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2日讯】一、毛泽东热的又一面
英国广播公司在毛的冥寿百年之际，推出电影《毛泽东——最后的皇帝》披露了毛泽东的一些私生活丑闻。这类有关私生活的新闻，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妨称之为“感性批判的毛泽东热”。对于这种感性的批判，许多即使主张批判毛泽东的人，也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出发，持有否定的态度，认为应该“淡化”。
如全球性电脑中文杂志《华夏文摘》，不久前就有读者在第一三五期上载文指出，“据说美国总统罗斯福，肯尼迪等在这方面似乎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毛泽东，各种传闻也很多。但这毕竟都是他们的私事，只有三流小报上的花边新闻才会热衷于此。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是需要后人永远分析、研究的巨大课题。如果只是写一些死无对证、破绽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黄色秘闻’硬充‘党和国家的机密’，显然既有悖研究历史人物的严肃态度，又有失为历史高度负责的慎重精神”。
二、低级无聊吗？
对此，首先可以指出，毛泽东和罗斯福、肯尼迪等人的情况是不同的。首先，诚如新闻界的一句名言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因而，那些公认的道德家，例如西方社会电视里的布道家，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模样，开口闭口道德、贞洁，一旦被揭发出有生活丑闻，就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显然，毛泽东思想本身极富道德说教色彩，毛泽东生前也一再号召八亿人民“作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闪念”，号召乃至强令八亿人民过清教徒的生活；因此毛泽东本人的低级趣味和腐朽生活方式，就因凸显了他言行间的巨大反差而具有特别强烈的戏剧性效果，人们对此表现出较大的兴趣也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知道罗斯福、肯尼迪都没有对老百姓作如此道德的苛求。
其次，罗斯福、肯尼迪固然有生活问题，但那一般属于个人隐私问题，还没有到触犯法律的程度。而毛泽东的生活问题则牵涉到滥用权力和触犯法律的程度。毛泽东的性趣怪僻，已远远超出了“浪漫故事”和“个人隐私”的范围，以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法律来衡量，已属“事实重婚”乃至“淫乱”流氓活动的范围。老百姓中如果有人这样，那就要受到“批判、斗争”乃至判以重刑。某些人对此义愤填膺，那也十分正常，恐怕也是“淡化”不了的。
西方国家元首往往在执政时，在活着时，就被民众议论纷纷，他们死后老百姓也就没有对发掘那些轶闻有特别的兴趣。而毛泽东生前，议论他的私生活属于最严重的“恶毒攻击”反革命罪，要处以极刑的。在他死后，老百姓终于渐渐解脱了这种恐惧，特别是来到言论自由世界的大陆人士，终于能够自由地接触到那些在大陆至今还属于“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毛的私生活资料，对此会因新鲜而感到较高的兴趣。这也是很值得同情和理解的。要说低级趣味，那毛泽东的性趣怪僻才是最大的低级趣味呢。至少干低级趣味的人，比起议论低级趣味的，是否更低级一些呢？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同“供小市民在饭后茶余，消愁解闷用的”“花边新闻”、“野史”相对而言的“严肃的”正史，也要加以具体分析。中共毛泽东时代的党史，够严肃的吧！多么道貌岸然、言正辞严的说教，可是有多少可信度呢？完全是公然强奸历史的作法，比起小道消息、花边新闻和“野史”来，不知“野”多少了！
事实上，“野史”往往是对“官方正史”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尤其如此。即使在言论相当自由的美国，野史的大量存在也没有影响到严肃的历史学研究，仍然对于正史有一定的补充作用。至少“野史”具有“录以备考”的功能。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国内成立了辛亥革命研究会的消息，感触良多。不知何时才能成立“文化革命”研究会、“大跃进”学会、和毛泽东时代学会？在这些严肃的学会成立之前，关于“文化革命”、“大跃进年代”、毛泽东时代的“野史”恐怕是少不了的。巴金等知识分子关于建立一个“文化革命纪念馆”的建议，至今不能落实。若干年后和再一代人以后研究“文化革命”，当然比现在研究要困难得多，那么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呢？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似乎太多地用在考据历史方面了，实在可惜！在严肃、真实的史实还被封杀的中国大陆，如果再封杀小道消息和野史，那今后历史研究的难度就会极大地增大。
无疑的，现在深刻研究、分析毛泽东错误、罪行的主要障碍来自中共的材料封锁和“研究禁区”的设置，而不是来自民间的“热衷花边新闻”。民间的“热衷花边新闻”，也恰恰是对禁区设置的逆反心理，所以，要消除“黄色秘闻”的最好方法，就是公布那些有关毛泽东私生活的“党和国家的机密”。当然，个人隐私还是要保护的，但一般来说，死者的许多私事就不必再当做隐私。其次，历史人物的私事也往往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控制程度自然应该进一步放松。这正像西方国家老百
姓的隐私是隐私，公众人物的隐私就往往牵涉到公众事务而往往不再成为隐私。
当然，我们不主张完全依据道德标准去衡量、苛求历史人物。许多历史伟人按照常人的道德标准来看也是很有缺陷的，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但是，巨大的虚伪终究是为人处世的大忌。某些历史伟人私生活“不检”，但可能他们原本就对这方面持有开放、宽容的态度。如布哈林等苏俄早期的一些领导人，性生活也相当浪漫，因为他们推崇绝对的自由感情，有自己不同于常人的道德观，因此他们还是言行一致的。在历史人物中，就言行不一致，对人民动则上纲上线的无限道德苛求和对自己低级欲望的无限放怂之间的反差而言，就“对人是马列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而言，古今中外著名领袖人物中，恐怕毛泽东实在算得上“据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第一人了。不要不承认嘛，这也是世界第一，反映了中国的大国气派嘛！
三、没有严肃的学术价值吗？
把毛泽东的私生活丑闻仅仅看作没有历史价值的逸事、野史，这种对待毛私生活的观点，虽然比之看作低级趣味要缓和一些，仍然十分片面。即使西方有关领袖人物花边新闻真是全无价值的野史，中国的国情也是不同的，因此这类比附往往也就不成立。无疑地，西方国家元首的特权比毛少得多，其私生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扰也就比毛小得多，因而也就不像毛的私生活那样具有如此重要的参考、研究价值。
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的私生活，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苦难有相当大的联系，因此就不能视为个人生活问题。我们不能就事论事的局限于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失误等等。要想想在这些表面的政策制定和变动之下，是否还有什么深层的个人心理在起作用？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人物的心理，显然对于我们深刻了解那个时代是会有启发的。有人曾分析指出，毛泽东早年在北大时的落魄是他后来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可尝试地提出几种关于毛私德和中国政治的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如此耽于享乐，这样上行下效，显然对于中共上层普遍的追求享乐、意志衰退有相当程度之影响。今天我们或许会感到像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样明显荒谬的政策为什么（除彭德怀外）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反对，看来，党内普遍的耽于享乐、意志衰退是原因之一。
由于毛泽东自知在私生活上有欠缺，他对于党内最高领导层中生活上比较清廉的同志就更容易产生一种忌恨的心理。一方面，毛需要这样生活清廉、有威信的同志去执行他的决策和维护他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惧怕这些同志的威望超过他。这种矛盾的心理恐怕是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人事多变、内斗不断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的政治决策中，肯定有许多个人自私的动机。据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的意见书害得毛泽东严重失眠。有一次毛在吃了三次安眠药后还睡不着，突然对身边的田玉云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的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到中华！”这里，毛恐人觊觎神器的帝王心态不是很明显了吗？这样的生活细节对于我们理解庐山会议的实质不是很有帮助吗？现在大陆的毛泽东研究，总是把毛的错误（罪行？）看作是好心办了坏事，是认识问题。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这种心理障碍，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毛泽东是极为不利的。
毛泽东对生活问题的双重标准，延伸到政治上，也就成了出尔反尔和不择手段，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影响甚大。例如他一方面号召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又对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仁人志士残酷迫害、围剿屠杀。这比“莫谈国是”，仅仅箝制言论的专制，要厉害得多。这种“诱民入罪”的残忍政策，弄得人人自危，民气萎靡，暴政之苛，莫过于此也！既然不关心不行，真关心也不行，结果就是人人被迫去假装关心国家大事。这同政治笑话中所说的“共产党假装爱我们，我们就假装爱共产党”互相补充，形成举国上下普遍的双重人格。致使民风纯朴不再，暴政之害，莫过于此也！
毛泽东人格上的巨大矛盾、混乱则是他政策的矛盾的认识根源之一。除上面说过的言行不一致外，他人格的矛盾还表现在如下多方面：想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而不爱读马列的书，相反，终生酷爱记载帝皇权术的《资治通鉴》及描写封建腐朽生活的《金瓶梅》等线装书。许诺人民富裕的生活而又讴歌贫穷，大谈“富则修”和“穷则思变，要变，要革命”。仇视斯大林的趾高气扬而又觊觎斯大林的权势地位。自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而又有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想试验“大民主”而又放不开个人崇拜和极权主义。自称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声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无法无天”，却又深信道家的“采阴补阳”说，津津于研习道家的“房中术”，后来竟到了每逢房事必同性伴侣一起虔诚地拜读道家房事经书《苏奴经》的迷痴程度。他本人酷爱读书却又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气质中富有浪漫主义情怀而却陷于低级趣味不能自拔……。这些，也间接地导致了他的政策中充满矛盾、混乱。
毛私生活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的关系，还突出表现为江青的从政经历。江青强烈的参政、干政欲望，多少同她家庭生活的不幸有关，是家庭生活失落、受挫后产生的某种补偿需求。假如江青是一个幸福、满足的妻子，她的参政欲望必不致如此强烈，即使参政也不会有疯狂的报复心理。心理学家认为“妒忌是人类最强烈的感情”，江青的政治疯狂多少可从她同毛的关系中找到部分答案。而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在毛和江之间有一种默契，作为江青对毛私生活不干涉的补偿，毛也对江的政治活动采取不多干涉的态度。这显然是“四人帮”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王光美的家庭生活比她幸福得多，这或许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间残酷斗争的潜在原因之一。
现代西方选民对国家领袖的家庭生活相当重视，这在政治权力严格制约的法治社会，或许可说是有些将公务活动过多纠缠于私生活的倾向，但也不是全无道理。有道是幸福的人往往对人是宽容的。
据某些历史学家分析，东方文明的一个弱点是皇帝妻妾过多，因此帝王们往往将过多精力用于处理家庭矛盾，无暇管理国家大事。作为中国末代皇帝的毛泽东，显然重蹈了这一历史错误：性生活耗去了他过多的精力，于是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他本人所一直强调的“调查研究”，以致严重脱离现实，做出了“大跃进”、“亩产万斤”一类显然荒谬绝伦的决策和去考虑“粮食吃不完怎么办？”一类的愚蠢问题。
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有各种角度。而从个人的早期经历、心理素质去分析后期作为，向来是文学作品探讨中的一个严肃领域。政治人物的心理分析，为什么不能成为严肃的研究呢？按照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连婴儿时期的经历对人的后期行为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能说佛氏的研究是不严肃的吗？
四、对毛泽东生活丑闻的态度和中国文化
对于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毛泽东——最后的皇帝》影片，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诉这一影片，“画面和文字解说毫不相干，搞移花接木”，对“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民族英雄和世界人民尊敬的伟人”毛泽东“进行恶毒毁谤和中伤”，“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该公司缺乏新闻道德的表现”。这种对待感性批判毛泽东的极端态度，也是需要作点分析的。
这个抗议相当软弱无力，完全没有一点具体的反驳，只是空洞的大帽子一顶，用的基本是中国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中“何其毒也”式的大批判语言。至于是否“画面和文字解说毫不相干”那样的技术问题，完全可以由观众去判断，不是一个政府所应该干涉的。
说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具体分析。首先，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私生活丑闻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人民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去这样干，毛泽东是毛泽东，人民是人民，中国人民不必为毛泽东的丑闻受“连坐”、背黑锅。从这个角度讲，揭毛泽东的丑闻谈不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毛私生活丑闻的曝光，对那些至今视毛泽东为革命导师、一代师表、民族英雄的人，无疑会有一种发觉自己受骗上当后的深深的羞耻感；对于那些至今还沉浸在“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那种“无限幸福感情”中的人，无疑也是十分无情的一盆冷水；而对于那些至今还高举毛的大棒作大旗的人，更是残酷的当头一棒。从这个角度说，说英国广播公司的这一举动“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是，这种场合下，受骗者应该把怨恨指向欺骗他感情的骗子，而不是迁怒于揭露骗子的人，这才是勇敢的觉悟者的作为。如果说英国广播公司这一影片揭露了中国人的“家丑”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去追究制造家丑的人，而不是揭露家丑的人。
须知主动暴露和批判自己国家的丑事，这正是一个国家自信心的和道德勇气的表现。联系到英国新闻媒介对自己王室“丑闻”的穷追不舍，我们对人家新闻媒体那种高度的敬业精神不能不表示深为折服。而今英语文化能发展到雄视全球的规模，这恐怕同他们的向来不太忌讳、害怕自曝其丑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关。自曝其丑才能不断去丑、改进。
其实，英王室的所谓丑闻，发生在平头小百姓身上根本就无所谓。这也许正反映了中西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别：中国总是对小老百姓作过多的道德苛求而于上层执政者过于放纵；西方则往往是相反。对毛泽东丑闻的掩饰，正是这种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之一。
从功能的角度两相比较，应该承认对小民宽松而对统治阶层、执政者严加制约的取向略胜一筹。因为对老百姓宽松，可以保持、生息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力；而且国家的衰弱，总是由上层的腐败引起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们认为青年人的留长发、穿短裙都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需要各级党组织密切关注的动向。这种观点不但不对，而且可以说事实上是相反：政府将行政力量用于限制人民的一举一动，致使人民唯唯喏喏，失去生气，国家岂有不衰弱的。
毛泽东之为千古罪人，恐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结论。这看看斯大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了，而毛泽东所犯错误、罪行比起斯大林规模和程度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要将这只黑锅长期背下去，实在是极为不智而缺乏远见的措施。真正明智且勇敢的措施，是庄严宣布将毛泽东——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浩劫和给中共带来巨大耻辱，混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者，永远开除出党！这样一刀两断地同封建余孽划清界线，才能讨还自身清白，才是保全面子的根本办法。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谅解，从而轻装上阵地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此，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绝后的悲剧，才终于有了一个喜剧的句号。
原载《北京之春》94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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