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6日讯】唉，八年了，别提他了。
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
2003年的12月12日，已是北京很冷的日子，零下13度，我遭到了新街口派出所第二次毁灭性的抢劫。
我叫王玲，54年生人，69年插队，74年回北京修马路。家在丰台的洋桥，后窗不远是车站。房本儿上是21米，北房，另有10米自建房，3米煤棚子，厕所公用。是我修了30年马路得到的，单位在拆迁前已把产权过户到我的名下，所以，这是我的产权房，是私产房。是我和孩子生存的地方。
在03年的非典时期被强拆，拆迁公司叫：鑫鸿运。
当时拆迁款的全部是：9万9。这在当时也是买不了房的，多年来执行的一直是低工资、高福利制度。房子，是福利之一，有路子的找路子，有官称的按级别，没能耐的熬年头儿，叫分配。2000年我退休时的工资是595元，供孩子上学，母子生存，及一切生活开销，没有任何外援，生活已是十分艰难。
没有任何人和我谈安置，只是法院贴了一纸布告，全院儿大家都不同意。曾有过一次集体调解，拆迁办的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儿的官员坐在一起互相交换着意见，材料，互相补充着，大呼小叫，那些专用名词术语，法律依据，计算方法，我根本听不懂，记不住，最后还是让我们在9万9的纸上签字，不签，就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很快，和所有的被强拆户一样，我外出归来，我的家被夷为平地。听街坊说，来了那么多的警车，警察，法院的，检察院的，公安的，照相的，取证的，救护车，铲车，推土机，搬家公司的，拿着锹镐的民工……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家被强拆的过程，可我看到过别人的家被强拆的过程，我想，都没什么区别吧。2003年的3月开始的拆迁，至同年7月17日那天，这是我第一次被拆光抢净，至今未还。
我在我的户口（空户没房子）所在地新街口，高价租到房子住下来，理智的找政府反应情况。以我母亲的家俱为主，亲友们倾力相助，从锅碗儿瓢盆儿，衣柜衣物，桌椅板凳，到床铺被褥，必备家电。同时叫我冷静，教孩子准备迎接高考。
很快，新街口派出所警察找上门来，叫我搬走，我刚安置下来，往哪儿搬那？我向警察说明了我的情况。
天渐渐冷下来，到了11月底，12月初，先是房东来了叫我走，说警察在逼迫他们，把房子租给上访的人住不行，要没收他们的房子，抓他们坐牢。我刚安上电话，电视天线，安上炉子烟筒，还没歇过乏喘过气来，孩子正上初三，马上要高考，马上要过年了，折腾不起呀。后来没过几天，一个天黑后我刚进家，一会儿有人敲门，外面站了一片，有八九个，我问是谁，一个男的说；派出所的，我没敢开。又说；不开就砸了啊。果然，就真开砸了。窗户玻璃，和门玻璃，全碎了，多吓人那！门砸开了，站在外面的，还真是警察，房东站在较远处。警察叫我搬走：“这不是你的房子，你不能住，户口在这儿也不行。人家砸自己的窗户，自己的门，你管不着。谁强拆你的房子，你找谁去”。说完就都走了。这一天，炉子还有火，可没有门窗了，屋子里冷的比大街上好点儿，但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了。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和寒冷为伴儿了，我和孩子紧紧搂在一起，面对着这一群新街口派出所的，穿衣服没穿衣服的警察，承受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切人为的破坏，作恶，没完没了的灾难。煮了一锅粥，在杂乱的床上睡下了。这样过了两天。第三天孩子上学去了，我花钱请人把门窗钉上塑料布，又出门了，去找党，去找人民政府，希望让我母子活下来。
没人管，就去了中南海。又过两天，回家，发现新钉在门窗上的塑料布被撕掉，并跳进人来，踩碎了窗台儿上的镜子，把东西搞乱，把电线扯断，把烟筒摔了一地，满处是灰，把炉子里燃烧的蜂窝煤泡在脸盆里。我报了警，警察来了就骂：“你搬走不就完了吗？爱搬哪儿搬哪儿去，窗户坏了你找房管所呀，找的着我们吗”？我们只好在没有门窗的房子里又过了一夜。
2003年12月12日，晚上快6点天已完全黑了，我和孩子走近家门，发现路两旁摆满了家俱，摆了那么长的一片，还以为是谁家修房子摆的呢。我掏出钥匙去开门，才发现家门已装上了防盗门，又发现窗户也安上了铁栏杆，借着邻居家的灯亮一看，家里全空了，才明白这满街的家俱是我们家的呀。我报警了，新街口的警察这次倒是心平气和的叫我：“去住旅馆，去找法院。谁给你搬出去的你找谁去，今天怎办？你自己看着办”。
这几次警察说的话，都是什么话呀？我无言以对。
行人渐渐稀少，看热闹的人也慢慢散去，在空旷的大街上，路灯的冷光下，我们捡起被堆在路边的被子，蜷缩在大街的台阶上度过了2003年的12月12日的夜晚。
一连几天，孩子上学去了，我就在寒冷中看着这满街的家俱。开始到院儿里接凉水喝，后来街坊给我送来开水，并提醒我；“你得吃点儿东西呀，那儿有卖饼的”。平日的主食，今日味同嚼腊。以前每天是我给孩子做饭，现在是孩子每天带干粮回来。大家知道了我的情况，张纯珠，刘焕文，王卫平，张洪斌，钱玉民，关增礼，向南夫，袁德安，常城，倪玉兰等十来个人，陆续赶来帮我在路边儿支上床，在床的四角捆上墩布把儿和木棍，围上塑料布和床单，刘安军帮我买来国旗，挂起来。那天晚上，狂风大作，塑料布和呼呼作响的国旗，组成了改革开放独特的交响曲，大国崛起和谐动人的画面。学校召开家长会，介绍孩子考试升学情况，介绍参观学校，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等一系列活动，我都没能参加，孩子由此辍学，再没能上。拿着初中毕业的文凭到哪儿找工作呀？唉，我这个独身的母亲，我可怜的孩子！
傍晚就开始起风了，7、8级的北风呼啸怒吼，夹杂着不断有门板的撞击声，和玻璃的碎裂声，电线的尖利的哨儿声。我望着北京寒夜的星空和夜色狂风中飞舞的鲜红的五星国旗，国旗下面我的任由狂风肆孽的衣物、书籍、一切生活用品，呼吸着清冷的空气，享受着大家为我搭建的这温暖的窝棚，我疲劳的睡着了。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要是这样睡下去，别醒来，那该有多好。
西城的警察曾来过，是哪个部门的我忘了，来了解情况，后来也没有回音。
有了窝棚的第二天晚上，我早早躺下了，那样暖和，迷迷糊糊中，一个人和我说话，男的，他说他是新街口办事处的干部，问我冷吗？他说让我再坚持一天，明天一定给我解决。我非常感动。
第二天，就是12月17日，新街口的警察带着大小各种车辆，带着那么多人来了，威武雄壮，浩浩荡荡，拉走了我母亲和众多亲友为我重新刚刚安置的全部的东西，家当。
真的，真的把我给解决了。真的一无所有了。那鲜艳的五星红旗，那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国旗，属于我的国旗，陪伴了我两天，壮了我两天的胆儿，最后，还是没能挡住强盗的魔爪，并且和我的家俱一起被抢走，至今不知在哪里飘扬呢？
我和房东没有任何摩擦，按规矩办事，彼此客气。何至于突然在寒冬腊月撕毁协议，三番两次，砸滥门窗，破门而入，熄灭炉火，捣毁烟筒，最后把家俱撒满一街，赶我母子出门？
房子是房东的，可房子里的东西是我的，本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有了房子，房子里有了生活用品有人住，那才叫家。房子已经租给我了，我付了房租，那就是我和孩子的家了。我和孩子不该有个家吗？不能有个家吗？就是房东来了，也得敲门才能进呢，房子和家是两个概念。何况，我是遇到了难处才租高价房住的呀。能因为有许多人住的是房管所的房子，房管所的人就能想进谁家就进谁家吗？没这个道理吧？
房东受警察的逼迫，找人来砸坏门窗拆电线赶我走，也是出于无奈，请人来打砸是要花钱的，同时更是违法行为。真正追究起来，房东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杀人谁偿命。那时，警察会推得一干二净。而房东迫于警察没收房子，拘留的恐吓，还是做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房东也受到了损失。
几年后，一个街坊见到我，说了许多同情的话。同时告诉我，房东低价把房子卖了，怕惹事，可见房东也是个老实人，唉，我们两败俱伤啊！是我连累了房东，我深感不安，很内疚。除了这种租赁关系，我们本来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呀。
而制造这一灾难、悲剧的新街口派出所警察在事后，却要我去告房东，真是岂有此理！？警察先查清楚这房子是房管所的，属于公房，所以敢于威胁房东，用房东的手来害我，真是狠毒！房管所的房子又怎么了？？？撬锁抄家，这跟房子的归属有什么关系？真是啊：狼要是想吃羊，总是能找到借口的，找到借口行凶作恶。可是新街口派出所，及每一个涉案警察，从中又得到什么好处了呢？本来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却还非要再把“不该发生的事”变成复杂再复杂的事，让你不知从何说起，让别人不容易听懂事件的过程及来龙去脉。众多的部门儿联合执法，残害弱势平民，找谁呀？我只能找带队坐镇指挥的始作俑者。我愤怒我无奈，但我明白，谁是真凶！所以从一开始，到任何地方反应情况登记，我都要求写上：新街口派出所撬锁抄家抢光财产。而且还是在我母子刚刚受到重创的危难中第二次抢光财产。可真是“挖绝户坟，踹寡妇门”的英雄豪杰啊！有道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我多么需要帮助啊！
今后我也还是要锁定新街口派出所：还我财产！不是吗？
我白天到中南海找，被抓到府右街派出所，关押数个小时，他们给联系当地派出所。当地新街口派出所，或者干脆不接，或者接出来就不管了，是后半夜接出来的，我和上访的人们在府右街派出所的大院子里已经冻了大半天了，夜深了，商店全关门了。我在西直门桥底下就转了一夜，饥肠辘辘，那时那地方夜里很黑，走着累，躺下冷。刚开始还找不着地下通道，后几天就在大街上桥底下或地下通道，和要饭的挤在一起，直直腰，她们有一点儿铺盖。有一次在长安街地下通道后半夜，不知几点了，迷糊中突然被惊醒，是警察们在踢一个铁桶，声音炸响，是把大家叫醒，轰走。原来要升国旗了。警察一走，我们又躺下了，过一会儿，雄壮的国歌响起来了，想必国旗也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地面上在升国旗，地面下，是一无所有，无处栖身的流浪的人们，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在哪儿洗脸，刷牙？在哪儿换衣服？你们洗过澡吗？你们奔波几年了？能讨回你们期盼的公道吗？
12月22日白天我找到了中南海西门儿，被抓到府右街派出所大院儿里，冻了一整天，夜里却又被赶了出来。我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往南走，那边儿亮，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心里一片空白，一片茫然。零下13度啊。好冷啊！我唱歌吧，那样也许能暖和一点儿。“伟大的北京我们为你歌唱，你是各族人民的心脏，天安门广场红旗迎风飘扬，中南海升起金色的太阳……”好冷啊！
已经是后半夜了，我走到了广场的灯柱子下坐下了。警察来了，让我走，我告诉他家被强拆了，9万9到哪里买房？他说他管不着，他笑着说：“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呀？”我很麻木，就看着他，他又说，“你走不走，你不走啊，我走”，他就走了。我继续在那里走走停停，老走着走不动，坐下来冷，好冷啊！没吃没喝没睡，已经站不住了。我看见了汽车站，牌子上有5路汽车，4点30分早班车就有了，车上能暖和一点吧？现在是凌晨三点多，还有一个多钟头，快了，5路车快来了，5路公交车，那是希望，是眼前活下去不被冻死的希望啊！眼望雄伟的天安门，威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盼着5路汽车的到来，继续转悠，唱歌，只能心里唱，就体力而言哪里还唱的出来？“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打从这面战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的心中从此充满阳光”。好冷啊！“各族人民衷心敬仰的地方，每当我们从这里走过，便会感到胸怀宽广……”唉，好冷啊！是谁创作了这样好听的歌曲呀？
那卖火柴的小女孩儿，是哪个国家，哪个年代的事啊？她最后点燃了所有的火柴，坐在了火炉，烤鹅，圣诞树面前，最后在祖母的怀里，温暖的飞走了。小女孩儿啊，我求你把我也一起带走吧，我是一个老太婆，被政府拆光抢净，没有火柴可以卖。带上我吧，我在寒冬深夜的祖国心脏的广场上，我也在寻找那诱人的火炉，烤鹅。我面向北方，使劲看着那雄伟的建筑，看着那威武的御林军。终于，从那庄严的大门洞里，侍卫们举着红红的火把，火把前面一只喷儿香的焦黄的烤鹅，欢快的一起向我走来。我不由自主的扑过去。光当，我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好冷啊！烤鹅和火把都不见了，只有黑暗疲劳饥饿和寒冷。哎呀，好冷啊！这一个多钟头怎么那么长啊？
第一班5路汽车终于来了，像救生艇一样来了。我移动着僵硬的躯体，求生般的爬上去，唉，车上也不暖和啊，我已经冻透了。我坐到了总站德胜门，下车后，就是345路总站，开往昌平的车，记得总站昌平东街那里有好几个小饭馆儿，和友人爬山时常在那里集合。
车上一点儿也不比大街上暖和，高速路上，车开得很快，是老车，四处透风，好像更冷，好冷啊！只是可以坐着，只能坐着，困极了，那也睡不着。唉，好冷啊！昌平总站到了。下车后我傻了，这是哪儿啊？一片漆黑，一片断壁残垣，看不到原来的那些个小饭馆儿，看不见一点儿亮儿，我忙追上几个一起下车即将走散的人们，他们告诉我，“拆了”。天哪？我去哪儿啊？更冷了，好冷啊！看见正在掉头的345路汽车，我拚命赶紧又追上去，蜷缩在座位上，又回到了德胜门。
我，和多少个失家失地的人们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寒冬啊？每个寒冬又有多少个这样的寒夜啊？每个寒夜里，又有多少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啊？
后来，拘留，没有手续的关押，劳教，酷刑，出狱后，继续被恶警打骂，监控，状告无门。那中南海，那天安门，那五星红旗，那广场，那纪念碑，那疲劳，那饥饿，那寒冷，那女孩儿，那火柴，那火把，那烤鹅，那公交车，都刻骨铭心那！这，仅仅是2003年，这，仅仅是开始。
我的亲友为我操尽了心，我在外地探亲的母亲闻听我的家又被抢光，又被赶到大街上流浪去了，急火攻心，暴病身亡。我的母亲呼唤着我，我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当时我姥姥还健在呢。去年，我姥姥96岁，无疾而终。我姥姥不断的呼唤着我母亲的名字，怪我母亲不来看她。致死，我姥姥都不知道我母亲早已先她而去。
我和孩子生活的虽然不富裕，但我们心里平静。孩子上初三了，我们有盼头儿了，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天堂。我们的家里，珍藏着祖先的辉煌，珍藏着辉煌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物件儿。不管是保存在箱子里，还是摆放在桌子上，都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是我们与祖先联系的纽带，支撑着我们的精神。就在我的祖国，就在我祖国的家里，就这样被强盗抢走了！
祖国，你是我前世辉煌的记忆，
祖国，你是我来生灿烂的奇迹。
今天，我和无数底层边缘的民众，相互搀扶着沉寂千年班驳的身躯，艰难的守侯着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土地，俯阅着沧桑满眼的风风雨雨，当热血融化了这冰雪的世界，我知道有那么多英勇的生命已铸成不朽的绝句。
纪念我孤儿寡母被拆光抢净冻饿街头坐牢酷刑8周年！
强盗，如今在哪里作恶呢？
强盗，何日归案？
唉，八年了，别提他了！
北京王玲 201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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