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6日讯】中国的统治者对自由的情感值得让人玩味，他们把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视为让人避而远之的敏感词，要么口诛笔伐，把它妖魔化；要么讳莫如深，将它打入冷宫。
曾经，统治者信奉斯大林的“令人恐惧比令人爱戴更伟大”的教条，用阶级斗争学说建立威权政治，将自由大批特批，将持自由观的人大抓特抓，试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孕育的自由精神斩草除根，从而建立起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崇拜权威的政治文化，以达到独裁统治之目的。其实，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权威，具体表现是：一是善于塑造权威。凡是具有权威的人，他们都是“由特殊材料构成的”，就拿出生来说，不是祥云飘逸，就是瑞兽飞腾，或者是火光冲天，总之与众不同，神秘得让人震撼。如此一来，他自然就会生出征服人的魄力。二是善于顺从权威。只要权威形成，他就成了人们依附的对象，把自己的灵魂完全交付他，什么都由他来裁决。如此一来，他自然就成为奴役别人思想的刽子手！这样的权威即使去见马克思了，还要继续享受来自四面八方崇拜者的顶礼膜拜，甚至有人把他纳入中国的神系范畴，“信男善女”靠他来定夺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着宝马车横冲直撞的富二代官二代靠他来保佑平安……
当然，统治者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价值理论的时候，没有忘记对自由的分割，显然，其意图在于否定自由的普世价值。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没有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把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批得这样彻底，让人相信它是虚伪的、反动的，具有很强的欺骗性，那么，无产阶级应有怎样的自由呢？1975年全国人大将毛泽东提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是就有了“四大自由”是“属于人民真正自由”的说辞。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自由与权力》一书中说：“自由的涵义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它是对身处弱势的少数人的权利的保障。2．它是理性对理性的支配，而不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3．它是对超越于人类的上帝所尽的义务。4．它是理性支配意志。5．它是公理战胜强权。”（《自由与权力》第308页，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1月第一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1948年联合国在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重申了这四大自由的精神。如果把这些人所阐述的“自由”，与我们的某些人鼓吹的“自由”相比，显然不在一个哲学范畴。毛泽东的“四大自由”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直接服务于少数人的政治利益。在造反闹革命时，如果你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使用这种工具进行揭露、批判，甚至“将他打倒，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自由是允许的；如果你替他说句好话，就不会给你这种自由了，并且还会剥夺你享有这种“自由”的权力。张志新稍微表示了一下对文革的不理解，不是就遭到监禁、拷打、割喉管和处以极刑对待吗？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确立了集体领导的制度，这就使对个人的神化失去根基，于是就将目光转向那个集团，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喋喋不休地加以再塑造。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通过这样的再塑造，继续表明时间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但它依然伟大、光荣、正确，依然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依然要人相信没有它就没有国家，如果再往下推的话，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二是表明这个集团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力量都应该绝对地服从它的需要，也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是向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传达一个重要信息，中国的“特色”之路不可阻挡，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爱等价值观念在这里没有市场。这些归纳起来，其实反映的是“打天下，坐江山”这一根本性的利益问题。
虽然有人早已宣布中国进入经济社会，但政治挂帅的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政治利益依然是各种利益的核心，有了它，就能确保经济利益。中国的国企从本质上讲，都是官企。许多官企的老总都是很有来头的人物，他们的年薪高达数千万，而忙忙碌碌到头来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穷困人家却比比皆是，这使我们想到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据说，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像官员的寿命一样，跃居世界前列，而且随着血汗工厂的机器轰鸣声，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在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当下中国，改变这种现状已成为人们的梦想。有媒体称，中国人的税负世界第二，超过收入高于自己数十倍的高福利国家。但当政府得知这个让他们难堪的消息后，匆匆忙忙发表声明：“此说没有依据”。可看看效能之低，为世界之最，行政成本之高，又为世界之最的中国政府（近年来政府的“三公”消费保持在国家财政的1/5到1/6之间），以及让政府官员公开自己财产都难于上青天的现实，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媒体的这一说法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经被温家宝总理早已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但要实现它，在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中无疑于天方夜谭。要维持这样一个烧钱加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人五花八门的各种税负决不可能降低，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宿命。
就在这样一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中，自由自然成为敏感词，因为自由，要求宪法保障人应有的各种权利。人的信仰自由是根本，设立国教不符合信仰自由；对于自由的信仰是根本，也是法律，更是理性。任何信仰都不能破坏信仰自由的原则。信仰自由需要通过表达而实现，表达的自由表现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选举、罢免、创制、复议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存权的问题，包括持有武器的权利，包括住宅不受侵犯，包括通信自由，包括拒绝不确定未来的自由，包括拒绝无理搜查，拒绝有罪推定，拒绝侮辱和诽谤。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展权问题，涉及劳动、教育、经济、文化、休息等方面。此外，自由就是“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人权宣言》第4条，1789年），就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即不仅在守法上人人平等，而且在立法上也是人人平等，从而使人民避免被专制政府奴役、监禁和控制，从而给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显然，这与官僚政治视民如草芥，妄图一劳永逸地垄断国家利益的心理相矛盾。
但是，任何事情再严密，都不免有疏漏的地方。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以及互联网这个连上帝都钟情的舆论平台的发展，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已经逐渐觉醒，他们认识到“自由”一词已不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面目狰狞，形迹可疑。有些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把自由作为研究宣传的对象，意在为新时代的启蒙教育贡献力量。就连温总理也在许多场合畅谈自由，如2010年9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访问时说道：“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挡的。”去年访问俄罗斯，在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曾经就读的皇村学校，他饱含感情朗诵了《自由颂》。这都是喜人的景象，说明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沦丧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如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原有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需要科技创新创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堕落现象令人瞠目，需要吸纳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予以扭转；僵化的教育难出杰出人才，需要自由思想让它脱胎换骨；潜规则横行社会，需要建立民主与法治来求得公平正义……从国际看，地球上的陆地片片蓝，只有我们这里，还有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呈红色，这自然会影响到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给人民自由，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时候，容不得半点迟疑，否则，尽管中国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但必将又会被世界所抛弃，沦为人人可欺的国家。
自由，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什么时候不再把自由视为敏感词，并把它作为我们不可遏制的新生活，中国的未来便会清晰起来。
2012.1.14
文章来源：《共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