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日讯】过多是一种烦恼。持有货币的人最怕通货膨胀；最怕美元贬值的人是持有最多美元者；抱着不动产的人怕最房产泡沫。相反的，缺乏也是一种困扰。缺水的人需要水，饥饿的人需要食物，欠钱的人需要金援，欠缺稳定的官府则需要高喊维稳。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人人都能理解。
这套道理放在中国大陆一样适用。比如，在2009年大量印制人民币，释出超过九万亿人民币信用贷款之后，恶性通膨的乌云无可避免笼罩在中国的上空；长期将美元外汇投入美国公债与二房债券的结果，使中国大陆被美元捆绑。无论美元重跌或人民币升值，中国大陆央行都必须承受巨大的汇兑损失。掠夺了全中国土地的中国大陆近年来靠着土地支应地方永远填不满的财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地产商”。如今这个地产商必须面对房地产泡沫崩溃的恶果。然而长期的强制拆迁累积了化解不了的民怨，种种的社会不公与贪渎枉法形成医治不了的毒瘤。每年超过十万起的群体事件让中国大陆的官府岌岌可危。于是“维稳”成为中国大陆各地官员为了继续掌权而产生的共识。“维稳”二字没有错，错在官方思惟总想着要如何增加暴力，而非造福民生从而稳定社会。2010年伊始，中国大陆创新高增编了500万人的维稳员额，同时在二会期间公布大幅缩水的国防预算。20年来中国大陆永远呈现二位数递增的国防预算，竟陡降至7.5%！对内陡增的维稳员额，对外陡降的国防预算。这一增一减代表着对人民“维稳”才是当权者心目中的重中之重。一个清楚的图像呈现在世人眼前：中国大陆已着手对一批中国公民展开一场内战。中国大陆打算投入这场内战的预算有多少。似乎远超乎人们最伟大的想像。
中国大陆在2008年在军费的支出就已经跃升全球第二大，传统武器的制造则为全球第一大。这么庞大的预算可以在国际上制造起几场战争，如今却转来作为对付中国民众的经费！向来以敢言著称的《南方周末》披露了中国大陆“维稳”的惊人支出以及用途。云南省自2010年开始将维稳项目经费提高一倍；辽宁省的维稳支出更高达223.2亿元人民币，超过该省投入教育与医疗的支出。一南一北的二省，均非一线省市，但都在“城管”与镇暴的项目上狂增经费。那么对那些狂拆滥权的省市，人们可以发挥用脚趾头就可以思考的想像！
只有一个不断面对民众维权抗暴的官府，才会清楚自己需要增编多少武力来对民众“维稳”。只需看看这张预算，就能够设想大陆民众与官府的冲突有多高，以及中国大陆各级官员的恐慌与危机感有多重。一场内战已经在寂静中于中国大陆展开。这场内战以何种模式展开格斗，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与漠视民生显然已成为火线。历史的钟已经开始──倒数计时。
“维稳”定义的？中国大陆实施“维稳”的法律根据又是什么？一查吓人一跳，大陆网站上竟然没有关于“维稳”的准确定义，而实施“维稳”的法律条文就更找不到了；唯一找到的是中央有一个“维稳办”出了一个报告，说“维稳”是今后政府工作的基调，就是要维持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现在不是法制社会吗？国家若对此没有明确的立法，又凭什么成立“维稳办”？而且“维稳办”的权力大到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没有法律根据，一切打着“维稳”的旗号对他人生命财产构成威胁，或一切“维稳”中采取的行动，显然就是违法行为。天哪！天天打着“维稳”的旗号，动用防暴大队，警察，武警，城管，甚至军队，好像是多么堂而皇之的行为，竟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非法行为。这难道不令法治国家的公民心惊肉跳吗？！
但知道“维稳”在理论上非法后，就会对维稳谁，稳谁非常感兴趣。“维稳办”说：“维稳”是今后政府工作的基调，意思就是说“维稳”是政府行为了。而人们也确实看到，每次群体事件中，都是政府出动的武装力量对付老百姓（即人民——按照床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划分，不是地富反坏右者，即属于人民）。那么，“维稳”既然是政府行为，有针对的是人民，而“维稳”又是非法的——没有法律可遵循，那么这种“维稳”行为不就是犯罪吗？也就是说拿“维稳”说事，就是政府在犯罪？！一切以“维稳”被伤害了的人民群众，无论是被截访的，在群体事件中受伤的，或者是强拆中政府动用国家力量使生命或财产遭受损失的，理论上就都可以去法院起诉政府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遭受损失的人民群众，可以根据法律去告政府的违法行为，并要求国家赔偿。
但更荒谬的是，这样一种行为，竟然作为了一个国家政府的工作基础！
据查，维稳办的工作方针是：维持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稳定？老百姓自己有什么经济问题需要政府去稳定的？中国的老百姓很听话，自己买房子住，自己挣钱解决温饱问题。虽然纳税了，但缺钱了却不知道向政府去要。即使要了政府也不给，死活都是自己管自己。——这一切，中国的老百姓都习惯了。所以，迄今为止还没听说一起群体事件是老百姓主动找政府的麻烦。所有的经济纠纷，都是政府先侵占了老百姓的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引发的。老百姓住得好好的房子，开发商借助背后有政府撑腰，为了赚钱就随便给人家强拆了，甚至都没有补偿。而百姓稍有抗议，国家力量警察，保安就出面镇压百姓了。而农民就更惨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成片成片的掠夺，吃饭都成问题了，生命都没保障了，还不许农民吭声。农民张嘴说理了，消防大队，警察，城管，黑社会都来了。试问，到底是谁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事都做到这份上了，官府还好意思大张旗鼓的提“维持经济稳定”？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维持经济稳定，维持的不就是中国大陆自己利益集团的经济稳定？！不就是动用一切国家力量维护中国大陆官府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使中国大陆利益集团的财富，保持源源不断的增长？！不就是抢老百姓的钱？！还不许老百姓吱声，否则轻者给关监狱，重者就弄死。
再看这所谓的“政治稳定”。中国大陆，农民失了地，市民失了房，或者是小贩失了命，政府的掠夺行为侵占了百姓的切身利益或危及到了生命。这时候的百姓，不就是想找个地方说理吗？可是这一切的掠夺又是政府行为，法院也是政府开的，没地方说理。处于这种境况的百姓，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么这个时候，由于人民处于极度的愤怒之中，思维就会极端，行动也会激烈。而这种思维的极端和行动的激烈又是政府逼出来的，当然百姓的发泄的对象就是政府。所以人们在历次事件中看到，百姓首先冲击的就是公安，城管，派出所，政府机关，全部是国家力量所在地。百姓对这些国家力量所在地的冲击，实际上表达就是对现任官府的不满和愤怒。而对现任官府的不满和愤怒就牵扯到了政治。
欺压老百姓的官府，老百姓当然就不会拥护。其实百姓本无心参政，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都被政治运动搞怕了。可是老百姓得活。官逼民反，这在现在的大陆社会简直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不难看出，官方在对百姓“维稳”的同时，维持的只是官府的稳定。一个原本是好好的国家，如果变成了警察国家，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出了大问题；人民还是原来的人民，不可能突然之间都变成了暴民、刁民或刑事犯，从而迫使政府不得不雇用大量的军警、城管、特务来维持秩序。“维稳”，从表面上看，官方似乎是振振有词，以至于搞个国家的庆典，开个什么代表会，甚至搞个什么体育比赛，都要调动几十万大兵和武装警察去维持。然而，如果是在战争期间，敌伪时期，或者是在沦陷区，确实这是有必要的。问题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去扒民之房，圈民之地，都必须要有军警的护驾，否则是既扒不来房也圈不来地，政府的任何一个计划，一个行动，没有军警的保驾护航，就什么也做不成。这难道不构成对和谐社会的极大嘲讽么？！
古人云，兵者凶也。这个“凶”，是对于外侵的敌人。没有外敌，把“凶”对内、对国人百姓，只能说明问题是出在政府和官员的身上，而绝对不是出在国人民众。当一个官府到了必须指望着军警来维持自己统治的时候，只能说明这个官府已经没有为政的资格了。
靠着军警维持的官府，是因为其实在是不得人心的缘故，所以才用暴力镇压、屠杀来对待人民。这里丝毫表现不出这个官府的强大或者是辉煌，反而是在告诉天下，这个官府已经走到头了，暴力统治就是最后的手段，但是暴力统治一定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通过暴力可以使人民擦亮眼睛、彻底觉醒，清清楚楚的看透官府的本质，彻底打消希望和幻想；二是暴力把民怨积成了民愤，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杨佳和邓玉娇就是实例。当官府把老百姓逼上了不得不反的地步上时，官府就无路可走了。愚蠢的是，当权者都是以为，通过血腥的暴力，可以使人民产生恐惧心理，于是人民就会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顺民了。不过稍微懂得一点心理学的人都明白，人有七情六欲，但任何一种情欲都有一个最后的底线；即便是恐惧，既可以是被吓成神经病，甚至是吓死，也可以像股市一样触底反弹，所谓物极必反。把人逼到了不畏死的普遍的状况上，暴力的恐惧和阻吓的作用就成为了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奈何以死惧之。于是接下来的事，当然就是改朝换代了。2200年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可惜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始终没能走上文明之路，除中华民国的那38年以外，史学家说中国是至今仍行秦政治，皇权至上变成了党权至上，民主变成了党主。
执政党在2009年宣布，党员是七千万。只有天知道，其中有几千万成员的党票是不是花钱买来的。后来有调查分析，说这七千万成员中年轻人占了60%以上，似乎是在表明这个党在蒸蒸日上，而且是充满着活力。其实众所周知，很多年轻人只要少吃一、两次饭馆，巴结巴结“组织”就能买张党票了，然后再千方百计的挤进体制内，寻找机会再去买个官做。并不是在说这些年轻人不好，而是同情他们就生长在这个腐败的大环境里。不去读书的人，只要花钱，连毕业证书和学位都能买到手，这个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是钱办不到的？！
“稳定压倒一切”提出的时候，有识之士们就已经意识到了，民怨和民愤将由此而生。到现在，民怨民愤已经成为了普遍的民情，威胁到了党国统治。于是，官方反过来就把含冤含恨的民众当成了敌人和对手，又已经连续十几年了。
从1979年对越南的战争以后，至今30多年，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和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交手开战。近几年虽然喊着不惜要和美国一战，但这也仅仅是喊叫而已，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加强防备，或者是宣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那么，大笔的军费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就值得关注。首先，大宗的开支，是贪腐，其余的是用于维持稳定，实际上就是用于对人民的内战的费用。一份报告提到，仅辽宁省在2010年的维持稳定这一项的开支，就高达223亿元人民币，这笔钱是超出了全省今年对教育和医疗投资的总和；也就是说辽宁的人民仍然可以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因为省政府为每一位辽宁人已经预备下了三百块钱的“镇压费”。各省区市也都在今年成倍的增加了本地区的维稳预算。云南、广西、贵州的大旱灾，已经造成了数百万人外逃去逃荒，这三个省区的政府却不做任何事去帮助灾民，反而把为维稳的预算增加了一倍。报告中还提到了，2010年官方招收五百万名的维稳新成员，增加现有的军警特的人数。……
在中国大陆，一场全面内战已经悄悄开始了，对象是全体的中国民众。
记得大概是1988年，中国大陆当年的军费开支是243亿；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北京市长陈希同贪污了183亿。人们当时都吓了一跳，一个贪污犯，竟然把国家军队的四分之三装进了自己的口袋？！2010年，辽宁一省的维稳费用是223亿，那么全省几十万大小干部们准备从中贪污多少？！那么全大陆30个省区市，今年维稳总开支至少会是8千亿。假如各地干部们贪污了一半，剩下的4千亿，就是用来打内战的军费。
前30年，因为一句话就可能送了命，使得不少的中国人失去了自我，采取了对官府是多磕头、多喊两声万岁，以躲祸的做法，勉强可以苟活；可后30年官方与时俱进了，明火持枪的抢劫，要的是钱，喊万岁是无济于事的，在钱和命上，老百姓要做出明确的选择，要钱就不能要命，要命就把钱拿出来，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新解释。
在1982年、1983年的时候，全大陆上访的冤民总数是两万人；到了2007年、2008年，冤民已经成为了一支4千万人的大军。多增加了五百万维持稳定的军警特务们当然是有必要的了。因为2009年冤民的队伍也在增加；而2010年的经济的大崩溃，大粮荒、大旱灾，瘟疫的大流行，必将使冤民大军的人数迅猛增加。
大陆官方始终没想明白的是：坚持权贵专制，民间就必然发出宪政民主的吼声；官员贪腐，民间就必然要求法制；坚持镇压，民间就必然有抗暴的行动；肆意抢劫，民间就必然发动剿匪活动。不惜国败民穷，那么人民就一定会举行大起义。于是，“稳定”也只能是靠暴力来维持了。可是，暴力又只会激发民变。
大陆官方的统治成本贵得吓人，一项调查显示：无论是国家的，还是省区市县的工程项目，投资款中的40%到60%是被权贵的装进了口袋。可是这些小到几千万、大到几千个亿的工程项目，最后都被计入了GDP，而且还在增长。现在人们就知道了，GDP的水分到底有多大了。人们都知道，清朝的中后期，腐败是清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个时候有钱的人，为了身份、为了面子、为了虚荣，不惜花上几十万两银子捐个官，买官卖官就成为了清朝腐败的特征之一。但清朝腐败也有一个底线，买来的官都不是实缺，而且是候补，无论花了多少钱，也只能买个候补知县，候补道台，至于知府和巡抚，那是花多少钱都捐不来的。同时买来的候补知县、候补道台们，仅仅就是为了好看，既不能够参与政务，朝廷也不发给奉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花钱买官的人，到了任上刮地三尺，把买官的钱加上多少倍再赚回来。但现在的大陆官方，就没有这个底线了，十多年前，三、四十万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少将的军衔，而且还是实缺；百八十万块钱就可以买个肥缺。到了现在据说，两、三千万块钱就可以买个市长、省长的实缺。官场成了商场，花了本钱，就要赚回利润，一本万利，地方的百姓不受穷苦，又如何凑得起地方官们的万利？！
这种无底线的恶习一开，吏治自然也就算是烂透了。就是如此的腐败透顶的官府，增加预算是为招兵买马，打着“维稳”的旗号，对全体民众宣战。
不过，历史上所有的违反人性与民心的战争都有终结的一日，中国大陆官府所发起的这场战争也不例外。当然，笔者寄希望于中共18大。
在1988年以前，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自由民主也一直是持镇压做法的。蒋经国总统的顺应民意，主动的开放党禁、报禁，不到两年，就使得台湾成为了宪政民主的文明国家；南韩的全斗焕政府是在1980年指使着军警制造了一场光州的大血案，金大中为首的民主斗士始终不渝坚持斗争，就在光州惨案发生后不久，南韩也成为了一个宪政民主的文明国家。在东欧的前共产国家当中，也发生过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这些民主运动，也都被军警残酷的镇压掉了，但民心民意不可违，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终还是要由人民来说了算。于是就在1989年、1990年，东欧国家的共产政府是纷纷倒台，人民恢复了尊严，生活在文明的制度里。
所以，笔者很寄希望于中共18大。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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