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3日讯】 中国目前人们最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官员的腐败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落马的副省部级高官，就超过了100名。仅2008年，中纪委就查处了15万人以上。国际反腐败监察组织“透明国际”2009年对180个国家“清廉度”的排位，中国大陆名列79名，比2007年下滑7位。社会发展了，人们的利益显得多元，但是，至少，在反腐败上，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共识。现在媒体发达，通信发达，要禁止信息的传播，在技术上也有困难，大道与小道的腐败消息，每天都有，对一般的几十万元腐败的小鱼小虾，还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所以，现在的反腐新闻，更多的，着眼于桃色与黑色上了，因为不如此，百万元级别的贪污新闻，根本没人理睬。
但是，系统地看一本中国的贪官录，倒是第一次。看过这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46万字、380多页、内有250位中国贪官事迹的书之后，第一感觉是：这官场，怎一个愁字了得！贪官们的所作所为，一直在挑战人的道德底线，以致一看完此书，我赶紧去窗口张望–天上还有没有太阳？
书中的大部分名字，读者都熟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天津政协主席宋平顺、国土部长田凤山、药监局长郑筱萸……我们台州榜上有名的是谢再兴。世界上有两种名，一种是好名声，一种是坏名声。得贪官之名，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什么这么多的聪明人，都愿意自污其名、成为贪官污吏呢？
读史让我们明白，贪婪，是人的本性，中今中外并无例外。贪污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西方的文明社会，也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它们同样经历过痛苦的反腐经历。在反腐上，并无制度上的不同，也无人性上的差异，只是表现方式上的不同。在贪欲面前，不存在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包公。
任何社会，在杜绝贪官，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反腐败工作，我们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反腐败的理论研究、红头文件、领导讲话，就是汗牛充栋、不可胜计。但是，为什么口号越响，效果越差？化的人力物力越多，效果却不明显？如我们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贪官队伍，不能说世界上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的。贪污的人群，上到省部级的京城高官、封疆大吏，小到不入品的村民委员，单位的出纳，有高官，也有小吏，贪污的领域，有传统的基本建设领域，也有教育卫生，甚至于有人将黑手伸向慈善事业。贪污的可以说已经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
是中国人特别贪婪？显然不是。新加坡是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它的廉洁度，是世界的榜样。我们国内台湾、香港地区的清廉度排名，照样是世界的第37和第12位，名列前茅。
是东方文化的贪婪基因作怪吗？日本、韩国都属于东方文化圈，它们并没有如中国般“集体沦陷”，他们排名在18和39位。
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吗？这也是无稽之谈。因为西方许多国家，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了，当然也有腐败，但如我们这样的规模和普遍，倒还是少见。如美国和法国这样的老牌市场经济大国，清廉度排名是18和23位。
我们习惯以运动的方式反腐败，当然这也是一种手段，但是，这不是长效机制，也容易给一些别有用心者当成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核武器–只要以腐败的原因被清除，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官场腐败，本质上说，都是因为官员掌控着太多的利益资源，而权力缺少或者说没有实质的监督所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今天，证明对权力制衡最有效的方式是三种，一是多党制下反对党制衡，在野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盯住执政者的任何违法活动。二是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选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会用选票选择公正廉明的人作公仆。三是言论自由条件下的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媒体的公开，暴露社会的不法与不公，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达到纠正的目的。这三种方式，既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也非其所专属。在目前的中国现状下，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反腐手段。从实践看，我们的许多案子，就是舆论制衡的成果。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这种作用更加明显，一个网名叫“花果山总书记”的人，就通过官员的手表，揭出了不少贪官。因为在现代法治国家，舆论被称作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它的真正威力在于阳光–让真相呈现在全社会的目光之下。
任何暗箱操作，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有腐败的嫌疑。让阳光普照大地，让权力暴露在民众的目光之下，才是限制权力、遏制腐败的治本之道。当然，这都是常识，并无高深莫测的理论，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操作上的疑难问题，关键在于它的实施。
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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