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6日讯】大约是2002年仲春，我从监狱的严管队放回监区。之前我的肺结核覆发，正服药治疗，但因严管而中断，现在需重新去犯人医院申请服药。这时，许多犯人奔走相告，说省监狱局成立了一个“罪犯总医院”，设在湖南省津市监狱，集中治疗患结核病的囚犯；又说，该项目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及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各方面都不差。听到这么一个好消息，有结核病的囚犯几乎个个喜上眉梢，以为自己有救了。
当时我所在的湖南省赤山监狱二千余囚犯中，患结核病的有好几百，而且队伍还在继续扩大。车间里常常有囚犯在劳动时突然大口地吐血。赤山犯人医院人满为患，许多结核病人只能拿药，在监区治疗。而监区不管你是否有病，病轻病重，统统要早晨五六点钟出工，晚上九十点钟收工，谁如以有病为由不服从，则扣你一个“抗拒劳动改造”的帽子，轻者用手铐高高吊挂，每餐只给吃二两饭，重者先给你一顿电棍、警索，然后再送去严管。监狱里经常听到惨烈的嚎哭声，也时不时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现在听说有个“罪犯总医院”，可以去那里治病，病犯们那股高兴劲儿，俨然抓到了救命稻草。
果然，四月下旬，两部大卡车拉走了七八十个病犯，前往几百里外的“罪犯总医院”。没能去的怪自己倒霉，一副无可奈何的神色，直到有医生说，这一批治愈了，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大家才舒了口气。
七个月后，第一批去的病犯回来了，说已痊愈。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听那里的情况。谁知，被问到的人个个皱眉摇头，说那边只是劳动时间短点，而其它方面比赤山监狱更黑。而且那里全是由囚犯管理，他们那副凶样子同严管队差不多，动不动就打骂，发现你的账上有钱，就逼着你玩扑克赌博，输得你光光儿为止。他们说，一到那里就要接受检查，发现烟全部没收，说不准抽烟，可过后，被没收掉的烟公然摆上了犯人的小卖部，随便买；那里伙食则常常是水煮萝卜，药吃进肚子就像有刀子在刮；如果你犯了事，关小号子要戴脚镣，脚镣不是上锁，而是用电焊条焊起来，取下时要用电氧割等等。
盼星星盼月亮，等来的却是一大瓢凉水，听得我们眼睛都鼓了起来，便都不想去了。但是，不去不行。没几天，几十个病犯又被塞上了大卡车，我也在其中。
罪犯总医院果然名不虚传，没几天，就出了一桩打人致死的事。一个永州监狱来的病犯，四十几岁，病怏怏的，那天他肚子痛，想找医生讨点药，但新来乍到不熟悉，进了隔壁的干部办公室。那位干部捂着鼻子，对着他大声辱骂，随即跑来几个凶神恶煞的工作犯，围着他就是一阵拳打脚踢。那位病犯当场倒地，耳鼻出血，七八天后一命呜呼。他被悄无声息地抬出“总医院”大门，而医院当局视之如同死了一只老鼠，结论是：死于肺结核晚期。
我们当中有些病犯坐不住了，商议着给“总医院”领导写个报告，请求改善医疗环境。大家要我代笔，我应诺了。我的报告写得小心翼翼，措辞委婉，主要提了三个希望：一、病犯的被子太薄，现在正下雪，大家冷得受不了，希望换厚实点的，或多加一条；二、食堂黑板上的菜谱写着每个礼拜一餐红烧肉一餐鸡蛋，可从未见兑现，希望菜谱名副其实，提高一下病犯的营养；三、病犯到这里来治病，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为了更好地改造，希望“总医院”能文明管理，让病犯们健康平安地回到原监狱。尽管在报告里，我说得转弯抹角，但仍然惹了祸。
报告交上去的第二天上午，紧急集合的铃声揪心般地响起来。四百来个病犯分成四个中队，在操坪四周列队，接受干部训话。突然，两个站在操坪中央的干部大声叫我的名字：“张善光！张善光！”；我回答：“到！”。“到这里来！”。我装着很镇定，迈着大步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瞪着豹子般的眼睛，死死瞅着我，不讲一句话，延续了半分钟。然后，他们严厉地要几个工作犯，对我搜身。像剥竹笋般，我的衣服被一件件脱去，最后他们扯开我内裤的松紧带，张着眼睛往里瞧。四周的病犯呆呆地看着，这分明是拿我示众。一阵阵扬雪的北风吹得我全身发麻，瑟瑟哆嗦。搜完了，干部又大声交待：把张善光从八号病室调到十二号，立即搬！我听了，脑袋“嗡”地胀了起来。这可是要我的命啊！
“总医院”，病犯宿舍也是上下铺，十六个人一间。八号病室，都是病情稳定的犯人，不传染；而十二号病室，住的清一色是开放性肺结核，晚上，上上下下是一片咳嗽声，不时有人往痰盂里吐一团团的血痰。我很是惶恐，这样的环境，几个月下来，不但老结核去不掉，还会染上新疾，比如骨结核、肾结核等等。我不怕死，但如果将奄奄一息的我，丢给已经为我吃过千般苦头的至亲至爱的家人，则实在难以接受。我必须想办法离开恐怖的十二号。
第二天，我找到中队干部，陈述这不符合医院管理规程，要求离开十二号。他板着脸说：这是上头安排的，不住也得住，监狱里怎么能由着你！我问是哪个上级，他则不理睬。我找医院的领导，他们个个都是冷冰冰的，趾高气扬，没听我讲完，便扬长而去。我想绝食绝睡，但转念一想，硬碰硬会更糟糕。
无奈之下，我找到积委会一位任职的犯人，向他求助。我粗懂些法律，刚来时曾经给他解答过法律问题，故而他对我较为友好。他告诉我，医院拿我开刀，是因为那份报告。以犯人集体的名义向院方写报告提要求，是最犯忌的事，没有过先例。我问如何才能调出十二号，他眯了会儿眼睛说：“最好的办法是给XX送点礼”。我心里一震：给干部送礼？我凭什么要给他送礼？这不是行贿吗？他见我犹豫着，又说这里就是这种风气，安排好的劳动岗位、申报减刑什么的，都是靠这个；这是孙悟空的金箍棒，百战百胜。他又说：不过你是政治犯，他会不会收你的很难说。
我想想，最终心一横：管他收不收，试试看。我问：“一般送多少？”答：“买五六百块钱的好烟即可。”我惊讶：“这么少？在赤山监狱，囚犯给干部送礼动辄就是数千元、上万元。”他说：“你在这里只呆几个月，换间病房对他来说，是一句话的事。够了，够了。”于是我们谈妥，我到小卖部买烟，交给他，他代我送给XX——我从未送过“礼”，又不情愿干这事，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烟送过去的当天下午，那位朋友便匆匆跑来告诉我说“收了”，XX正在房间等我问话。他又交代：院方主要是担心你们一伙起哄，挑战医院的管理模式，你把这事向他做个解释就行了。我点点头，去房间找那位干部。他问了问我的情况，说了些“安心治病”的话，语气、脸容颇有人情味，总共没五分钟。我出来后，一支烟的功夫，来人通知我：搬回原来的病室。
我后来几个月的日子好过多了，没有干部再刁难我，工作犯对我也是嘻嘻哈哈，以礼相待。不久，我还托人弄了一部收音机，每天晚上半公开地听一两个小时国际电台,也没人干涉。我笑着想：“送礼”还真灵验。到后来，我竟然还能去医务室翻看病历，了解到了两件我难以释怀的事。一件是，我的结核本来一直是左肺，但“总医院”的入院记录却是左右肺都患有结核。当时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但到临离开时再去看病历，诊断是右肺完全治愈，已无病灶，左肺稳定钙化。真是华佗再世，妙手回春。另一件是，一个刘姓仍处于开放期的结核病犯，按规定应继续留院治疗，但竟突然通知他同我们一道回监狱，而另一个痊愈的黄姓病犯却不走了。据说是有干部要把黄某留在这里做工作犯，只是“总医院”没指标，这才将两人调了包。
终于要离开“罪犯总医院”这个鬼地方了，病犯们都欢天喜地。但对我来说，确确实实还有那么一点点留恋的感觉，这是我第二次十年监狱生活中最平静的一段日子。
2012年1月10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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