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3日讯】 如果说当年林副统帅的仓皇出走，代表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那么今天王副市长的离奇灭踪，则可以被理解为重庆微型“文革”复辟同样遭遇了完败。虽然这样的类比似乎并不恰当，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总是如此的惊人相似。几年前就有人说过，重庆将是现代中国最后一次的乌托邦实验，其结局是可以预期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结局来的这么快，而且是如此的戏剧性。在这里我无意猜测究竟那24小时里发生了什么，而是打算从一些政治话语的层面，简单探讨重庆的探索实践。从踌躇滿志的“重庆模式”，下降到语焉不详的“重庆探索”，历时大约四年，此时此刻金粉已经开始脱落，看来是时候初步总结“重庆遗产”了。
重庆这几年来的实践之所以值得关注，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唱红”“打黑”等运动方式的社会治理，更在于其轰轰烈烈实践背后的指导理论构建。也就是说，正是这样的理论导向，决定了重庆走在了哪一条路上。改革开放30年来，各种有影响的“模式”也出过不少，但如重庆这样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实践，仅此一家。正如学者徐友渔先生曾经指出，近年来一些所谓“新左”的学者忙于从前30年发掘经验，寻找合理因素，试图把“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的制度创新因素”加以发扬光大，来挑战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性。对于这些对前30年倾慕有加的学者，重庆新政的理论需求，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试验场，来让苦于没有地方施展身手的他们，充分检验自己的理论。然而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就是作为重庆核心实践之一的“共富”理论可否经得起推敲？
在中外历史上，“共富”这样的口号早就已经不新鲜了。每一次重大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类似的概念都会被提起。其作用，要么作为一种笼络下层人心的口号，要么作为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实践，要么二者兼有之。但归根结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下几千年，“共富”的理想从来也没有成为过现实。众所周知，所谓“穷”与“富”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有“穷”才有“富”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人均一样（或者接近）的财富，哪里还有“富”的存在？因而重庆的“共富”概念，仅仅也就是前30年绝对平均主义的一种理论翻版而已，并没有任何的新意。每个人都有求富的本能，但却往往忘记了“共富”只是一种幻想。网路上有人有所指地讽刺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共富到“每个人的孩子都需要开着红色法拉利豪华超跑去周游世界”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地区，这样的宣传口号当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令新政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民意凝聚力。但是经过稍加思考，大家都能明白，理想状态下的“共富”，只能导致事实上的“共贫”，这是我们已经见证过的历史。
首先，“共富”理论在实际上是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理论的一种反向而动。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中，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无可否认，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省份之间，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别，因而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必然存在着先与后的差别，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邓小平正是认识到了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无法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所以只能认可“先富”的政策，如张五常所总结的，允许国民，首先是农民，通过合同制的方式，从承认私产开始，逐步恢复经济的活力。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最佳方案，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承认并合法化私人利益，是改革开放的一大进步。即便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也无法否认利益差距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而国家政府的职责就在于调节差距，而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道路上。当然有人也许已经注意到了，重庆的“共富”在实践中并非完全按照毛时代的翻版。比如最近的“共富典范”活动，就是“旨在表彰在“缩差共富”中贡献突出的民营企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共富”这样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话语之下，私人利益始终都是处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阴影之下。
其次，现在有些左派学者在一方面对于新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另一方面则对重庆的“共富”大加赞扬，认为是回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种话语都进行一点稍加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当这些左派学者对资本大加鞭挞的时候，他们对“共富”的推崇，也陷入了理论与实践不能吻合的自我矛盾境地。新自由主义原本由哈耶克、米塞斯、佛里德曼等人初创，一直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默默存在多年，直到里根-撒切尔的时代，才取得了显赫指导性地位。其主要观点，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全面市场化、政府退出干预，经济资源全面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浪潮在几十年来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极大，也遭到了世界范围内左派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的极力反对。按照美国左派学者哈维的看法，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区域间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内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以及金权势力在全球范围膨胀。在这些左派学者看来，归根结底，看似强调公平合理原则的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却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此时此刻，当回到“共富”这一话语，我们同样发现，这一充满着道德与正义的冲动，其实与新自由主义一样，其理论与实践虽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仍然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宏大叙事。其结果，只能是在个体对现实利益的争夺中，最终陷于困境而归于失败。对于个体利益的否认与漠视，是导致所有“共富”模式最终崩溃的根本原因。一批经济学家如张五常等人曾经因为提出“腐败不可避免”之类的经济解释，而遭到社会舆论，尤其是痛恨新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的广泛抨击。但是如果对其理论进行稍加耐心的了解，谁也无法否认，这样的理论的确道出了社会的现实。张大概是中国社会第一个人，早在80年代时，就直白地道出了“如同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官员也都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前一段时间，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提出“党是否存在自身利益”的尖锐问题，同样代表了一种不回避利益诉求的可贵勇气。时至今日，利益诉求的现实存在，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关系中无人可以回避的问题。
面对“共富”的慷慨许诺和“若真要实现‘共富12条’所确定的目标，整个资金投入大约需要1.1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钱从哪儿来？”这样的疑问，重庆提出了，比如“国企要上交30%的利润”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根据报导，“过去5年，重庆市国有企业每年上交利润大约在15%到20%左右，在全国是交得最多的。”然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客观地把国企视为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团（事实也是这样），就不难明白，对于这样的“高征收”，长此以往，它们自然也不会心情愉快，下一步会发生怎样的反弹是显而易见的。当面临这样的矛盾，重庆的选择就已经不多，只有让国企继续做大，给予强化垄断效益的甜头，整个体系才能继续维持下去。按照重庆的理解，“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其内在机理是缩小贫富差距。”但事实上，这恰好坐实了“共富”必然导致“共贫”的观点。按照张五常多年前的预见，在不减小国有经济成分比例的情况下，民间资本将无法进入国有资本垄断的地盘，从而导致整体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那么在重庆国资持续做大的的情况下，其结果与“共富”背道而驰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其三，“共富”理论回避了社会阶层间政治利益的冲突，从而使之成为在现实中不可操作的伪论。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一些中国左翼人士欣喜不已，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西式民主理论已经彻底破产。通过重庆的实践，他们认为实现“共富”即是避免“占领华人街”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不二法门。左派学者汪晖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民主，大致包含两个不同的面向，即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与作为社会形式的民主，前者包括普选权、个人权利的保护、言论自由、多元主义等等，而后者的核心是平等，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公共物品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开放，再分配等等。”据此在一些人看来，西式民主的失灵，就在于民主的这两个层次之间发生了断裂，1%的人拥有了太多的财富，而99%的人则成为了制度的牺牲者，进而推出“共富”才是唯一的出路，重庆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而事实上，在这里存在着理解上的严重错误。汪晖的理论，是从社会不同阶级政治利益诉求的角度出发，来衡量社会内部阶层间政治关系的变化。按照他的观点，由于政党政治一直在不断削弱的过程中，政党已经全面官僚化、去政治化，结果其代表性就一直在不停的下降。因而只有在重新实现利益关系“政治化”的条件下，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民，才能实现“社会民主”，才能有效地表达利益个体自身的基本诉求。应用这一理论阐述，我们却可以看到，在美国，从草根阶层发起的“茶党”到“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体现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高度政治化的表现。这些社会运动非但不是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标志，反而代表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自我更新机制仍然是在运转的。可以说，西方体制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内部关系的政治性对立与博弈。而回到重庆的实践中来，大家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正好对应了左派自己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即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完全由地方政府在“共富”的话语霸权下实行全权代表，所有的人，尤其是社会下层统统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在“唱红、打黑”过程中发生的重庆警察为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就是这种下层利益“被代表”而无处发声状态的典型表现。
最后简单总结而言，所谓“共富”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景，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不值得去为之付出努力，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很多。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的前提之下，重提“共富”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实现社会总体进步的最佳途径，必须建立在承认与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许诺。寻求真正稳定的社会关系，不能把希望建立在单向度的压力维稳之上，而是应该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阶层利益博弈的动态。只有首先承认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再迷信和幻想金光大道式的政治哲学，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文章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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