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6日讯】王立军事件引爆中共内斗大戏，评论界也闻风而动各抒己见，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大讨论正蓬勃展开，基于对王立军事件的剖析触及到了实质性的程度，舆论界对中共解体前景的预期也日益高涨。
最近，有学者对苏共倒台原因进行了探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共目前的现实状况，可以起到廓清公众视野的作用。
人民论坛2月25日发布署名李永忠和董瑛的文章《学者谈苏共倒台原因：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文章把苏共垮台的原因归纳为几大类。
“三大垄断”说
文章表示：周淑真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
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也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
1.“苏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
2.“苏共对权力的垄断，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
3.“苏共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
——比较1：中共当局一直以来在思想领域实施铁腕的“精神控制”政策，一方面对全国人民大力灌输所谓“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另一方面对其他持不同思想认识的人，如法轮功修炼者、民主人士、甚或有独立见解的学者实施严厉乃至残酷的打击与镇压，苛以重刑、滥用劳教、大规模搞变相监禁的“洗脑班”、把健康的人关进精神病院折磨致疯，甚至放任活摘人体器官这样骇人听闻、惨无人道的罪恶发生，较之于前苏共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较2：中国社会目前面临严重的社会不公，掌握公权力的特权阶层肆无忌惮的压榨、盘剥普通老百姓：如泛滥成灾的“官倒”、官腐现象；令人触目惊心的强拆私宅、倒卖村庄土地等恶性事件的大规模爆发；打黑变质为“黑打”的讽刺性转变等等，甚至连小小的城管因为手掌握了一点公权力，都肆无忌惮地欺压底层民众，作威作福，不一而足。
——比较3：中国大陆近几年的民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由于普通民众诸多方面的经济利益被侵吞、被剥夺而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访民”这个只有在中国才存在的特殊群体在中国当局多年的严厉打击下，不但不屈服，反而越战越勇，以死抗争；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中共一贯的高压武力镇压下，新疆地区连年来持续爆发的暴力抗争，西藏为争取宗教信仰的自由而爆发的连续自焚事件，已酿成“非鱼死即网破”的难以挽回的局面，使中共当局陷入绝境。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三垄断说’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揭示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力透纸背，发人深思。”
体制弊端和改革失败说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士认为，一个国家的体制的好与坏，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如果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个人因素和具体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转不了大局。
阎明复在《苏联真相》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
有部分中国学者也认为，苏共解散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并固化和推行了“斯大林模式”，那种权利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窒息了苏联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最终导致了苏共解散。
而墨西哥《改革周刊》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前苏联国内和党内改革的延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有分析说，当时苏联社会的现实情况是“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者阳奉阴违，干脆得不到落实。”
——比较：中共自从建政以来，就由毛泽东确立并代代延续了同样是“权利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只是用来糊弄老百姓的空口号，“政协”与“各民主党派”从一开始就只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装饰性“花瓶”；当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把共产党自己逼入穷途末路时，邓小平为“挽救狂澜于既倒”而搞的所谓改革开放也不敢触动政治改革的神经，只是搞搞经济改革，给早已病入膏肓的中共当局打几剂强心针，暂时苟延残喘而已，整个中共政权的高度独裁的本质一点也没有改变；历年来中国社会也曾出现过一些“有识之士”站在为当局着想的角度提出政治改革，但均被当局者以 “破坏稳定”为由而拒绝；而目前中共体制的腐败更加恶化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边缘，各地执政者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对不利于他们捞钱捞权的“上级政策”阳奉阴违，甚至是公开拒绝执行，比如屡禁不止的强制拆迁的恶性事件的一再上演。
中共体制上的各种弊端经过几十年来的沿袭、异变、发酵，已成为难以医治的毒瘤，目前正面临最后的总爆发。
党群疏离说
这种观点认为，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抛弃了对人民的承诺和依靠，异化了党群干群关系，“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丧失，以致在宣布非党化、党非法化、苏共解散、国旗降落之时群众均无动于衷。
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1990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比较：中国目前的党群干群关系用“水火不容”来概括是最恰当的了。中国当局的公信力已濒临崩溃，民众对政府的基本态度是“信不得、惹不起、敢怒不敢言。”经历了中共几十年的极权统治的中国社会，现在已严重异变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强权社会”，也有人称之为“官僚黑帮的天下”。如果今天有人来做无记名的问卷调查，相信认为中共现在实际代表的是官僚集团及其附属的利益集团的一定是绝大多数。
腐败亡党说
有些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而是苏共的党内腐败。
利加乔夫在《戈巴契夫之谜》中指出：“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
他说：“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
——比较：中共官僚集团及其附属利益集团的集体腐败已到了千疮百孔、无可救药的地步，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就连中共内部的高官诸如刘源之流的都不得不承认“军队内斗贪腐随处可见”。 陈良宇、谷俊山之流的贪腐黑幕的曝光，只不过是中共内部权斗中失败一方露出的冰山一角。中国民众普遍认为，当今的中共，无官不贪。利加乔夫对苏共腐败的描述用来形容当今的中共也是很贴切的。
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把上述乃至更多角度的分析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到中共解体的必然性之所在。
中共的罪恶远远超越了人类所能容忍的底线，王立军事件通过中共内斗的方式把中共内部的丑恶摆到了国际社会面前。这不仅是中共解体的前奏，更是对国际社会道德底线的考量：是继续对中共的罪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还是真正拿出勇气和正义，制止中共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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