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8日讯】眼见中共媒体渲染、消遣斯维特兰娜之际，我却对她充满同情、谅解和敬意。她是二十世纪独具魅力的驱魔人，也影响到我的人生走向。
一个月前，斯大林唯一的女儿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去世，她活了八十五岁，她的姓名是“斯维特兰娜．阿里卢耶娃”。斯大林时代过去了六十年，苏联时代也过去了二十年，为什么斯大林这早被遗忘的女儿的去世还能成为世界性新闻？中国各大网站都加以报导。谷歌简单搜索就是七百六十万条。
这些报导都集中在她的叛逃和婚姻上。渲染成一条“克里姆林宫公主”逃亡记式的奇情新闻，却没有人去挖掘历史的内涵。但眼尖一点，就可以发觉，中共媒体即便是南方报业，作深入报导时，也动了手脚，将这位“红色公主”扭造成一个暴烈、叛逆、绝情、任性、出尔反尔的女人，她的命运则是尝尽了“叛逃”的孤独、失望和贫困。将她谴责斯大林是“一个精神和道德上的魔鬼”，改魔鬼为“怪物”。将“叛逃”二字加上引号。
文革时代读禁书初识其人
可是，作为她三十年前的读者，我却对她充满了同情、谅解和敬意。她是二十世纪最有魅力的驱魔人，也是影响我人生走向的人物之一。一九八○年，当我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社会时，带在身边的心爱的书，除了新版《辞海》和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外，就是斯大林女儿的《给友人的二十封信》。文革对于我，如果还有值得回味之处，就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看了一批内部出版的禁书，其中刻骨铭心的是《赫鲁晓夫回忆录》和《第三帝国的兴亡》，关于斯大林女儿的故事，正是《赫鲁晓夫回忆录》中令人大开眼界的章节。而纳粹的历史则让我将文革的认识提升到法西斯暴政的层面。这两本书我甚至作了几万字的笔记。
那时的昆明处于一片混乱，弄到一本奇书，在阅读圈传阅时，只给一两天，废寝忘食才跟得上，常常看到“东方红”，早上穿过马路上厕所，和那些端屎端尿的妇女小孩争道（很多宿舍没有厕所，各家自备马桶）……阅读禁书“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令人难忘，也启发着未来自由写作的梦想。
今天那些给斯维特兰娜随意泼污水的人，如果不是奉旨作文、回避要害，就可能根本没有读过她的书。《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只有十五万字，何以成为世界性畅销书？诚然，与作者的叛逃有直接关系，苏联大独裁者的女儿居然成为父亲的反叛者，专制黑幕的亲身揭露者，这层意义之惊人，对中国人来说，只有林彪九一三的叛逃可以相比。这本书便成为斯维特兰娜叛逃事件万众瞩目的焦点。当时正处于美苏冷战的高峰时期，苏联已然摆脱斯大林主义，但整个党国体制尚未改变，五六至六零五年间以政治原因判刑者达四千六百余人。
二十封信：一部家族毁灭的痛史
这二十封信，写于一九六三年，是一部“抒情性信札”形式的家史。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中风病死现场起，描述父母近亲家族每个人的命运，重点是母亲和母系亲人的不幸遭遇，透过苏联这个金字塔顶峰家庭的神秘内幕，展现斯大林恐怖统治的专横与血腥。写书时，作者已三十七岁，在特权环境中成长的她，已有传奇的初恋和两次婚姻，她的专业是文学历史研究与翻译，并有著作出版。
一九六三年，是赫鲁晓夫执政的末期，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苏联国内的不同政见者运动兴起，知识界的自由言论十分活跃。斯维特兰娜的思想与此同步，她的书贯穿着“后斯大林时代”在苏共二十大精神下成长一代的反叛意识。她在该书的尾声中写道：
“数以百万计的人毫无意义的牺牲了，数以万计的有才华的生命过早地死去了。这种损失的故事，二十本书也说不完，更何况是二十封信。”
她悲哀地相信“善会胜利，善能战胜一切，虽然它来到时，最好的人已经死去，不公正地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二十封信最沉重的部分，就是对死亡的记录。她母亲一九三二年自杀而死，时三十一岁，她在十年后才知道真相，十六岁的她从此动摇了对父亲的绝对崇拜，并继而体认到他的独裁本质，在压力下生活，直到五三年父亲去世。在斯大林时代，她母亲的义父、姐夫，她的舅舅、她的姨妈、斯大林前妻的兄嫂都被捕、处决，还有他们家的老朋友布哈林……
她母亲是属于狂热拥抱革命理想的一代，她的单纯与敏感，发现丈夫斯大林并不是她想像的人，而陷于可怕的幻灭，可以连孩子也不顾地走向自杀。她的大哥斯大林前妻之子雅可夫，也曾因受不了父亲，自杀未遂，竟被斯大林嘲笑“连枪也打不准”。后来雅可夫作战被俘，德军要求以他交换被俘之德军将领，被斯大林冷漠地予以拒绝……斯维特兰娜和父辈领导人从小到大都很熟，她目睹了那时候“人们犹如黑夜里的影子似地突然就消失了。”苏共“十大家族”每家都遭受清洗之害。
父亲粗暴干预她的初恋
二十封信详细描述她和父亲二十七年的家庭生活，包括母亲死后，斯大林如何将感情都寄托在她身上，如何爱她、宠她，直到她成年后开始分道扬镳。原因除了母亲之死的启示，就是在婚姻上和父亲不断的冲突。
第一场冲突是，一九四二年认识青年剧作家卡普勒（1904─1979），她十六岁，卡三十八岁（这个年龄差，和她父母结婚时的年龄一样）。正当她获悉母亲之死真相后的苦闷时候，卡普勒的浪漫才识，让她陷于爱的漩涡（卡是《列宁在十月》电影剧作者）。一举一动全在秘密警察监视下的电话、通信，全落入斯大林之手，老父怒不可遏，一顿训斥，两记耳光，毁掉了父女情。她写道：“我曾是他亲爱的女儿，从此再也不是了。”卡普勒为他的浪漫，付出被监禁流放十年的沉重代价。
其后，斯维特兰娜分别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九年有过两次婚姻，两次离婚，都与斯大林干预有关。父死后，她独居了十年。《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到此为止。她是应友人之邀写的，并不打算出版，也不可能出版。这本书感情真挚、文字优美，哀而不伤，但那些娓娓道来的悲剧，仍然十分震撼。那位友人看过手稿后，写信给她说：“天哪，多么黑暗啊，多么暗无天日，这么多人死于非命，可怕，真可怕！多么不幸的国家啊，想一想是谁在统治我们啊。”
初到美国一年受到明星般欢迎
斯维特兰娜一九六七年从印度叛逃美国，并非早有预谋，而是与她第三次婚姻有关。其始末详载于她的第二本畅销书《仅仅一年》，这是她扺达美国后的第一本书，写于一九六八年夏秋季节，时居普林斯顿。这本书写从离开苏联到定居美国的经过，可读性很高，她和印度勃拉哲士．辛格的相恋，是书中的重头戏。
二十封信的出版传闻，沸沸扬扬。莫斯科闻讯极为紧张，透过名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抢先在英国出版她留在国内的手稿，抹黑她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疯子和乃父的亲密助手”，还说她已住进了“疯人院”──一时间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她的回忆录、文字、照片，各出奇谋、错误百出。只有在哈泼的正版面世后，她才接受电视访问，并接待各国记者于长岛。她这先后两本书的热销，给她带来可观的收入，维持体面的生活，自是不在话下。
精神上也是丰收。到处受到明星般的欢迎，每天收到大堆的鲜花、信件。不少好心人邀请她去居住，不止一人向她求婚。数十家大学和教会邀请演讲……她看到了一个她在苏联想像不到的热情、善良、美丽的美国。时时情不自禁而落泪。会见名流中，最令她激动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女儿，她对布尔什维克的血腥革命深恶痛绝，而坚拒返回俄国。
苏联总理柯西金来联大开会却说她“精神不稳定”、“她有病”，“在政治上被人利用。”说她的书有损苏美关系。
《仅仅一年》详述叛逃历程
斯维特兰娜和辛格的相识发生在一九六三年，二人在克里姆林宫高干医院住院期间。辛格是印共二十八年的老党员，出身印度贵族世家，时已五十四岁，由于相谈十分投契而生情缘，斯维特兰娜为他的高尚气质所折服，也因为此时，她已皈依东正教。辛格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和甘地非暴力哲学的信徒，属印共的温和改良派。此时老弱多病。斯维特兰娜对他一往情深，显然与她婚姻失败、精神苦闷很有关系，可是，苏共不批准他们结婚。
六五年五月，柯西金当面教训她：“你这样年轻健康，为何不找一个壮壮实实的年轻人，要找一个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不行。我们坚决反对他带你走，印度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我去过，他们对妇女也不好……”她辩说，辛格已经住在她家，他病重，我有责任──无奈，结不成婚，辛格一病不起，“终于共同生活一年多之后，死在我怀里。”她要去印度为辛格做后事的申请，却得到批准，条件是两周后必须回国，且派专人跟踪同行。
小时就很喜欢印度的她，到了印度，非常能融入环境，亲友待她也极友善，她想留下不归的意志与日俱增，回程一再延期后，她在登机的前一天毅然走进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迅速得到批准。当晚就被大使馆安排飞往瑞士。她在声明中特地说明，不愿回苏联的另一个原因是宗教信仰，她认为甘地学说比共产主义更符合她的观点。那年，她四十一岁。
在瑞士，她见到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1904-2005），这位前驻苏大使给了她一些亲切的到西方之后的引导。她在《仅仅一年》中将自己的心路历程陈述得极为清晰，表明和过去决裂的意愿来自深刻的体验和成熟的决断。包括对斯大林更为有力的否定：
“我成长中家庭一切不正常，令人窒息，母亲自杀是走投无路最雄辩的象征。周围是高高的宫墙，到处都有秘密警察。那个精神空虚、冷酷无情的人，把自己和同事、老友、所有亲人，整个世界隔离，将国家变成监狱。略有思想的人都被扑灭，无一幸免，那引起千百万人恐惧憎恨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精神毁灭的见证，看到他逐渐变成一座阴森森的纪念碑。”
她说，父亲死后，她也进一步看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党和个人迷信、恐怖制度有深刻的一致性，父亲的那些同谋也不能逃脱罪责，这个谎言基础上的大厦从上到下已经散架。“我们这代人对国家、革命和党的历史太无知了，人们对我们隐瞒真情为时太久了。”
斯维特兰娜说，她在父亲葬礼上，违例没有吻死者额头，父死后从未去墓地拜祭。她说摆脱斯大林神话，她比一般斯大林主义者更为困难。父亲干的坏事太可怕了，知道越多，理解越深，越可怕。牺牲在他手下数以万计的人，包括妈妈。他知道他干了什么，他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是误入歧途。他专心致志的事情就是算计敌人、争竞者，用恐怖手段消灭他们。她有一次为女同学父母被捕求情，父亲大吼：“他们是叛徒、敌人、反革命，必须消灭，像踩死臭虫那样！”
晚年避世，不改叛离之志
看到斯维特兰娜这些透视斯大林的文字，不禁令人想到另一位当时正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备受折磨的不屈女性林昭。她为后人留下的蘸着鲜血的文字，一样是对独裁者，中国的斯大林决绝的反叛。毛泽东不仅没有从斯大林暴政中引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推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屠杀，残酷杀害了大批林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今天，历史仍然这样无情，四十多年后，在毛泽东阴魂不散的中国，林昭被封杀，斯维特兰娜老太太去世，也不放过她。断章取义，歪曲她的思想，亵渎她的灵魂。用以防范高层的反叛和欺骗单纯无知的年轻一代。
“斯大林女儿叛逃”的热潮过后，斯维特兰娜在美国住下来。一九七○年，她和美国建筑师Ｗ．彼得斯结婚，生女奥尔加。三年后，再次离婚。为了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她带女儿去英国上贵族学校，一九八四年，她的积蓄所剩无几，为了女儿获得免费教育，她选择回国。回国后，当局在物质上给予优待，她也发表了一些诸如美国和苏联好坏差不多、变节者没有完全的自由之类的话。但是，当局没收了她的护照，她又受到秘密监视，更加十四岁的奥尔加完全不适应俄国的生活环境，而她欲重温和国内子女团圆的旧梦也告破灭，她那地理学家的女儿卡佳甚至不愿见她。
一九八五年，她又从格鲁吉亚出境，返回美国。从此，她以“拉娜．彼得斯”之名隐居在威斯康星州，她要让“斯大林女儿”永远消失，但正如乔治．凯南一九六七年告诫过她的：“因为你与斯大林的血脉关系，阴影将到处追踪你，你要比常人有更大的勇气、耐心与信心。”去年一个俄罗斯电视台为拍她的记录片，找到了她，她回顾一生说：“我从来没有过普通人的生活，这已写在我的额头上，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这就是命运，我必须接受这种命运。”
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留言是：
“我入籍美国已三十年了，我没有背叛美国，我不想讲俄语。我一直憎恨俄罗斯，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无论怎样，我永远不会回到俄罗斯。我已经不是俄罗斯人。”她的晚年，已经和普通美国老年人一样，孤独而闲适，没有儿孙满堂，她的爱，已经属于上帝。
斯大林女儿的结局被中共媒体渲染、消遣，对她的书却一笔带过，但是，当代中国还有多少人会为此所误？三十年来，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叛离者，已如过江之鲫，有几人能风光一世？落魄者又有多少？斯维特兰娜不善理财，我行我素，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斯维特兰娜以她那高不可攀的红色公主之名，给了共产帝国无可比拟的一击，谁能估量她对终结冷战、瓦解苏东的影响有多大？她那执著的反叛精神又有几个异见者可比？她对于极权主义的逃亡长达四十四年不回头，她渴望自由的追求从少女时代延续到终老，那不正是林昭在《海鸥》诗中梦想的极致？（还记得林昭在狱中送给张元勋一只小帆船的寓意吗？）
艰辛的流亡者驱魔之路
今天写这篇文章，作为本刊的主编，也是借此创刊二十五周年之际，向读者作一个交待：我的政治思路从何而来？
苏共的演变和中共反右、大饥荒以来一系列倒行逆施，都同时储存在我的大脑记忆体中，这两个共产大国发展到不共戴天而以亿万国人的牺牲为代价，实质是毛泽东害怕受到死后如斯大林一样的清算。苏联民主转型，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轨迹清晰可循。中共又怎能逃脱这样的宿命？中国批毛和苏联反斯大林一样是民主化的当务之急。
因此，我来香港加入政论界后，便不遗余力，推销“修正主义”。早在中苏论战时，我已无保留的站在“十评”的对立面，一面倒同情和理解苏共二十大路线。那时，大陆没有西方资讯可借鉴，我和少有的朋友都认为，走苏修之路，至少好过你老毛的无法无天。
入行之后，发现香港评论界对苏中关系相当隔膜，兼有民族主义偏见。在英美反苏传统下对国际共运的内部分化严重忽视。在我推荐之下，赫鲁晓夫回忆录评中共的第十八章，首次在港中文发表（大陆那时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删去此章）。继之又发表评介中共亲苏派及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等文章，再推荐发表“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突破八十年代初期香港政论刊物的局限。
本刊八七年创刊后，正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改革之际，苏东局势好戏连场，直到一九九一年苏共倒台苏联解体，似乎才有更多人注意到“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苏联民主转型也就成为中国未来模式的选项之一。二十年来，我撰写多篇研讨这一选项的文章，本刊则发表了更多相关的佳作。
以我的观察和资料来源而言，虽然现在已有更多的官方档案可供选用，但赫鲁晓夫、斯维特兰娜一类的自传与回忆录仍具有独特的价值，不仅在于正史少载的见证与感召力，也有鲜明的比较学的启示。
重温《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及《仅仅一年》，对照中国今日的政局民情，会深感和六十年代“后斯大林时代”苏联何其相似。书中的议题没有过时，可以引起我们会心的共鸣。换言之，中国的政治发展落后苏俄至少半个世纪。
而斯维特兰娜流亡西方的经历，更让人感到亲切，她当年面对的困扰和内心挣扎，依然是今天许多在中共体制内苟且偷生进退两难的人们的写照。那些一个个活跃在她的字里行间命运各异的人物，不由人想到中国的林昭、孙历生、戈扬、遇罗锦、戴晴、张戎……当然，也会想到今日中国，多少红色公主、王子王孙的飞扬跋扈，自鸣得意。他们怎能理解斯维特兰娜的选择──就像一群啄食的鸡，永远不会仰望翱翔蓝天的鹰一样。
我们这些以写作为业，立足西方的中国流亡族，道路之坎坷，和斯维特兰娜并无本质的区别。这条路从来是如此艰辛、不易，但只要魔鬼统治着我们的祖邦，就有驱魔人山水独行、百折不回。斯维特兰娜走完她的一生，留下无与伦比的启迪，她是这个时代伟大的先行者，更是勇敢女性的典范。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纽约）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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