，是人性中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他走上了和专制主义做斗争的不归路。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方先生确实属于极少数，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这个教条在内心同样不屑，但他们对真理的坚持从来没有超出科学的领域。
我没有机会见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和他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那篇近两万字的文章2006年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采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说的两个细节，而它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是方先生 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从一本非主流的参考书上看到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界，从列宁开始，海森堡的那个学派就是批判对象，说它在量子领域的理论是“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义”。
海森堡的那句话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么多页，就是为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布洛金采夫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在“全盘苏化”的中国也很有影响。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必须遵从列宁的“科学思想”，甚至为其作注解。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个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时，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科学的书竟然是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正是这本书把他带上了研究宇宙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直接通向对时空无涯，运动永存这个毛主义信念的怀疑。当方先生接触到6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观测结果时，他就在1973年复刊的中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学语言表达了这个怀疑。那篇文章立刻给他带来了毛主义者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批判。那段历史，需要另文说明。
就这样，两个和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细节竟然在方先生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与其说这两个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不如说那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么全面，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多么的脆弱，因为它处处皆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但是历史真相，而且连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要压制和屏蔽的对象。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