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1日讯】－大陆金融改革专题报导之3（中央社台北21日电）“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体系是浙江温州大小企业过去30多年来资金周转主要管道，但这个体系目前面临崩塌。专家认为，温州可借机建立法治化的现代信用体系，这是温州经济的唯一出路。
温州高利贷危机在去年总爆发，自4月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失踪以来，温州民企老板跑路事件愈演愈烈，几乎导致温州经济大出血。
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10月赴温州“灭火”时强调，要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支持专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同时要加强监管民间借贷，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
虽然官方有心扶一把，但温州企业的处境却日渐艰辛。
经济观察报引述中国大陆第一家私人钱庄创办者方培林说，“温州现在的民间借贷已经是一潭死水，这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还从来没有过。”
方培林说，虽然企业仍有迫切的融资需求，但民间已找不到愿意提供资金的放贷人了。
在方培林眼中，去年发生在温州的民间借贷风波，最大的影响是破坏了温州的民间信用体系。
而这个体系，正是“温州模式”赖以生存并发展的根基—无论是目前仍大量存在的家庭工厂式的小微企业，还是已成为上市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几乎都建立在高度活跃的民间借贷基础上。
去年10月底温州传出的消息称，中小企业老板的“跑路潮”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实际上，最近两个月来，情况并不乐观。
报导说，例如背负人民币35亿元债务、去年底“出走”到罗马尼亚的上海星宝集团老板池万明，继10月被官方派专人接回后，近日又传出再度跑路。
资料显示，星宝集团债权人总金额达25亿元，银行借款超过了10亿元。
以时下4分利息计算，25亿元民间借贷，池万明每个月光是利息就要支付1亿元。
温州媒体统计，截至去年12月底，温州老板跑路、企业关闭或停产事件已经由10月初的93起增加到140多起。
种种迹象也显示，牵涉到这些企业的担保公司、民间借贷机构，正成为第二波跑路潮的“主力”。
据报导，除了数十家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温州还有1000多家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等类金融机构，像银行一样“揽储”、放贷，赚取差价。
温州市担保协会会长郭炳钞表示，温州担保公司在银行的担保余额目前共约100多亿元。一些企业主的出逃，已形成金融风险。
去年9月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一些负债较高的企业寄盼能以债转股的方式让企业重新振作起来，但困难重重。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重组方的资金注入，最后却仅能满足民间债权人的高息利息，对企业实体的帮助微乎其微。
温州当地一位官员认为，虽然温州提出多项救助措施，扶助小型、微型企业，但企业困局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第一季。
方培林认为，温州这次的信用之殇，需要时间来抚平，信用、信心之重建，保守估计至少需要2年以上时间。业界有关人士则预计需时5年才能重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曾经表示提出，温州信用体系应以这次契机告别“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建立“现代信用体系”。
李扬认为，温州的民间金融信用已崩塌，建立法治化的现代信用体系是温州经济、温州模式的唯一出路。
温州一名官员表示，这次债务危机以及业主跑路事件，是对温州长期以来推崇的“熟人社会”规则的否定。
这名官员说，“熟人社会”模式已严重阻碍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温州必须在陌生人社会中谋求现代诚信的建立，才是信用恢复与重建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