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30日讯】中共农村工作会议2011年12月27日起在北京举行，温家宝在会上称，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然而，德媒报导，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减轻农民负担”的口号震天响，但农民负担却与日俱增，很多法律对官员都是形同虚设，这些年地方官一直是无法无天，强征农地和强拆民房，并镇压农民的抗议。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湖北监利基层官员李昌平曾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时说。德国之声报导说，李昌平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生动概括了“三农”处境。虽然李昌平的上书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但农民的处境并未有丝毫的改变，农民们依然得面对苛政猛于虎的现实。
德国之声12月27日发表署名文章称，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三农”问题就逐渐凸显，到19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几年之内，“三农”问题相当严重。虽然官方媒体上一片歌舞升平，春晚甚至还曾打出“盛世大联欢”的标语，但是，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却是度日如年。农民长年累月辛勤劳作，往往交不起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文章表示，胡温上任后，因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呼声日强，农业税从2006年开始取消。农业税的取消可以说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举措，这一措施得到了海内外舆论的肯定。不过，虽然农民不用交税了，但处境依然艰难，因为农用物资均价格暴涨，生活用品也在价格暴涨，而农产品则一直在低价位徘徊。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显示，现在城乡收入差比江朱时代更大，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可见，取消农业税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文章说，在江朱时代，“减轻农民负担”的口号曾被中国媒体喊得震天响，但农民的负担却与日俱增。最后，就连朱镕基也不得不承认农民不堪重负和民怨沸腾的事实。但直到他卸任之际，农民依然是苦不堪言。
众所周知，农民的土地和房屋被剥夺在中国已是常态，虽然大约65%的群体事件是由土地争议引发，文章说，但农民能讨回公道的却寥寥无几。文章认为，温家宝一直以亲民的形象而著称，但他有关政治改革、推进社会公平公正等得民心的讲话均得不到付诸行动和产生实际的效果。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的讲话显然又具有浓厚的亲民色彩，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农民的福音。文章说，很多法律对于官员而言都是形同虚设。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原本就神圣不可侵犯，但为了权力寻租，各地官员在这些年一直是无法无天，强征农地和强拆民房的事情多如牛毛。时至今日，此类事情依然层出不穷。可见，对于地方官员的滥权，温家宝要么是无心阻止，要么就是无力阻止。
最近这段时间，广东汕尾的乌坎村事件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在村民的持续坚韧抗争下，广东省委省政府开始介入此事。然而，温家宝却一直未曾对乌坎村事件表态。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亲农讲话被有些媒体和评论人士解读为对乌坎村事件的间接回应。文章还说，中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每一任最高领导人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都提出一系列的治国口号。尤其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在这些年成为喊得最响亮，然而，中国社会并不和谐，发展也并不科学，“三农”、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等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局。
文章认为，口号绝不是治国最有效的方式，历数60多年来的各种口号，很多都很动听，然而社会并没有因为它们而不断变得和谐，反而问题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严重。所以，温家宝的讲话再狠也震不住胡作非为和贪得无厌的官员，只有宪政民主体制才是震住他们的利器。
近来，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降半旗，出口下降，制造业下滑，罢工和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等现象，引起了外界关注。法国媒体报导，中国各种信号变红，表示社会危机近在咫尺。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格朗日罗说，中国边境警察最近接到一个长长的黑名单，许多债台高筑的企业老板被禁止离境。这个迹象显示，随着经济放缓，北京领导人的忧虑正在增加。中国贷款越来越难，出口下降，人民币汇率一周来明显降低，房地产价格下滑，制造业降至3年最低，罢工越来越多。中国高层说，这些现象表示社会危机近在咫尺。
法国解放报说，30年来，中共一党执政的主要支柱是民众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然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从2010年的10.4%，降到今年第三季度的9.1%。专家认为，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降至8%，甚至7%，因此北京当局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要加强社会管理。北京的管理包括一系列强迫措施：有恫吓，有调解，有压制社会冲突的监控手段，还有宣传和新闻封锁管制等等。总之，要将社会和谐因素放到最大，将不和谐因素缩到最小。中国的社会维稳已成为当局的最高任务。
在今年春天阿拉伯世界爆发革命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全面控制社会危机的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可以调动多个部委参加行动。解放报说，这个初期用来镇压政治异见人士的机构，现在需要适应经济不景气引发的社会风潮。在一长串北京当局严密监控的清单上，除了异见人士、活跃的网民、上访人士、大学教师、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之外，也许还要加上其它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比如农民工或房产主。最近房价下滑，有房产的人，财产大幅缩水，严重不满。最近上海发生买房者怒砸开发商办公地点的事件。原因是已购房的人不满开发商大幅降价，使他们的房产严重缩水。
200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涨了5倍，甚至10倍。北京当局最近戳破这个领域的泡沫，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人民日报》警告说，通过倒卖房屋轻易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房价可能下降20%，甚至50%。解放报说，像鄂尔多斯那样炒房的城市，一眨眼之间，房价就下降了30%。然而，房价回到正常状态对于银行来说十分沉重。如同美国房屋次贷一样，许多债务缠身的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将房地产当作投资和支撑额外财源的杠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曾郑重警告说，现在中国的银行系统虽然没出问题，但非常不堪一击，原因就是房地产泡沫。国际货币基金还对中国2008年出台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的投资低效率表示忧虑。这项庞大的投资大都流入国企，私有企业则依靠借高利贷度日。在制造业集中的温州市，已有80多名私企老板因还不起高利贷而关门跑路。他们或逃到中国其它地区，或逃到国外。
2011年10月12日，社会学者梁文道写道：“大家总是控诉今日中国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崩溃，但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做好事的人反而常常受到处罚、虐待、压迫，甚至被逼向绝境。这个地方天理不存，只能为恶，不得行善。”虽然梁先生此话是针对陈光诚事件有感而发，陈光诚事件也只是极端状态下的典型（自2005年以来，陈光诚遭到以李群、张建等为首的临沂沂南县双堠镇地方政府的持续迫害，这包括他被伪司法判决入狱以及出狱后迄今依然受到持续针对他和家人的拘禁、殴打、羞辱等无休止的折磨，而陈光诚只是一个自学法律并为附近乡邻因计划生育暴力执法所受侵权提供法律服务的盲人赤脚律师），但行善艰难甚至遭迫害，作恶顺利甚至吃香喝辣，确实已是中国常态。梁先生这段话是对当今中国十分敏锐、精准的现象透视与概括。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匪夷所思的结果？人们甚至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存在着这样一批人：他们以折磨弱势人群为生，以殴打、羞辱等方式折磨、迫害他们为乐。人们可以用丧尽天良来对这些人进行道德谴责，但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则需要另外的视角。
经济学是一门以研究人的行为为目标的学问，所以经济学大师米塞斯有一部很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就叫《人的行动》。从一种科学的视角，行善是一种行为，作恶也是一种行为，对作恶进行经济学研究必然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分，而在中国这样的非正常国度，普遍而畅行无阻的作恶尤其应该成为经济学最关注的问题。
一种制度是善制还是恶制，最简单的判别方式，有三个基本指标：1.它是否保护人们无害于他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遭到非法侵害，受害者是否能获得救济；2.它是否鼓励、支持和保护人们行善的自由；3.它是否反对、阻止和惩罚人们作恶。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都是“是”，那么这种制度就是善制，如果回答是“否”，那么这种制度就是恶制。但是人们可能会对何为善何为恶产生分歧，因此，善制还是恶制，还需要从善恶观念上进行正本清源。
从一种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待，善恶观念其实在人类历史中具有某些基本共识，例如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有一项关于人类底线伦理的决议，这份决议中提到有四项伦理共识，即诚实、不盗窃、不杀人、不奸淫，并且提出“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就该怎样对待别人。”即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金规则。由于上述共识是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全球共识，因此假定那些迫害他人的人也承认这些规则——如果他们不承认，也就意味着他人可以用最不人道的邪恶手段对付他们，正如他们用邪恶的手段对付别人，因此，在逻辑上难以自足。
前述伦理规则是否得到制度的支持，是判定一个制度善恶的基础，而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现实状况对照，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现象，即这个制度不能说仅仅是支持作恶的，也不能说这个制度只支持行善的，而是两者交织，前者巨强，后者极弱。或者用法律术语表达，就是现行中国的制度不支持程序正义，因此制度执行者的恶行通常无法得到遏制与纠正，而制度针对平民之间相互侵害时的处理是否公正则缺乏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因此这套制度在对上述三个问题，从概率意义上而非完备意义上的回答是“否”，换句话说，这套制度是恶制度。
参照前述三项指标，这套恶制度的运行状态是：1.不保护人们无害于他人的生活自由选择，如果遭到非法侵害，受害者未必能获得救济；2.不鼓励、支持和保护人们行善，政府随时可以任何名义控制并干涉甚至取缔人们的善行，并且迫害行善者；3.未必但也会反对、阻止和惩罚完全无权无势或与权力完全无关系的普通平民之间相互作恶，基本不干涉甚至鼓励公权力或者依附于公权力者的作恶。为此，这套恶制度运行的基本效应是鼓励人们掌握或接近公权力，以寻求保护，鼓励人们不从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看待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而从权力与暴力、控制与统治、侵害与强占等非道德的弱肉强食角度看待。虽然它在纸面意义上不鼓励作恶，但在涉及公权力本身及其官僚集团统治利益时，它鼓励并且保护作一切恶，可以完全不顾及手段与道德，如果对作恶者有惩罚，通常也是出于保护更大利益的需要所进行的无奈选择，或为安抚民心，或为弥补其本身的利益保障机制，或为巩固恶制度本身，并非为公平与正义的目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是出于某种利益进行日常行动的，如马克斯.韦伯所论证过的，利益包含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在经典的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中，利益最大化是人的行为动机，由于利益最大化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因人而异，因此，人的行为才千差万别。但是，即使如此，人并不生活在真空之中，因此不同的制度会对人的行为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从概率而非完备意义上，善制度保护每个人的人权，因此，人们的行为通常会有边界，并且倾向于行善。而恶制度仅仅保护特权者侵害非特权者的利益，不保护公平的平等的利益，因此人们的行为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权者倾向于作恶，因为有制度保护，即使出现因作恶过甚民愤太大，制度也可以帮助其将可能不得不承担的惩罚降到最低点；非特权者倾向于自保，既不行善，也不作恶，尽可能不惹是生非，如果与特权者发生纠纷，只能听天由命，没有制度救济途径，如果与非特权者发生纠纷，则各自比拼与权力的接近程度、受庇护程度，若完全不作接近权力的努力，则只能等待不公正的结果。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天价维稳经费的存在，据《2009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在去年增加16%的基础上，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亦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清华课题组2010年发表的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中说：“据统计，我国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今年5月8日出版发行的《财经》杂志上《公共安全账单》一文有如下报导：“据财政预算，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3.8％，占全年预算支出6.23％，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
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以13亿人计算，今年的维稳经费是每人支出480元！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这笔费用的巨大，而在于这笔经费进入现实之后，它将产生怎样的效应。
国内诸多反人权政策导致了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长期持续侵害，这些侵害导致了被侵害者的各种维权行动，包括诉讼、信访，甚至在忍无可忍情况下与公权力的直接对峙，而这些维权行动一概被各级政府视为有碍稳定的行为，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以维护稳定为名糜费巨亿以强压维权行动，从法院不予受理到截访、非法拘禁关黑牢、伪司法判决、强送精神病院、暴力围殴、拿钱堵漏、密捕迫害异议人士……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这一切如所有能够给人增益的行为一样，是需要经费的，而维稳经费就是为上述服务于官方维稳政策所支出的“工资”等人工、人力以及设备费用，也就是官方在一次作恶（例如血拆抢地）之后为掩护暴行、堵截强压受害者维权的二次、三次、N次作恶、继续践踏人权的经济支出。
在一个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崩溃的维稳体系中，那些为维稳付出自己的“劳动”（作恶）的维稳执行者，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这群人除了享有官职和实权的决策者之外，其他的小喽啰并不是为了某种信念去作恶，而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作恶，他们也许没有社会所需要的正常工作能力，是一群懒汉、流氓和恶棍。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灵魂，没有良心，也许在最初作恶时，他们会有良心的自我谴责与羞愧，但是当作恶能够为他们带来现实吃穿住行等经济需要时，他们的良心开始沉睡，他们甘愿为这些助纣为虐的邪恶行径付出良心成本——或者说，有过了投名状之后，良心成本已经无需再考虑，在他们那里已经不存在这种精神利益。
比这种情况更糟糕的是，虽然人们并不清楚维稳经费的实际分配机制，但是与任何经济行为一样，它会存在某种激励机制——至少在其经费的可控额度范围内，否则无法解释那些维稳政策执行者失去任何良心弹性并对作恶表现出某种病态的痴迷。在这种痴迷中，人们还会极度震惊地发现，痴迷于折磨无辜者、受害者的行为中，有大量行为未必能从维稳经费中获得更多的金钱，也未必能从作恶中获得更多升迁机会。但其行为并不令人费解，因为正如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列专节提到的，人类的天才们并不是为了现实的物质利益、经济利益、改善生活而创造，他们的创造仅仅是因为从创造中可以享受到某种精神的愉悦。作恶者在获得其所需要的经济利益之后，并且难以在作恶中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和升迁机会时依然再接再厉地作恶，通常是基于两种因素，一种是来自上级的预期利益许诺，一种是来自作恶者自身对作恶行为的精神性愉悦——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即使无物质性利益可图，也愿意折磨、迫害那些弱者、受迫害者，而且花样翻新地作恶，在作恶中实现其创造的愉悦。
除了上述官方的经济支持以及预期利益许诺等激励机制以及作恶者自身的作恶愉悦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通常不被人留意的环境性支持，这种环境性支持就是官方庞大的物质暴力与受迫害者的极度弱势之间的力量悬殊比例关系。这样的比例关系，使得作恶者处于极度优势而无需担心恶行受惩罚——官方不但不会惩罚，还为他们的作恶按劳分配、支付报酬，而民间不但无从反抗，即使是上访等维权行动，也是奉旨下跪、寻找包青天而已。
维稳本是政治腐败的一个部分，但维稳体系本身比其外部经济关系更隐秘，权力的缺乏监督也更为极端，因此，维稳经费中必然存在着比外部经济关系更为严重的贪腐问题。这种黑洞式的死循环系统，如一切权力不受限制的地方，遵循罪错递增规则，对于主持维稳全局的责任官僚而言，其唯一的利益就是“稳定”本身，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也无需多加考虑。维稳财政的不受监督与隐秘性，使得维稳贪腐本身具有某种人们在通常的经济行为中无法理解的特性：即除了维稳本身就是侵犯人权的公权力犯罪之外，维稳具有伪造维稳理由无端侵犯人权的特性。这种伪造本身中也包含着维稳贪腐的经济利益。
人们常常无法理解一些普通的人权案件怎么会被官方一再强调有所谓“境外反华势力”的参与。例如，乌坎事件中，就有这样的构陷。对于地方当局而言，将此事与所谓“国际反华势力”挂钩，至少存在多重利益：1.可以增加财政拨款，甚至可能是来自中央而不仅仅是地方的财政支持；2.可以在中央产生疑惑时有理直气壮的强硬借口——毕竟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在维稳体系中，越是将事态描述得耸人听闻，对于维稳执行者越有利，这种利益既是权力上的利益，也是经济上的利益。古代中国有所谓“养寇自重”的谋略，即剿匪的将领并不在第一时间以集中优势兵力的方式消灭或击溃“匪众”，而是以佯打放生、虚抬匪情的“拖”字诀向上级要求更多的财政支持与权力授予，维稳体系存在着类似特性。地方当局的上级维稳者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是维稳体系以及具体执行者的恶果，但他们被绑在同一条利益战车上。因此，维稳经费的贪腐问题，除了常规的一般性贪腐之外（例如开支黑洞中的贪污、无发票的巨额报账、政府采购中的贿赂等），还有借助伪造维稳形势导致的贪腐，甚至许多原本看似小事最后演变成大事，都与这些贪腐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维稳体系不可能在外部的打击下崩溃。这套灵敏、精巧、高度技术化、组织化、专业化，甚至可能形成产业链的作恶体系。在一个普遍奉行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群中，在没有彼岸信仰，没有灵魂，鄙视良心的社会氛围中，那些为维稳体系效牛马之力的人们，服从于作恶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他们不可能良心发现，只会以争先恐后的姿态戮力作恶，以获青睐、赏识、经济利益和安全作恶、创造性作恶的精神愉悦，他们与维稳体系存在荣损与俱的关系。
连续三年来，二位数的维稳财政增长本身已经足够说明这个问题，而这样的维稳经费增长态势，正是维稳本身的必然结果，而且它极有可能在自身不断复制与膨胀的邪恶中加速这种增长态势，直至成为整个财政体系无法割弃的重中之重，而当经济危机来临后，社会动荡会进一步增加其支出，在巨额储备金花完之后，也就是它难以维系、瞬间崩溃的契机——如果没有钱，地痞恶棍流氓们无法继续作恶以谋生，这头怪兽也就会因失血而亡。
维稳体系已成为现政权癌症中最严重的一部分，癌细胞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繁殖力扩散。若无强力制约，就不可能停下来，它只会沿著作恶的单轨，一路狂奔，在通往死路的肮脏大道上，它两脚都是油门，直到坠崖。
所以，还是“境外敌对势力”说得好，温家宝讲话并不能震住地方官，只有宪政民主体制才是震住他们的利器。现今中国各种信号变红，社会危机近在咫尺，也唯有宪政民主体制才能使这个国度悬崖刹车。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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