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日讯】熊培云先生曾在《街道上的巴黎》这篇文章中这样描写弥漫在“巴黎的街道”上浓厚的人文氛围：“从倒映在塞纳河水里卢浮倩影到铺满薰衣草的普罗旺斯天堂，从四季繁花、雨水涟涟的西布列塔到维克多•雨果的故乡，几乎所有的道路、建筑、广场以及学校都与某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左拉、饶勒斯、乔治桑、蒙田、纪德、谢阁兰、巴尔扎克……它让人们相信，先贤饲不只是屹立在索邦大学旁供后人凭吊，它还通过一条条道路……在每个角落每片寂静里树起人文精神的典范……”
在谈及巴黎街道上某种温暖的人性时，熊培云又说：“几个月来，每天都有人向我微笑，即使陌生人见面也会互道一声bonjour（你好）；我进大楼时，走在前面的人会轻轻挡住门扉等着我；我横穿马路时，每个司机都彬彬有礼，为我这样不名一文的异乡人停车。我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尊重，我报之以微笑，拥有这些记忆的一生是幸福的……”
而我，在这座小城“求学”一年有余，竟然对它的街道没有产生任何的感情，甚至不客气的说，更多的是某种反感与排斥。中国式的街道上除了拥挤的人群、喧嚣的叫卖、吐痰的快感、飞驰的汽车，很难给你带来更多的文化意象。
前不久终于出了趟校门，才惊讶地发现学校外围的老房子基本上都被拆光了。机器依然还在不停地轰鸣着，拆迁的官员们依然还在吸着烟微笑着指挥着拆迁的工程。没人去关心这些变化，那些行色匆匆的人群最多只是瞥了一眼坍塌的古屋，来不及去想，来不及去盘问这个城市的文化该何去何从。行走在嘈杂的街道上，低下头，耳边不觉响起了“领导们”一次次“推动地方文化建设”的豪言；抬起头时，满眼却是即将被拆光的空地。于是，我想起了熊培云笔下的巴黎，想起了那个城市呵护文化的努力与自觉。文化在中国还是那么卑微，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位于“经济”与“政绩”的高歌猛进。瓦尔特•本雅明曾说过：多孔性是一个城市重要的生活法则。然而，当我们行走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的只是“只有高楼，没有风景”、“只有灰尘，没有绿树”的城市疲惫的表情，或者感受到的只是都市传统道德机制的颓败时，你不得不怀疑，这种多元文化的激荡在中国能否成为可能。
几年前，我呆过的小城里曾发生过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在城市的某繁华街道上，某骑着三轮的老汉上桥时不幸翻到在地。事发一个小时内，竟无一人伸出援手。后来这件事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我所在的这座小城也因此事件“闻名全国”。我不敢说，这其中是否包含着某种集体的冷漠，因为发生这起事件的地点毕竟是一座偏僻的小城；然而几年后，佛山“小悦悦”悲剧的上演，让我渐渐意识到了所谓华夏大地上“街道文化”的稀薄：在巴黎的街道上，人们对于异乡来的留学生尚能报以微笑；而在中国，别谈微笑，就是对生命的某种本真的怜悯都显得如此匮乏。但好在还有陈贤妹，让我们冷清的街道上能够多一份人性的温度。
我想起了许知远在其新著《一个游荡者的世界》一书中对印度的街道的描写：“到处是公共管理失败的例证。人们睡在马路两侧，甚至中央的一条隔离带上，总是交通堵塞，黄色的出租车挤占道路的一半，不停地鸣笛，男人们在路旁的水洼旁小便，他们可以半蹲下，像是杂技表演，似乎这种姿势保持了最后的体面。人人都吃槟榔粉，车上、路旁总有人出奇不意地吐出一口红色的唾液，露出腥红的牙根。连电线都响应了这种拥挤与混乱，它们经常是如一团乱麻般纠缠在一起，竟然仍在运转。”
我想中国现在正面临着某种选择：是选择巴黎式开放、包容、温暖的城市文化，还是选择印度式混杂、自私的文明存在方式？我真的很希望，中国能够朝着巴黎式的方向前行：摆脱集体主义思维方式的箝制，用我们内在的对知识的热忱，带着对文化虔诚的信仰，去照亮城市街道上每一处阴暗的角落；同时，在宽容、理性的感召下，用瞳孔里的爱去打量身边的每一位行人，让中国的街道不再冷漠，亦让这个正在转型的国家多一份温暖人心的力量。
文章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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