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纪》下集（76）

北京时间：2012-01-10 08:08

【新唐人2012年1月10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八章：风云满布的年代

第三节：“六四”以后的那几天……

七月初，我借出差重庆的机会，顺便走访了重庆大学同划右派的老同学，想听听他们对‘六四’的见解，顺便也想了解重庆大学的学生在“六四”运动中的具体行动。

早上十点钟，当我顺着汉渝路重大的后校门支路，走到松林坡杨家铭家。刚刚跨进她家的门槛，她连忙关上门，屋里门窗关闭，显露出十分紧张的样子，开口的第一句话竟向我问道：“你怎么这么大胆，这几天是什么时候，还敢东走西窜的？”我被弄得十分的惊奇，反问道：“我又没做错什么事，何来畏惧？”

她凝视了我好几分钟，像是在试探我似的，用一种十分神秘而略带恐怖的眼神望着我说：

“你在工厂还不知道吗，这几天学校水紧得很，全校正在大清查，凡是六四期间上了街参与游行的人，都要由学校保卫处进行登记，算有了新的‘历史污点’。有的头头已被隔离反省，听说正在甑别，有的要逮捕送监，有的遣返回原藉下乡落户，轻的也要开除学藉。”

好了，一股正义热情涌动下反腐败反官倒的人，现在却要面临锒铛入狱的下场。学藉没有了，前途渺茫，当年我们曾有过这种亲身经历的痛苦，而今却要这些孩子们从蹈我们的足迹！

我望着面前这个三十年前同在南桐丛林沟与我共过患难，现今已白发苍苍的老女人，一时不知该向她说什么才好。

中共这一套用运动整人，制服学生运动的手段我已领教过了，从这位老同学的身上，使我深深感到历史伤痕多么深的刻在我们的身上。难道中国的命运就这么长期操持在几个寡头手中吗？如果大家都被红色恐怖吓成这样，中国的民众还有什么希望？

我们相对的默默坐了两分钟，看得出她越来越不安，嗫嚅着告诉我：“昨天党支部书记还专门上我家来过问，最近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时值七月盛暑，四周的门窗却紧紧关闭，闷热的空气使我大汗顺着脸颊淌下来，而心却像冰冻一般，一阵阵战栗。知道刚刚她的话已是逐客令，便立刻站起身来，告辞出门。

当我离开松林坡，朝着汉渝路往回走时，心里说不出的懊恼。看来我完全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跑到学校来，中共对付学校和学生的那一套，依然没有变。今后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校园永远不会是学生们安心攻读的乐园。

举目望公路两旁的水泥电杆上，还残留着六四那几天学生贴出的标语残迹，那激愤的人流仿佛还在眼前，耳中还响起那激昂悲壮的口号声和歌声……

专制！令人泪咒的中国独裁，中华民族还要驭着你走多久？中华民族还要为这具僵尸付出多大的代价？中华民族的民主前途究竟还有多远？今天我算是又上了一堂沉重的课。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如当年在狱中一样的沉重。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想去拜访一下隔着一条龙凤河，住在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的程贻举，因为他当时已是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想来可以在他那里采访到在六四中，民主党派发出的声音，了解他本人的态度。

当我走进他的家门，也如杨家铭的家那样，大热天窗门紧闭，连窗帘都拉下了。他见到我时同样面露恐惧的表情，决不比杨家铭更好，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后，他告诉我说：

“北京这次全国八大民主党派，都参与了声援学生运动的游行。现在已将这次运动定性为动乱，八大民主党派看来又一次在重大政治关头‘站错’了队。一如当年反右派运动一样，现在只有听凭（中共）党中央‘发落’了，我们都等候着中央的处份！”

说罢脸现阴沉，很失落的样子。看到他的面容，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平时一贯在中共鞍前马后，待候主人的奴婢像！

既然他不敢直言说“六四”孰是孰非，却在小心冀冀地等着开庭审案，未免替他感到汗颜。也罢，就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天牌人物，还不是一付唯唯诺诺的相，除了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日子，以“帮闲者”的身份出现，坐在主席台上，貌似木雕，平时是不敢轻言表态的。

看见他的秃伤样子，我也找不到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只是重复的说，“大家上街和平请愿，实在是对腐败已经看不下去了，还不是为了中国好，希望政府知过而改。我们每个中国人在六四期间问心无愧，你也不用担心。”

一场恐怖过去了，留在人们心坎上的又是一道深深的鞭痕，无论是自己烧自己的军车嫁祸于无辜的学生和市民，还是军人驾着坦克屠杀学生，罪魁祸首都是明白无疑的，罪魁的目的也是明白无疑的。只有目击事件全过程的北京市民，都清楚记住这些军人的番号。

北京市民因此在未来的岁月里，长期将遗恨放在四川人身上。

两年后，我因公出差北京，有一次我的同事操着四川口音向一位北京市民问路，这位北京老乡向他直翻白眼，眼里透出极其鄙视的神色，白了他的一眼，什么也没回答他便走开了，口里带着鄙夷的口气骂道，“四川猪！”

看到这种情景，为了防止在北京遇到更大的麻烦，我只好决定，在北京期间任何人上街都不要同当地人说话，凡事都由我操东北口音向当地的老百姓询问。人民之间竟因六四如此隔阂！

其实惨死在“六四”中的，无论是学生工人和居民，甚至是军人过后都应当清楚，他们都是专制和腐败的中共政权的牺牲品。

在这些牺牲者中唯有投入静坐绝食，要求中共当权惩治官倒，惩办贪官，放弃特权，放弃独裁实行真正民主的善良学生们，才是这次运动的主角和英雄。可惜他们没有组织起一支足以摧毁中国专制政权的大军。

在六四中以屠杀学生而暂时占上风的中共独裁势力，效发他们的老祖宗毛泽东，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开始了又一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赵紫阳被软禁；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大学院校，开始了搜捕参加六四爱国运动的领袖和中坚人物，大搞人人过关，层层清理。

北京市把在六四中双手沾满鲜血的侩子手，陈希同推上了北京市长的宝坐，由他负责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发起人狠下毒手。

当时由北京军管会发出通辑令，通辑著名的民主运动领袖严家齐，万润南，陈一咨，以及学生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方励之，李淑娴，追捕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努尔开希，王丹等一大批精英。

当时落入军警特务魔爪的人，数以万计，一场真正的白色恐怖笼罩了各大专院校。对六四参与的学生登记，并受到处份，情节严重的与以逮捕劳教。

三十年来无论是我们这些不更事的少年，还是老教授们糊里糊途的被划为胡风份子还是右派，糊里湖途的“认错”，后来又将这些糊里糊途的人，押到边荒农村糊里糊途的流放，像牲口一样的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鞭打，残酷的折磨使他们大多数人死在流放地的深山峡谷中……

三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招唤民心，同全付武装的军警搏斗，在两个月中把中共的内部矛盾，和危机四伏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余。

尤其是在强大民心的催化下，中共政权一度汲汲可危，而它的内部也在这种民主潮流中分化互解，弹指一挥三十年，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每一个人都看到中国，决不是中国独裁势力能所欲为了。

1989年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题目便是“公审”赵紫阳。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中说；“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

赵紫阳是邓小平一手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仅仅几个月又把他打翻在地，这既说明共产党在失去民心的作用下已乱了阵脚。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气势汹汹以叛徒罪名将赵紫阳“永远开除出党”。更没像斯大林对付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处以绞杀。

邓小平看到史大林，毛泽东众叛亲离的晚年，他想逃避焚尸扬灰的厄运。他的内心又是何等虚弱。

李鹏在这个报告中不是公开承认，当时中共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上么？实际上独裁的中共，不得不在专制和民主的较亮中，修改一党独裁的脸谱。

如果赵紫阳能与邓小平相抗衡，实际上反映了共产党已经到了没有主义的时候。所以六四事件虽然又牺牲了许多为民主而战斗的年青人，中共也不得不答应，严惩贪官污吏，放宽党禁。让各民主党派稍稍有一点生存的余地，敢于在某些问题上行使监督的权力。

当然，邓小平自己便是毛泽东的叛逆，他知道赵紫阳所做的仅仅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赵所主张的，不过是政治体制向民主方向再迈进一步。对于学生运动残酷镇压的决定，也让邓小平足足犹疑了两个月，必竟国内日渐猖厥的腐败是他的一块心病。

所以，在六四学潮的推动下，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坚决”把惩治腐败作为头等大事，特别要注意抓好的决定。

1989年下半年以反贪污，反贿赂为主要内容的运动，便掀开了帷幕，8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份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公告》规定，贪污份子必须在10月31日前向政府自首坦白，8月19日监察部发布《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期内主动交待问题的通知》，说明中共中枢机关不敢对六四事件无动于衷。

他们明白，逐渐腐败的政府正坐在失去民心的火山口上，再不整治将会使整个统治大厦崩塌，但是它却不想用人民的力量，自下而上的开刀这个肿瘤，而是采取了一个内部的行政命令办法来处理它。

这就正好对烂疮自已下刀，烂疮是永远割不掉的。事实证明中共这些年来贪污之风越来越严重，贪污腐败与专制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仗着不受约束权力的掌权者，对另一批同样掌着权力得到贿赂的人实行整肃贪污，能治得了谁？

事实上，对六四的镇压，客观上放纵了中共各级贪污的胆子。从九三年开始全国纪监机关自己公布的数字，贪污贿赂案件以每年9%的速度递升，而受到党纪政纪处份的官员，又以12%的速度递增。从中共检查机关1990年至1998年共受理各种腐败案件达110万件，立案五十余万件，涉案人员达六十余万。

后来为了专制，中共的独裁头子江泽民喊道，“对腐败现象如果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而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也要失去党的执政地位。”他的担忧是必然的，但他的惊呼丝毫没有阻止中共腐败的大势。

到了跨进二十一世纪，据中共自己所公布的资料，新华社2004年公布，1月——11月查处的贪污贿赂以及各种渎职侵权的案件3650件，涉案人数42225人，比2003年增加了五倍。足以说明中共的腐败已病入膏肓，整个的国家行政管理可以说是无官不贪，甚至于还出现了所谓59岁效应，官吏在退休以前都要大捞一把的事，成为国家机关腐败的公开现象。

89年8月15日国家审计局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公布了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等全国最大的几家公司的审计，对这些公司的内幕没有公开。但据传它们与中共天字第一号挂勾，并由太子党的实权派所操纵，并以这些中共的实权派为后盾则是明白无疑的。

这些公司，从事私自买卖外汇，倒卖国家紧俏商品和走私偷税漏税数额之大要以亿来计算，由于劣迹昭著加上统治集团的内讧，五家公司被责令追交了五千万税金了事，实际上这些公司都是当权者私人资本的基地，以后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以分赃并保持着相对平衡而相安无噪。

5月19日监察部发布限定全国的贪污份子，规定在10月31日的最后期限主动交待问题的通知，本身说明中共的大小官吏无法无天，全无顾忌，若不是六四的推动，监察部也不会向全国大大小小贪污份子发通谍了。

现今限期已到，检查机关随后公布战果，在这一阶段受理投案的人达到三万多人，中共自己十分明白这个人数只是事情败露，没有必要再隐瞒下去的小鱼小虾，真正的鲛龙还藏在深水处，永远都不会触动他们。

当时社会流行着，“大鬼坐衙门，小鬼跪阶下，三堂审贪官，只给外人看”这样做做样子势必还要使中共更进一步腐化。到了2004杀了一个广西大员成克杰又怎样？不在制度上下功夫，中共的灭亡是迟早的事。

设计师因在国人中名声太臭，不得不引咎退出政坛，转到幕后当起太上皇来，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算是对六四运动的引咎自责，无论怎么说，他交出了军权。从此个人专制主义的标志，行政长官终身任职的权力，在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取消了。

但是中共一党专制仍顽固地保持下来，在国内外强大与论的震慑下，统治集团从新改组，一方面清理赵紫阳这样的政治异已，另一方面为缓和国内矛盾，在肃贪、扶贫、禁毒、平抑物价、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等方面作出一些收揽人心的动作。

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次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决定，从1993年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进行体制改革，毛泽东最后一点僵死的国有模式终被冲破。

然而顽固的中共独裁势力并不会因此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血腥镇压六四后，将六四领袖人物驱出海外，想以此消除他们在国内的影响。

流亡在外的民运精英们，纷纷组织民主政党继承发扬六四革命播下的种子，继续同中共的独裁势力作斗争。

1990年1月，北京解除戒严令，并对王丹等人进行审理，尽管这是违背民意和宪法的，但比之当年毛泽东对政治犯的赶尽杀绝，殊及无辜，无中生有等等暴行就缓和多了。

同年6月28日一直在美国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的政治犯方毅之，李淑贤夫妇得到准许让他们赴美“治疗”，使他们得以流亡海外。

令人感到惊心的是，邓小平用坦克对付‘六四’却给毛泽东这个恶棍找到了腐尸还阳的借口！一股专制腐败势力在民间蠢动，使毛泽东恶名得以抬头，他们把政府贪污腐败以及学生闹事，归结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不但这魔头当年所犯的累累罪行没清算，还公开鼓吹：“只有毛泽东才会禁绝贪污腐败”。

中共后极权时期为了防止老百姓打倒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强行灌输的文化遗毒，根本不清算，只将露骨的文化独裁收敛了起来。毛泽东‘愚’录，虽没有再泛滥，‘欺’世歌“东方红太阳升”，“大海航行靠舵手”却没有列为禁歌。

尤其对几千万的饥民被饿死，人民一贫如洗，人民之间尤如野兽般的相互残杀，知识份子在运动中大量被虐杀，流放，人性已普遍为兽性所替代，父子不相识，兄弟相残等极其严重的罪恶，并没有得到清算。

我原以为，毛泽东专制遭到否定后，在信仰危机中，应当出现一个对独裁的批判时期。但事与愿违，连我写这个自传时，仍处在担惊受怕之中，并出现了“只有毛泽东才会像恶神一样镇住贪污、腐败和烟毒娼妓”等等奇谈怪论。由于历史相去越来越远，这种奇谈怪论竞成为民间舆论就更令人深省了。

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现过一点“伤痕文学”却像小媳妇那样嘤嘤哭泣了一阵，便很快消声了，1981年由白桦编写的‘苦恋’，哪怕是哀诉独裁对知识分子任意残害的作品，都遭到党阀们的口诛笔伐。

午台上，千方百计掩盖独裁统治下残酷斗争和冷酷的人际关系，表现那个年代竟是：“纯真可爱，开诚布公的人际关系。”我举一个最露骨的电视片“真诚年代”，那是彻底歪曲了当时的社会关系！令人呕心。

今天，大陆上再有才华的作家提到毛泽东如骨梗喉，要末继续写‘愚民作品’，要未写些无聊的武侠艳闻，或家庭纠纷的低俗东西。

邓小平一方面顽固坚持把毛泽东这个死人像，照样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以对付民主运动；

另一方面大肆宣扬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这个时代中共政策的两手，然而毛泽东的罪恶不得以清算，中国的独载不与扬弃，中国社会就始终难以进步，这一点也是六四失败的原因。

人心背离促使中共进一步的分裂，‘六四’后，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赵紫阳，于2005年1月14日在北京含恨去世。六四以来拒绝中共要他承认六四期间所犯“路线错误”；拒绝承认学生在六四事件中使社会动荡的指控。

他以行动证明，中共在八九年的历史关头已不是一个意志统一的，目标明确的执政党。并说明中共除了用军队和暴力来实现它的集权，别无他法！证明当前中共内部的腐败正在酝酿着巨大的社会动荡。

而我们这些经历了这几十年中共暴虐的人们，看到中共这种内幕，要想社会长治久安，必须从新建立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和经济发展协调的民主社会。

最近在世界主流思潮推动下，许多知名的学者，不怕中共打压，在08宪章的签名运动中，签上自已的名字，这证明“民主”巳逐渐成为大家追求的共同目标，坚持独裁的中共顽固派睁开眼，不要等着被历史唾弃那一天。

今天“六四”那一尊在自由村里树立起来的民主女神，像一轮朝阳，照醒了亿万昏睡的人们，接着又在悲壮的歌声中缓缓离去。

‘六四’之火虽被中共享血腥手段扑灭，但是放开眼看看世界，‘六四’期间戈尔巴桥夫造访北京，学生运动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共产党所建立的奴隶制，被撕下他们狞狰面具后，再也难于维持下去。

这一年东德人民在古城莱比锡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民主改革，11月9日德共在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放宽东德公民出入境制度，随之东德人民拥上柏林街头，自发用锤子榔头电锯敲打柏林墙，建于1961年经历二十八年之久，1989年11月10日，人民终于推倒了这堵155公里长，对东德人民禁锢与奴役的墙。墙倒之日东德人民欢声雷动，喜迎德意志祖国统一。

叶利钦在苏共中央成立民主纲领派，1990年9月民主纲领派退出共产党，并在竞选中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早在六十年代，中苏两国互争‘领导权’的共产党头目，早己分道扬镳，社会主义阵营早巳解体。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当选为首届俄罗斯总统。苏联成为历史名辞。

中共可以在大陆这块落后的封闭故土上，用暴力继续维持他们的独裁，然而，违背民心和民主潮流的反动能坚持走多远？大陆筑起的坝，终有倒塌的一天。

以后每年到六月四日这一天，不独北京的独裁执政者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我们更透过当局的层层封锁，听到来自全世各个角落中国人呕歌六四的记念歌声，这歌声带给我们多少怀念和思考！。

第四节：从游行想到的

1999年5月9日凌晨零点，我被一阵口号声从梦中惊醒，坐起身来，侧耳倾听。楼下的街道上人声嘈杂，由手提麦克风传出来的口号声，和人群中有节凑的呐喊，汇合在一起，虽然有些混杂，但仔细分辩仍听得清楚。

其中频率最高的呼喊声分明是：“强烈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行径”而那有节凑的呐喊是：“中国，雄起，……中国，雄起”。口号和呐喊在刚刚入睡的小城上空汇集在一起，显得非常的剌激。

我马上想到昨夜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已播出：“五月七日晚，北约的三枚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致使大使馆被炸毁，三名驻南记者遇难，一名失踪，二十名使馆人员受伤”的消息。

同时还播出了中国政府所发表的严正声明，称：这一事件是北约蓄意对中国的挑衅……云云。在表达了愤怒和遣责后，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力”。

与此同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处理这一事件的紧急会议。随着，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相继发表声明，拥护政府维护主权尊严的严正立场。

此刻我已明白，北碚的两大院校师生，现正走出校门组成游行队伍，表达他们的“爱国心声”。

我连忙从床上翻身坐起，很快穿好衣服，走下楼来。只见一支大约几百人的队伍，经我们住的大楼前，向着天生桥方向前进。

从队列后面向前看到最前面的几排学生，用身体并排地裹着一付红色的横幅上，猜得出是抗议北约“暴行”，捍卫民族尊严的内容。

领头学生两旁及队列周围，稀稀拉拉跟着几个手执麦克风的年轻人。口号声正是从这里发出，再由游行人们合着节拍响应而成。

学生队伍后面是一群住在附近的市民，他们进进出出人数不定，最后面跟着十余两出租的士，大约是些专跑夜路的青年司机，跟着“看热闹”，也顺便给中途从游行队列中退出，准备回家的人，提供一点交通方便的。

计程车队列的后面，便是十几名骑着摩托的武装警察“断后”，人声喧哗，似乎并没有人专门去注意他们的“特殊使命”。

就这样，这个由学生、市民、计程车和警车组成的队伍，在狭长的街道上排了足有一百多米缓缓前进。在昏暗的街灯下，我认出他们是附近的工人和居民，商店的营业员、三轮车夫、小饭馆里的服务人员，以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下岗工人们。

我插进他队伍中，想听听生活在社会下层老百姓的议论。

自从1989年‘六四’学运以后，我已整整十年没看到学生们组织的规模壮观的游行队伍了。但眼前看到的这支队伍，无论在规模和情绪上都无法与当年的‘六四’相比。

平时他们聚在一起，多半都花在麻将桌上那点事。而今天，他们都以好奇的口气，议论著从早到晚电视里重复播送的消息，发着莫明其妙的提问。

“克斯握是什么国家，在那里啊？”一位小饭馆的中年女人，向她身旁的一位戴眼镜的附近小学的教师发问道。

“北约在那里？为什么要轰炸中国，他们隔我们很近吗？”一位工人打扮的人向他身旁的老者发问道：“我们在这里干吼干闹的，美国政府会理睬么？”

尽管政府所掌握的媒体、报纸、电台和电视天天都在宣传报导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战争。但从周围人们令人可笑的问题中知道，除了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南斯拉夫的地理位置，以及在那里发生的民族冲突和近期以来发生的战争。

这种漠不关心，正是中共长期愚民所造成的。

‘六四’后在中共统治下，长辈们对年轻学生的担心一直没有消退。上年纪的人还用十年前看‘六四’老眼光，认为学生上街，又不知为反那一个贪官？

至于那些新近下岗的失业者，他们被面临的艰难生活弄得心力憔悴，所以一看到游行队伍马上就敏感到，又不知是那里生活不下去的失业工人，被迫起来向政府请愿；或者就是那条街的拆迁户，因为所住的陋室被房屋建筑公司老板强行拆迁流落街头时，被迫起来向政府呐喊请愿。

居民们在游行队伍中相聚，各聊各的家常，干涉那些刚从床上被闹醒，跑上街看热闹的自家孩子，且听他们的对话：

“你们厂的下岗生活费定了么？”；

“孙二娘的下岗饭馆昨天才开张，张嫂的擦皮鞋摊证是昨天向段上去要的，擦皮鞋还不错，一天也挣个十来块钱，相当于吃低保了。”

“这该死的江泽民把我们工人是整惨了，今天可不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工人们都下岗讨饭。”

“娃儿要读书，学费书费往那里去凑钱，生活这么贵，低保费就只有百十元怎么活呀？我们家的小三，小学毕业就只有上街卖报纸了。”；

“去当棒棒吧，可是那有那么多请棒棒的？”；

“李二嫂就只好去干那事，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她，在黄昏时候去守电杆”；

“拾破烂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家的小子也干那事，每天满街头拣烂纸，一天下来只能拣两块钱的东西。”；

“昨天西师的员工宿舍又发生了杀人的事件，警察出动时杀人犯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社会乱了套，晚上我就关照我们那口子，不要上街，谨防半夜三更撞上鬼”；

“封三哥两个娃儿都沾上了毒瘾，你们的小二要小心，他常常与封三哥鬼混，那天说不准撞鬼，怎么死在下水道里还不知道”；

“前天开到壁山去的公共汽车，又发生公开的抢案，那趟车上，余二哥被杀成了重伤！”

“你们知不知道天生街段自杀的那两口子，失业几年了，女的又有病拖着两个娃儿，段上的人去处理，那住的地方比狗窝不如，屋里没有一样象样的家俱，两张破床上没有一床好铺盖……可怜丢下两个娃儿，唉！”

我身后的两个年轻人却另有高论，一个说：

“这世道太不公平了，穷的穷富的富”。说着他指了指身后不远跟着的摩托民警唱道：“一等公民称公仆；二等公民叫大款；三等公民算倒爷；四等公民大盖帽；五等公民公务员；我们呀是新生的无产阶级”。

另一个接着说：“谁叫我老汉是穷工人。原先说地主、资本家骑在他的头上，现在啊，五等公民骑在我的头上了。

忽然队伍中不知是谁爆出一声：“江泽民雄起”的喊声，队伍中原先有节凑的“中国雄起”喊声中，在人们的笑浪声中揪起轩然大波。于是“中国雄起”的口号声变成了“江泽民雄起的”呐喊。

一种对当局的无奈，点燃了这支队伍的后半段，而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乘坐摩托的刑警们，若无其事的任队列中怎么喊，只要不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江泽民的口号，谁又愿意去干预那些分明有怨恨情绪，挣札在贪困线上的人？

此时我随着游行队列走到了隔西师大门不远的上坡马路段。原先在月亮田参入游行的人纷纷走出队列，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渐渐散去，但“江泽民雄起”的笑浪声，却并不因此而减退。

好在这年头不像毛贼东年代，动不动用暴力对付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现在老百姓在私下可以不避‘皇上’忌讳，说些不为当局喜欢的话，那也仅限于‘私下’，这种有限的牢骚话正反映了民心失去，中共已处末代。

囯民政府时期，组织民众游行示威以反对政府，是中共欺骗民众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共建政后，依然用民众游行作欺骗民众的重要手段。此刻，处在游行队列中，六十年前的往亊不断在我脑子里涌现：

记得1950年年底的一亇晚上，夜空中突然飞起了几道耀眼的照明弹，接着位于嘉陵江边解放台，传来了隆隆的礼炮声，不一会安在自来水塔附近的高音广播喇叭，传出一个宣布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当夜地处北碚附近几所学校和机关就在老新华书店，举着火把在川东行署官员指挥下举行了这座小城的第一次环城游行。以后每年‘五一’和‘十一’都要在解放台举行游行庆典。

建政初期那三年，都会在这里举行杀人的‘公判大会’，每次要求学校组织参加，使每个参会的学生领会那种‘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惨景，这便是中共特有的‘洗脑’方式，那时红色恐怖笼罩着大陆。

1953年以后，这种游行庆典成了‘制度’，开会那天九点钟，所有该到会的单位到齐后，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唱国歌，按贯例三部曲一完，到会者原地坐下。

各“领导”在主席台前相继讲话，内容都千篇一律的口水话。但对于盘腿而坐的我们，则是最难熬的两小时，直挺上身正襟危坐，就是练了几天禅功的人，也要逼出一身大汗，毎次游行前又要举行贯常阅兵典礼。

1955年，我考入重庆大学后，这种每年两次由官方组织的游行，在重庆市中区解放碑举行。前去参加的单位是指定的大专院校和机关，人数也有规定。

参加单位准备了象征性的大彩车，那是按照组织者的意图，制成的钢铁厂、发电站或农庄的模型，车上盛装的彩男彩女，在游行时，挥动花束向周围的围观者致意。

游行队列中最打眼的是由重庆军事院校组成的队列，他们在列队通过解放碑的检阅台时，礼炮齐鸣，坦克和军车隆隆开过，步兵方阵整齐的迈着阅兵式规定的步伐，接受重庆部队长官检阅。

队列中举着：“随时准备粉碎来犯者”的巨幅横幅，其势杀气实足。现在回忆，这样的游行示威完全为了镇慑老百性，同时也是做给民主世界看的，此乃毛贼东全民洗脑的重要手段！这种庆典，也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

可怜的大陆百姓在这种长期折腾中怎么不穷！除了吓唬老百姓外，起得了什么作用啊？
1958年5月末，我已成了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在指定管理教师的监督下，参加了校园里的游行。

反右刚告一段落，校园里的“阳谋”暂时收场，二十多名下放干部在一片喝彩声中，被校方戴上“光荣下放”的大红花，簇拥着登上披红戴绿的彩车，游行队伍锣鼓齐鸣，绕校一周以示告别。

吃过午饭后，我们这七十多名已被认定为第一类极右派，打好了自己的背包，连人带包的塞进了几辆卡车中。在干放干部乘坐的包车押解下，离开了学校，向南桐驰去。我就这样结束了我十五年的学生生活，并从此告别了校园。

这一去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惨痛的遭遇，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幼稚期。

我在懞懂中开始了我长达二十多年的练狱，监狱的‘年轮’在我身上刻了整整二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