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6日讯】 引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是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普通职工，当时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位于北京西郊的车道沟，我的童年就是在车道沟和后来外贸学院搬迁到河南固始的五七干校中度过的。
我生于1959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我刚刚记事。要说明的是：一，我记不清这些事情确切发生在哪一年。二，我那时很小，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看问题，难免有些走形。三，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章中很少出现真实的姓名，虽然发生的事件都是真实的。
填表
第一次填表忘记是为什么了，应该是在小学吧。反正是经常要填表。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出身”栏。第一次问父亲：“家庭出身填什么？”父亲说：“填革命干部或革干。”我就一笔一划地写上“革干”两字。我当时很庆幸我的出身是革干，如若是“反干”可如何是好？不过，在我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并没有发现有人填自己出身为“反干”的。据别人告诉我，13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出身是高干，13级以下的干部的孩子的出身是革干。我以为高干没有革命两字，所以我很为我的出身革干而骄傲，我没有意识到社会已经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
如果还要填家庭成员及亲属的出身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每次填父亲的出身时，他都让我填“中农”，这使我很不安，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是“贫下中农一条心”，你是中农，算什么呢？父亲总要解释：“你爷爷是雇了工的，不过按照土改时的政策，因为我参加了革命，可以抵一个工，所以就算是中农，要不然，就要定为富农了。”父亲的幸运并不能转移到母亲身上，我永远感到倒霉的，就是要艰难地在母亲的出身栏目中写上“富农”两字。我平时总是庆幸有一个比较纵容我的好妈妈，但每当填表时就会想“我妈妈的出身要是贫农，不，是雇农，该多好呀”！因为我听大孩子说雇农比贫农更穷。
所以，当要填的表上只有自己的出身时，我就会到处拿给别人“秀”，如果表上有了父母亲的家庭出身，交表时我就会匆匆忙忙把叠好的表迅速交上去，像是在扔一个烫手的山芋。因此，我的同学们大都知道我出身革干，却不知道我有一个出身中农的父亲和出身富农的母亲。没有人教我这样做也许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吧。
我很庆幸自己出身“革干”。我的一个同学出身是“小业主”，结果，我们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就是小业主，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小业主是什么样，反正这个倒霉蛋在整个小学期间的外号就是小业主。
惊恐之夜
文革刚开始的日子里，外贸学院晚上经常举行大会，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叫嚷着。我记得，外婆经常带着我和妹妹坐在铁丝网包围着的操场外面，远远看着如同白昼般的会场。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是在开揪斗大会，是真正的一边往外揪，一边批斗的大会。只要主席台上高喊“根据革命群众揭发，xxx。”然后就会喊：“xxx在那里？站出来!”。然后红卫兵小将就就会冲上去，两手被往后拧着连推带搡揪上主席台，马上就会戴高帽，挂牌子。从此打入牛棚。
这样的夜晚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灾难落在谁的头上。但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坚信我的父母是最革命的。也有的人不但不自危，还很兴奋。像我的邻居们每天都兴高采烈地议论当天发生的新的暴行。
直到有一天我无法坚信我的父母不会被揪斗到台上去了。因为小伙伴们已经议论我妈妈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母亲是富农，更可怕的是已经有人看到了我父亲的大字报：“王治华是李秋野的大红人”。李秋野是当时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院长，一个威信很高的干部。但此时成了院里最大的走资派。
长大后才知道，那样的夜晚，外婆之所以带着我和妹妹在郊区的黑夜中，坐在充满蚊虫的田野里注视那群发疯的人们，就是在担心事情会发生在她女儿,女婿身上。
我的父亲
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最惨烈的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13岁，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期间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后来基本上是住院疗养，文化大革命前刚刚工作不久，正是这场病使他逃过了文革这一劫，没有像我认识的很多叔叔伯伯那样被整肃，但是惊涛骇浪几次从父亲身边擦身而过。从我记事起到我13、4岁，父亲就没笑过.
文革刚开始，经常开大会揪斗反革命的日子里，我的父母在家经常低声争论什么，好像是母亲劝父亲如果被批斗，不要反抗，而父亲总是不屑一顾的样子。有一次父亲还大声嚷嚷：“我才不让他们这么折腾我呢！”看来确实有将要批斗他的迹象。
一天，院子里的邻居们又在议论外面揪斗的情景，当说到造反派们如何侮辱人时，一个老实巴交的老门卫说：“真是丑死了，这些人以后怎么见人呢？要是我早就投河死掉算了。”邻居的阿姨马上就跑到我家对妈妈说：“你可得劝劝老王，如果真的挨了斗可别想不开.”
那年夏天很热，人们多穿白衬衣或背心。因为那些造反派揪斗人时总是用墨水在被揪斗人的衣服上写上“反革命”，“走资派”，“大流氓”之类，父亲就总是穿着他唯一的一套深蓝色哔叽制服在盛夏上班，说：“这样他们就不往我身上写字了”。
父亲十二，三岁就追随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捣乱，他没恐惧过，因为如若恐惧，他也可以向很多人那样当顺民，而不必在最惨烈的年代以少年之躯抵抗邪恶；后来反对国民党，他没恐惧过，因为如若恐惧他可以像他的老乡们那样，抗战结束就回家务农，参加抗美援朝他没恐惧过，作为独子，他甚至没有告诉年迈的双亲，—–他就没想活着回来！但这次面对红色风暴，他恐惧了吗？年幼的我不得而知，但他肯定非常谨慎。记得父亲给我订下的规矩有：没事不准进入外贸学院校园，他怕我乱撕大字报惹出麻烦；不准对“牛鬼蛇神”恶作剧，一再威胁我：如果让他发现了我欺负那些“牛鬼蛇神”，就饶不了我；看到武斗或批斗，抄家等事情要躲远一些，要尽可能的多多背诵毛主席语录及文章，不许乱说话等。父亲的这些要求，对我有很大的威慑作用。
父亲在文革中没有大红大紫过，比如我的同学的父亲，本来是一个普通干部，不知怎么突然红了，开会坐主席台，游行走在最前列，但没过多久，说是犯错误了，被下放了。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大起大落过，所以我没有流落到狗崽子的地步。应该说无论是父亲，还是我们做家属的，在如此国难中，已经十分幸运。
我的家人
如果要比喻，我们家在文革中就像一窝兔子，小兔子在外面无忧无虑地乱跑，兔子爸爸和妈妈整天提心吊胆还要出去找胡萝卜，老兔子只有躲在窝里害怕，干着急。兔子们知道他们一点自卫能力都没有。
我和妹妹是小兔子。我们无忧无虑的在狂躁的环境中享受快乐的童年。妹妹是跳猴皮筋，我的生活内容更丰富多彩。父母像兔子爸爸和妈妈早出晚归。而我外婆就是那只老兔子吧。最倒霉的莫过于外婆了。因为在我们家，甚至在我们院子里，她的成分最坏.（也就是出身最不好）。文革开始不久，我们邻居的一个初中女孩子参加红卫兵了，一天从外面回来宣称看到外面打地主婆了，打得很厉害。母亲胆子小，加上情况的严重，便决定把外婆送回老家去。据外婆讲：她回老家的路上，一路有人盘问：“是不是北京轰回来的？”还有红卫兵让她背毛主席语录的，终于有惊无险，安全回到了老家。但每次大队向五类分子训话，外婆都要拿一个小凳子跟着去听训斥，六十多岁的外婆莫名其妙一个人在老家孤独生活了很多年。
我的外公三十年代初参加共产党，这在北方并不多见，据说曾任热河省蓟县第一任宣传部长，他的名字叫贾润之。可能觉得有点犯上，在革命队伍里就另外起名贾铁林。抗日时，他的部队在冀东一带小有名气。好像他曾被日本人俘虏过，后来用金条买通看守带着我外婆和我母亲逃跑了，然后又找到了共产党组织，继续抗日。在内战时期，他又被国民党部队抓获，任命为蓟县反省院院长。后来他不干了，不干也无法得到党组织的信任，就到一个小学当校长，镇反时被军事法庭判为历史反革命。我外婆家是一个实际上很穷的富农。妈妈有个历史反革命的爸爸，有个富农出身的妈妈。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年代，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好在妈妈为人老实，胆小怕事，非常谨慎，没有得罪过人，又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我无数次看到过妈妈写的日记或心得，现在想起来，母亲的写作水平仍然是初中水平，除了翻来复去写“我一定要经受党和人民的考验，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就是：“这说明我的身上还有剥削阶级的烙印，我一定要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党和人民还真考验她，先是四清有她，被派到刘胡兰的故乡文水县搞四清一年多，然后又被派到东北的五七干校，到1971年外贸学院在河南固始建立了五七干校大本营时，我母亲又直接从东北南下河南，南南北北的考验了好多年也没能加入党组织。
母亲内心的恐惧是无法描述的。她总是提醒我们在外面不要乱说话，不要得罪人，好像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我们家带来灭顶之灾。只记得有一天她提心吊胆地看大字报时，突然耳朵内嗡的一声，就什么都听不见了，父亲带她去医院看了病，医生说是着急上火，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母亲的同事晚上来看她，只能用笔在纸上写：“你要好好休息”之类的话。后来虽然能勉强听到东西了，但直到现在她的右耳里一直有一只蝉在不停的叫，叫了几十年，听力很差。
我哥哥当时十五，六岁，即使不搞文革，即使在普通岁月，这也是个无反找反，有反必造的年龄。好在哥哥身上没有我们折磨动物的那种天性，心地极纯朴，一心想搞革命而已，也参加了一个什么战斗队，串联，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批这个，斗那个，后来据说批一个人批错了，要被打成反革命。这可成了我家的大事，他给父亲写了信陈述冤案，还寄了张照片，好像有永别的意思。似乎父亲让他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的批判，再有就是不要参加任何派系，不参加武斗，不去批判中央没有点名批判的人。哥哥革命不成，差点成了反革命，可能也听了父亲的嘱咐，疏远了当时的急风暴雨，认真的去读杂书了。后来我问他:你们那派批的是谁呢，惹这么大的麻烦？哥哥说：“陈伯达”。当时的陈伯达是何方神圣？批他能有好果子吃吗？后来陈伯达沦为阶下囚，那是后话。但这不能证明哥哥们作的就是对了。在整个文革岁月里，你追随任何人，你批判任何人，都是拿你自己的生命—–至少是政治生命—-进行赌博。
我还有一个表舅，当时也是二十出头。文革开始，也是革命豪情万丈高。他常到我家来，好像每次都介绍他们单位的阶级斗争新情况，而且好像他们这一派总是处于下风，他总是不服气。父亲总是瞪着眼睛批评他，一再要他不能搞派系斗争，远离武斗。幸亏这个表舅很尊重父亲，在单位里渐渐作起了逍遥派。文革中我们家是幸运的，没有任何人被批斗，被打成5.16等等。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被列为三种人。
我的妹妹文革时才五岁。当时我们的红小兵组织是外贸学院的几个大学生组织起来的，有点校外学习小组的性质，后来也开始参加革命运动了，开批斗大会，我们可以列队进场，可以集体表演节目，更多的是举办学习班。最让人骄傲的是红小兵的左臂上有一个写着“毛泽东主义红小兵”的小牌牌。当时参加红小兵的条件是家庭出身没有大问题，年龄在6岁以上，我是在第二批发展大会上加入的。这可不得了了，妹妹自尊心特别强，看到别的孩子都带着牌子，美滋滋的，她就一定也要戴一个。但她的年龄不够6岁，负责人就不给她发牌，她就哭，哭着喊着要小牌牌，后来负责人就批评她有“牌牌思想”，是一种“机会主义”。为了戴牌牌，妹妹可积极了，到处给人表演革命歌舞，毛主席语录背诵的最多，在我们家主持很多革命仪式，经常装模作样的干好事，还经常打我们的小报告。即使这样也没能混入革命组织。心里也郁闷了很多年。
文革中的我
文革期间的我，除了父亲很少给我笑脸外，我也没什么其他感觉。因为是停课闹革命，相对现在的孩子，还多了些玩的时间。除了孩子们玩的正常的游戏外，还有一些不正常的事情，比如用弹弓打鸟的同时，我们也打玻璃，打灯泡，甚至打人，最不可思议的是虐待动物，有时也免不了虐待人，比如朝反革命扔石头，扬沙子等。
其实我小时候是个身体瘦小，性格懦弱的孩子。但这并不影响我向恶的方面努力。
身体瘦小，我可以欺负父母已经被打翻在地的同龄人，因为他们已经是狗崽子了。性格懦弱，我可以混在一大群人里做坏事。我经常看着大孩子欺负那些右派。那些右派都是我认识的叔叔阿姨，现在回忆起来，我一定也跟着大孩子们对他们乱吼过，瞎嚷嚷过，甚至丢过石头，扬过沙子，这可能不是什么大恶，但就我的年龄来讲，已经是罪恶滔天了——-我当时是6岁，我就乱吼，扔石头，扬沙子，如果我16岁，谁敢说我不抡着皮带抽打责骂我的老师？如果我26岁，谁敢说我不举着长矛武斗，如果我36岁，谁敢说我不权欲熏心，大造其反，篡党夺权？如果我46岁，谁又敢说我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黑材料出卖良心，诬陷他人以便自己蒙混过关？即使我56岁吧，难道我就不会恬不知耻地厚着我的老脸，佩戴着红袖章，到处拍革命小将的马屁，在土埋半截的岁数廉价地出卖自己的良心？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中学时代比小学时代还要混乱，也就是说文革的后期比初期还要混乱。小学阶段还能学点东西，上了中学，除了运动，几乎学不到什么。课堂根本没有秩序可言，谁都可以张口大骂老师，上着上着课，砖头就从窗外飞了进来。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只有到了冬季，才用大塑料布将窗户框整个蒙起来，等到开春，塑料布又都烂了。学校里每天都有打架的事情发生。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群坏孩子就会把你围起来一顿毒打。女孩子更是毫无安全可言。我的一个小学同班的女孩子就是因为不堪天天受到骚扰而转其他学校的。更有一些女孩儿，为了不受欺负，被迫委身于一个比较厉害的坏孩子，我知道的这样的女孩就有好几个。
牛鬼蛇神们
我很奇怪为什么人一落难就会让你感到他们是真的坏人了。牛鬼蛇神们一旦揪出来，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人从哪方面看都很阴险。比如一个叔叔吧，看起来笑呵呵挺好的，可是有朝一日他被宣布成了特务，我就发现他真的是特务：总是沉个脸，总是邪着眼睛看人，总是在犄角旮旯里藏着。
牛鬼蛇神包括了文革时一切遭到厄运的人们：地主，富农，历史的，现行的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屈指算算，中国大地上能躲开这一切的人和家庭，一定不多了。外贸学院除了李秋野是级别较高的牛鬼蛇神外，其他都是老师，一般职员和部分学生。这些人一旦被揪出来就成了没有人格的另类。经常看到他们排着队，穿的破破烂烂，手里拿着铁锹，扫把，胸前或背后挂着写有自己罪名的大牌子。他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被人们羞辱，折磨和毁灭。革命群众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如果想批斗他们，随时都可以拉过来一个开现场批斗会，那就意味着一场辱骂，一番羞辱，甚至一顿毒打。他们吃饭前要列队向毛主席请罪。
当大孩子们找他们的麻烦时，他们要么自己躲开，比如赶快换个地方去扫地，如果躲不开就装怂，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尽快过关：有时候大孩子们让他们背语录，有时候让他们唱牛鬼蛇神歌（边唱还要边表演），有的人为了讨好革命群众，自己编了羞辱自己的歌曲，大孩子们就更会把他们挑出来取乐，有时候还会揪住一个牛鬼蛇神开批斗会，一帮孩子要人家低头认罪，让人家交待罪行。记得有一次他们在操场边看到了一个何姓老师，就把他拉到操场上批斗起来，这个老师的两个女儿都是我的小伙伴，我就远远看着。可能这个老师一看都是孩子，就不太当回事，不认真回答孩子们，其实孩子们和这个老师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但他们就恶作剧地让他在操场上的烈日下晒着，而这些孩子们都躲到树荫下继续批斗，，。这个老师和我们家的关系很好，人很老实，不太会说话，比较内向，后来神经失常，死在医院里。
施虐
我看到的暴打事件有这么几次。一次是打一个流氓。那时的夏天，外贸学院旁的京密运河边上会修一些更衣室，是用立柱两侧钉上两层草编的凉席围成的。有一天几个女孩子更完衣离开之后才发现游泳衣忘记拿了，返回去取时，赫然发现一个人的胳膊从草席低下伸出，女孩子们大叫着跑出来，叫声惊动其他人，人们就用大木棍从两边打这个人，这个人受不了了，自己爬了出来。身上只穿一条短裤。周围的人一涌而上，拳打脚踢，人们都用最大的力气来惩罚这个流氓，一边打，一边往外贸学院里拖，当关到一个办公室时，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气息了。据说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利用没人的时候跳进两道草席中间偷窥，还进行拍照。后来外语学院派车把他拉走了，不知死活。
外贸学院有一个姓贾的清洁工，家里比较穷，他在打扫宿舍楼的时候，也许是偷了学生们晾晒的衣服，也许是捡拾了掉在地上的衣物，反正是学生们说他偷东西了，结果就一边游街一边殴打，还把一些袜子，女人的短裤等挂在他的脖子上。我认识的几个十几岁的大孩子，一边跟着骂一边打，常常是跳到他跟前，用尽全身力气搧他耳光，很快就将他打的鼻青脸肿。那时候，遇到这样的事好像中了头彩一样，人人都是虐待狂。
还有一件事是我听说的，但我在屋外亲耳听到了屋内打人声和被打者的惨叫。据说外贸学院的一个学生画了一个山，山上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可能想表达毛主席寿比南山的意思，可是他画的山不太高，而草书的万字很像一个3字，红卫兵就说他是画了一个坟头，坟头上写了毛主席三岁，这个人当时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红卫兵小将们关到一个房间里“革命”起来，我们在外面听到的惨叫声如同我们把烧红的通条插进猫的肛门时的惨叫一样，和虐待猫不同的是施虐者和受虐者都不断地吐出人类的语句来，慢慢的，受虐者就不出声了。
我的小学是北京紫竹院小学。当时我还没入学，总是去小学玩。小学六年级有一个出身贫农的郊区农民的孩子高高大大，特别调皮，学习很差，免不了经常受老师的数落。文革一开始他可翻身了，戴着宽大的红袖章，抡着宽大的大皮带，把他恨的老师打的鬼哭狼嚎。有一次我去学校，看到他正带着一帮爪牙要揪斗学校的厨师，说这个厨师是隐藏的坏分子，这个厨师也厉害，躲在厨房里就是不出来，革命小将们要冲进去，他就用开水泼，用大勺子打，红卫兵就在外面学习地道战里鬼子的战术：水淹。用好几根自来水管子往里面喷水。僵持了好长时间，我就没耐心了，到紫竹院公园里玩去了。后来，据有耐心旁观的同学告诉我，红卫兵小将终于把他揪出来了，让他和校长赛跑，后面是一群小将们抡着皮带抽打落后者，第一个回合结束后，又让他和校长比赛在地上爬，这次打的更厉害了。据说把这个厨师打得都哭不成声了。
我上小学的第一个老师，是一个说话略有口音的王姓中年女教师。第一天上课回来，院里的大孩子问我：谁教你们呀，我就告诉了他，他说：“呵，是母老虎呀，上次我们还斗她，让她把屁股撅出来，我们用皮带抽，把她给打得直叫唤。”说完就哈哈地笑。
我那时无数次或近或远的看到很多批斗人的场景。当大会主持宣布：把xxx，xxx，xxx，带上来，或把xxx，xxx，xxx押下去时，只听见一阵噪杂而又混乱急促的脚步声，通常是两个革命者押一个反革命者，革命者一人负责对付反革命的一条胳膊，比如左边的革命者吧，他用一只手使劲的揪住反革命的左肩的衣服拼命往下押，另一只手又反握住反革命的手腕拼命往上举，这样使得反革命必须弯腰，举臂，撅屁股，反革命的腰会疼，肩会疼，肘会疼，手腕更疼，因为，两个手腕已经被对方反握成猪蹄形了。
恐怖的跳楼自杀风
我妈妈的一个同事叫罗觉民，我叫他罗伯伯。好像是个挺好的伯伯，不知道为什么犯错误了。一天他所在的教材科大吵大叫，我们小孩子爬窗口看，原来是在批斗罗伯伯。我听到有人喊：“罗觉民，伸着你的狗耳朵听着。。。。”然后就有叔叔上去揪他的耳朵，果真揪的很长，晚上回来听大人说有人扇了罗伯伯耳光，我知道了这个罗伯伯原来是个坏伯伯。好像没过两天，我们正在学校的院子里玩，就听到有人在教学楼的顶层上在喊什么，然后就看到人们都往教学楼前跑，我们也凑热闹地跑过去，透过人群，看到一堆衣服堆在地上，衣服里面裹着个人，已经没有了人形，下面渗出一片血。回家后才知道，跳楼的就是罗觉民伯伯，他跳楼前喊的是：“我要以我的生命控诉李秋野对我的迫害!”好像还有“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此时外贸学院的院长李秋野已经被打倒在地，剥夺了人身自由，每天白天前面挂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牌子被红卫兵看押着劳动改造，晚上就被关押在一号楼2层的一个房间。没多久，李秋野也跳楼自杀了，据说是白天他劳改时偷偷捡了大钉子，回到房间后就拿砖头把钉子往头里砸，企图自杀，这当然又痛苦，又无效。他又满头是血地往墙上撞，仍然死不了，结果就从二楼的窗户上跳下去。二楼没有多高，但他跳楼后，根本没有人去抢救，可能流血过多而死。
另一个叫李国忠的叔叔也是从二楼跳下去的，也死了，这两个现场我都看到了。李国忠叔叔下放的时候和我母亲在一起。母亲多次对我提起过：每当劳动改造休息的时候，这位李叔叔都会点上一根烟，然后从身上掏出妻儿的照片细细端详，我不知道他有多么不可饶恕的坏，但我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父亲。
我们放学回家，听别的孩子讲，我们的一个姓傅的同学的父亲也跳楼自杀了。他爬到外贸学院最高的办公楼顶跳下身亡。从此他的两个儿子就成了另类，我只记得我们经常把他的小儿子的裤子给扒下来，没几天以后他们就转学走了。
在这些人跳楼后，就会到处出现这样的大标语：“xxx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xxx死有余辜”.
其实，可能这些人都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滔天的罪行，他们只是看到被揪出来后的折磨太恐怖了，而且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讲道理，所以一旦被点名，就恐惧到极点，不惜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多人熬过了那段可怕的日子，也可能被解放了，也可能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人也就活下来了，但，那是怎样的煎熬呀。
我出国后，有一次在一个洋人的婚礼上，我与一个中年女人坐在一起。她很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我也解释不清楚。她就问我：“那么，在那个时期，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我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是有人不断的从楼上跳下去，跳下去，用这样的方式杀死自己”，这个女士问我：“那么，你们这个学校有多少人呢？”我说“一千左右吧”我突然发现，这个外国女士已经泪流满面，嘴里只是不停在问：“千分之四，千分之四。为什么？为什么？”
家庭里的红色仪式
那个时候全国流行早请示，晚汇报，学毛选，斗私心，跳忠字舞等活动。因为平时父母在单位里，我们在学校都已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示汇报了，在家里就没有什么仪式。但星期天是个空白，我们家就在星期天的早晨举行仪式。仪式由我妹妹主持，好像这个活动也是妹妹倡导并得到父亲支持的。我们四人像四个虔诚的宗教信徒面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画像立正站好，父亲和妹妹站前面，我和母亲站后面，每人手里握着世界上最无敌的武器—-毛主席语录。然后妹妹郑重其事，略带激动地学着播音员的声调：“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三人就跟着喊三遍“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妹妹又说：“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为了显示林副主席没有毛主席同样的尊贵，人们只祝福他两次“永远健康”，我们在祝福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的时候，右手握着的毛主席语录要从心口的方向向天空挥舞，据说只有这样我们的祝福才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我们四人高歌一曲世界最强音“东方红”，接下来妹妹要带着我们读几条语录，我最恨她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如同扫地，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总疑心这是针对我的。后面就是唱忆苦思甜歌，“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曲调极为凄苦哀怨。唱忆苦思甜歌的时候，我老想笑，因为我妈妈老跑调，可是，我爸爸和我妹妹老是眼泪汪汪的，吓得我也总装着很难过的样子。仪式举行完了，就围着桌子坐下，每人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汇报自己这段时间做了哪些好事或坏事，有没有私字一闪念，如果有的话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总是很惭愧不能像妹妹那样把自己取得的成绩说得头头是道。
忆苦思甜
学校里经常举办忆苦思甜会，请一个苦大仇深的人作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人说他妈妈的胳膊被地主打坏了，烂了，长了好多蛆，他就每天给他妈妈往外挑蛆。还有就是穷人因为不认字，所以经常在卖身契上糊里糊涂的签了字之类，使我认识到好好学习的重要性，后来每当自己要签字的时候，都要特别留心看看有没有坑害自己的条款。每次听忆苦思甜报告，会场都会哭得一塌糊涂，确实让你更加珍惜自己眼下的好日子。不过，忆苦思甜之后的忆苦饭可就不那么好吃了，通常都是当时发明的用糠掺菜叶做的窝窝头，每次我都要偷偷跑到外面找个没人的地方吐出来。然后再回到现场装作特别爱吃的样子大吃特吃。
我父亲小腿肚上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疤，是小时候和狗开玩笑开过火了让狗咬的。我听了忆苦思甜报告后，一再问父亲：“爸爸，你腿上的疤是不是你要饭时候让地主老财的狗咬的呀？”，让我痛心疾首的是父亲总是说：“不是，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我没要过饭”。但这并不影响我向我的小伙伴们吹嘘我父亲的腿上有一个疤是被地主家的狗咬的，就像我无数次地向小伙伴们吹嘘我父亲曾经是飞行员，经常开飞机上天和八国联军作战一样，其实，我父亲只是一个空军地勤军官，在抗美援朝时负责接待苏联红军飞行员。
残忍的游戏
那时候，我的童年的游戏内容主要是跟着大孩子到处跑，淘气。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事情实在是很残忍。
有时候，我们会捉住蜻蜓，把它们的屁股揪掉，然后插上一根细棍，让它们飞走，名曰放飞机。有时候，我们捉到青蛙，把它的皮扒掉，内脏掏空，然后放在水里看他还能游多远，精白精白的青蛙只剩下头，薄薄的后背和四肢，青蛙的头上顶着两个明亮的眼睛。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把大饭厅的所有门窗都关上，如果里面有麻雀，我们奔跑呐喊，最后捉到麻雀烤着吃。
最残忍的莫过于残害猫了。
看大孩子们杀猫是常事。残忍的是在杀死猫之前，他们会把一根通条烧红，然后一只手揪住猫的尾巴，另一只手将烧红的通条插入猫的肛门，只听一声惨叫，只闻一股恶臭，猫立时毙命。据说这样做可以让猫的毛竖起来，猫的皮更值钱。
也曾把猫从四楼扔下来，也曾把猫扔进焚烧着的锅炉，也曾把猫扔入臭水沟然后用石头砸死。
这些游戏一定让人听了毛骨悚然。静下心来想一想，也只有在那样残忍的年代才会发生那样残忍的事情。在那样的岁月里，既然殴打，污辱，虐杀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甚至一个老者都稀松平常的话，虐杀一支蜻蜓，一个青蛙，即或是一只猫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当时因为小，所以除了“放飞机”自己干过，其他的事都是看大孩子做，自己在旁边看热闹。如果要比喻的话，就像日本人迫害中国人时，旁边看热闹的汉奸。现在我已为人夫，为人父，我敢告诉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们的儿时做过这样的游戏吗？
游街
经常看到游街的情景。有时候是斗一个人，有时候是斗一批人，游斗人数多时，经常用绳子拴在脖子上串成一串，极尽侮辱之能事，有戴高帽子的，有胸前挂牌子的，有敲破脸盘，边敲边喊的，有自报家门，述说自己罪状的。游斗者，常常是边走边打，被游斗者常常是鼻青脸肿。
我曾看到过最残忍的一次是游斗一个老太太。当时，在化工学校看到一群年轻人张牙舞爪的往一个宿舍楼奔去，说是要揪斗一个老破鞋。一大群孩子兴奋地跟在后面，像一群马蜂。只看到这群年轻人进了楼道，一会儿连推带搡地推出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脖子上挂了几只破鞋，算是宣布了她的罪名，头上戴了一个巨大的高帽子，因为帽子太大，所以帽子实际上不是戴在头上，而是扛在肩上，这样她就根本看不见前面的路，她就被这群人拥着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敲一个破盆，敲几下，就喊一句“我是破鞋，我是不要脸的破鞋。”如果要是方向走错了呢？这群人就会一脚把她踹过来。如果只是这么游斗就很仁慈了，那群年轻人不会闲着，一边走，一边打，一边走，一边踢，再加上我们这群跟着起哄的“小祖宗”，又是扬沙子，又是投石块。有的人跳起来，用双脚踢她的背，像是在练空手道，她被踢倒了，年轻人就会勒令她爬起来，她就会赶快爬起来，自己把掉了的帽子重新扛在肩上。有的人嫌她敲盆声音太小，就拿棍子狠敲一下脸盆，再狠敲一下这个可怜的女人的背，特别奇怪的是，总是有人把她的帽子摘下来，然后问她：“你说，你到底偷了几个男人？”，这个可怜的女人一会儿说“三个”，一会儿说“五个”，接着而来的就是几个响亮的耳光。她就会哭起来，赶快把高帽子戴起来。每当她被人踢倒，帽子掉下来的时候，每当她的帽子被人摘下来回答偷了几个男人的时候，每当她被人打耳光的时候，我都能看到这个老女人鼻青脸肿的脸哭泣的样子:头发乱七八糟地披在头上和脸上，满脸都是眼泪，混合著鼻涕和汗水，眼睛已经睁不开了。身上除了土就是他人吐的口水和痰。
两派
文革开始后，外贸学院成立的第一个群众组织叫“东方红”，后来部分人士觉得东方红太保守，又成立了新东方红，简称新公社，以前的东方红相对而言就是老公社，即使文革结束很久，派性组织造成的人们互相仇恨的心理还在起作用，我的父母亲都是老公社的。好像还有很多比较小的群众组织，我印象里有一个大标语的落款是“没完没了战斗队”。
好像新老公社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武斗，只是各自拥有自己的广播站，互相攻击，叫板，真正做到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一些人是两派都要批判的，这些人就倒了霉，因为两派会互相比着看谁斗得狠，还会互相攻击对方是“假批真保”，除了毛主席外，好像没有两派共同要保一个人的，也许我小不太知道。当然更多的情况是一派反对一个人，而另一派要保护这个人。那时有很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外贸学院表演文艺节目，主要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及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一个宣传队的一个节目是批判陈毅的，台下的一派是保陈毅的，就冲上台去，扯断麦克风的电线，把这个宣传队哄下台，而且拒绝让学校派车送他们回原单位，结果这个倒霉的战斗队就步行回去了。为什么没有人保护这个宣传队呢？因为哄他们下台的人一上台就向在场的人宣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陈毅是好同志”。谁还敢吱声呢？
武斗
外贸学院没有发生过武斗，可它的邻居北京化工学校就没这么太平了。这个学校也分成两个群众组织，其中一个叫新北化，另一个叫什么就忘记了。军队进校劝架，支持了新北化，结果对立面不干了，从外面邀请了一些革命组织，包围了新北化的据点—-一个教学楼。还记得当时这些人身穿军装，头戴古代样式的盔甲，个个手持红缨枪，拿着盾牌，威武地围着新北化的楼列队跑步，边跑边喊：“血洗新北化，保卫党中央”“血洗新北化，保卫毛主席”，我当时以为毛主席已经被新北化捉到新北化的楼里了，外面的人来救他老人家，我当时还纳闷，8341怎么不上呀？
后来新北化被围困像是长春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实在没吃没喝，趁着一个午夜逃跑了，留下的传单说：他们是响应“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撤退长征去了。可他们一离开，对方就攻入他们的据点，然后就对外开放展览他们的罪行。我也进去参观了一番，那里面所有的楼梯。走廊都装上了厚重的大铁门，一道道，一道道，还有他们的“反革命罪证”：广播站，指挥所，牢房，印刷厂，处处是垃圾。
工宣队
“工宣队”的全称叫“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根据老人家“工人阶级也要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指示，各大专院校都派驻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些宣传队的成员多是工人中的普通一员。他们全面参与大学的管理。我的父亲在文革后期是“教革处副处长”（即后来的教务处副处长），坐在他对面办公的是毛毯厂的一位女工师傅，在处里位于副处长的位置，处领导讨论什么事情她都参加。据父亲说，这个工人阿姨很好，不多管事，总说自己水平低，提不出什么意见，很负责地帮助父亲接收或传送文件。不是所有工宣队员都这么“低”水平的。一个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员是这样批判刘少奇的：“同学们呀，人有脸，树有皮，没脸没皮刘少奇。”
何其毒也
有一次，我们一帮孩子聚在一个孩子的家里玩，有人从外面拿回一叠传单，大孩子就念起来，题目是：“何其毒也”，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记住了，因为大字报和广播里经常提到这个四个字。
传单是一个男人写的控诉红卫兵小将折磨他妻子的故事。
只记得他妻子只因为是地主出身就被红卫兵绑走了，他无法探视，只能送点东西，后来红卫兵让他去领人，他妻子已经没有人样了。他妻子告诉他，红卫兵小将几个人一起毒打她，用棍子，皮带，电线，一边打一边往身上浇水，因为她在地上乱滚，红卫兵就把她装进一个麻袋继续殴打，打得她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作丈夫的赶快把他往医院里送，医院了一听是地主出身，拒绝治疗，跑了几个医院都是如此，作丈夫的只好接回家，在家里自己用剪刀一点一点地慢慢剪开衣服，脱完了衣服等于脱了一层皮。没几天，这个无名女人还是死了。
我才知道人是可以这么被打死的，我也才知道人是会这样打其他人的。相比之下，父亲对我的责打简直不算什么。
荒唐岁月
听别人告诉我，外贸学院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教授，每天早晨偷偷摸摸利用上班的时间把一卷包好的纸悄悄扔掉。那时候革命群众的警惕性很高，有一个革命群众开始跟踪他。有一天，当他又把一包东西丢到护城河的桥下时，革命群众当场人赃俱获，以为获得了他要转移的情报。兴高采烈地打开一看，是一包大便！原来，此君在国外生活多年，用惯了资本主义的抽水马桶，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后，无法习惯我广大革命群众一起面面相对，彼此屁声相闻的蹲坑，他就每天在自己的房间里大便，然后用报纸包好悄悄扔掉。结果被批评为资产阶级臭思想，幸好没有打成美蒋特务。
我们看到很多人写文章批判自己，而且经常自我丑化。有一个姓林的男老师会画漫画，他常常自己画漫画丑化自己，记得有一张漫画是他要对着镜子往自己屁股上贴膏药，结果把膏药贴在了镜子上。
我小学二年级的同学王星，上学时总是戴着毛主席像章。有一次在玩跳绳时，他佩戴的瓷像章突然掉在地上摔了个四分五裂。小家伙当时脸就白了，两眼也直了，傻傻地看着地上的罪证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呀？”旁边一个同学说：“让大同学看见了，肯定说你是反革命”。这一说吓的他更是不得了。后来我们给他出主意，赶快先捡起来，用纸包好，回家交给大人吧。王星赶快蹲下捡起那些碎片片，用纸小心地包好。为此王星对我们心怀感激好长时间。因为类似的事情在文革中多少人被整得死去活来。
当时流行的小说是《欧阳海之歌》，可过一段时间此书就遭到了禁令。说是在《欧阳海之歌》的封面上发现了一个地主头。此书的封面是欧阳海昂首挺胸抗住一匹直立的惊马。就在惊马后腿和肚皮形成的三角形里，如果你要仔细看，就会看出图形里面藏着一个人头像来。类似事情还有：一种烟斗牌香烟，烟盒面上的图案是一个大烟斗，背景为很多烟叶，就是在烟叶脉络上出了问题，你横看竖看，可以看出歪歪斜斜的共产党三字。当时我们觉得反动派既阴险又狡猾，他们怎么能想出这么费功夫的事情来攻击共产党呢？其实小孩子的天真怎能知道,这只不过反映共党首脑疑神疑鬼的心理，四面八方包围着假想敌。
那时候，在忆苦思甜会上，形容地主时人们总是讲：天下乌鸦一般黑。有一次我们一群小孩子在院子里玩，正好看到一群乌鸦从天上飞过，我们就跳着脚喊：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没喊几句，几个家长就从屋里冲出来把孩子揪回家，我妈妈也赶快把我叫回去，只见父亲虎着脸问：“你们乱喊什么呢？”我如实交待：“有一群乌鸦从天上飞过，我们就冲着乌鸦喊：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呀”，父亲说：“你懂什么呀，以后不许喊!”，突然转身又问我：“是谁叫你们喊的？”我说：“没人呀”，父亲又问：“那么，是谁先喊的”，我只好承认：“是我”。父亲没说什么，不再追问了。我一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喊这句话，到了现在，我也不太明白，不过，我知道了做人，是不能乱说话的，乱说话会有麻烦，乱嚷嚷更是会有大麻烦的。
小学六年级，教我们常识的刘老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显然她已经被文革整得不太正常了。那时候，早请示晚汇报已经不太流行，可她仍然坚持上课前向毛主席请示。如果在黑板上写错了字，她就马上停下来，面对主席像诚惶诚恐地说：“敬爱的毛主席，我又犯错误了，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我们就在下面笑，而不懂得文革的恐怖阴影在人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不可测,涂抹不去的烙印。
后记
写这些文字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有时候深更半夜回忆那些恐怖的情景我会感到毛骨悚然。但是我一定要写下来。因为他们总是在折磨我。尽管文革发生时我还很小，但我说不清文革中所经历的一切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负面的东西一定不少，比如我的心理上有较为阴暗的一面，性格中有比较残忍，暴戾的倾向，对人性的恶看得更多些。过分的恐怖岁月，那是一个怎么想像都不夸张的荒唐年代。
任何一个我的同龄人或比我大的人一定经历了或听说过比我所知更恐怖或更荒唐的事情。可惜他们没有记下来。比如我就听说红卫兵让一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面对面跪着互相抽对方的耳光。谁抽得轻了，就惩罚谁。这是怎样的残酷和荒谬？我还知道，北京的红卫兵们把图钉一排排钉在他们中学校长的额头上，这又是怎样的冷酷和野蛮？我们不是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古国吗？在这场浩劫中哪里还有文明的影子？我们的人民不是以善良闻名于世吗？在这场国难中，善良又湮没在什么地方？我总在问我自己：中国究竟怎么了？我没有答案。
2005年2月初稿于奥克兰
2007年3月修改于北京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二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