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3日讯】2011年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发生后的某天，有一次坐出租车的经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刚坐上车，出租车师傅就开骂，铁道部长应该枪毙，XXX和XXX应该下台。这种没有任何话语铺垫，陌生人之间直接表达激烈政治观点的现象，让人惊讶，也让人思考，我们身处的社会情境，是否已经有了一些不言自明的共同背景？
后来有机会坐出租车的时候，也就有意和司机搭讪，提及一些热点话题，观察下出租车师傅们的回应。我个人的经验是，无论哪个城市的司机，都热衷于讨论政治，出租车师傅掌握的信息虽然有多寡，表达能力有强弱，但是其表达出来的政治见解高度一致，那就是对官场腐败的痛恨，对政治体制的不满，很多时候他们的观点简单明了，认为只要一党专政不改变，其他的都是空话。我注意到，一些国外媒体曾经对北京出租车司机做过采访，认为他们个个都是政治评论员。现在看来，这种现象绝非北京独有，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一样热衷谈政治，虽然他们的信息量和谈话水准可能不如他们的北京同行，但对现存体制的谩骂劲头一样不逊色。就这个现象，曾经和一些朋友沟通过，大家的印象是，出租车司机对政治的关注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出租车司机的政治观点，即使程度有差异，但是对现存体制不满，对民主体制的期盼，已经是主流，这的确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出租车司机在政治见解上的这种趋同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可以先采用一些排除分析。
知识教育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平均来说，出租车司机群体所受教育程度一般（这里没有丝毫贬低的意思），而所受的教育中，肯定是官方政治同化教育为主，基于个人主义理念，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理念的教育相对匮乏，因此教育和知识不是这个群体政治见解趋同的原因。
不是由于他们的相对社会地位
在目前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出租车司机大约已经处在中下层，他们工作辛苦，收入水平不高，但他们尚不是社会的最底层，平均来看，农民的整体地位显然比他们更低，但是农民阶层的政治见解远远没有他们的清晰，激进和一致，与出租车司机相对应的很多社会阶层，比如技术工人，很多行业的普通职员，等等，也看不到这种政治观点的趋同现象。这说明，相对社会地位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那是否是他们职业特征所决定呢？
应该说，有些职业特征天然的会和权力垄断体制发生冲突。比如媒体人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法律人对法治理想的信念，都会和党国体系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对法律的操控等行为产生冲突，进而导致特定职业群体政治见解的趋同化。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普通的工种，其工作要求其具备良好的驾驶技术，要求其遵守交通规则，和国家机器之间相距相当遥远，并不会构成任何直接的冲突，那为什么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群体政治见解会如此趋同化？
好了，做了上述排除分析之后，可以引出一个基本观点了，那就是出租车司机的政治观点趋同还是和他们的职业有关，只不过不是和职业特征中的驾驶部分相关，而是和这个职业的社会接触网络有关。
假设一个出租车司机一天的毛收入是500块，而每趟服务的费用是10-15元的话，那么一个出租车司机典型的一天会接触到30——50批次左右的乘客。除了高官巨贾，大部分人都可能乘坐出租车，由于乘客的随机性，出租车接触的乘客群，无论从年龄分布，职业，教育，性格，收入，社会阶层都千差万别，某种程度上，基本包含和代表了整个社会人口属性。
一般人的社会交往网络是由家人，亲近朋友，同事，外围朋友和陌生人逐步扩展出去的，根据一些社会学家的研究，大部分人的社会交往时间都是和前面三个层级相关，也就是说，和家人，亲近朋友，同事之间所消耗的时间，可能占到其百分之80%以上的时间。只有极少数人群的社会交往时间不遵循上述模式。
虽然出租车司机自身社会交往网络并没有特殊性，但是他们的职业特征决定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和陌生人在交往，而无聊烦闷高度紧张的驾驶工作，又使得他们有强烈的沟通意愿，期待和作为陌生人的乘客之间有一些轻松随意的谈话。
人际之间的关系属性往往决定了话题的选择和谈话的深度，比如家人之间往往谈论家事，同事之间的话题更多的和工作相关，朋友之间的谈话也往往和共同的记忆和生活经历相关，而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忌和恐惧记忆，其实使得人们很少在亲近关系圈中讨论公共话题，至于激进的政治表达，会破坏亲近关系圈的谈话氛围，自然很少被带入到话题中。
而出租车司机所面临的对话环境比较独特，接触到的都是陌生人，彼此交往的时间和空间都是短暂的和有限的，因此很难构建出一种亲近关系的氛围，那些和亲近关系相关的特定话题，自然无法进入语境。英国人在陌生人之间打破沉默的技巧是评论天气，不过关于天气的对话，其实只合适非常短暂的接触空间，比如街头偶遇，同坐电梯等等场合——这种打破沉默的技巧，中国网民其实已经心领神会，比如在某些特殊日子贴一句：今天天气哈哈哈哈，那真是意味无穷。不过话说回来，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之间的接触时间，往往在15分钟到半小时之间，要么大家保持沉默，如果一开口，光讨论天气是无法有效延续话题的。
在这特殊的环境里，在出租车司机一方特别有谈话意愿的背景下，公关话题的进场，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比如讨论奇闻轶事，公共灾难，国际关系等等。由于出租车司机工作辛苦，他们平时并没有太多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时间，因此除非和他们工作相关，比如油价涨跌，一般来说，他们只能把握那些最具有公共性，最具有传播力的话题。本文开头提到的温州动车事故，自然属于这类话题。
但是分析到这里，还是没有能够阐述清楚，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会热衷政治表达？甚至会逐渐演变出那些激进政治观点？也许，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出租车师傅们的谈话热点和舆论热点高度相关，股市，财富，国际关系等热点都曾经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话题逐步演化，终于停留在政治相关的领域中。
要完整和清晰的去还原这个过程，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想像的是，这种长期和陌生人交往的社交环境，使得出租车司机不但驾驶技术特别好，而且对陌生人的分析和判断会高人一等，他们对提出话题，构建谈话语境的技巧也非常高，这些都变成了他们本能的一部分。因此，通过很短时间的接触，他们就能发现乘客会对哪些话题感兴趣，这些话题既能引发共鸣，又不会让人觉得过于唐突和冒昧。从演进的观点来看，经过一段时间未必自觉的调试，出租车司机们也许发现，某些特定的话题，虽然具有十足的传播力，但是毕竟有一定的时效，比如温州动车话题可以持续一个礼拜，王立军的话题可以维系三天，等等等等，不一而同，超过时效，这些话题就失去意义了。而政治问题，却是数十年如一日，长期持续存在，并且和乘客很容易形成某种共鸣。对目前政治议题的话语能力，并不需要像民主政体下，政治议题变得十分特定和细致，从而需要某种专业判断力，出租车师傅们，仅仅依靠一些简单的常识，就能做出一些十分直白而又靠谱的判断，比如没有选票，其他白搭；比如一党专政不改，官场腐败没治等等。
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假以一定的时间，出租车司机爱谈政治，尤其是爱谈宏大政治话题，就不奇怪了。而这个过程持续循环下去，出租车司机的观点就很容易和乘客的观点相互影响，逐步协同，对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有代表性。而最近十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停滞，政治体制僵化，社会矛盾日益激烈，民间挫败感增强，而民间表达空间却有质的飞跃。伴随着这个过程，是官方宏大叙事衰败，现代政治理念拥有越来越大的市场，民意已经成为一股谁也不能忽视的独立政治力量。出租车司机们越来越喜欢讨论政治，恰好是强度不断增加的社会舆论的一个折射。民间公共舆论的同质化塑造了出租车这个特定群体政治观点的同质化。
当然，出租车司机本身在这个社会舆论的塑造中也肯定起了独到的作用，传播学强调意见领袖和关键传播人的作用，而出租车司机就是社会传播网络中关键节点，他们广泛的接触面，他们积极的传播行为，使得他们成为引爆某些流行观点的最有效的载体。
公共行动是由流行观念催生的。当出租车师傅们都在热烈的议论腐败，谈论民主，选票的时候，意味着这些观念已经不再囿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而成为大众流行语汇，提升着公共感知，逐渐形成行动的势能，变化正在孕育中，明天具有无限可能性。
文章来源：《公民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