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日讯】小圈子的香港特首选举，人选有北京掌控，这是香港“赤化”的仅仅一部分，也是香港人最无奈之处。这次“双英对决”，只有比烂的选择，也使香港人多了见识，但是具有地下党身份、被比喻为“狼”的梁振英声势日上，而“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唐英年，果然是一头蠢猪，应对无方，是扶不起的阿斗，使梁振英的民调可以高过他一倍，遂使北京以“香港人拥护 ”的高调顺理成章，以致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的表态被认为是对狼猪之选做了定调。
但是就在不久前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之际，唐营奋力做出反击，将红彤彤的梁营染黑，指他们与香港黑社会有染，形成“红与黑”的景观，逼使出席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梁营“打手”刘梦熊回香港灭火。而中共储君习近平刚刚在“两会”会见香港的“代表”时，刘梦熊还抢先第一个与 习近平握手而出尽锋头，以致牵涉到是否北京钦点梁振英？而人大代表、 梁振英竞选办主任罗范椒芬也赶回香港布防。这些又让香港人多一层见识，虽则对中共的“红与黑”早有领教，如今则是深化了。
所谓中共的“红与黑”，并非他们有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的类似故事，而是中共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是红色理论，但是行事作风却是黑社会形式而被称为“黑社会主义”。1997年前，中共为收编香港的黑社会而出尽八宝，有不少动人故事，又有“大黑吃小黑”之说，为此中共改革开放的帮主邓小平在1980年代中期就定调说，“黑社会也有爱国的”。因此这次爆出梁振英与黑社会有染，也就不奇怪了。如果不是“爱 国阵营”的内斗，怎会让“反中乱港”者分享到这场应该是“内部”的精彩演出呢？
梁营爆“社团饭局”染黑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3月6日的《东周刊》（星岛报系）报导，刘梦熊被发 现频频与外号“上海仔”的江湖中人密会；消息人士透露，其中一次的“ 社团饭局”中，属梁营竞选核心的罗范椒芬更属座上客之一，情况犹如特 首曾荫权在澳门出席“江湖夜宴”的翻版。“社团”与“江湖”，都是对 黑社会的雅称。
据说该次饭局由刘梦熊牵头，请得多名重量级的新界乡绅出席，其中包括上水乡委会主席侯志强及十八乡乡委会主席梁福元等人，至于梁营方面，就有梁振英竞选办主任罗范椒芬及两名竞选办副主任，包括“明天更好基金”行政总裁邓淑德及被视为梁振英嫡系的刘炳章。身在北京出席“两会 ”的罗范椒芬，在香港媒体采访时，先是否认认识及曾跟“上海仔”同台 ，到深夜才承认说，当时本与乡绅饭聚了解僭建问题，到饭局尾声时，“上海仔”才现身，“大家有互相介绍，打了个招呼”。
刘梦熊为此赶回香港，但是他的一番解释反而令人傻眼。这倒不是他否认牵头之说，而是对“上海仔”的人物介绍。此人原名郭永鸿，刘梦熊在北 京接受访问时透露，他是透过北京军方高层认识“上海仔”的。这番话立刻让人神经紧绷，难道共军高层也介入香港的特首选举？由于“上海仔” 本来在香港就有名气，媒体也不难挖到他的一些材料。
例如《苹果日报》就报导，郭曾任香港最大帮会坐馆的江湖猛人。“坐馆 ”又称“龙头”，是该黑帮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郭年轻时靠炒卖戏票及马场“马牌”谋生，亦喜欢在麻雀馆打牌，赌术精湛，逢赌必胜。1990年代 靠捞翻版VCD起家，全港档口逾百，其后到澳门发展，认识一名澳门大家姐级人物，得以在那里开设赌厅。郭擅于取悦富婆阔太，再谋合作赚钱。
香港黑与红 进入化境
郭于97前后获元老钦点，成为和胜和历来最年轻坐馆。卸任坐馆后，对江湖事转趋低调，似与北京招安有关。2000年起，开始以商人身份在内地投资酒店、度假村及高尔夫球场等。政界人士爆料，已有家室的上海仔，早 年认识到一名前国家领导人的孙女，二人过从甚密；上海仔经女友介绍，得以在内地建立强大人脉，今时今日，江湖中人都指他“背景好猛”。他虽努力漂白，但上海仔无法全身抽离江湖，每逢坐馆选举，候选人都渴望取得他的支持，将其“祝福”视作“阿爷”（中共党国）默许。消息还说 ，上海仔近年替国家做事，在江湖上做了很多“维稳”的事。
刘梦熊13日从北京返港后，在机场向传媒再度称赞上海仔对国家的贡献，说“每个人有自己的过去，如果一个人现在为国家做事，比如讲，帮国家 反恐，保卫08年北京奥运，制止疆独破坏，做了有益的工作，为何不肯定 他呢？”后来有媒体解画，原来上海仔作为江湖领袖人物，认识一批旅居 香港的南亚裔（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人士，会向北京提供情报，才扯得上“反恐”。所以刘梦熊强调，上海仔的爱国，是参与特首竞逐的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所“望尘莫及”的。可见“红与黑”已进入到化境。
这个问题的出现，是要表明梁振英用黑道来威胁支持唐英年的候选人，唐也以身受威胁为理由报警。廉政公署也受理有关投诉，梁营的人马还煞有介事去廉署协助调查。问题是如果中央定调了，这些也只是作秀而已。
而刘梦熊一直否认认识郭永鸿，梁振英也否认，甚至与刘梦熊划清界线，将刘摒除到他的竞选团队之外，以免香港人最为敏感的“黑金”沾染到他 身上。问题是再怎样解释，香港人对“红与黑”也是心知肚明了。因此梁振英的民调有所下滑。但是因为梁振英应付危机的手段明快，而唐英年早先的民望已经跌得太惨，所以始终与梁振英维持相当距离。后来再次抛出梁振英打压言论自由与主张用防暴队对付游行示威的群众，也因为民众没有普选而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只能由小圈子的选委做出框框内非此即彼的选择。由于中共的核心价值与香港不同，唐英年如果因此得罪北京，后果可能更加不幸。
文章来源：《看》杂志 第109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