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8日讯】金正日犹犹豫豫不敢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中共推三阻四不敢实行民主化政治改革，他们之间，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异；中国要走出困境关键是民众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抗议”，成了2011年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主题，在中国，也有相当普遍的表现，特别是广东乌坎事件中，民众抗议迫使当局对其村民自治有所让步，引起广泛关注，意味深长。而年轻作家韩寒征求网友感兴趣的问题，得到数万条回应，他以“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作答，其姿态看上去接近官方立场，对权力的批判锋芒减弱而未被“和谐”，且受到喉舌称赞，这些敏感话题随即激起议论之波澜，也很有意思。
毛后中共政变阻止权力世袭
然而，朝鲜独裁者金正日逝世，金氏家族年轻人接掌权力，再次显现其“社会主义”光环下家族世袭的底色，而中国共产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既阿谀奉承、又自我标榜，对全体中国民众而言，实为当头一棒，不由得惊觉，辛亥百年之际宪政未成，独裁世袭离我们其实不远。
十年动乱，毛泽东击败党政官僚集团，几乎为其家人铺就了继承最高权力之路。不过，毛泽东毕竟是精明的政治家，尽管他认定江青毛远新等辈可以秉承他的思想与意志而延续其“革命”大业，却也明白，中国民众既难以跟随他“反周”，也同样无法接受公然世袭的权力安排。他只能让其家人在党政官僚环伺的环境里好自为之，能否成事，尽在未定之天。
毛泽东身后，中共党政官僚以政变手段阻止了毛氏权力世袭，然后改革开放30年，在维持其一党专政的前提下，艰难地将个人独裁与集体领导相结合，形成“一代两任十年”的权力交接模式。中共即将召开它的十八大，如无意外，这种模式可再谱新章，更为常规化，而黑箱之中正在施展的各种动作，尽管不时也在台面上弄些风雨出来，让人好奇它的各派之间得失究竟如何，基本格局应不致大变。
羡慕朝鲜中共趋向间接世袭
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平台上，个人独裁在其权力体系中从上到下都还是常态，只是披上一件“集体领导”新式外衣，演变出较为复杂的寡头独裁状态，再加上被它不知羞耻地自我表扬，这样的形态演变似乎就是了不得的“进步”。不过，它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放纵其子孙们攫取权力与财富，只是在直接世袭上还很小心而已，同时，它坦率地颂扬朝鲜金氏家族统治，让人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权力的家族世代相传不仅阴魂未散，甚至可以冠冕堂皇。
细看如此景象，可以明白，中共体制与朝鲜体制，其实都是由前资本主义演变而来，在宪政未能展开之际，依恃“伟大的”党及其军队之强势，悍然以党专政取代专制王朝。这两种形态之有所不同，在于中共体制在较为开放的环境里进入到寡头独裁的境界，而朝鲜体制在封闭中仍敢于直接坚持家族世袭，如此而已。
朝鲜独裁者不避讳家族世袭，显然爽快得多。什么“主体思想”，什么“先军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有何关系，人家根本不在乎。相比之下，中国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毕竟开放了许多，而所谓“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被中共弄得一团糟，中共诸公不免心虚，不能不费尽心思，将他们自己的私货打扮起来，吹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所谓“创新理论”。这样，他们向着朝鲜独裁者望去，羡慕之情油然而生，也就难免。
金正日犹犹豫豫不敢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中共推三阻四不敢实行民主化政治改革，他们之间，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异，而改革的风险，则显而易见。
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共，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东欧苏联利润挂帅，特别是赫鲁晓夫转而反对史达林，在毛泽东和中共眼里，都是“修正主义”。等到毛泽东发现，自己身边的党政官僚集团之领袖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不惜发动“文革”把中国折腾得天翻地覆，也要防止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革命”的副产品，是为毛氏小集团腾出了权力空间，可怜他们立足未稳，还是被打倒在地。改革虽难以展开，直接世袭终究也难以成功，现在出现间接世袭的趋向，能否有更大成就，还不好说。
民众自治本身具有某种革命性
中共几经周折走上了市场化经济改革之路，不过，它显然看到，较为彻底的市场化，不仅势必瓦解它目前尚在坚持的国有经济体制，也不可避免将推动民主化进程，从而动摇它的一党专政。中共摆脱了毛泽东束缚，然而毛泽东的幽灵还附在它的身上。它出于本能，要从市场化改革的路上缩回去，不仅矢口否认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经济上大踏步“国进民退”，而且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向西方国家要求“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趾高气扬地向全世界示范它的“中国模式”，一不留神，毛泽东的基因即显现出来。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其社会基本矛盾，是国有体制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民众与权势阶层之间的矛盾，则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打倒走资派”一呼百应，其实正是民众与权势阶层之间矛盾借机爆发。中共在毛泽东逝世后顺应民意、否定“文革”，进而推动改革开放，走向市场化，中国自然出现转机，然而近年来，中共向后退去，那么，社会矛盾也就再度尖锐起来。
迹象之一，是社会舆论中对“革命”的关注度上升，甚至陡然间变得引人注目，同时，对“革命“的担忧也明显出现，韩寒的议论即为其典型表现。担忧或恐惧“革命”，乃是希望中国不要再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毕竟，“革命”之覆辙已经不少，而市场化进程极其艰难，中国社会在现代的门槛附近长久地蹒跚，而新老官僚们对这一沼泽地带更是痴迷般的眷恋。
中国城乡正在出现许许多多的抗议活动，“革命”者自然希望星火燎原，众多的抗议活动聚集为滔天浪潮，推翻共产党专政，而这样的图景，大体上仍未脱离过去的“革命”模式。不久前那部电影《让子弹飞》，里面有句台词，“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让人觉得很敏感，也让人觉得很兴奋。
而乌坎村的村民，他们没有揭竿起义，没有闹革命，他们在自治中抗议，在抗议中自治。那自治是宗族自治也好，是民主自治也罢，很简单，很自然，有激情，又不失镇定，却使得那些抗议更有了些深刻意义。
其中的启示在于，民众的自治本身，就具有某种革命性，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这个意义上，分散的抗议即使前途渺茫，即使未能很快“星火燎原”，只要能够对民众自治有所推动，同样“对我很重要”。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2年元月号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