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5日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260.04万，共计1662.7万人。对于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制性人口大迁徙（以及相伴的意识形态喧嚣），探讨其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对原因的认识有助于人们判断这场运动的性质：它是彻底失败了，还是有部分成功？是否留下了有教益的思想遗产？它为什么失败？
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Bonnin）教授的《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的重大贡献和主要特色之一，是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动因，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启发性意义。
美国学者伯恩斯坦（ThomasP.Bernstein）的专著《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可能是最早的系统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著作，他在书中首先就全面地分析和回答了“为什么要下乡”的问题。不过，他的夫人苏道锐（DorothyJ.Solinger）教授在该书中文版前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具典型性，她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社会压力。他们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因就业能力要求而与日俱增的教育压力面前束手无策。相对这种一般状况而言，中国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个国家曾实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胀、促进农村发展以及使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措施中，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这个解释被广泛接受，以至于由原国务院知青办老同志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也说：“美国教授的这段话比较真实、客观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发起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
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必将面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处理过剩劳动力安置的问题。中国问题的出现显然不可能脱离这个背景，但问题的处理却更带自己的特殊性，不然人们会问：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生这样的运动呢？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事件，而上千万人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文革”的产物。
将青年送到农村去的价值直接体现在减轻城市各部门的负担。第二，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可望为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即对乡村的发展作出贡献
潘鸣啸：经济问题不是主要动因
潘鸣啸认为，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有三种：第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在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突出地位。
第二种动机是要降伏红卫兵，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在1968年，中国各个省市都结束了造反和“天下大乱”的局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红卫兵仍然没有停止派性斗争，争吵不断，武斗不断。从7月底起，毛泽东派解放军和工人的宣传队进入大学，强行制止派性、恢复秩序，紧接着就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这个运动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泽东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权威制度。
事实是，运动进入尾期的1979年正是城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峰期。统计数据表明，十年“文革”中，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与被下放到农村的知青数量基本持平，都在800万左右。事实上，城镇企业单位需要劳动力，但当时的政策不允许雇佣城镇青年，于是只能在农民中招工，这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源于化解城市中待业青年人口过多的问题。
潘鸣啸指出，降伏红卫兵的这个政治动机虽然重要，但最高当局却秘而不宣。他说：“下乡‘战略’对于向共产主义进军固然重要，却不能掩盖1968年末的紧迫形势和急需解决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没能给中国找到一种真正的新政治秩序，所以他想恢复一部分旧秩序，主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员会。
很多红卫兵拒绝结束‘闹革命’，暴力事件在1968年仍然时有发生。1968年7月，毛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恢复秩序，并尝试把青年送到黑龙江和内蒙等边疆地区。但许多红卫兵抵制恢复秩序，只有很少人自愿离城，毛在9月发出两条指示，并在12月22日最终作出了让知青等‘闲散’人员大规模下乡的指示。可见，下乡运动显然跟结束红卫兵运动、消除这些惹是生非的造反青年一旦在城里无所事事所可能带来的麻烦有关。下乡运动的这种政治动机从未被公开承认，宣传上始终坚持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表面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与遮遮掩掩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这一个动机见不得人，说不出口，研究者很难找到多少文字证据。但分析当时的形势不难看出这一点，事实上，在经历了两年多“文革”运动，有一定政治经验的学生中，这一点是明显的，他们对此发出了怨言。看得出来，学生的作用已经发挥到头了。
他们不再是以前那种听话的学生，而是组织起来的、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什么都不怕对谁都敢造反的“战士”和“小将”，他们有自己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的派性利益，为了保持或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战斗下去。对于红卫兵，不重用和停止他们的活动不解决问题。几乎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派性斗争——几乎全都演变为武斗——都十分剧烈，清华大学两派的武斗就是典型事例。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是有自己的政纲和日程，各种异端思潮和理论纷纷出现，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理论家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和湖南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是很有影响的代表作。红卫兵决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们公然对抗，以至于毛泽东在接见“五大领袖”时对他们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说再不听话，就叫林彪用部队消灭。
明摆着的情况是，只要红卫兵还在学校、城市内，就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现成的办法是：把他们放逐到农村去。1949年之后，中国广阔的、条件艰苦的、控制严密的农村好像垃圾场一样具有容纳、消化任何废弃物的功能：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农村，被国家视为多余的城镇职工被清退到农村，甚至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居高位者在政治上失败后也向毛泽东请求到农村去种地。要降伏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他们的最好去处就是农村，他们的力量将在农村分散，他们的能量将在农村销蚀。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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