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8日讯】【编者按】清水君――一个刚届而立之年的优秀青年，他在海外求学的岁月里，出于对自己祖国深挚的爱心，既写文章批评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又组建中国爱国民主党以求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非但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国际背景，而且从没有做过让我们苦难大陆人民丢脸和厌弃的坏事，更没有在民族大义面前畏缩和退让，他勇敢地回到祖国，祇是要身体力行地去追寻他梦寐以求的民主事业，却被那个洋教专制复辟政权逮捕并判以十二年重刑。然而他至今没有屈服。他在法庭上为自己和为人民的辩护，足以催人泪下，激励人心……
下面是清水君曾投寄本刊的“大陆生活回忆录”一文和辛明先生赞颂这个中国年轻人的诗歌，以表示对他由衷的尊敬……
其实我离开大陆并不久，很多事情还需要沉淀和反思。所以我拒绝回忆。然而，许多故事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然后莫名其妙就流着眼泪，觉得自己悲伤得过于矫情，脆弱得不像自己。然而，还是回忆了。因了“黄山雨”教授的那句话：你知道的应该更多；因了博讯论坛朋友“大力”的那句话：我会拭目以待。
一、计生委的打手们和一个10岁孩子
很久很久以前，我还是一个孩子，喜欢在外面闲逛，喜欢看热闹。有一天，我看到很多人往一个院子涌去，还有一些小孩子也夹在里面，我就糊里糊涂地跟人们进去看热闹，然后看到有那么两三个青年，光着上身被铐在树上，好像被打得奄奄一息。当时人们一边看着，一边议论说：共产党真狠，雇这些打手专门欺负老百姓！说话间，那些打手们一边敲着铁饭盒，一边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了。“你们找死？看什么看？把铁门关上，一个都不能放过！”人群忽拉一下回头散去，祇听到孩子被挤得哭喊的声音，转眼，大铁门已经被关上，而院子里，除了奄奄一息的被毒打青年，就是面带狰狞围过来的五六个打手，以及被无辜关在里面的我和两个小孩子。那两个孩子祇有四五岁，倒很机灵，比猴子还快地爬上高达5米高的大铁门，跳了出去！现在，祇剩下我一个10多岁的孩子。
正在莫名其妙间，其中三个打手已经以三角形把我包抄在里面，劈头盖脸打来。那时，我还不知道害怕，本能地转身，腾空，躲过了三个打手对一个10岁孩子的毒招，然后他们再出拳出腿，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功夫，祇是仗势欺人，没人敢还手就自以为了不起罢了，所以我很容易地三跳两跳，就跳出了包围圈，根本没有让他们打上，但是我在闪避的时候犹豫了起来：该不该还手？算不算自卫？因为单独和他们三个打我还是不怕的，觉得吃不了亏，可是院子里还有几十个打手，正纷纷放下饭碗走过来，天也黑了，我不知道僵持下去会有怎样可怕的结局，所以我一点都不敢还手，祇是闪避跳跃罢了。然而他们恼羞成怒起来：“好小子，你敢还手？！打死你！”我再次跳出他们的包围圈，拉开架式，警惕地看着他们。谁知又冒出来一个恶人，趁我不备，从后面偷袭，虽然我躲过那狠狠的一脚，可是我看到他手里拿着黑黑的铁链子，一副手铐，还有几个人拿着电警棍扑上来，上面磁磁地冒着蓝色的火花(后来我知道那是几千伏的高压电) ，我不敢和他们纠缠下去。就叫了声暂停！然后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打我？他们嘿嘿冷笑着：这里本来就是专门打人的地方，你自己闯进来找打！我说：我祇是进来看热闹的，没有做什么，你们放我出去罢！然而他们不肯：今晚上非得把你抓起来打死，敢和我们比划功夫？我一看，好说歹说是没有用的，他们非要对我下毒手了，我害怕起来，我终于哆嗦着说了一句：你们这边党委里，我认识某某某。
哦？这句话比什么都灵。那个从后面偷袭我的人，口气马上温柔了：你是某某某什么人啊？我说：我是他什么什么亲戚，今天是到他家来玩的，不信你问他。那个家伙眼珠转了转，说：原来是某某某领导的亲戚啊，你怎么不早说呢？要不要在这里一起吃晚饭啊？我们这里还有乒乓球桌，你会不会打啊？
我已经被他们的阵势吓倒了，哪里敢留下来？祇是要求：放我出去。大铁门咣当打开了，那个偷袭我的人，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替我给某领导问好啊，我们纯粹是误会！
后来，我那个亲戚告诉我，他们那个大院，是计划生育委员会！那个偷袭我的人，就是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然后告诫我说：他们打死人很正常的！在计划生育处理上，是没有宪法不讲人情的，打死了白死，最多给一点钱，那还得是家属在上面多少有点关系的。而且，计划生育工作每个干部都有份，我也曾经半夜三更带治安联防队去摸岗，把平时逃跑、过年偷偷回家的违反计划生育份子堵在家里抓走罚款；如果找不到他们，就砸破他们的门窗，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收，用推土机把房屋全部铲倒，再把他们亲的近的抓起来罚款。这不是和土匪一样吗？亲戚无奈地说：谁想得罪人被人骂？这都是上头的命令和党委的决定，老百姓死活是没人管的。
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计划生育，祇是知道这个社会似乎充满了恐怖，一群大男人可以对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痛下毒手，还有什么不能做出来的？如果我不是恰好和当地的某领导有关系，我今天还能存在吗？思之总让人不寒而栗。
二、治安岗亭的打手与领导的网
那时我看到的毒打场面挺多的。倒不是因为我喜欢看热闹，经常有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声伴随着训斥从一个个大院里传出来：司法所、派出所、计生委、法庭、税务所……加上地方领导借鉴了日本鬼子的方式，在每个自然村设立一个治安岗亭，每条交通要道则是千米一岗，这些治安岗亭一般配置4个人，每两人一组，24小时轮班，拥有警服警车及全套警讯器材，每人月薪祇有80元，其它的钱，全靠打人和罚款而来，打人有奖金，罚款有提成，表现好的可以转干，可以进派出所，表现不好的，辞退不要。所谓的表现好坏，完全是根据是否听领导话，打人是否卖力而决定，如果有一点仁慈的心，都呆不上两个月，当然，两个月后，良心已经麻木，所以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反正，打死人也不会被追究。所以这些从农村里挑选出来经过打人培训上岗的青年，个个都急于打人立功，以得到更高的奖赏甚至调进派出所。
我在农村有一个远房表弟，有一身功夫，还曾经是学校长跑冠军，拿过一些县地级的比赛冠军，然而初中毕业后无事可干，后来，就找关系进了岗亭，顺便说一句：治安岗亭招聘的打手，都是外地的，本地的怕报复，打人不狠，领导不喜欢。那个表弟偶尔到我们家来坐坐，问起来，他总是叹息着说：领导说，必须打人，可是我下不了手，老被领导骂，甚至还被自己人打，看不起。其实我要是打，里面我是最厉害的，祇是那些人，那么可怜，我怎么能下手？
于是他就给我讲起一个个故事：有个酒店服务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因为不愿意跟领导上床，领导一个电话，治安岗亭的几个人1分钟内赶到，然后把那女孩抬进房间里，给领导“开荤”……有一个外地客商，到酒店喝酒，老板看他有钱，就打电话给岗亭，说他嫖娼，然后他们就出动，把那个人抓回岗亭，打了整整一天一夜，那个人才改口认罚，交了10000块，2000块给了饭店老板，5000块上交派出所领导，3000块岗亭的人私分，因为他没有打人，祇给他500块。同时，必须要说明，派出所和治安岗亭对于任何罚款几乎都不给收据或者祇是给随便印出来的单据，根本不是财政局统一收费单据。所有这些钱，都不会上交国家，都由地方领导和派出所用作“治安经费”，因为，据说财政预算给他们的经费从来都不够用。
虽然，事实上，这些治安岗亭的联防队员不属于警察的编制，但是，他们受派出所直接领导，派出所受当地领导直接领导，领导要抓的人打的人实在太多，派出所还要经常到公安局开会请示，忙不过来，于是联防队员(当地人们都称为领导打手) 就构成了密密麻麻的网，在这个网里，一旦得罪了领导，那么，就祇有被吃掉。在当地，总人口大约两万多的样子，然而，治安联防队员从最开始80名一直增长到200名，还不包括派出所法庭税务所计生委里那些打手。仅仅为了养活这些打手和警车警械，就要老百姓负担多少费用呢？
后来曾经和一些地方领导聊天，他们居然把这种治安联防制度说得天上有地上无：不管什么事情，一个电话通知派出所，然后所有治安岗亭的联防队员人手一部对讲机，立即接到命令开拔，不管是下乡抓计划生育还是催征公粮税务，都是顺顺当当。我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个不新鲜，日本鬼子占领中国，就用过这招！不过还是败了！他们脸色马上就铁青，比他们天天在酒桌上喝的竹叶青还青。
三、80岁老太太的死和乡亲们的愤怒
在中国城市生活的人，恐怕永远不会了解为什么那么多农村民工到城里打工，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城市受白眼受排挤受抓捕罚款直到受遣送回家吗？他们知道，可是和农村他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城里的警察多少还不至于那么狠，还要考虑一下打死人可能要负担的责任。
祇说说计划生育罢，我认为计划生育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却充满了狰狞和血腥。在农村，祇要说起计生委三个字，我估计10个人里面有8个人当场能吓晕，另外一个孩子被吓得哭，一个孩子还不懂事。那种恐怖气氛和今天法轮功国民们所面对的610办公室是同一个属性，同一个操作方式。
先说说我亲眼看到的事情。大约15年前，我去朋友处做调研，到了朋友所在的乡镇，忽然见一个大院子门口围了很多人，大家都在扒着门缝向里看，我有过小时候被关进去差点吃亏的例子，当然不敢乱搀和，可是我听到人们在惊呼：快断气了、快断气了！
我还是忍不住随人流从门缝里偷窥：祇见一个老太太躺在院子里，身穿破烂的蓝衣，头发花白带黄，鼻孔和口里都不断渗出血来，旁边，是皮鞭和电棍，几个打手正在窃窃私语。我一看出了这样的大事，可能连现场观看的人都得遭殃，就赶紧从人群里挤出来，跑到朋友那里。到了下午，我和朋友再经过那个计生委院子的时候，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院子早已经被砸开，打手们全部逃出去，祇剩下老太太的尸体和她的家人在哀哀地哭泣。
听人说，那是因为老太太的儿子出去逃计划生育，结果80多岁的她就被抓来打，直到打死，那些打手还以为是假冒，上前踹了几脚，激起了众怒，乡亲们就把计生委给包围了，要求抵命，而计生委主任早就坐车逃到城里去了。没有多久，城里的武警公安约几百人杀气腾腾地赶到，警车引着狼一样的尖叫，到处广播：你们不要闹事，马上离开现场，不然就地正法！然而悲愤的农民们推翻了警车：你们打死了人，还不让讲理吗？在几千名农民们的包围下，武警公安祇好灰溜溜地开走了。
于是，乡亲们冲向镇政府，要求书记和镇长出来负责，可是，整座大院，所有的机关，全部空空荡荡，所有平时潇洒或者土气、亲切或者冷酷的领导，一个也不见。连续一个多星期，当地都没有一个官儿出来收拾残局，陷入了彻底“无政府”状态。
后来，听朋友说，因为那个死者家属中，有亲戚关系在省委，省委批了个条子下来，要求妥善处理，于是，镇里要给几万块钱私了，死者家属不肯，要求惩办凶手，结果就一拖再拖好像就没了下文。对那个地方的领导，唯一的影响是：那个计生委主任从此就调到几十里外的一个乡镇继续担任计生委主任，因为“打死人说明他抓计划生育工作还是很得力的”，而镇长调到另外一个镇当了书记。其它一切如旧。
四、举报者的卑鄙与高尚
在执行计划生育的时候，是长期作为一票否决的政策来执行的。所谓一票否决，即是说无论其它方面工作再好，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祇要这个方面的工作达不到要求，整个地方或者单位的所有政绩全部被否决，全部泡汤，失去考优资格，而失去考优资格，对于地方领导转调升职是很不利的因素。地方政府对于计划生育抓得那么狠，不惜搞出人命，是和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有直接关系的。而想升官发财的人，除了要送礼行贿外，所有的一票否决工作都最好不要出问题(今天的610镇压法轮功我想也是同样的一票否决制罢) 。当然，为了调动办事人员的积极性，经济的奖罚就完全雷厉风行起来。
记得有一年，我回到母校参观，最吸引我的，不是盖了几座高楼，而是贴在中学公告栏上印着某县委公章的县计生委文件。上面非常细致地列出几项计划生育管理措施，主要内容有：计划生育实行株连政策，假设现在有一户人家超生，那么，方圆100米之内，所有住家全部株连，都要交几百到几千元的罚款，越近的罚得越多。同样，如果计划生育责任人逃跑，那么，包括他的直系亲属非直系亲属，妻子的直系亲属非直系亲属，都要受株连，全部要罚款。如果违反计划生育的责任人是非农业户口，那么，无论是否党员，是否干部，一律开除，然后予以罚款10000－20000。如果违反计划生育责任人全家逃跑，那么，所有财产设备电器由计生委充公，房子等不动产由当地政府强行拆除，取消户口。即使是合法结婚人员，没有得到生育许可证的，一律按违反计划生育处理，强行人流并罚款结扎。为了奖励举报，凡举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经查实，可凭自己在举报信箱留下的代号直接到银行领取活期5000元存折。每举报属实一个5000元，依此类推。计生委替所有举报者保密。凡是违反计划生育的，每次计划生育工作大检查都必须缴罚款10000－20000，计生委还特别注明：一次超生，终生受罚……
看到这里我简直呆掉了，不相信今天还有这样蛮不讲理的政策，还有这样蛮不讲理的国家！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告是公告，不见得能实行罢？大概这又是政府的3分钟热度罢？
然而，我错了。我来到老家拜访一个朋友，看到许许多多的住家已经墙倒屋塌，一副荒芜人烟的样子，而村里的许多民墙上，刷着血红的标语口号：宁可让你家破人亡，也不能让你超生一个！
然后遇到我的远房表姐，表姐夫刚刚去世不久，她一个人支撑着家，带着两个孩子，开店做家俱制造生意。闲话起来，她就哭起来，说她丈夫刚刚去世，可是镇里还是根本不顾人情感受，强逼她去“进站”，就是去“计生委”结扎！第二天早晨，她果然就被村里的村长、村妇联主任、计生委员3个人给拉到50拖拉机上，上面已经有几十名姐妹，然后几十辆这样的车便轰轰烈烈朝几十里外的镇计生委开去！那个计生委员我从小就认识，在拉我表姐上车时像一个流氓，然而我表姐一上车就马上堆起笑脸，说：你别怪我们，我们都是被上头给逼的，也没办法……然后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坐坐。
我就去了，不去不知道，去了真是吓一跳。
没想到在那么贫穷的村里，还有这样阔气的房子：巍峨高耸的楼房，仅墙基就是两米厚的水泥，而院墙的高度，大约有十米，而厚度至少有一米，完全能够抵挡核辐射，进了他家的大厅一看，哇，天哪，简直就是金碧辉煌，什么现代化的设施全部都有，连电脑钢琴都一应俱全。他看到我吃惊的样子，就忙着解释说：我没有钱，都是孩子他妈家里给的。他的岳父岳母就是同村的一个穷户，我知道得很清楚，哪里会有钱给他？他的老婆在旁边也脸红了。我记得我表姐头天和我聊天告诉我的事情：“那个强啊，你可不知道那个恶啊！天天对这个打那个骂的，当了计生委员之后，就更加孬种了！到处去告密，说这个怀孕了，那个超生了，光拿奖金一年就能拿十几万，什么活也不用干！大人小孩见了他都躲着走！结果人家还入党了，还要当村长！”果然如此啊，我暗暗想，也难怪他把墙建这么高这么厚了，想炸他房子没有几吨炸药是不行的，他打个电话告密也不怕隔墙有耳，太厚了，隔音！
我在心里不由骂了他几百次小人，然而他忽然很真诚地给我说：“我知道你经常在上面写文章，能不能给我们反应一下：农民实在是太苦了，这样下去非把农民给逼得造反不可！”然后他细细地给我算了一笔账：每人祇有一亩地，春季产麦祇有四五百斤，秋季产地瓜祇有1000斤，小麦产值祇有三四百元，地瓜切成瓜干晒干祇有三、四百斤，产值二百元左右，全部祇有五六百元产值，可是光肥料就得至少一二百元，然后买种子买农药也要一二百元，镇上教育捐款每年一二百元(多的时候五六百元每人) ，镇里经费每人要四五十元，镇里要是修路，又得出劳力又得出修路费每人一、二百，何况村里还要给村干部、管理区干部(在乡镇和自然村之间的管理机关) 负担工资福利招待费……你说这叫农民怎么活？
我说：不是说每个农民年收入两千元吗？他愤愤地说：你别听那些人胡扯，他们那收入是怎么算的？你养个狗养个猫，好，产值两百；你开个荒种点萝卜青菜，好，产值两百；你在家养几只鸡几只鹅，好，产值五百……然后他们就拿这些去报数，好升官，可是老百姓就苦了，上面按照这个产值标准收费。老百姓交不起，交不起怎么办？我们就抓人，打人，打死人也不出奇。这样，村里的年青人都快走光了，就剩下走不动的老头老太太了。地也没人耕了，上级就把地收回去，卖地给人建工厂盖楼……天！他然后拿出了一堆收据：这些是他们乱收费的单据，根据中央和省里发的不准加重农民负担的文件，他们明显都超出太多了，你要是写报道，我就给你作证，拿这些单据登出来！
我感动于他的真诚，虽然知道他的发达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从他这番话里，我知道他还没有泯灭最后的良知。祇是，这样的报道，我知道是发不出来的，即使发出来，除了给他和表姐等人带来灾难以外，并没有多大用处。而且，宣传部已经几次三番下令，不准擅自报道，要按照统一口径的新华社报道转载农民生活是怎么日新月异好得不能再好。
五、可怜的龙凤胎与特殊材料制成的非人
在极度的内疚中，我想了解一下计划生育执行的情况，或许可以从这上面作作文章，让有关部门引起重视，从而举一反三把农民的痛苦都给揭露。
他沉默了很久，我想是他不敢说罢。然而，他终于抬起头，眼睛里居然都是泪水，声音也哽咽起来：我给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一年，我跟着计生委的人去各村搞计划生育大运动，这样的运动，一年总有两三次，那天我们接到一个举报：在某一个卫生院里，一个孕妇正要生产，我们几个人连夜乘车去抓。到了医院里，护士不让我们进去，被一个巴掌打倒，然后我们冲进去，可惜……产妇已经生完了，而且是一对白胖可爱的龙凤胎！我想那就祇有罚款了，可是……你怎么也想不到，计生委的那个女人，突然上去，要把两个孩子给掐死！全家人苦苦哀求，产妇跪在床上，孩子的奶奶跪在地上，然而她还是去掐孩子，我受不了，劝了她一句：不如罚款罢？计生委的女人，回头骂我说：计划生育超出指标你负责？！然后她……活活把这两个刚生下来的龙凤胎给摔死在地上……产妇当场疯了，而孩子的奶奶，当场就给气死了……他犹自叹息：要是我们男人干的，也就罢了，怎么这个女人，都这样没有人性？！不是那个女人没有人性，是因为那个女人祇有“党性”，早就是一个“特殊材料制造的”非人！
六、信访部门与精神病人
公正地说，中共的信访部门是所有衙门里面最善良的一个，因为它的设置初衷是为了接待信访群众，向各级领导反映社会舆论与民情，所以选配的信访干部，过去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资深老干部，他们作风清廉，为人可亲，经常笑容满面，然而，因为这个部门是清水衙门，这些老干部被选配到这里，就已经表明没有了政治前途，已经是被排挤出去的非主流，所以即使他们真心想做事，他们也没有任何权力和实质影响力。这就是在中共党内，清廉干部被排挤出局的事实。
在过去，信访部门曾经为数量庞大的被迫害群众恢复了名誉，进行了艰难的历史平反工作；而近年来的信访部门，无法面对数量庞大的因计划生育以及镇压法轮功引起的信访群众，不得已放弃了伪善的面容，开始了恐吓和迫害信访群众的行径，当然，信访部门的干部，也纷纷换上了“立功”心切的年青官僚，他们为了配合领导的心意，也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开始联合司法医疗机关，无所不用其极，力争把信访数量降低到零，力争把历史问题没有解决而被迫长期信访的群众打成“精神病”，以此来粉饰太平。这样做的结果祇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说什么“盛世”！
我曾经有长期做信访工作的亲戚，因此不仅能够亲自查阅到一些信访原始档案，也在亲戚家见到了一些信访者本人。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一个50多岁的老信访，当然看样子他应该有70岁，和他说话时，他温文而雅，知书达理，谈话风趣，祇是黝黑的脸上写满了深深的皱纹，一提到他的历史问题，他的嘴角就向下拉出了悲哀的弧形，欲哭无泪的样子，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不管有用没用，见缝插针似的逮住一个人就不停诉苦，似乎所有被迫害长期不能解决问题的人，都很像“祥林嫂”。据亲戚说，他是个老信访了，问题倒简单，以前他是一个高材生，村文革主任为了霸占他的妻子，把他打成“反革命”，他服刑出来之后，就要求平反，然后层层信访，乡里不行，到市里，市里不行到地区，地区不行到省里，省里不行到中央……中南海信访办，他曾经去过几次，还沾沾自喜人家给他倒了一杯水，感叹：共产党真伟大！
可是中共的信访政策，是不管你信访多高层次，都是“批转当地处理”，然后他的问题从中央批转到省，从省批转到地区，从地区批转到市(县) ，从市(县) 批转到乡(镇) ，然后由基层信访部门处理，信访部门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根据信访者所在单位出具的意见，会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会研究处理。
我的亲戚是很负责的了，应这个老信访之邀，经常下去找几十年前的当事人约谈，也为此事找过派出所法庭等各部门的头头一起开会研究处理办法，搜集旧档案和新资料上报领导，然而，最关键的是，当年迫害这个老信访的村文革主任，后来担任村长，后来担任村书记，一直镇压群众有功，行贿领导有礼，所以历任地方领导是他的靠山，由他所把持的共产党村委会，用鲜红的大印证明老信访是诬蔑革命干部，证明老信访是流氓，证明老信访是“精神病”！当然，通过组织的威严，他们也找到足够的证人证言，证明老信访的确是个“反革命”！由于信访者“所在单位”长期坚持这样的立场，所以信访部门无法给老信访一个交代，毕竟，给“历史反革命”翻案，不是一个小小地方信访部门能够办到的！
这样的情况下，老信访的问题一拖几十年，他被激怒了，他“相信共产党政府”，所以频繁写信上访，为了证明他不是反革命，他由衷地写了很多革命作品，交给各级信访部门，这些文笔不错然而政治幼稚到极点的文章，没有给他带来平反昭雪“反革命”的机会，反而被各级领导抓住了把柄：这个人分明是个精神病嘛(言外之意：我们都不相信共产党了，他还写这么肉麻的吹捧文章) ，去作个鉴定，看是不是精神病，以免影响我们的工作考评。
有一段时间，共产党地方政权，是把信访工作的好坏当作和计划生育一样的一票否决的关键因素来看待。至于信访工作的好坏，是根据群众来信是否增加、群众上访是否增加等指标来确定的，特别重要的是，对于群众向上级信访，共产党文件称为“越级信访”，各级领导是深恶痛绝的，因为他们担心会暴露地方上的贪赃枉法事实，影响上级领导对自己的印象，所以一方面不得不撰写处理报告给上级信访部门备案，一方面对越级信访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措施一，每到过年过节，或者其它重大节日，各级领导都指示信访部门，做好工作阻止越级信访，这当中少不了好说歹说，直至恐吓；措施二，勒令派出所、法庭及地方上密密麻麻分布的治安岗庭共几百名武打人员，出动警车和对讲机，封锁交通路口，严格盘
查外出人员，对信访人员实行多人盯梢跟踪，一旦发现他们要外出信访，立即拦截抓捕。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北京一到节日，就紧张得鸡飞狗跳，把外地人口赶出去不说，还要禁止外地人员车辆进京，领导人的害怕心理可见一斑。
当然，最绝的一招，是不管节日不节日的，祇要信访人员还是“信任党和政府”，还要麻烦“党的领导”解决各种遗留问题，领导们就要求“鉴定”信访人员是不是精神病！鉴定当然要找领导“信得过才任命”的医疗机关，他们有时懒得把信访人员抓去，连面都不见就能出具“精神病医疗鉴定书”，宣判了信访人员的尊严死亡！而信访部门会把这个医疗鉴定以及信访人员所在单位或有关人员提供的“精神病线索”，交给领导批阅“可”，然后把这些资料以及信访人员的几年几十年厚厚的文件，全部放进档案夹，锁在文件柜……
从此，信访人员的所有信访动作都随着“精神病”三个考语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而政府的信访政策，是“精神病人的信访不予统计，不影响政绩考评”，所以，各级领导眼看着老信访长年累月出入信访部门，却心中早就没有了他们的存在，在信访部门的统计中，“精神病”的信访全部是0，不再处理。这样的处理方法，固然对各级领导是一了百了的好方法，然而，对于“相信党的政府”，甚至狂热“相信党和政府”的信访人员来说(可以说，真正长年累月信访的人，内心里真的是坚信共产党的，他们听到别人说共产党坏话还要愤怒反驳呢) ，是何其的可笑和悲哀！
说回头，那个老信访和我的亲戚是老朋友了，两家经常互相走动，我亲戚还曾经周济他一些钱解决肚子问题，然而，他既然无能为力解决老信访的“反革命”问题，就祇有把他的问题给领导汇报，领导的意思很简单，不能让老信访长年累月影响政府的考评，所以……“精神病”三个字的鉴定从此装进了老信访的档案里，各级信访部门的信访通报，每个月都有这样一批批的“精神病”黑名单，上了黑名单的信任访人员，祇要共产党执政，就永远不可能再有平反昭雪的日子。为了老信访的自尊，也为了老信访不至于真的变成“反革命”，我亲戚没有把这个“精神病”鉴定告诉老信访，老信访还是经常来，还是怀抱希望越级信访，直到不久后我亲戚上调市局，而接手的是年青的官僚，终于没有耐心听老信访“祥林嫂”一次次诉说冤屈，把他给铐在信访办公室门前的树干上，毒打了一夜。结果怎么样？不得而知，但我想，绝对不会比“精神病”的鉴定更好。
祇是，我现在还忘不了他热心地要给我辅导功课，热情地背诵“党啊亲爱的妈妈伟大的爸爸”这一类他自创的肉麻诗歌，和热情地表示： “不论什么情况下，我坚定地相信党和政府，祇要给我摘掉反革命帽子，我决心继续为党奋斗几十年……”呜呼，一顶“反革命”帽子，毁了多少国民一生的幸福和希望！
七、县委的招待与总统的享受
我真不想写下去了，因为无论怎样写，无论直笔还是曲笔，都必然落一个恶毒攻击的罪名。好罢，我写一点不太灰色的罢。
话说那一年，我到某县去调研，到了之后，县委领导亲自开着专车过来迎接。然后就是豪华酒宴招待，我祇是一个人，他们来陪的，包括各局各委的头头，不下十几个人。我对他们说：不要这样浪费罢！为首的县领导说：不浪费不浪费！你们要是不来，我们这招待经费还不好开出来呢！旁边一个宣传部领导就解释说：我们每年都有预算多少经费，要上面来人才能动用，不然就不好办。我担心地说：那万一你们的预算超支了怎么办？还是节省着用罢。县领导说：超支了不怕，再追加一点预算就好了！……
那顿晚宴，全桌16个人，我祇忙着一边记资料一边和他们谈话，酒也没喝什么菜也没吃几口，最后领导问我要不要烟，我说不要，于是他们领导每人又另外追加了一条美国万宝路，然后潇洒地签单，花费了人民币10000多元，吃完饭，那个宣传部领导陪我去酒店，替我签单要订总统套房，我不肯，他说：你别瞧不起我们，我们这里可真有总统规格的套房，专门接待高级领导的。我说我不是高级领导啊。他说你别管。后来进了房间，他一头冲进卫生间：我先在里面洗桑拿舒服一回。哦！
然后，第二天大清早，我还没有起床，他们就来请我吃早餐，我一去，喝，昨天那批人全到齐了，然后一顿早餐一直吃到中午12点，感觉好像他们特有空。他们说：平时也忙，这两天不能忙，关键时刻哪里也不能去，陪上级领导。我一再声明我不是领导，然而上级机关在他们口里就是领导，我要是再否认，表明他们请错人了，那他们和我都得自掏腰包，所以我争不过他们。
祇是，我记得那个县，是个超贫困的县，没有多少工业，而农业经常歉收，很多孩子失学，因而盗匪也颇多，然而，那里有一项工作据说是很先进的：宣传！从地区的日报到省里的日报直至中央的日报，经常看到他们的政绩，经常看到记者的特写专访。因此，到那个县做领导的，一般很快就能升官，好像是为到地区、省里工作热身。
八、小小的工商管理员与大大的造假老板
记得在我刚工作那一会，认识了很多人。其中一个，是在工商局下面的某菜市场工商所当专门向小商小贩收工商费的工商员。
那个家伙平时样貌不佳，可是口气挺大。他天天提着小黑皮包，里面都是他从菜市场收上来的工商费。这个块儿八角，那个一块两块。记得那时我们的工资水准还是在一二百元的时候，他经常大手大脚请人吃饭，结账时多数是欠着(人家大多不敢要)，偶尔用黑皮包里的工商费一张张数出来给人家，很搞笑。我问他，你怎么回去报账？他牙一呲：朝谁报账？我一天收多少祇有我知道！我说，那多少得有个标准罢？他说：有啊，我一天收几百，交上去几十！我才知道他口气大的理由，怪不得听说我要出版作品集，马上主动提出要赞助，还天天要和我结拜兄弟，我心里想，可不能和这个贪污犯沾边，否则将来我可说不清。
那段时间，全国造假货特别猖獗，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我们那里，他居然知法犯法，带头造假。我曾经去他的生意仓库去看，全部是假造的农药以及香水化妆品药品等等，他得意地和我说：这些东西特别畅销，今天你看到的，明天就发往广州了。我问他：你身为工商人员，天天打别人的假，却自己造假？他神秘地说：光我自己造假，成本多高啊？把别人的假货拿来卖就行了！一个小小的工商人员，每个月能够贪污几万，每个月造假卖假几十万，另外他还勾结黑社会老大做其它生意。那如果是他的领导、如果是他的领导的领导……他们可以贪污多少？他们可以造假卖假多少？我不敢想像。
后来他要找我一起做假冒伪劣的大生意，我不肯，然后他让我介绍银行经理给他贷款(那时找银行贷款很难，需要有门路)，被他天天缠得没办法了，我祇好把一个银行经理的电话给他，但专门告诫银行经理：我和这个人不熟，也没有合作，让银行根据情况他们自己谈。我不知道他贷款成功没有，就是不成功，我想他还是有很多办法搞到钱。这样的人，被称为能人。
但我总以为他有一天会案发被捕，然而不知过了很多很多年，他居然还没有东窗事发。而我，已经成了“海外反动势力”的一部分，如果回去，大概坐牢比他还要快。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