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0日讯】60年来，男女老少的藏民被迫抛下世代居住的土地，前仆后继踏上艰险的徒步逃亡之旅。13年前，24岁的藏族姑娘达珍背着糌粑和行李也默默跋涉在终年冰雪覆盖的雪山上，雪霜将她的黑发冻成了冰，而希望似火烧灼心灵……每年的3月10日是西藏抗暴纪念日，中共对西藏的宗教迫害已激起全世界的关注。让我们聆听达珍的故事，也在心中默默为善良坚忍的藏民同胞们祈福。
在遥远的雪域高原上，孕育着绵延千年的藏传佛教文明，繁盛而精深。在这雪峰连绵的世界屋脊上，天地化育出善良坚忍的藏民族。敬天信佛、重德行善、虔诚谦卑、与世无争是他们站在地球之巅的视角，他们追寻内心平和，明达因果轮回。可以说，以遵循佛法为生活方式的藏人是这个世界离天最近的一个民族。
然而自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不断对西藏实行汉化政策，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各种政治运动，100万藏人在这期间失去了生命，6000多座学法专业场所或寺院被毁，自然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掠夺。藏族女诗人、作家唯色惊呼西藏拉萨——“街上士兵横行，佛法僧遭受亵渎，拉萨从圣城变成了只允许人们醉生梦死和堕落的污浊、暴戾之地。”
60年来，男女老少的藏民被迫抛下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前仆后继踏上了人类历史上最艰险的徒步逃亡之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有二千五百到三千名藏人冒死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只为追求心灵的自由。在世道日衰，浮躁不安的时代，这个古老民族所开创的迁徙之路让人莫名感动。
在这逃亡的人潮中，有一位24岁的藏族姑娘达珍，与22名藏人一起跋涉在终年冰雪覆盖的雪山上。冰块和雪山是她的全部世界，然而在雪山的另一面，希望似火烧灼心灵。她没有回头望，身后是她从小长大的家园和父母。她紧闭的嘴唇冻僵了，雪霜覆盖住她的黑发和眉毛，冻成了冰。四处不断地传来附近雪山的大雪块坠入冰窖中的可怕声响。这位藏族姑娘全神贯注挪动着脚步，一步一步踩在前人的足迹上。她心里很清楚，一旦脚步稍有疏失，整个身子就可能坠入冰窟，活活冻死在里面。
13年后，坐在我面前的达珍，温和友善，回忆往事时，眼里闪着泪光。这位坚强的藏族女性在采访结束后发给我的邮件中说道：“以前我是个非常坚强的人，离开父母、离开故乡的时候也没有流过泪，不过流亡之后每当想起往事，总是止不住的流泪，看到和听到西藏境内发生的事情，也是止不住哭泣，无法控制！中共给我内心造成的伤害太重了，无法弥补了！”
藏人的心声：西藏自由与达赖回家
1959年3月10日，西藏人民全民起义反抗中共暴政，中共大开杀戒，血腥镇压。作为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当年跟随他翻越雪山逃亡的共有八万多藏民。十世班禅在5、60年代曾向中共提意见，抗议北京对藏人的打压，反而遭受近十年的牢狱之灾。
50多年过去了，中共当局似乎还是无视藏人的真正需要。也许，对藏人来说，诵经比吃饭重要。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难以理解藏人的精神追求和对来世的看重。中共对西藏实行的文化灭绝政策，使藏族延续千年的文明断去了根脉，几代藏人坚持不懈地提出诉求和上访，却被中共一味地使用暴力施以镇压，藏族青年一代再也无法忍受强权，自2009年开始，藏人以接二连三的自焚方式以死抗争，中共的军警却用毒打和射杀对待这些和平抗争者。2012年以来，各地藏人抗议事件此起彼伏，伤亡频传。“拉萨看上去就像一所大监狱。”达珍表示，
“你听到火焰中的藏人在呼喊什么吗？——‘西藏需要自由！’、‘让达赖喇嘛回来！’——难道，这样的要求很过分吗？”达赖喇嘛驻澳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在今年2月12日澳洲多元文化节上接受《新纪元》采访时表示：“我们藏人的心声说来说去，其实很简单，我们共同的心声就是这两句，这才是藏人真正想要的。”
汉式教育结果：藏人不会写藏文
达珍出生于西藏首府拉萨，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不是很宽裕，她的父母勤俭节约供儿女上学。达珍说：“从我牵着爸爸的手进入学校大门的那一天起，从来没有在学校里学过藏文，每天戴着红领巾，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就是这样长大过来的。”
上初中的时候，达珍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不过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一无所知。“那个时候的我，说句心里话，连藏文有几个字根字母都不清楚。到了高中时代，我的内心开始渐渐地流荡着一种自己也无法述说的悲观，一种民族耻辱的阴影开始围绕着我，但是我始终把它埋葬在内心深处，不敢流露出来。”
达珍说：“其实藏人也有自己的30个字母。我学这些字母是在24岁逃亡到印度以后才学的，以前只会听和说，但不会写。我的父母很保守，他们是从1959年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受过很多苦难过来的人。他们很清楚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平时在家里，父母和我们说藏语，不让我们讲汉语。我们几个姐妹要吃大米，父母总是说，还是吃糌粑、喝酥油茶吧。”
寺庙里的迫害
中共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西藏实施移民政策，让藏民的传统文化、语言和宗教已经和这片土地上的珍稀动物一样濒临灭绝。如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中共政府大笔投资修建和恢复西藏寺庙，但藏人们清楚其中的邪恶。达珍表示：“如果以为宗教信仰就是让那些寺庙开着门，让信众进去供一供，这就是宗教信仰了？不是的。中共在寺庙里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设立喇嘛主任、喇嘛书记，还在僧尼间定期举行爱国爱教宣传活动，派中共的工作人员，在寺庙里给喇嘛尼姑开会，强迫他们政治学习，给他们发一些小册子，让他们去背那些爱国爱教的纪律，那叫宗教信仰吗？很可笑。僧人尼姑应该在庙里拜佛、念经、闭关，人家那个修行的佛法净地，你在那里搞这个。”
达珍说：“外界看不到这些，他们只是到西藏寺庙里转一转，看到那些寺庙建筑一个比一个精彩，里面的和尚穿着袈裟，供着佛龛，觉得很好，可是他们看不到寺庙的里面。我是从那边出生长大过来的，我都知道。中共的宗教政策压得藏人无法喘息，所以每次藏人起来抗暴，都是由喇嘛尼姑带头，包括这么多自焚的僧尼，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宁愿把汽油往自己身上洒，也不愿再待在寺庙里继续受中共的迫害。”
改变一生的决定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西藏爆发了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抗暴活动，家住拉萨市中心的少女达珍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我放学骑自行车回家，我看到了那些抗议，那些喇嘛、尼姑上街抗议。我听到他们用藏文喊西藏自由，中共军警拿枪、拿电棍毒打藏人，把他们拖走。我亲眼目睹一个藏人身体被枪打中，全身是血，几个藏人拿着被子抱着他抬过去。”
“回家后，我看到父母在达赖喇嘛像和佛龛前面供酥油灯，母亲在流眼泪。我问母亲，怎么今天街上有那么多喇嘛和尼姑喊西藏自由？我的父母就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解释给我们听。我父母给我讲的，和中共官方报导、学校老师讲的，完全不一样。当然我是相信自己的父母，他们就是从过去那个年代过来的。”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共开始在西藏各地实施严厉取缔藏人悬挂达赖喇嘛法相的活动，该政策在藏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弹。藏人不满抗议，却遭到监禁、判刑和毒打。达珍说：“我父母在家中悬挂和敬拜尊者达赖喇嘛法相之前还要将门窗关好，然后颤颤抖抖地从箱子中取出法相朝拜，他们的行为真的很像地下工作者，事实上是最纯洁的没有任何私心的。至今藏人们仍然被禁止在家中悬挂自己上师的法相，包括在寺院中，违反者一律遭到刑事处罚。”
慢慢的，在故乡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让达珍感到厌恶了，离开故乡到遥远的印度去投靠达赖喇嘛的决心和勇气每天在增长着。“到了印度我就可以虚心的学习本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增长自己的英文，未来就无需遗憾了！”抱着这样的心情，1998年年底，达珍默默地离开了养育她成长的亲人与土地，踏上了逃亡旅程。
翻越雪山逃亡印度
24岁，花样年华，如此这般的女孩子正快乐得不着边际，白日梦、夜生活、聚会、逛街、谈恋爱，她们有的是青春和机遇可以挥霍。
然而24岁的藏族姑娘达珍偷偷地准备好糌粑、鞋子和毛毯，一个人默默而又脚步坚定地走出了西藏拉萨的家门，她没有对父母亲说再见。“逃亡的事，我没有跟父母提起，我只是默默地自己做出决定，几个朋友帮我借钱筹钱。我是怕连累父母，如果我跟他们说了，一旦路上我被抓到，或者安全抵达也好，肯定会牵连到我的父母家人，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就那样离开了。”
“如果家人一起逃亡也很难，办理签证非常困难，根本不可能，只能以偷渡的方式，就是拿钱给带路人，那个时候逃亡，一个小孩给3000人民币，大人给1000，我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孩子也多，全家人都跑过去，经济方面负担不起，而且一家人都跑过去，一旦路上遇到危险，一抓，全家人都完了。”
与达珍同行的藏人都是独自离开家人，其中有六名六岁到九岁的小孩，虽然一路风险无法估计，但是他们的父母宁愿冒着危险出高费，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带路人送至位于印度的西藏学校去接受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传统教育。不计其数的藏族儿童，就这样被父母亲送上危险重重的逃亡之路。
“从拉萨那边，蛇头把我们装在一个大卡车里，行驶两天后抵达藏尼边境定日县境内，下车后，我们就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徒步逃亡。我们先在山沟里待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天黑下来，因为大白天怕被中共边防警察抓走，天黑后蛇头让我们上路，当天晚上我们顺利越过了边界关卡，开始迈向陡峭的山坡。天亮以后四处都是像戈壁滩一样的无人烟地区，我们可以大胆地迈开步伐前进了。路上每天的食物就是凉水伴着糌粑吃，吃饱了再赶路。走了十多天后，我们的脚上开始起泡，背上的包裹虽然每天在减少重量，但是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沉重了，真的很想抛掉它，但是那就等于面临着饿死。那些孩童更加可怜，话也少了，不像当初出发的时候那样天真可爱，步伐也逐渐地缓慢了。”
“大概走了15天后，我们要翻越大雪山了，雪山这边是西藏之地，雪山那边是尼泊尔领地。翻越雪山是逃亡藏人最艰险的路程，遇到坏天气的话还面临着冻死冻伤的生命危险。感谢苍天！我们翻越大雪山的时候天气还不错，蛇头高兴地手舞足蹈，之后念诵经文进行祈祷。我们开始爬雪山了，还是一字形排列着，蛇头最先，然后每个大人之间有一个孩童，我们还被命令戴上眼镜，因为会有雪盲。周围被白色的雪山和冰块围绕着，可是我们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么美丽的大自然风景。”
“慢慢地爬行了五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雪山地界了，我看到被石头围起来的大石堆周围覆盖着不计其数的西藏佛教五色彩旗，这就是藏尼边境了，也就是说，从这里挪步后就进入尼泊尔境内了。要离开自己的土地了，大伙儿心里酸酸的，我们放下包裹，朝着故乡的方向默默地顶礼三拜，眼泪不停使唤地流在冰冷的面颊上，再见了！我亲爱的西藏！生我养我的亲人们！愿佛祖保佑我们在不久的将来重逢在雪域圣地！”
藏族姑娘达珍昼夜步行23天，终于走到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之后又从尼泊尔来到印度，抵达目的地，也就是印度北部达然萨拉（Dharamsala）小山镇，这里也是尊者达赖喇嘛的居住之地。
父母为我骄傲
安全抵达印度后，达珍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告诉父母，年迈的双亲在女儿失踪20几天后突然在电话里又听到她的声音。“我父母都非常高兴，我记得我母亲有一句话，她说：‘我们非常高兴，我有七个小孩，我为你感到骄傲。’”
到了印度后，达珍开始学习藏族的传统文化、语言和宗教，包括藏文的写作也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1999年，达珍开始在达然萨拉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编辑部担任记者主播，每天她在广播节目中用中文和藏文，播报达赖喇嘛的行程，西藏境内的消息，以及难民接待站的采访。“那时候西藏那边还能听清这里的广播，我父母每天都听我的广播，他们托朋友发口信给我，他们说，听到我的播音，他们已经无怨无憾了。不过2002年以后中共开始干扰我们的电台，现在西藏那边几乎已经听不到了。”
中共得知达珍在西藏之声担任记者主播，便上门威胁达珍在拉萨的父母，“幸亏我走的时候没有透漏消息，不然的话，我的家人就有麻烦了。”
中共“四党魁像”自取其辱
“几年前父母给我寄来一张他们的照片，是一家人在过藏历新年时照的。我一看相片，后面墙上是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头像，我很不解，电话里又不能问，后来看到报导才知道，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被迫悬挂中共党魁像了。”
更为荒谬的是，今年中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送党魁像进村、入户、进寺庙”活动，达珍表示：“太可笑了！你让藏人去供奉血腥屠杀枪杀藏人的党魁头像，如果是你，你愿意吗？这也是侮辱藏人的行为。中共的举动只会更加激起全体藏人的反抗，他们是有内心信仰的人。一个不懂什么叫信仰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恐惧。”
中共挑起民族仇恨 掩盖迫害真相
达珍小时候同班同学大概40余人，藏人不到半数，藏汉孩子相处友好。“小学时，我有很多汉人的朋友，他们给我们带来一些内地的礼物，我们也送给他们藏人的传统食物。慢慢地到后来，藏人抗议的事情爆发了，中共当局一面压制，一面刻意在藏汉族之间挑起仇恨和矛盾。汉人与藏人慢慢就疏远了，我看到有些汉人看到藏人有那种憎恨的表情，藏人看到汉人也觉得是他们让我们无家可回了。其实藏人和汉人都是受中共迫害的民族，中共才是分裂中国的罪恶魁首。”
达珍说：“尊者达赖喇嘛倡导世界各地有藏人的地方，尽量建立一些藏汉友好协会，我们藏人和汉人必须要面对面沟通交流，把真相释清。现在很多汉人朋友都了解真相了。”由于藏人不惧强权的和平抗争，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西藏人权问题。
永别父母
在海外流亡13年，达珍再没见过父母。“我在印度时，曾试着找尼泊尔的朋友帮忙，给父母发邀请函过去，让他们来尼泊尔探亲，我可以从印度到尼泊尔去。我父母试着在拉萨办理护照，先别说签证了，他们在办理护照时，第一关就没过去，因为我流亡海外，并在西藏之声工作，当地就不给他们办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办理护照的路就卡住了。就等于1998年年底，我跟父母是永别了。”
“在我逃亡的前一天，我跟父母亲一起到布达拉宫转经，然后去大昭寺拜佛，我们家离大昭寺很近，现在拉萨市只有那个地方像藏人的地方，其他很多地方都已经汉化了。出发当天，我很早就起来，打个酥油茶，给父母亲各献了一杯酥油茶。因为我也没有钱，也无法请他们吃个饭，只能敬茶尽自己的孝心。”
达珍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工作了八年半，之后于2009年，与同是流亡藏人的先生定居澳洲。达珍还在梦想着，等四年入籍以后，就可以拿着澳洲公民护照签证到西藏去见一见久别的父母。可是没想到，还没等到入籍，饱经风霜的父母亲就双双去世了。
“我从未后悔流亡，‘流亡’两个字听起来很辛酸，我们的尊者达赖喇嘛也已经流亡53年了，我流亡13年算不了什么。在流亡生涯中，我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我的父母亲直到去世之前也未能享受到自由的空气。50多年了，藏人的苦难还没有结束。作为藏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肩负起我们民族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