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3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一章：寻 访
第五节：夏 光 然
毛泽东时代，在反抗中共迫害的斗争中，我和夏光然结下了共生死的患难之情，当年张锡锟和刘顺森相继惨遭毒手以后，我和老夏便成了“火炬”生还的主要成员。
回重庆后，当我知道他在出狱后混迹市井的遭遇，对他深为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资助过他。我几次为他找工作的努力没有实现，深感力不从心。
中共长期的虐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性格被扭曲的伤痕，铁打的汉子也难避这种伤痕的恶性发作。所以幸存者之间保持相互慰勉，成了我们之间的共同约定。
1989年他与王正印闹得很僵，决定离开重庆，回到成都金牛镇的老家去，回成都之前曾到北碚我的家中一聚，那次我们同去北温泉和缙云山玩了一天，并且合影留念，我问他回成都以后的打算，他不无伤感的回答我说：
“随遇而安吧，我不像你有了家，我是孤身一人无牵无挂，在江湖上漂泊多年习惯了。我最牵挂的是那些在盐源牺牲了的先烈们，民主尚未成功，我一定要回一趟盐源五号梁子去，凭吊当年已经牺牲的难友们，他们的遗骨如何处置我也要打听一下”。
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收到他的简讯，这些简讯只有几句相报平安的话。直到1996年才收到他从资中城关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准备到重庆来投奔我，我敏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恐怕到了流浪不动的时候了，想来重庆找一份工作暂时栖身。
我当即与毛贯益联系，看看他的八桥客车有限公司能不能给老夏安排一个看门的工作，不料，老毛严辞拒绝了。
想他从资中到来后，再作商议。那时我已在璧山投奔李伦所办的海山公司，正同孙庸利用壁山坐椅厂的场地，开办一个制作防弹衣的工厂。
接信后，我立即回了信，答应无论如何我要为他安排一个安渡晚年的事做。
八月份，我在璧山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到了北碚我的家里。我忙从壁山匆匆赶回，到家已是中午时分，进门见他端坐在我的客厅里，穿着一件灰色很旧的中山装。大概因为心情不佳，再加上旅途劳顿，那满脸的皱纹，花白头发已盖满了他的两鬓，比之五年前从重庆离开时苍老多了。
灰色的中山服，又脏又黑，好像有几个月都没洗过似的。脚上套着一双绿帆布的“解放鞋”，那模样与进城打工的乡下农民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一个穷愁潦倒的流浪人。真乃“匆匆又作渝市客，晃然如隔数十秋，乱世今日抚昨日，今日仍在街中乞。”
我本想问他怎么稿得如此狼狈？但我却不知从那个标准和那个状态来问，事实上夏老三从我在孟平店里与他久别重逢后，一直都处在穷愁潦倒的状态中，想来他在89年从王正印家离去后，恐怕日子一直过得十分艰辛。
今日中共统治下，过去的五类份子及其后人，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何况像他这种不甘弯腰事权贵的人，半生囹圄，几十年折磨，到了晚年仍在漂泊流离。看到他，想到近几年为生活而死在打工路上的王大炳。因不愿低头，苦难伴随着他们的晚年。
见到他们如同对镜照见自己，相比他们的命运，我中年后得到了一个正当的谋生职业，免去了在社会上流浪，近年又蒙李伦不弃，取得了一个小小科长职位，却因天性不苟与浊世同流合污。不但与一些发财的机会失之交臂，还在工厂内部的斗争中提前退席。
退休后，立即进入打工仔的队列，虽平时节俭刻苦，仍无多余积蓄可用来支付穷朋友们的求助，面对着形同乞丐的老夏，平添了我的压力。
好在这些年我认识了一些朋友，解决个把人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当我俩坐定后，我向他问道：“你现在生活来源靠什么？”见我直端端的发问，他很不好意思的向我嗫嚅了一阵说：“离开重庆时，早先有一点积蓄，本想做点中药材生意，却上了别人的当，本钱也被人骗走了。”听他这么一说，便不想追问下去，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来。
他接过钱捏在手里继续说：“来前在资中，往在朋友家，已经身无分文，这次从资中来重庆，火车票还是朋友给买的。一下火车到北碚来，因为没有钱买汽车票，便将自己贴身衣服脱下来，当给汽车售票处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脱下那又脏又旧的中山服，里面居然没有任何衬衣。
他怎么会混成这样子，我不想追问，连忙到厨房里热了热现存的菜饭，同他将就着共进了午餐，按照我原先的安排，下午就立即带他去壁山坐椅厂，请求孙庸念在我和李伦的交情上，给他安排一个看守大门的工作。
他狼吞虎咽吃着我给他热好的饭菜，一面告诉我他在火车上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面前的他完全像“风雪夜归人”中的老乞丐，所不同的只差一根打狗棍和向人讨饭的破碗了。
吃完饭以后，我在衣柜里给他搜索了一大包我穿过的衣服，从新再添了五十块钱，要他去汽车站把押在那里的衬衣赎回来，一面挂通了壁山坐椅厂孙庸的电话。
这孙庸原是李伦的童稚之交，从小一起在含谷的农村中长大。据李伦介绍，文革时他在壁山公安局供职，因家庭出身，在文革中被划为走资派的黑狗崽，后来在李伦母亲的掩护下，躲过造反派的追捕，免去一场杀身之祸，不得不离开壁山，离井背乡到外地混了几年。
文革结束后，孙庸得到平反回到了壁山县公安局，不久下海，以老家的农舍为基地，开始做一点汽车零件的买卖，办起的公司起名海山公司，李伦任专用汽车厂厂长，他依靠专汽厂而暴发，1994年壁山坐椅厂已成了占地50亩的厂家，并获得四川省私营明星企业和重庆市私营企业十强的桂冠。
我与孙庸从丁家开始按触，是以质量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在质量上扶助他们，从丁家茅舍到壁山坐椅厂的建立，开始时，因为“生存”关系，对直接扶助他的部门极为谦恭，虚心接受客户反映出来的各种质量问题，认真加以改进。
一年后，他对专汽厂的几个大综产品，例如坐椅，侧窗，不仅形成依附关系，而且形成了包销包用的关系，干脆取名为重庆专用汽车制造总厂坐椅厂。而专汽的职工，因为他们售后服务态度好，几乎包揽弥补操作者操作不当所造成的损失，所以总装车间的装配工并没有不满的意见。
孙庸本人原是壁山公安局的警察，他熟谙共产党权钱交易的诀窍，知道除了依附专用汽车厂外，还必须有一个“保镖”，他的小儿子顶了他退休让出来的位置。
为了应付政府各级衙门，孙氏父子承包了壁山街上最毫华的酒店，壁山市政府官员和公安局的刑警是他酒店的常客。
后来，孙庸从相隔不远的某机械厂私下用重金挖来技术骨干，并购置了一条生产摩托发动机的生产线，以最快的速度在坐椅厂地盘中心，建立了一条年生产能力千万台的摩托车发动机装配生产线。
开始半年果然获利颇丰，孙氏父子，便将利润很薄的坐椅换成生产摩托发动机。殊不知道这一次独立运作的结果，却没有逃掉商品的经济规律，重庆摩托车发动机一哄而上，产品很快出现过剩危机。上千万流动资金被卡住，整个工厂无法继续运转，生产线停止了运转。
而这时，无锡常州一带更为狡诈的商人，探听到发动机处于滞销的海山公司，便从江苏专程到重庆壁山与孙庸商定，以赊销的办法，将这些滞销货运往沿海，答应一定在装配后，将这些赊销的货款如数返回。殊不知这些发动机有去无回，运出去一年了，赊销的货款却连个影都没有看到。
在短短一年多的发动机热中吃了这个大亏，使孙庸明白他那点功夫，只有依附一个主厂，保证他的产品销路，才能存活。他没有掌握一支为他提供适销对路产品和营销班子，唯一手段就是贿赂国有企业的头。李伦下台后，窃取了专汽厂领导班子的陈增，向他伸出了‘双赢’之手。
中共“改革派”想用经济建设的成就，使自己迅速成为有产者，尤其想证明一党执政比多党制优越，为继承独裁衣钵辩护。然而，失去竞争所带来的粗制滥造，失去监督所带来的腐败却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贫富分化使社会秩序日益混乱，抢劫银行、抢劫珠宝店的事频频发生，老百姓几乎家家有防盗门。
防弹衣及防弹车应运而生。
1996年重庆市把各银行配置的防弹车生产权交给了专用汽车厂，双方进行了‘协商’，孙庸以丰厚的回报，从陈增手上接过了防弹车的生产权。
老夏大约就是在壁山坐椅厂陷入困境，孙庸刚刚与陈增搭上关系时，来到了这家工厂。根据我的估计，看在与孙氏几年的老交情上，由壁山坐椅厂接纳一个夏光然应当不成问题。
我从家里打电话到壁山坐椅厂时，电话的那一端传来了老孙大儿子的声音，说他老子去浙江讨债去了，虽然他没有拒绝我的请求，但听得出态度非常勉强。他向我诉说了一大堆的苦衷。
听他的回答，让老夏一个人去恐怕要碰软钉子，所以决定亲自陪他去一下。下午三点钟便与他一起乘公共汽车去了壁山坐椅厂。
我在总经理室里终于碰到了孙露，彼此寒喧后，我向他介绍了夏光然，着重地向他介绍老夏的能力和现状。孙露皱着眉头，重复着在电话里已经说的话：“工人已大幅裁员。”
讲了好半天，最后孙露表态说，只有将原先守门的人数再压缩一个，让老夏暂时充任。老夏就这样免强地留了下来，工资没有定。
那时，李伦的海山公司正在规划防弹衣的生产线。我在陈家坪为防弹衣生产线绘制流程图。
几天后，我又专程从陈家坪到壁山探望他，看他住在其它看门人一道，问他孙老板给他每月多少工资时，老夏苦笑着沉默不语。在我追问下，他摇头说：
“谁叫我无一技之长，又在这种垂老时寄人篱下？我的处境在别人眼里如乞丐并无两样，能够有一碗饭吃，夜容一宿，我没理由向东家再讲待遇。再说你也不容易，孙氏父子已不像从前那样为产品过关而讨好你，你也在人家的管束下拿点打工钱。”
最后他才告诉我，孙庸每个月只给了他两百元，除了节省着吃饭就一文不剩了。听到这个情况，我立马想找孙露去论理，因为我知道，重庆市门卫的待遇一般都在五百元一个月，怎么会给老夏这样少的工钱？
我刚刚站起身来，就被他拉住说道：“孙露是晚辈，你找他有失你的身份，再说我来时，他把话说明了，他这里不需要人，换句话说，我是从别人碗里分饭吃，何况我才刚来，试用期也是三个月，等到以后你找他父亲平心静气商量这件事也不迟。”
我又问道，你们除了看门还包含那些附带工作？他说：“看门的人已经少到三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半兼职的饮事员，所以我们的值班时间，每天已增加到十二小时，除负责对进出员工登记，收发公司来往信件，还要负责厂区前的清洁卫生打扫，登记员工的迟到早退，督促工人们按时上下班。”
壁山坐椅厂开办初期的雇佣者，都是孙庸老家的子弟，开始他们为摆脱农活，甩掉农民帽子感到新鲜，不久他们被烦重的（有时是没日没夜的）生产任务，和不小心报废产品扣除工资的惩罚，使他们对孙老板感到憎恶。他们在背地里咒骂他比《半夜鸡叫》里的周剥皮还要周剥皮。
工人们把工厂的工具，原材料、半成品，趁下班时夹带出工厂大门，千方百计买通门卫，偷拿之风盛行。甚至发展到深夜用汽车，把整车的铝材、窗框、汽车坐椅偷出门去，日子一久，被孙老板发现，除了增派狼狗夜巡，并毅然的撤换了“门岗”，将最亲信的外侄和娘舅充任这些岗位。
身为中共党员的孙老板，其剥削手段一点不比资本家差。
恰恰好在夏老三当门卫的这段日子里，1997年初，在壁山坐椅厂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由七八个人组成的“索债队”，气势汹汹的撞进工厂大门。他们不听老夏的制止，径直穿过庭院，直端端的向办公室大楼撞去。
在两个戴大盖帽，身着蓝色制服的‘执法’人员带领下，撞上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孙庸办公室外的财务和管理人员阻拦不住，两个“警察”亮出了自已的工作证，证明他们是壁山县工商局的执法警察。
来人口称，县工商行政管理所，收到了二十几家工厂的状告信，说壁山坐椅厂长期拖欠他们的摩托车零件款，现在已是年关在即，所以特别来查对这个事实。
索债队伍中有两个女人，在楼下尖声的吼道：“今天你们不还钱，我们就要把你们的摩托发动机搬走”。那时孙庸还在浙江催款没有回来。
手头没有钱又想发财的小业主们，常常凭着一时产品的适销热，一哄而上，在产品热销推动下，小业主窜合一起，将自己的零件材料盲目投入一个组装厂，开始时哥们相称，大碗的酒喝出了最初的‘兄弟’关系。
但是好景不长，积压发动机欠下配件款，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见现象马上出现了。一半因需求严重跟不上生产，一半因一时脱销而粗制滥造，产品滞销加质量低劣产生了小业主间的欺诈和斗殴，很必然发生眼前这一幕了！
现在两个自称县的工商民警，在经理室门外乱吼了一阵，却不见里面的动静，其中一个一面狂喊：“孙庸你给我出来：”一面在阳台上拾起一块砖头向总经理室玻璃隔窗上猛砸过去，只听见哗啦一声，足有8毫米厚的毛玻窗就像惊雷一样被砸开一个大洞，碎玻璃落得经理室门前一地都是。
在里面躲着的孙大少爷，马上陪着笑脸走了出来。为了平息对方的怨气，他连忙从裤包里摸出一包“红塔山”来，连声陪着小心说道：“诸位有话好说，消消气”，一面吩咐在过道上办公的办事人员快给客人倒荼。
然而两个大盖帽将自己的公文皮包朝孙露办公桌上一甩，打开包，从中间拿出一大叠欠条。原先在楼下喊叫的女人，见两个警察在楼上攻破了办公室，便连骂带恐吓的撵上楼来，随行的其它人挽袖擦掌，口口声声喊道：“我们厂反正活不下去了，今天不拿钱来就砸了这家工厂。”
那用砖头敲碎大门玻璃的大盖帽，将手中的“警棍”交给了一起来的年青人，年青人会意，立刻挥动警棍将办公室其它几扇窗子一扇扇敲碎，一时办公楼乱成一团。
孙露被来势凶猛的讨债人吓昏了头，呆呆坐着，连大气都不敢出。他明白，今天这种场合，自己有一句失言，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正当办公大楼里闹得乌烟瘴气，孙露束手无策时，突然楼下坝子中一声大喊，只见此时的老夏戴着门岗执勤的红袖套，手里拿着一根一公尺长的铁棍，另一手叉腰、怒目圆睁的大喝道：“那里来的，敢在这里撒野？这是工厂重地，那个敢在大白天撞到这里来闹？”
楼上的肇事者，被楼下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震住，一起停下了手，把脸转向楼下老夏站在地方，等到看清楚吼声正是看门的老头发出的，为首的大盖帽推了一下帽沿，轻蔑地回敬道：“你一个小小看门的敢来干扰老子执法，小心弟兄们一个给你一拳，就要叫你扒在地下起不来！”
几个正在兴头上的年轻人立即在楼上向他挥动着拳头。
殊不知老夏冷笑一声，毫无惧色，介面道：“你那戴大盖帽的人听着，你这一套只能诈骗那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你们一进门我就看出你们是一群雇来的二流子，我已经打电话问过壁山工商所了，他们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派人来要债。
现在，你们别在这里装腔作势的哄人了，我已经把你们来这里捣乱的事报了警，一会警察马上就到，你们这些冒充工商的人一个都脱不到手，我奉劝你们还是趁早滚出去，否则你们就要倒霉的。”
他一面厉声的警告，一面还走到铁门前伸手把门关上，做出一付关门打狗的架势。老夏的出现不仅使那些大喊大砸的人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大家都一齐把脸扭过去，朝着从县城马路上驶来的汽车张望。
办公室前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大盖帽，一下收了刚才的架势，为首的那个大盖帽下意识的把头上戴的帽子摘下来提在手上，接着用手向他带来的人马一招，所有的肇事者便跟在他的后面，一面小声骂着，一面向楼下“撤退”。
只有那两个女人还拉长了嗓门，但已不像刚才那泼妇骂街的架势，而是带着哭声嚎叫道：“老娘已经快一年没有领到工钱了，本来老板答应我这次摧债如果有了钱，就首先补给我们的工资，砍脑壳的孙庸你教我们怎么活下去哟？”一面还是跟着讨债队的后面，向着楼下“撤离”了。
走到工厂的那两扇大铁门口，一脸晦气的大盖帽，指着孙露吼道：“我还要来找你的，等着吧！”当他丧气的跨出大门时，他又歪着头狠狠的瞪了这看门的老头一眼。恰恰好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
这支队伍不敢怠慢，一齐跨出厂门径直向路边的一辆过路的中巴车奔去，叫停了那车，蜂拥爬上了中巴车，一溜烟的跑掉了。
院子里沸腾起来，年轻的本厂子弟，把夏光然簇拥着。他们对这个老头已有了敬意，今天亲眼看见，老夏在凶恶的催债人面前不慌不忙解围的风采。孙露正准备打开保险柜，取出最后一点钱来退敌，却没想到这些人被老夏退去，他对这个平日不大开腔的老头刮目相看了。
这时，老夏才向包围他的工人们吐露了真情，他根本就没有报警，也没有打电话去县工商所，他这样的吓唬来人，是从这支讨债队，自已语言上出现了矛盾，暴露出肇事人是厂家雇佣来的打手，当老夏道破他们是冒充县工商局的，使他们感到心虚。那有不预先通知工商局就直撞工厂的？
这种以讹对讹，本是从中共常用的惯伎学来的。
想当年，林扯高抓到一纸“火炬”刊物，想讹诈出一个惊天的反革命集团大案，趁此机会，将他们十几年最棘手的六队人物一网打尽，赶尽杀绝。在险恶情势下，面对气势凶凶的刽子手，不被对方设置的坦白从宽陷阱所迷惑，变被动为主动，反而质问何庆云的证据。接连几天笼罩六队的恐怖气氛被击破，创下了以往一经被抓住把柄，只有挨斗、挨整的被动局面，转危为安。
这也许就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道理。老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述，而今能用的人已经不多，这是坐椅厂的工人，无法理解的，也是孙庸和他的儿子所不知道的。
自从这次风波后，孙老板觉察到靠上层的“权”和手中的“钱”是不够的。他开始对这个过去两个多月来从没正眼看过的，衣着破旧，沉默寡言的守门人刮目相看了。
原来孙镛的轿车出入厂门，从不停一下，更谈不上对守门人招呼一声。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从浙江回来后第二天，轿车进厂门时，破天荒停下来，跨出车门主动向夏光然握手，并从车厢后备箱里取出从浙江带来的水果。询问工作所遇到的困难。他知道老夏常犯胃病，专门给他带来了胃药。
不过老夏并不愿改变他一贯的不卑不亢态度，从此，每当白色的桑塔那经过工厂大门时，不论孙老板是忧是喜，老夏只礼节性点点头。
而他同工厂里的工人们，相处得就不同了，大家一直尊他为夏老师。他同打工者相处得很融洽，晚上他的门房里总是聚着一大群小伙子，有说有笑的谈古论今，倒也冲淡了他的孤独，使他并不感到凄凉和贫苦。！
然而他的病情却一天天恶化了，先是吃饭老是感到喉里不畅，渐渐出现呕吐。1998年4月，他已不能正常吃饭，小伙子们替他在厨房里熬粥，热中药。他变得十分消瘦。然而他却忍着病痛，不露声色照常值班，守门，打扫清洁。
那时，我正按李伦的布置，加紧准备防弹服的鉴定工作，听说老夏病体越笃，便在5月份专程赶来特地探望他，在他的寝室里他躺在床上，形如骷槁。无力的说：“我已不能进食，现在连喝下一点鸡蛋花也要兜肚的吐出。”
我真想不到半个月没有看到他，竟变成了这样，忙询问他到医院看了么？他说，孙庸亲自用车送他到县医院去作了胃镜，只说是胃炎，开了许多中药。
我看他床边摆满了大包小包的药，告诉他防弹衣厂审核一旦通过了，我就立刻把他安排到我那里，做一点编制计划方面的管理工作，也用不着值夜班。这样，生活上有条理，我们就可以相互照应了，对他的病会有所帮助。
这一夜他才把隐藏在心中的家事，告诉了我——
他一共五兄弟，他排行第三，夏老三便是他的小名。金牛镇本是他的老家，兄弟中三人都是当地的农民，最小的弟弟十五岁，便考入了成都军校，毕业后入伍，参加了共产党。而夏光然，1962年在一群中学生中组织了金牛镇人民党，不久被中共破获，以组织反革命集团将他下狱。
当年老幺出于仕途原因，登报断绝了与老三的亲兄弟关系……二十年后，他从盐源回到金牛镇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五弟的耳中，这时候这位五弟已是成都军区的一个大校军官。不知这位五弟良心发现，还是骨肉亲情，看到自己的三哥，流落街头替人代笔书信维持生活，便派人把他带到军区大院。
向他表示不要再在街上流浪，答应他在军区大院随便干点事，以渡晚年。老夏心中明白五兄弟找他来，是对当年他的不认亲哥表示忏悔。必竟眼下在金牛镇只剩下他们两兄弟了。
对中共早已认清的夏光然，怀着复杂的心态，不久只身离开了成都，他说：“天地有正气，人活就为这一口气。拨出去的水难以收回，他不愿一个曾公开宣布将他赶出家门的亲弟弟，今天再招他寄住他的篱下。从那以后，十几年过去了，成渝沿线布着他流浪的足迹。
一种无牵无挂交织着流浪者共有的失落感，伴随着他亲身体验监狱外整个社会底层的酸楚，饿一顿饱一顿，晚上经常在车站码头露宿过夜。
据他口述，1979年他因刑期刚满，调到农四队，1982年在盐源农场为张锡锟和刘顺森作戏剧性平反会上，他当场责问邓扬光：“人都被你们杀害了，现在凭你们一张空头平反书有什么意义”？
刑满后，他仍保持着“火炬”成员的本色，继续反抗中共对留场人员的压迫，负责管理他们的敖麻子说他反革命本性丝毫没有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将他“释放”，离开盐源农场，回到了他的金牛镇老家。
返回金牛镇后，他在场口摆了一个替人代写家信和讼状之类的小书桌，晚上又在附近茶馆里为喝茶人讲评书，得点茶水钱，维持着清苦的生活。
1963年，他入狱后，怀着遗腹的妻子，被所在生产队长强娶，并逼她堕胎，遭到她拚死反抗，总算把怀胎八个月的孩子生了下来。
老夏回到金牛镇时，他的儿子已满二十岁，儿子面对着这个站在面前的“陌生人”心情极为复杂，要认吧，想起幼时被人欺凌时，这个本该保护他的人到哪里去了？不认吧……
回到金牛镇，房子早已归他人占有，妻子也成了他人妇，看着站在跟前儿子眼里的尴尬眼光，知趣的老夏悄悄的离开了他们，用发给他的安家费在昔日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盖了一个干打垒的土房子，聊作栖身之榻，不久便同路经成都的盐源同难结伴，一起流浪到重庆。
他用平淡的口气讲述着他的经历，他的处境很像狄更斯笔下的奥立弗，只是他并不是济贫院里长大的孤儿，而是经过中共十几年监狱锤炼出来的火炬战士，同他们认钱不认人，奉行大鱼吃小鱼作风完全不同，他靠自己的正义感和正直，影响周围的人，虽然他常遭人算计，弄得往往连饭都没得吃的地步。
他讲完了这段从未向任何人讲述的隐情后，显得非常疲倦，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得的病我最清楚，如果真的得了不治之症，那么我想，我最后投靠五弟的时间也许到了，我预计要治好我的病，需要大量的金钱，在这个时候我再不花他的钱给我治病，就未免太傻了。”！
认定终身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那么他宁可流浪飘泊也不会去讨权贵的恩赐。中国自古就流传着叔牙、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下的故事，我们这个年代中，像陈力，张锡锟这种宁死不屈的中华精英，真值得我们的后代大树特树，否则怎么说中华魂犹存？！
那天晚上，我俩相聚在我房间，夜半我还给他做了一碗鸡蛋汤，大概因为我在他身边，使他感到宽慰，喝下了没有呕吐，平静的睡去。我却没有睡意，突然感到我同他可能是最后一夜相聚了。
直到五点钟与李伦约好，今天是防弹服鉴定会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匆匆的起床，在离开这位难友时，我一再叮嘱他，现在他的病情未知，身体已十分虚弱，一个人回成都，我绝不放心。必须有人护送，所以请他无论如何等我两天，在我开完鉴定会以后，由我专程护送他回成都。
两天以后，当我回到壁山坐椅厂时，门岗上却不见了他。我连忙去他的宿舍里找他，正碰上与他同值夜班的老吴。
他告诉我说：“你走的第二天，老夏开始大口吐血。昨天晚上，他告诉我不能再等你了，再不走恐怕真走不回成都了，我再三劝他再等一天，等到老孔回来，他也没有听，临走时嘱托我，把你给他过冬的衣服归还给你。”
听他这么一说，我马上问道：“有人陪他一起走吗？”老吴回答道：“他临走时说是去丁家找小王，是不是请小王送他一下，我就不知道了。他刚走才半天，现在要去小王家，兴许他还在那里？”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字条，我接过那张字条时手在颤抖。
令平如晤：我不能再等你了，这次给你增添麻烦了。我这次打工教训太大，真实了解基层打工仔的艰辛。我的性格决定我不向新贵们卖笑，同时，我的病情又发，不得不走。等你四天你还未来，我只好离去。我决定到成都医病，如能康服，九月二十七日一定再到盐源凭吊死难的友人。然后叫我在共产党的显贵“弟弟”供我晚年，（他是求之不得的事，我还要慎重考虑再作决定）。今后可能经常见面畅谈今生事，或写点小东西，握手。
友：光然 1997年6月7日
读罢，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心中喊道：“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好人老是没有出头的日子？敢于反抗暴政的人老是被人整得无路可走？
”九月二十七日，正是“火炬”最后一位烈士刘顺森牺牲于中共屠刀下二十一周年的忌日，病笃流浪的夏光然仍念念不忘，其忠己表，只是大陆上何年何月有这些英烈的记念碑，使他们的英魂为更多的民主事业后继者所记念？
来不及多想，把信折好存放，向老吴说：“你能不能带我去丁家找小王，兴许他还没有走。”老吴为难的说：“你知道，孙老板的规矩门卫值班是不准换班的。”
我只好到车间去问几个家在丁家的人。找到以后，在厂门口登上一辆去青杠的客车，等我们匆忙赶到小王的家找到小王时问他，他却说：“老夏一直没有来过。”我心中一阵紧张，这个老夏，这个在监狱里经历过多少磨难，好不容易活到今天的硬汉子，此时究竟在那儿呢？我迷惘的望着通向青杠的马路自问。
难道他自己独自上了去成都的高速公路，我们上那儿去找他？
我和带路人只好返回坐椅厂。回到宿舍，老吴将他临走时，嘱咐转交的一包棉衣提出来交还给我，那是我为他准备过冬的东西，现在人去物留，看着它我此刻挂欠他能平安到成都吗？他能康复吗？
唉！这些年来，从毛泽东地狱里熬出来的挚友们先后离我而去了，王大炳、潘朝元、现在难道轮到夏光然了吗？这些相逢时可以倾吐内心的至交血友，今天还剩下了几个？邓自新，邓小祝、陈孝虞、王文典这些人如今生死不明，不知漂泊到何方了？
每想到这里，便将他留给我的那张字条拿出来读了又读，不愿相信他就这样走了，难道这一张质朴的留言，真的是留给我的诀别书？人生何其短暂，算起来，他不过比我大五岁啊！今年才六十多岁呀？
从那以后，大约三年的时光，我都在盼望邮递员会突然送来告知他下落的信件，甚至希望突然有一天他会来信约我同去盐源祭拜已牺牲的难友。
1999年，我专门写信到如今还滞留在盐源农场的朱凌飞，王文典，告诉他们夏光然在我这里离去的经过，并告诉他们老夏若康复他要重祭先烈的宿愿 。并请他们注意一有老夏回盐源的信息立即通知我。
然而一年一年过去了，夏光然从此再没有给我来过一封信。成都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老夏没有去过成都，盐源就更是杳无音信了。
倒是每年我却在做着一个梦——在盐源二月的砂尘暴中，我看到了令我伤心的二道沟，在风砂弥漫的五号梁子上，在那些埋葬这些烈士们的乱石堆中，夏光然正在向那些熟悉的坟茔鞠躬，一遍又一遍！！
原先的“火矩”成员一个个离去了，我越来越感到，揭露中共监狱黑暗的任务，在我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