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31日讯】中共虽然还未失去权力，但正在失去它的人民。在时间表允许的前提下，中共自救且救中国的最理想方式是：先通过局部放权建立开明专制，让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与结社自由，渐渐放开党禁，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
中国必须实行民主，而且越早越好，这点已渐成国民共识。但如何实现？即国民愿意付出多大成本来达成民主政治，却莫衷一是。原因也简单，各阶层都有自身的利益考量。
感谢韩寒。有关革命、民主与自由的讨论，终因他的三篇博文而在中国网际网路上闪亮登场。与中国80年代思想启蒙时期讨论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以及90年代后反思六四引发的“告别革命”思潮不同，这次讨论并非概念对决，没有陷入理论迷宫，讨论者的立论几乎都是对现实的一种直接回应。
是韩寒“蜕变”还是大众原本就误读了韩寒？
在此先廓清革命、民主与自由三者的关系。三者有关联，但其中只有民主政治是目的；革命只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比较激进的手段；个人自由既是民主政治奠基于其上的基础，也需要依靠民主政治加以保护。对韩寒文章的批评以及为其辩护的文章很多，但我认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健在微博中的点评最为精当：“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 、《说民主》、 《要自由》，思想脉络很清晰：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有人认为韩寒发生了蜕变。我认为不是，多年来中国大众对韩寒一直有严重的误读。韩寒对中国这块社会土壤及其国民性有着一种可称之为绝望的感悟，也被迫学会了在极权统治下机智地生存，这次他只是将自己筹思已久的想法在这三个题目之下稍作归纳而已。他的某些结论，我与他看法一致，比如他说“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事实上，除了民众素质可以讨论之外，中国的执政集团对权力的肆意伸张之程度绝非本·阿里与穆巴拉克能比；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近六、七年以来日见减弱。一些不缺少现实关怀及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其作用也被少数行动者与口头行动者大肆贬低。
韩寒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但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共识。现阶段，中产阶级大多依附于体制或者部分依附于体制。他们对自身缺乏自由深感压抑，对于政治腐败深感绝望，但对草根民主仍保持有少许肯定的怀疑态度——因 “革命”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就是以共产革命为模本的杀人如麻且以掠夺私人财与公共财为目的之农民革命。最近乌坎事件被广东总督汪洋用太极云手暂时化解之后，国内对汪督的风评甚佳，其声望一时大涨。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国内居于主流的意见还是希望中国实施开明专制，即韩寒期盼的有一定言论空间与个人自由的威权统治。
韩寒多年来对现行体制及诸多弊端的讽刺批评，始终就在这个范畴之内。韩寒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有其时代原因。那几年，中国社会矛盾还未全面激化，生活还处在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正喝着卡普其洛、营造小资格调，畅想着未来的美妙生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未来能自然演进至民主政治充满期待。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韩寒才有可能因其那种哀而不怨的讽刺散文，成为21世纪零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次韩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论在网上遭到强烈批评，并非韩寒的思想发生了急转弯，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网上舆论的主流由过去那种轻松的讽刺调侃，正悄悄演变成沉重的愤怒与绝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比如美国政界过去一直期望中国能够在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中“和平演变”至民主政治，但今年以来，美国政界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期望不切实际，对中国能够“和平演变”这一预设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的颜色正在变浓。
这一阶段大众对韩寒的误读，以及中国受众在与精英的互动中如何塑造精英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很有观察与研究价值的时代课题。
关于韩寒，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基于两点，一、我认为，眼下的中国，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尽快结束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都有其道义基础。二、我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他则希望少付费甚至不付费。今年被卷入“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除了突尼西亚较为和缓之外，其他国家的革命（包括现在埃及正在发生的“二次革命”），在政治角力的同时，“剑对剑的谈判”从未缺席。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革命、民主与自由
检视中国十几亿人的希望与要求，应该说根据其所居社会层次的不同，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各阶层与群体之间的希望与要求有所侧重甚至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现阶段普罗大众最需要的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公正与公平，最急迫的事情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利；知识群体及中产阶级则希望有相对宽松一点的言说自由与结社自由。而在现有体制下，普罗大众得不到公正与公平，更无法保障生存权，他们这些权利也根本无法在虚拟世界里找到替代品；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得不到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但在网路这一虚拟空间里，却可以找到部分的替代品，比如微博上有限的言论空间与虚拟的同类相聚。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当局维稳的缰绳在不断收紧。除了坚持“五不搞”的执政者及中毒太深者之外，但凡脑筋还不糊涂的人都程度不等地知道，只有民主制度能够保证普罗大众渴求的公正与公平，才能够满足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希求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国人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通过什么管道建立民主政治。说白了，即大家愿意为建立民主政治付出什么样的成本。看清楚这点，才会弄清楚哪个阶层是中国求变的主力，以及这个阶层具有的求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现在不是革命诉求的主体。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进入中产行列与保住中产的位置，几乎是权贵之外的国人奋斗一生甚至拼上两代努力的结果。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以及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洗劫社会、颠覆人类社会秩序为特点。如果有人能够成功说服国人相信中国革命只需要付出突尼西亚那样死上百人的代价，革命也许不会让国人望而生畏。但在中国已有的革命经验观照之下，中国的知识人及中产阶级的主体在骨子里只能是权力的同盟者，即以要求社会稳定为其主诉。
中国的普罗大众有没有革命诉求？当然有，只是在不少人那里，这种诉求还比较模糊。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正常上升通道，权力与资源近年来更是形成了代际传递的趋势，普罗大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几乎全被掐断，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这种诉求只要被引导，一遇到外在诱因则会形成爆发力。广东省委副书记的谈话已经表明他认识到这种爆发力的可怕。与当年中共革命时需要“运动群众”，即向群众灌输革命理念时有很大不同，中国现行教育为了论证中共得国之正，灌输的全是“马克思+毛泽东”那套“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说教。
在开明专制体制（比如突尼西亚与俄罗斯）下，民众有结社自由，这就能够让民众通过自组织整合其利益诉求，形成压力，逼迫执政者改弦易辙。中国的黑暗专制却用尽一切招术消释民众的自组织能力，各阶层连讨论交流的平台都相当缺乏。
可能的前景与唯一可行的国家避险策略
国人期待（或者曾经期待）的“改良”一途，至今看不到希望。早在2008年，我就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http://www.danke4china.net/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825）一文中谈到，中国政府早已经堕变成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这种政治的特点是政府有如一架正在按惯性运作的巨大机器，每个成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集团内部的部分清醒者虽然意识到危机逼近，也知道根源在哪里，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阻止机器的惯性运作。从去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数次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讲话，但对现实政治毫无影响，就是因为他个人没有能力阻止这架机器的疯狂运作。正因为看不到这种改良的希望，中国的精英及中产阶层才热衷移民，将其作为个人及家庭必备的避险策略。
这种以自我服务为目标的自利型政治统治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目前大概也只有冬烘才相信“经济发展会促进民主化”这一假设。观诸历史，革命的爆发得依赖三个因素的成熟且交合：经济危机（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的全面爆发；人心思变且对变革路径的看法大体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即中共警惕的“外部势力”）的持续推动并在关键时刻强力介入。对于中国来说，非常残酷的前景恐怕是在革命到来之前，这种“溃而不崩”之局，已经将社会重建的资源消耗殆尽，掉入“失败国家”行列。
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未失去权力，但正在失去它的人民。在时间表允许的前提下，中共自救且救中国的最理想方式是：先通过局部放权建立开明专制，让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与结社自由，渐渐放开党禁，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只要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社会成为暴力温床（不止是革命，包括刑事犯罪的暴力蔓延）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也会温和得多。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