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罔顾基本信用的中共外交

【新唐人2012年2月7日讯】 2012年2月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代表中国政府,与俄罗斯政府代表一起就叙利亚问题决议案投下否决票,从而使得国际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难度陡然加大,引起了国家社会尤其是叙利亚民众的失望、愤怒,乃至谴责。

有心人应该还记得,就在半个月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就叙利亚局势回答记者提问时发表了三点看法,这三点看法的中心含义是“中方支持在阿盟框架内解决叙利亚问题”,“支持阿盟为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所作的建设性努力,希望阿盟观察团继续在叙履行职责,通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为实现叙利亚问题的妥善解决创造条件。”

而2月4日中国政府投下反对票的,恰恰就是由阿盟代表摩洛哥提出的决议草案。在磋商阶段,为了争取俄罗斯、中国的支持,草案已经删除了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向副总统移交权力、政府与反对派展开认真对话、组建联合政府等内容,但仍保留了“全力支持阿盟有关叙利亚问题的新倡议”的文字。应该说,这份草案的修改,已经对中、俄罗做了充分妥协,而全力支持阿盟新倡议这一点,原本就在中国政府“支持在阿盟框架内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表态范畴之内,可中国政府却出尔反尔,以“片面向叙利亚政府施压,预断对话的结果,或强加任何解决方案都无助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等空洞理由投下了反对票。

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等于是否定了阿盟此前为叙利亚问题所做的大量努力,置叙利亚民众日增一日的死亡于不顾,给国际社会故意出难题。这一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完全不讲道义,不讲信誉,缺少基本的负责任态度。

阿盟有二十多个成员国,其中多数国家与中国具有较为友好、甚至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也决定了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阿盟“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的关系。阿盟国家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上,与中国的文化、制度冲突不大,阿盟国家也很少在国际场合公开批评中国人权问题,而不像西方国家被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在自身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将叙利亚问题的解决限定在阿盟框架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西方所起的作用。但中国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叙利亚统治者顽固地抱持权力不放,并大肆屠戮民众,阿盟调查团经过实地调查后,基于和平和基本人权的需要,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交权。这样的态度和阿盟参与起草的决议草案应该很出乎中国统治者的意料,于是,遮羞布索性当场扯下,“阿盟框架内解决问题”就被一张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替代了。

如果说俄罗斯的否决票还有经济利益及军事上的考虑,那么,中国的否决票则完全是出于价值观上的考虑,表明中国政府秉持的价值观不再只是与西方冲突,与阿盟国家也开始形成冲突,甚至可以说基本上与整个人类世界形成了冲突,而冲突的焦点在于是否要尊重人权、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

中俄两国政府的否定票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反应,联合国秘书长对决议案未获通过表示遗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认为这一结果令人恶心,并当场质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但这有什么奇怪呢!跟随在俄罗斯之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叙利亚独裁屠夫打气撑腰,中国政府的做法看似愚蠢,却不违其处理国际问题的一贯“风格”:为专制独裁国家鼓劲,给国际民主力量捣乱。这种做法,已在南联盟、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无需多谈。

这让我想到,在去年9月的非政府组织高峰会上,一些中东和非洲国家的人权活动人士对我说,他们强烈支持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因为中国是一些小的独裁国家的后台和撑腰者,在去年12月布拉格的论坛2000上,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迪也非常清楚地对我表达了相同的看法,2月4日的联合国投票可以说是对这一判断的又一次证明,因此,中国的民主化不仅是中国人的要求,也是人类和平和发展的需要。

最后要说的是:如同投票结束后很多网友所说的一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反对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所投的这一否决票,这不是能够代表我的政府的所作所为,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向那些期待和平和民主的叙利亚人——那些被杀死和面对死亡威胁的叙利亚人——表达深深的歉意。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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