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改善收入分配为何成了中国第一难

【新唐人2012年3月9日讯】如同往年“两会”一样,民生议题仍然是代表们可以侃侃而谈的安全话题。今年的“民生清单”上除了房价、物价、社会道德风气、食品安全之外,还有每年必提的“收入分配”在内,温相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不厌其烦地重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政府看起来相当重视、“两会”代表也高度关注的收入分配为何成了年年必谈、但却无法改善的中国第一难题?更严重的是,收入分配不仅没有改善,多数国民收入水准正在下滑。

收入分配不公的鸿沟正在扩大

两组资料说明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正在恶化。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中国各省已披露过去1年直接反映民众收入的两项资料指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2011年,共有18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双跑赢GDP,有25个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越GDP,29个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整体快于城镇居民收入。

这条新闻乍看起来是好消息,但细究之下,就知道是运用报喜不报忧的报导技巧掩盖了事实。这事实就是:

第一,中国大陆共有31个省市自治区,就算其有18个跑赢了GDP,也还有13个没跑赢的。

第二,跑赢了GDP没跑赢通胀,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关于通胀幅度,官方与民间早就各说各的。衡量通胀程度的一个指标就是消费价格指数(CPI),比如去年一年农产品价格带动物价走高,尤其是猪肉价格飙升,但官方公布的通胀率却只有6%多一点。所以每当国家统计局公布CPI时,不仅老百姓不相信,就连媒体也表示质疑。

第三,中产阶级数量在缩小。据2月22日公布的国家统计年报,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但目前或将约6成城市居民低于中位数。这说明中产阶层在缩小,贫困阶层在扩大。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人当中的大多数,目前已经不是被贫富差距所折磨,而是面临生活水准持续下降的困境。

远的不算,只从中共第四代领导上任开始计算,改善收入分配这个议题出现在“两会”上已历十年,只是每次排列的顺序先后不一而已。去年中国“两会”高唱“幸福歌”,宣布要将人民幸福作为执政目标中的重中之重,但同年美国盖洛普公布的《2010全球幸福调查》却显示,有7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还有 17%的人说他们“生活困苦”。即使按照中国自定的过低的贫困标准——人均年纯收入人民币2,300元(361美元),中国农村也还有1亿贫困人口。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鸿沟扩大的原因,其实就在于政府,其本身就是分配不公产生的根本原因。

首先,中国政府从GDP总量这块大蛋糕中切走的份额过大,从2003年的四分之一到2010年的三分之一,这是政府、企业和国民三者在收入分配初次分配中的分配比例不合理。财政部部长谢旭人3月6日在“两会”上说“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并非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财政收入大增并非与政府与民争利纯属狡辩。

其次,政府掌握的公共产权收入成为少数权贵及利益相关者攫取财富的源泉。按照中国的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2010年我曾写过一篇“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为何总是失灵”,曾提到,在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中,上述公共生产要素的配置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权力操纵国家资源的分配,不仅产生了严重的腐败,还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近20多年来中国财富增长主要集中在土地、矿产、金融、股市;暴富人群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些公共资源。

第三,权力市场化在财富分配中所起的杠杆作用。这一点在中国收入分配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以前,中国有权力没市场,权力无法变现为金钱,腐败有极限。改革以来,一端是权力,掌握资源;另一端是市场,可将官员掌握的资源变现为金钱。于是形成了中国今天的财富分配格局。

1、官员腐败获取的“灰色收入”,导致分配秩序严重紊乱,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人估计,高低阶层收入差距达55倍,其中“灰色收入”是产生如此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至于富裕阶层占有的社会财富到底有多少,有一个让中国人伤心愤怒的数字:150万个家庭(约占全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

2、导致再分配领域形成逆向分配。社会福利是社会再分配,救济贫弱是社会福利的基本要义,但中国现有的社会福利政策主要覆盖党政事业机关的公务员或者准公务员群体,不仅无济贫之效,反而使在社会分配中居于优势的群体锦上添花。

3、灰色收入过大,且集中于权势群体手中。这导致中国调节收入的各种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失去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

中国官员肆无忌惮地腐败还有一个全球化之前没有的条件,即移民。在全球化浪潮之前,移民机会少,各种金融服务也比较落后,贪腐者多少还有点顾忌。但在全球化席卷世界之时,资本流动已经成为国际常态,这一点导致中国出现大量裸官。由于能够将妻儿预先安置于国外,更造成了中国官员群体毫无底线的掠夺。

第四,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的民航、铁路、金融、电力等六大行业是国有垄断,垄断排除竞争,高成本,低服务,还时常推动价格上涨。以地产、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在上一轮通胀周期里联手推动涨价、获取暴利的“故事”,至今让公众心有余悸。这些国有垄断企业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利用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但最后只有这些企业本身与政府能够分享其利,公共资源的真正主人――民众除了通过别无选择的消费贡献银子之外,利润与其无关。

现阶段中国诸多社会矛盾都与收入分配不公紧密相连,它已成为牵动全域的一个首要问题。但追根溯源,收入分配不公源于中国政治体制,只要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改善就毫无希望。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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