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4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一章：寻 访
第六节：散落在市井里的盐源难友
1985年，我还住文星湾的危房时，有一天中午下班回来，邻居刘大爷告诉我“你早上上班后不久，就有两个与你年龄相当的中年人来找过你，我告诉他们，你在农用汽车制造厂上班。他们立即留下了一张字条要我转交给你。”
我接过那张字条一看，那上面写着：“令平兄，别来无恙，听说你回重庆后，现在在农用汽车制造厂工作，今天特别的专程从市中区来到这里拜访你。不巧，你不在家，我们又不好去厂里惊动你们的门卫，加上还有其它事要办，所以我们就没等你回家，特留下我的地址，希望你能抽空到重庆一聚。”
字条落名孟平，地址是市中区五一路某街100号。
在蔡家场听到从盐源返回的何福安讲过，张锡锟和刘顺森后来得到“平反”。同刘顺森一起，当年以“反革命越狱”逃跑集团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孟平和杨汉群，也从南充监狱中获释，孟平回到重庆后便在大阳沟一带居住。只是不知道他住的详细地址，也不知道他谋生的职业是什么？
孟平比我小十岁，据他本人讲，被捕前是西南铝加工厂的一名工人，因派系武斗而被捕，人很机灵，今天他突然出现，并找上门来必定有事。我本来就想弄清楚刘顺森当年逃到重庆的经过，也想知道孟平等人的平反过程，了解他们从南充监狱放出来的伙计们下落和生活情况。
当时决定下个礼拜，到市中区按字条提供的地址，会见这位当年小兄弟。
我按字条上提供的地址找到那里时，已接近中午，而门却锁着，据隔壁的邻人讲，他平时一大早就出去了，白天很不容易找到他本人，只有在晚上十点钟左右他才回家。我从门缝里向里张望，只见室内堆放零乱，也没什么家具。
问他的邻居，那人说，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房子是租来的，如果你要找他，可到大阳沟菜市场去找，他弟弟在那里开一家火锅馆，门面叫“兄弟火锅馆。”
到中午，我才找到了那里。火锅馆正在营业，生意不错，但是除了他的弟媳妇在那里张罗，孟平却没有在。问到老板娘她说；“他去买火锅料了，你等一下吧。”
十分钟后，只见他提着一个篮子，身后跟的人竟是夏光然。自盐源一别整整七年没有相见，看他的穿着打扮已与当年完全不同。见面后，最先问孟平，盐源宣判后，什么时候改判的？现在各在那里谋生？
夏光然穿着中山服，还是那个老样子，他告诉我说：“我成了无业游民，至今落魄江湖，四海为家，前年我到了重庆，一直住在王正印家里，帮他在朝天门的水果市场贩运水果。”
“我打听了你好久，都没有弄清你在那里，后来，还是在王明丰那里问到你在北碚。最近，我和孟平合开一个五金商店，做些买卖标准件的生意，上周我和孟平到北碚联系一批业务，问到你的住址就去了文星湾……”
从老夏介绍中，我已听出，他出狱后，四处流浪，为求生活和孟平在市井相遇聚在一起。我指了指火锅店，向孟平问道：“这店的生意不错，想来你发了”孟平淡然一笑回答说：
“这是我弟弟和弟媳妇的根据地，我们只是暂时在这里歇个脚。从监狱出来以后，我在南充监狱结交的那帮朋友缠上了我，前些日子又在江北碰上了蒋真富，他从盐源回来后，回到他以前的铁作社，铁作社现在改行生产螺丝螺帽。我们商量从他那里拿来的标准件，摆到大阳沟租的一个五金门市中来卖，大家都想弄口饭吃，权且以此谋生吧”。
听他这么一说，我对他们的近况已明白几分。问到他们，这么多年来是否安了家，老夏苦笑道：‘四海为家，我们这种处境，谁看得起我们？”
我们在火锅店吃过午饭，便由夏光然陪着我到了他们开的五金门市，在大阳沟的偏僻弄堂里，我们找到了他们合伙的五金店。
那是一幢居民住宅楼的底楼用作出租门面，门面大约五米宽，纵深不到两米，摆在玻璃厨柜里，全是些普通的联接零件和一些扳手之类的小工具。里面坐着一个小伙子，正伏在厨柜的玻璃台面上打瞌睡，看来生意相当清淡。
我们穿过门市旁边很窄的巷道，进去后，便是一个通向地下室的石梯坎。走下石梯坎进入地下室。过道里漆黑一团，拐过弯，才看见从地下室射出来的灯光，进去是两间套房，昏暗的灯光中弥漫出劣质香烟的呛人气息。
外面那间房间里摆着两张麻将桌，大约五六个青年男女正围着一张桌上玩着麻将。见有人进来一齐把脸扭向我们。
用不着介绍，我已经猜出这些人是孟平在南充监狱里结交的朋友，他们的年龄差不多都在三十岁上下，从那穿着看，男的全是新潮的牛仔衣裤，女的坦胸露肩，披着没有钮扣的连衣裙，脚上拖着拖鞋，口里叼着香烟，头发蓬乱，好像才起床的模样。
从他们的外形上判断，这是些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里，所描写的社会底层人物。用我理性的眼光认识他们，这是些随时都同看守所打交道的社会弃儿，是一群被生活遗弃的社会另类。
跟着老夏向里面的房间走去，那里面摆着三张床，一股低档香水夹着霉气迎面扑来，那床上乱扔着肮脏的被褥，以及乱堆在一起的衣裤，地上丢着满地的烟头。证明这些男女们过着群居的流浪汉生活。
看到他们的生活现状后，我马上会想到，为了求生存，他们极有可能就会在今晚的某次行窃中，被当成嫌疑人抓进看守所，他们从小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力，不知什么时候成了社会弃儿，没人关心过他们的苦难和内心痛楚。
其实我在盐源渡过的十六年时间，早了解他们了，他们是些从市井和农村流落出来，生活失去来源的人。他们被抓起来，又被监狱放出来，正常人谋生的路在他们脚下已经断绝，只好落到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田地。
中共不但对知识份子造下了罪孽，尤其对劳苦大众，造下了比历代王朝更深更广的罪孽。
下午留下夏光然与我单独相处的时间，他向我讲了他目前的生活，特别讲到在与孟平合伙做机械零件生意过程，他说“不久前，孟平背着我将价值三万元的零件，私自拉了一车到成都出卖。突然说雇佣的包运车是黑车，车在运送过程中失踪，这件事发生得太蹊跷，那是大家好不容易凑起来的本钱。
车是孟平雇的，想不到这小子给我玩黑吃黑的把戏，现在底金抽空了，生意也做不起来了，所有的人就只好在这里鬼混了。”
我听了他的话心中禁不住一阵惊异，孟平的底细我并不清楚，当年在六队物色越狱的人也是刘顺森亲自定的，我和他的交往并不深。那一次三个人从六队出逃。究竟怎么栽在重庆，我也不清楚，但获刑的人中除刘顺森饮弹刑场，其余两人都判了无期徒刑。
论人品他纵然变得再坏，也不可能拿大家凑的钱做出这种缺德事，就是黑社会里也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否则怎么在江湖上混？
沉默好半天，我忧虑的问他：“你同孟平推心置腹的交谈过了吗？我想现在社会极混乱，运输车发生这种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当然也不排斥你讲的黑吃黑的可能，眼前我觉得你总要找一个正当的谋生职业，不能老在社会上混。”
为了规劝他，我介绍了潘老的为人和晚节，他晚年只是帮人站柜台，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过他的晚年。像老夏这种经历比潘老惊险的人，更要保持一个政治犯的本色。我建议他最好找一个事企业单位，从事管理的职业，千万不可在当前的困境中消沉堕落。
1987年我在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水果市场上，碰到了王正印，在王正印家里再次与夏光然相见，当天晚上在王正印家留宿一夜。
这一次有比较宽裕的时间向他们较详细了解。
老夏刑满释放后，便同赖开明，张映国等一起做收购黄连生意，据他说受商贩骗，赖开明被人暗害，生意也散了伙，便跟王正印来朝天门做水果生意。
同孟平交谈到过去农六队可歌可泣的斗争往亊时，他的评价是，“我们当年在做蠢事。”他对中共有一种特殊的看法，他认为同中共讲真理是可笑的，更不主张同他们正面的硬拼。
他说：“真理在共产党眼里，只有大傻瓜才会孜孜不倦追求，只有愚弄人的时候才会讲‘牺牲是伟大的’。”
他断言人是自私的，他说：“与其抨击当局，触恼他们，还不如去做破坏这个社会的事。例如不惜手段贿赂当权的，通过他们捞回大把钞票，或者把毒品贩到这个国度来，或从事走私，总之‘生意’做得越大才算好汉！”
1992年，孟平两次到北碚来找我。第一次拿了一个摔坏的轿车面罩，叫我找人给他焊补一下，他说他最近已经在作进口车的走私生意，自己也有了一辆本田车。我告诉他日本车的面罩，不能用普通焊补，只有另外下材料仿制一个，价格要五百元，他没有思考的一口答应了。
那一次，我虽然没有问他的生意是怎么做的，也没有问他现在有多少钱，但我根据中国人还很少有私车年代，他就拥有了轿车，一定在按自已的计划，在做很大的生意，大把捞钞票，一步步跻身于“中产”行列了。
第二次他拿了一大卷英文资料，我看是一部全自动洗衣机的图纸和清单，于是我好奇的问他：“你怎么又在做走私车，又在做洗衣机？”
他说：“重庆洗衣机厂生产的洗衣机是我从国外搞来的，我已经买断了它的专利，现在我已查明，这个厂未经我的同意，大批仿造这个产品，所以我将向重庆市经济法庭，按盗用专利的名义起诉该厂，并要求索赔。现在请你找一个懂英文专业的翻译，把这些图纸和说明书翻译出来。”
听他说的我已猜出，他已混迹进出口商贸场，并在外贸上初露头角了。
我为难的说：“英语我完全还给老师了，要请人翻译，我不懂这方面的行情，不知道你能出多少钱完成这套资料的翻译报酬？”
他说：“我也是一个外行，所以特来请你帮忙，你们厂的技术室里从重大毕业的年轻人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个？”三天以后，我回答他请人翻译全套大约要三千元，只是他们需要的时间要三个月。他听后说钱不贵，只是打官司的时间恐怕不允许延续那么长，我只好另找他人了！于是他收回了他的图纸。
那时，我家还没有安电话，他已使用“大哥大”了。
1994年夏天我在沙坪坝参加一个质量体系培训班，在培训的地方他找到了我，他开的是一个新的凌志车，车上还带了一个很年轻的女秘书，他本人不但西装革履，带着一付太阳镜，很像近代派被尊为大腕的人物。
1996年，我已辞去了我的工职，在壁山的四亨公司“打工“，这一天晚上大约已经八点钟了，我正在青杠车站旁的马路边，碰巧他驾驶的凌志车顺着高速公路刚从成都返回重庆，在高速公路青杠出口站把车停下来，向我打招呼，他的坐旁坐着他的小秘。
这次邂逅，他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这两年他已在进口车生意中站隐了脚跟。他以商人身份，在重庆和成都拥有两个规模可观的销售门市，专门在西南边境同东南亚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做“进出口生意”。
说罢他还从皮包里亮出泰国和越南的护照，和一张出入边境的特许通行证，上面盖有四川省公安厅的大印。
他说他已经取得了泰国的国籍，我明白，他是瞄准了这些年进口汽车的热门，靠走私小轿车发起来了，手里有的是钱。
我问他兄弟现在在干什么？他说现在在重庆宾馆担任业务经理。
重庆宾馆是重庆市政府对外接待的窗口，也是重庆官员们的小金库之一。这里有来自各方的“黑道”“白道”人物与市政府搭线联络，干着各种‘秘密’勾当。能担任这里的业务经理不是一般的市民可以揽到，看来孟平兄弟今天是混迹在中共权力富有阶层之中了。
按此推断他们的家庭和出身，当与中共某当权者有很深的联系，或者说他的父辈有当今中共的掌权人物。但是我问到孟平有关与当今中共权力者的亲缘关系时，他从来不作回答，只说自己原来是西南铝加工厂的工人。
不过当与他交换对毛泽东独裁政权的看法，他毫不掩盖他对这个杀人魔王的切齿愤恨，透露他与中共内的某种倾轧有关。
1971年他入狱不久，便到了六队，与刘顺森交为挚友，1975年刘顺森组织向重庆地区的逃亡中，首选的成员便是他，其中他那机灵过人，以及对重庆地区文革状况的熟悉，是刘顺森选择他的主要理由。但是我除知道他的兄弟外，对他的家庭背景一直没有弄清楚，这也许就是他的狡诈之处。
那天晚上，我们在青杠镇街边的一家馆子里吃过晚饭后，便在四亨公司的花园里交谈得很久，他说他在出狱后经过认真的反思，对张锡锟刘顺森的人品推崇备至，替他们的遇难深深惋惜，但认为当时刘顺森的逃亡是件蠢事。
讲到他对当前政局的看法，他说：“我对政治已经失去了兴趣，就是感兴趣也没用，今天的老百姓那一个不是为赚钱谋生活而奔忙？那一个不是对中共既抱着一腔怨怒，但不会走上大街散发反对邓小平的传单！
我现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赚钱！赚政府的钱，赚共产党的钱我决不半点手软，因为共产党内有的是贪官，像我现在干的买卖，首先就是逃关税，巧妙利用这些贪官为我批条子做护身。我现在就是要捞大笔钱来补偿我十年的牢狱之灾！”
好明确的主张，好熟悉的手段，这同那些被文革打成走资派的黑崽子们，到了今天父母官复原职，以后被称为“太子党”的人们，冒出来的肺腑之言，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他算是挤进了中国新生的富有阶层了，凭着他的机灵他会混得很惬意。
深夜十二点钟，他才起身告辞，他的“女秘书”一直呆在车里没有出来，我说夜深了就在四亨公司住一晚上吧，他说已与他的几个伙计约好，今晚回重庆宾馆住，我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反问：“人为什么要结婚找约束呢？结了婚，行动要受限制，要是再拖上一个孩子，简直就是受罪，像我现在这样无拘无束不是很好吗？”
看来他在家庭问题上也是时髦的现代派，同居的双方都不受道德和责任的约束，这是不是新的家庭观念，我不知道。
当我讲起王大炳子女的困难，以及其它挣扎在贫穷线上的人希望能得到他人的资助，把自己用不完的钱做些慈善事业可是一件积德的事。他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意，可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这种好事。
不久当潘老去世时，我打电话通知他，一同去参加潘老的追吊会时，他却没有应诺前往，这令我感觉到他与我们当年狱中同生死的人相隔甚远，没有必要同他保持联系了。
至于我所知道的从盐源农场获释的几十名人员中，除了几位获平反回到机关企业的人员，如张忠信，王明丰、王平依靠工资而过活外，邓自新回了西南毛纺厂，陈孝虞身体很不好，曾带信到蔡家场寻找过我，至于陈蓉康因家被拆迁，当时缺电话，随后便失去了联系。朱凌飞、王文典还留在农场的老残队。
1991年当我出差成都专门寻找解放中路张钖锟的家，准备第二次探访他的大哥，但那里已从新拆修，原来的1268号早巳消失，因不知电活号码同他大哥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现在何方？
刑满释放人员绝大多数处于市井最底层为生活而挣扎，如像我第一次在上清寺的那个地下室里看到的那样。也有些实业小成的人。例如唐元澄，从事一个涂料小作坊，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挣扎渡日。
散落在菜市场从事开面馆的危君福，王正印，中共给了他们一点可以求生存的条件，他们年纪都已六七十岁，再没有精力过多去想其它的门道，并以他们亲身经历诉说中共当年“改造人”的真相。尤其见证当年高举火炬，英勇抗暴人们的事迹。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