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3日讯】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3年9月1日《新华日报》―《记者节谈记者风格》
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的给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
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民主第一》
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
1943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
所谓反法西斯侵略各国必须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民主第一”的口号，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民主政治。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1944年2月1日《新华日报》―《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论张君励先生的建议案》
协进会第二次会议里，通过了张君励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一案。早在一月三、四、五日，张先生就曾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发表了《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一文。这次提案的内容，是和那篇文章相同的。张先生所说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是：一人身自由；二结社集会自由，三言论出版自由。第一项自由，是为了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的拘捕、限制、审判和处决。第二项自由，是为了“第一，可使人民以集体发抒政见；第二，各种政治结社可以互相切磋；第三，养成民间领导政治之人，使其发为负责的言论；第四，在朝党在野党各有互相监督之机会。”其主要建议，是人民可以组织团体、政党可以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第三项自由，是为了人民能够发表意见、批评，监督和改进政治及社会等等的各种设施。其主要建议是实行图书杂志新闻的事后检查。张先生所提出要保障的三项人民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包括全部民主权利，却已经涉及了重要的三项。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帜。因此，我们和张先生一样，很重视这三项人民基本权利。
1944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论选举权》
选举权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他说，“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原题《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1944年3月30日《新华日报》―《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1944年4月19日《新华日报》―《言论自由与民主》
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毛泽东
“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1944年7月，毛泽东在与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与谢伟思等人谈话时还盛情说过，“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1944年9月1日《新华日报》―《祝记者节》
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丘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的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有雪敦克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
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的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分。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1944年10月9日《新华日报》―《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黩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
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是不是代用品呢？》
一切骗子中最大的骗子是法西斯。要知道法西斯，不只是善于说空话来骗人，而且是善于制造代用品来骗人的！法西斯国家中也有新衣服，但新衣服是用木屑树皮做的──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1945年7月3日《新华日报》―《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
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的民主，第一个标志，第一个步骤，就是把上述四权交给人民，不作一丝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负责官员，由人民来选举，从人民中间产生；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来创制；政府官员的失职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违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罢免他或撤废它。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
“为人民喉舌”，“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page092-095
刘少奇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陆定一―当年共产党的宣传部长
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二十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