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7日讯】（新唐人记者常春综合报导）广东乌坎村事件引发国际媒体关注，《纽约时报》指出，北京官方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导重点是“乌坎转机”，但在中国多达50%到60%的小村落，民众长期遭到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对待。像乌坎村居民遭地方政府欺压的这种村落，在中国至少有62万5000个。由于利益纠结，地方政府贪腐很难根除。
《纽约时报》发自北京的报导引述位于亚特兰大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中国事务主任刘亚伟的话指出：“乌坎事件不是什么新鲜事，全中国到处都有类似的事件”。
报导说，这种地方急需资金，却又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地方自治模式，自然带来了走后门、贪污腐败的结果。土地价格快速飙涨，更给了这些村里干部和上级官员提供了弄钱的大好机会。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社工委主任朱明国近期在一次会议上承认：“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甚至不用上街当着官有人送。”
《广州日报》报导朱明国在会议上的讲话指，很多问题没有及时发现，一旦爆发，后果更严重。就像苹果，心里烂了，皮还是红的，一旦皮破了，不可收拾。
朱明国还指出，广东群众工作面临了新的形势和挑战。首先，群众的民主、平等和权力意识不断增强，相关诉求增多；群众现实利益的思想增强，群众维权意识增强，聚合效应明显。
《纽约时报》消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中国专家傅礼门认为，土地销售是大钱，所有阶层都看到上层怎么从中弄到钱，所以每个人也都想跟着搞，以便过上好日子。这样的体制让各级官员认为，唯有跟着享有财富才算公平。
部分观察家认为，乌坎事件将中国地方体制的缺失挖了出来，也被迫要做出清理。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村领导人、村落本身或是地方官员，似乎没有人会认为改革对他们有利。
傅礼门指出，唯有改变激励机制，而非透过村民委员会，才有可能改变现有状况，让农民拥有并自由买卖他们的土地，也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贪腐体制。
中国亮起各种红灯 当局对付民众手段强硬
《法国解放报》报导指出，中国各种信号变红：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降半旗，罢工此起彼伏，北京当局强化对民众监控的力度。
该报驻北京记者格朗日罗说，中国边境警察最近接到一个长长的黑名单，许多债台高筑的企业老板被禁止离境。这个迹象显示，随着经济放缓，北京领导人的忧虑正在增加。中国贷款越来越难，出口下降，人民币汇率一周来明显降低，房地产价格下滑，制造业降至3年最低，罢工越来越多。
而法广消息则指出，在一长串北京当局严密监控的清单上，除了异见人士、活跃的网民、上访人士、大学教师、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之外，也许还要加上其他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比如农民工或房产主。
此外，《法国解放报》报导认为，对于周永康来说，这些现象表示社会危机近在咫尺。像海门这样的暴力冲突最近在制造业集中的广东省发生不少起。在中国南方这个世界工厂，数千万农民工在经济放缓之际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
在今年春天阿拉伯世界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全面控制社会危机的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前公安部长周永康负责，他可以调动多个部委参加行动。解放报说，这个初期用来镇压政治异见人士的机构，现在需要适应经济不景气引发的社会风潮，这也是周永康提出创新的由来。
因此，报道说，用中共的行话来说，要加强所谓的“社会管理”。这些管理包括一系列强迫措施：有恫吓，有调解，有压制社会冲突的监控手段，还有宣传和新闻封锁管制等等。中国的社会维稳已成为中共当局当最高任务，庞大的警察系统试图将各种社会冲突扼杀在摇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