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6日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横河，先祝大家2012年新年好。2011年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仔细盘点一下才发现，对于中共而言，它在内政外交方面所碰到的事情都是绝无仅有的，那我们现在来盘点一下，就是在2011年中共它的内政外交究竟碰到了哪些困境。
别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第一个是在外部环境上，可以说2011年是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告别年，当然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一句调侃的话，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是这些人的朋友，更不是老朋友，这些人是“中共”的老朋友。在2011年刚刚过了一半的时候，网上就有一些调侃的话出来了，说是列出了三大濒危物种：狮虎兽、金丝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当时谁也没想到到了年底，这个老朋友的名单就全了。
我们现在盘点一下，从阿拉伯之春中倒台的穆巴拉克，现在还在接受审判，他可以算是一个老朋友了；然后是卡扎菲，顽强的抵抗了几个月以后，结果死得很惨。然而后来有人争辩说，说卡扎菲其实不是老朋友。其实这里说的“老朋友”还不一定是真朋友，所谓“狼狈为奸”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是互相利用的。就对中共而言，为什么要支持卡扎菲？它在心里面是同情他的，是认同他的，尽管他有的时候因为变得太厉害，中共也拿他没办法。
因为卡扎菲曾经公开对抗过美国，在国内搞什么《绿皮书》社会主义，而且他经济曾经搞得不错，人均收入远远超过中国，而在经济搞上去的情况下，又维持了独裁统治，所以卡扎菲的存在就是中共存在的依据。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喉舌媒体，包括凤凰卫视在内，从来对卡扎菲的报导是正面的，这就是“老朋友”的意思。
阿拉伯之春整个对中共的打击是相当大的，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共的伪装和统战攻势下，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权和政要，认可一种说法叫“中国特殊论”，就是说中共可以保持一党专政的独裁，可以侵犯人权，而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世界的普世价值，经济却可以一枝独秀的发展，甚至经济发展的比自由世界好像更有效。
实际上国际上还有一个特殊论，就是“中东特殊论”，就是普遍认为民主革命不会发生在中东那些独裁而又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里。然而阿拉伯革命还是发生了。否定了“中东特殊论”，就有可能否定中共的这个“中国特殊论”，因此中共的恐慌就可想而知了。
紧接着下一个沦陷的是缅甸。本来在东南亚地区跟中共最情投意合的就是缅甸的独裁政权。越南虽然它也是独裁，而且是共产党独裁，但是由于它跟中共的历史纠纷、边界划分等等多种因素，即使在社会主义阵营在的时候，它也不是中共的盟友，而是和苏联的关系更密切。最近这些年，越南共产党又开始搞什么党内民主、选举之类被中共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事情。对于越南来说的话，中共也不指望它成为老朋友，也指望不上。而缅甸那个军事独裁政权却真正是中共认为是老朋友的。但是缅甸自从去年选举以后，也就开始慢慢变天了，从开始跟反对党对话，然后又取消了中缅合作的电站计划，眼看一步一步就走向真民主，而和中共走得越来越远了。
到了12月份，另外一个也可以被称为老朋友的普京遇到了大问题。普京在俄国的国家杜马选举，就是下议院选举以后，他的俄统党得到的席位大幅度的减少。尽管席位已经大幅度减少了，民众还认为选举舞弊，认为他得到的百分之四十多的选票，还是舞弊得来的，因此几十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两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是全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抗议行动。
普京由于对美国强硬，另外他是以一个强硬的统治者的身份出现，而且在开始的时候很能够迎合和煽动俄国人的民族主义，在上台以后，慢慢的带着俄国在民主的道路上开始走回头路，还时不时的在人权问题上和中共合作，比如说遣返法轮功学员等等。在这种事情上中共它对普京是有好感，而且是同病相怜的。眼睁睁的看着俄国人民现在正在抛弃普京，中共的心里肯定不会好过。
就是说真正的中共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铁杆小兄弟，本来也只剩下了北朝鲜一家了，结果这个金正日，就是金家王朝的第二代统治者，老天楞是没让他过年。中共和北朝鲜它们相像的地方要比中共和其它的老朋友相像的地方要多得多，它们从意识形态、对本国人民的迫害，到反美政策等等，都是相当接近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唯一的区别是在于中共运用了西方的资金在经济上开放了，而北朝鲜在经济上还是处于饿肚子状态，就像中国的文革时期差不多，只有这点差别。
当然有人强调说，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并不是真正的亲华的，这种说法其实是过分的看中了它表面的不同点，金家王朝它不亲华，甚至是反华，在这点上有很多事实证明的。但是它们“反华”不等于“反中共”，它们和中共是狼狈为奸的。中共其实也是反华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就是在反华问题上，中共和金正日、金日成是一样的，所以中共才会不在乎北朝鲜毁掉志愿军的陵园，清洗掉它国内的领导层当中的亲华派系，它根本就不在乎。在北朝鲜表示如此仇华的情况下，它还能够继续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外交等各个方面来支持金家的组织，就是因为它们是一样的。
这样一盘点，中共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老朋友，就在2011年这一年当中几乎全军覆没。原来也能算一个老朋友的古巴的卡斯特罗，早就离开政坛，销声匿迹了。也许有人会说是偶然，但是这种偶然性让我看起来的话就更像是天意，老天要干什么事情，谁也算不到，谁也挡不住。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我们曾经经历过在1976年那一年，毛泽东那一代，就是中共建政的时候三巨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个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先后离去，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二十多年前，一个强大的和美国西欧自由世界分庭抗礼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没有人预料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土崩瓦解了。
这些从表面上看是一些偶然的事件，为什么通通都发生在2011年这一年？而造成的结果是目前中共虽然在表面上看上去还很强大，西方还有很多国家实行绥靖主义，在经济上似乎它可以救世界经济一样，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考虑经济问题，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假象，但是就是说在国际上，在中共的政治上，现在几乎是处于建政以来最孤立的时期。那么这是第一个，这是在国际上。
人权、维权和抗议
国内呢，我们要考虑的这几方面的问题来盘点一下，一个就是人权的灾难，维权活动和抗议活动，这几个我们放在一起讲。很多媒体、很多人都盘点了什么十大这个事件，十大那个事件，列举了很多，我这里就想讲一讲我自己认为比较有意义的、意义比较大的，如果说和往年有重复的、和往年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就不提。
这里我第一个要提的就是“自由陈光诚”运动。应该说这个活动从盲人律师陈光诚被迫害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它形成一个特定的活动，那是从2011年开始并且达到高峰的。陈光诚为计划生育的受害妇女维权被判了4年3个月的徒刑，出狱之后被警方直接送回家中，然后就把他们家变成了一个监狱，所以他从小监狱一步就进了大监狱。从2011年开始，就有网友和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设法去探望他、帮助他。中共其实在恐惧“茉莉花”而开始抓的维权律师，最早抓的三个人滕彪、江天勇和唐吉田，他们不是在参加任何茉莉花活动，而是就是在讨论怎么样帮助陈光诚的聚会以后被抓的，和茉莉花没有任何关系。
从8月底开始到10月份，探望陈光诚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运动，探望的人数和次数都达到了最高点。这个探望陈光诚的民众自发行动，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成为中国民众维权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个活动除了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报导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国际主流媒体的这些人员在试图直接去探访陈光诚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和中国维权人士同样的粗暴对待，因而这些媒体人士本身也成了事件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第三方的报导者。因此他们的报导就更具有真实性和震撼效果。这件事情在接近年终的时候由于两个新发生的事件而形成另一个高峰，这两个事件一个就是奥斯卡奖的得主、蝙蝠侠的扮演者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和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摄制团队一同前往陈光诚所在的东师古村被粗暴对待以后，成为国际大媒体的头条新闻。
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的人权团体“公民力量”和其它的一些人权组织，要求美国禁止迫害陈光诚的原临沂市委书记，就是现在的青岛市委书记李群进入美国或者是其它国家的国境；提出类似要求的还有很多国家的人权活动人士。所以这一连串的事件，就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东的临沂市推到了国际舞台。这件事最后最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的插曲是，2011年底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上，临沂市在入选的14个全国文明的城市的地级市当中名列第一。这可能就算是中共的官方对“自由光诚”运动和全世界支援陈光诚、抗议中国对陈光诚的不公平对待的一个非正式的回应吧！
第二个事件我认为是艾未未。艾未未从强迫失踪到拥有3万债主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媒体和很多各种不同的组织年终盘点的时候，排名前几名的重大事件了。这个事件它有一个独到之处，是什么呢？是很多人都百思而不得一解，就是中共领导层为什么会这么愚蠢，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把一个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强迫失踪”，然后实在找不出理由了，就给了他一个经济上欠税的指控。从这里开始，到后来3万人争先恐后的借钱给艾未未做抵押，把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变成了欢乐的、大众参与的行为艺术。就是说即使有人精心策划，也难以达到这种效果。所以说走到这一步，让中共出丑出到这一步的话，只能说是天意了。就是说如果老天要中共出丑的话谁也挡不住，就是没有话题、没有理由的话，中共自己会造出让它出丑的理由来的。
下一个呢，我觉得国内比较重大的事件呢就是“乌坎自治了”。征地所造成的群体事件，在2011年依然是层出不穷的，今年5月份由于内蒙古开矿破坏草场污染环境，引发30年来最大的抗议冲突；6月份有郑州的失地农民抗议政府征地拆迁；有浙江台州的村民怀疑村干部贪污他们的征地补助金而引发骚乱。其它还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就属于“乌坎自治”。他们从开始的时候抗议村官非法卖地贪污，到多年上诉、上访无效，官官相护这些事情和其它的地方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乌坎最独特的地方，就是有这么几个月，两三个月，把象征中共统治的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赶出了村子，选举出了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成为在中共统治下大陆第一个自治的村庄。虽然只有短短3个月的时间，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群体事件。它至少在一个局部，证明了在中国制造暴力、制造矛盾、制造灾难的是中共各级组织，不是民众。没有了党的领导中国不会乱、中国人能够生活得更好，民主和选举在中国人当中不仅仅是台湾人的专利，大陆人也会，而且不用学就能做得很好。乌坎自治证明了“民主素质论”的破产，很多人就说中国人的素质不好，所以不宜实行民主，但是乌坎的民主就证明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根本就站不住脚的。
乌坎还证明了民主选举可以和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真正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种型态，这种型态根本就不是中共所说的适合中国特点的什么社会主义。乌坎的这个自治，它解答了很多很多人们心里的问题，就是“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从一个局部已经证明了她只会更好！
下面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污染方面的冲突。在8月份江西有数千村民围堵化工厂，抗议污染；9月份有浙江海宁村民万人围堵污染环境的工厂；但要是最引人嘱目的要算是8月份大连市民对PX项目的抗议活动，那次抗议活动非常罕见的由大连市政府承诺搬迁PX工厂，虽然最近有报导说大连市现在已经食言决定不搬了，但是当时这个抗议活动确实是很成功的；同样是广东市汕头、海门抗议，针对的是中国电力行业、发电厂的污染，持续多日和上千的公安武警对峙，一直到地方政府许诺不建电厂才结束。当然我们不能轻易相信地方当局的许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不满，发展成这么大规模的冲突，它是中共持续30年不计后果的经济发展的结果。
在中共30年的发展当中遗留下来的诸多灾难当中，环境污染导致人的生存环境恶化是非常重要之一。这两次大规模的抗议，再加上年终北京的空气污染浮尘指标的争论，突显了中共这么多年来与天斗、与地斗的这种发展观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最近这些年在经济上的“大跃进”，实际上它是与天斗、与地斗的这种发展观、这种世界观，在现代的形势下，以经济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的本质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而发展到这个穷途末路，实际上你欠债总是要还的，欠人的债要还、欠自然的债也要还。从现在看来，这个环境污染方面的冲突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
在乌坎事件和海门抗议当中有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就是年轻的一代、90后的一代也参加了。在乌坎，年轻人和学生设立了他们自己的新闻室，通过网络、社交网站把他们的照片、录像和事态发展的新闻发出去，使得国、内外都可以即时的了解和关注；而在海门抗议事件当中，大批的学生直接参加到抗议行动当中去。所以这一点是引人关注的。
再盘点下去的重大事件那是温州的“动车惨案”。动车惨案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模式”的一个致命伤。高铁它是中共引进，然后自主开发而形成一个系统再出口的，最具有中国模式特点的一个产品，然而它和很多中共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一样，它有内在的致命伤，实际上就是“洋”大跃进。它反映的是中国模式的当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所有的特点，它高投入、招标和投标的腐败、内部利益分配、工程豆腐渣、高技术的山寨、质量低劣，出事以后通车第一，罔顾人命、掩盖事实、最后推出那些在权斗当中早已失利的，或早已经死去的官员来做替罪羊。实际上温州动车惨案反映的是中共这个所谓“中国模式”的失败。
还有一个引人嘱目的事件是藏人自焚。就在今年藏区连续发生了十多起藏人和僧人的自焚事件，震惊了世界，让世界进一步看清了中共所谓少数民族问题的失败，也特别关注到了对藏人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的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自焚本身也让很多人重新审视10年前中共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对中国大陆内地的人民，不是藏民了，信仰和文化的摧残和破坏，以及对中国的影响。让更多的人又重新去审视了一下10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再一个就是深圳“小悦悦事件”。小悦悦事件反映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另外一个重大事件的必然后果，就是道德的全面崩溃。中共它全面消灭宗教信仰，尤其是过去10多年来对信仰和实践“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打压，使得中国社会里，愿意并且努力实践来维持和促进道德的人群和行为，变成了在统治者眼中的罪行而无法生存；而以中共官员为代表的腐败、堕落却变成了一种社会常态。小悦悦事件只是这种社会道德的极端表现而已。很多国外的媒体对这个事件也做了广泛的报导，国内和国外都有人把这种归咎于经济快速的发展而精神文化领域跟不上的结果，而忽视了一个关键，就是这种现象，中国社会道德的崩溃，它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中共统治集团的价值体系通过国家机器强力的推行而消灭传统的价值体系的结果，是中共对中国人精神消灭的政策的结果。
总的来说，这些重大灾难也好、群体事件也好，它都表明中共吹嘘的这个中国模式很显然的是走到了尽头，因为这种中国模式是以摧毁人的道德、制造人权灾难、掠夺土地和资源，以及破坏环境作为代价的，而这些最终都要算账的。我认为这2011年所发生的这一连串的和往年有所不同、有新的特征的这些事件，就是一种“算账”的开始。
“有兵在”的强力维稳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下中共在2011年它的维稳机制的发展。正因为它现在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应的措施就是维稳机制的无限膨胀。我们知道维稳经费现在官方公布的已经超过军费了。在2011年全年，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各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报告，都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严重恶化。从2月份、3月份大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强迫失踪”开始，全年像这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被抓的有130多人。
良心记者齐崇淮今年4年刑满，刚刚要满的时候又被加刑8年，实际上就判他12年，在任何一个在司法健全的体系当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的。与此类似的是高智晟律师，在5年缓刑将满的时候突然被宣布收监，就变成了再加3年，一共判人家8年，这8年实际上都是在中共的手里面，他家属根本就没见到他！这个消息而且是《新华社》的英文稿发布的，而他的家人至今没有见到高智晟律师、也不知道他人在什么地方！另外被迫害的还有陈光诚，是被山东省的政法系统严密的看管在家，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志愿者、这么多社会活动家、这么多记者中国人、外国人去探望他，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一个能够突破封锁见到陈光诚的。
到了年底的时候，贵州的民主人士陈西在12月26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他被控发表了30多篇文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这些文章全都是发表在国外的。另外一位是四川的民主人士陈卫，也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就在陈西被判的前几天被判刑9年，同样的罪名，颠覆国家政权罪。
其实造成政权崩溃的因素，往往不是当权者用这种方式防范能够防范得了的。1909年6月，当时满清政府的摄政王载沣就免去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顺德等等官员的职务这件事情，征求张之洞，张之洞说：“不可”，载沣不以为然的说：“有兵在”，这句话非常有名。张之洞后来没办法，只好叹息说：“不意闻此亡国之音啊！”认为这种内乱或者内部会引起激变的因素可以用武力把它压下去，被张之洞认为是“亡国之音”。
在苏联解体前，它军力、警力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或者至少是第二的；穆巴拉克和卡扎菲没有倒台的时候，他的军队够强大的，但是当一个政权对内部的不满情绪要用兵、要用武力、要用暴力来镇压的时候，它的仗还没打就已经败了。谢谢大家。
2011年12月31日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