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5日讯】年关将至，中国众多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随之升高。不少企业抱怨说，尽管政府出台扶植政策，但他们的经营困境没有出现根本的缓解，资金链随时可能再度断裂，目前苦苦支撑的企业恐怕熬不过这个过年。对中国不少中小企业来说，今年的日子确实难熬。融资难、用工成本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增添了企业主的经营压力，不少企业不堪重负，干脆关门大吉，导致企业员工追讨欠薪，工潮不断。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中央政府颁布“国九条”，提高相应的财政扶植。两个月过去了，不少企业主表示，企业面临的压力没有根本缓解。比如东莞是广东加工产业的重镇，与温州一样向来被视为中国制造产业的风向标。一位纺织行业的小业主对媒体说，企业资金链紧张的状况现在没有根本改变，每天账上资金不过10万元左右，一有风吹草动，后果很难估计。东莞贝乐园玩具厂经理沈力行说，海外订单减少，工厂生产线已经开始压缩，公司经营现在的确压力很大，“一般的普工以前他的低薪是1200到1300(元)，现在提到1500到1600(元)；原材料也在涨价，象棉花、布料那些都涨啊，还有玩具相关的配件的价格也在涨价。现在这边做工厂的话真的是利润很低。”贷款困难、生产成本增加、外加原材料涨价，对当地企业构成不小的冲击，有的加工企业甚至出现有订单不敢接的罕见情况。
劳动法也提到最低工资的提升，还有企业一些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一旦涨价，产品生产的成本肯定会高。国外订单给你的价格也不会因为大陆成本升高而给提价。利润空间就变得很少了。尽管“国九条”要求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扶植，可不少中小企业依然无法从国有银行顺利贷款，不得不继续依赖民间借贷。就是温家宝总理亲自视察过的温州，情况也没有根本改善。某民营企业董事长助理说，民间借贷虽然利息高，却依然比银行贷款容易。可就是这种民间的高利贷，成为压倒温州民间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已经不局限于沿海地区，开始向内陆蔓延。
政府的扶植措施为什么难以充分发挥效力呢？评论指出，这是因为很多措施治标不治本。政府能做的就是稳定、应急、不要蔓延、不要扩散。但企业存活下来以后一个没办法根本解决的问题，就是企业产品的出路问题和生产成本的问题，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安徽省政府参事孙自铎也认为，受政策体制的局限，政府措施往往普惠色彩浓厚，缺乏针对性，很难让中小企业真正受益。“我们国家从政策体制上，就没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或者金融组织。所以他的政策相对讲就不突出。国外有银行专门为中小企业的服务，就是对这样的企业、这样的经营组织，他有专门的政策进行优惠，力度就比较大一点。”
有专家于是呼吁，中国金融体制应该进行改革。重庆工商大学教授谢新指出，四大国有银行无法满足广大中小企业的全部需求，需要地方银行的充分介入。当务之急是允许地方银行上浮存款利率，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只有这样，银行才能放松对中小企业的信贷。
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如何挺过这个年关，是现下最大的焦虑。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黄篙博士说：“年底正是民间借贷资金和银行贷款的回收高峰，也是工人工资、奖金发放以及供应商清款的高峰。目前资金形势严峻，如果不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年关之前可能形成一轮更严重的危机。”
有报导说，中国沿海的很多小工厂和中小企业因不堪重负已经倒闭或变相倒闭，还有不少企业恐怕很难熬过这个过年，众多中小企业短期内对经济前景看不到什么希望。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持续不景气，很多企业濒临倒闭边缘。数据同时显示，国家垄断产业基本维持正常经营，而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广大中小企业却普遍陷入生存的困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今年11月份是49%，环比回落1.4个百分点，是2009年3月以来首次跌破50%的关口，而指数低于50%就显示制造业在萎缩。有细心的媒体对数据分析后发现，在列入统计的20个行业中，交通运输、石油加工、烟草制造等10个行业的指数超过50%；农副产品加工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等10个行业则低于50%。这表明，国家垄断产业依靠自身优势基本维持正常运转，广大中小企业却普遍惨淡经营。上海证券报12月初说，沿海中小企业90%以上的综合生产成本至少增加了10%-30%，主要原因是原材料、用工成本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融资难等。这在珠三角等中国沿海制造业重镇尤其明显。同样问题在安徽等内陆地区也相当普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已经不局限于沿海地区，而向内陆蔓延。沈阳市辽威石棉瓦厂厂长荆继昌对当地媒体说，原材料涨价迫使厂方停止采购，现在不知库存能撑多久。“咱这中小企业要想贷款，又是要抵押了，又是找担保的，比较困难，周期比较长。”
此外，中小企业的税务负担也过重，挤压了企业的利润，抑制了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众多企业表示，他们短期内对经济前景看不到什么希望。设想以下这个景象：最近的增长依靠的是房地产价格急升所推动的巨大建设热潮，并表现出泡沫的所有经典标志。信贷快速增长——大部分新增信贷并不在传统银行，而是在既没有政府监管、也不由政府担保支持的不受规范的“影子银行”。
现在泡沫正在破灭——有真正理由担心金融和经济危机了。
2011年，中国已经转化成为世界经济危机另一个焦点。所有的经济数据，最好视之为特别枯燥的科幻小说，但中国的数据比大部分数据都要离奇。而且，即使是官方公布的数据也令人不安─而最近的新闻更是戏剧性得足以敲响警钟。——过去10年中国经济最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在上升但增幅却落后整体增长的家庭消费。目前消费支出只占GDP的约35％，是美国水准的一半左右。随着消费者所占的经济份额下降，中国越来越依赖贸易顺差来继续支撑制造业。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更大的问题是已飙升至占GDP近乎一半的投资支出。
明显的问题是，消费需求相对较弱的时候，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中国依靠一个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来推动的。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增加了大约一倍，现在占整体投资的份额升至一半以上。可以肯定的是，增长的其余部分大多是来自向蓬勃发展的建筑业销售而扩张的企业。房地产泡沫展示了所有症兆：不仅是价格攀升，还有那人们非常熟识的投机热。此外和美国经验相似：信贷蓬勃发展，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是来自银行，而是来自无监督、无保护的影子银行体系。当然，在细节上有巨大的差异：美式的影子银行往往涉及到著名的华尔街公司和复杂的金融工具，而中国的版本则往往通过地下钱庄，甚至当铺运行。但后果是相似的：中国金融体系可能远比传统银行数据显示的要脆弱得多。
一些评论家说，不用担心，中国有强大、明智、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应付经济低迷的领导者。这其中隐含了通常不会明说的想法——中国不用担心民主的枝节，要做什么都可以。然而，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像遗言一样。中国官员有关经济政策的声明，也并不怎么明智。特别是抨击外国人的方式——听起来不像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成熟政府的所为。
证据表明，虽然中国政府不会受到法治约束，它却可能受制于无孔不入的腐败。这意味着，究竟在地方真正发生的事情和北京所下的命令南辕北辙。
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第一部《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1》。有中国专家指出，政府企图主动引导舆论、制造反腐倡廉假象；却放纵官场腐败以收买官员。因此，政府体制难以反腐倡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主办的，首部反腐倡廉建设蓝皮书发布会，12月23日在北京举行；蓝皮书指出，借助现代资讯技术条件，腐败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例如：腐败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迂回敛财、花样翻新；非法所得从短期向长期演变，既贪图消费享乐，又追逐资本占有；腐败范围还出现跨国境“外向型”腐败。
但中国政府对百姓非常关注的贪污腐败问题，企图主动引导舆论，抢先定调。给公众一个它并没有回避问题，而且也在解决问题这么一个姿态。回避这部分问题的话，实际上这部分消息会在民间渠道流传，对政府伤害很大。蓝皮书说，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将是一个与腐败现象，不断进行制度、文化和技术博弈，从而有效遏制乃至最终消除腐败的过程。然而世所共知，消除腐败需要建立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彼此监督的体制；新闻媒体舆论独立，发挥监督作用，但政府始终维护一党专政。所以，所有的“反腐”都注定最后都会是劳而无功的。党它需要腐败的环境，因为无法让各级官员通过一种“理想”的感召，一种“理念”上的认同去对党效忠，只能通过给予腐败的机会，去收买这些官员。
当代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傅国涌日前在文章中说，又是一年将终，庞大的帝国没有真实的兴奋，连真实的痛苦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虚假的繁华，有的只是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却挥之不去的不安感，这种不安不仅是底层为日常消费日益高涨的不安，不仅是中等社会对正义、公平缺失的不安，也不仅是帝国特权阶层可持续地捞取最大利益的不安，而是一种深入社会每一个细胞的时代的根本性不安，如果要为这个年度找一个关键词，我想，就是“不安”。他说，我认识一个在餐馆看门的保安，他来自内陆农村，已年过半百，有一次他听我们几个朋友聊天，淡淡地对我们说，现在的日子还不错，但恐怕好日子不长了。他的感受是朴素的，却是真实的。谁都知道，中国已进入大转变的前夜，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变是确定的。
但傅国涌说，不能靠高额维稳求长治久安。今天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国家机器布下一张维稳的天罗地网，充其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是根本解决之道，连治标都算不上。它可以延缓但阻挡不了变的步伐，就是维稳本身也只是时代不安和求变的派生物，维稳是应对这个大时代风浪起伏、暗潮涌动而产生的对策，它也是时代不安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剧变的前奏曲，是国家机器与社会的一种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较量与博弈。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帝国靠这样的维稳手段可以维持长治久安的，维稳的成本将随着时间水涨船高，最终会成为帝国不堪重负的沉重负担。简而言之，维稳类似于鲧的治水之道，不断地筑坝拦截，这种办法或许可奏效于一时，最终还是挡不住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
这一点连许多不在其位的红二代也感受到了。在不久前举行的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上，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提及当年黄炎培在延安窟洞里对毛泽东提出的“周期律”问题，就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的兴衰周期律。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一直到现在，这个周期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党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周期律问题呢？我们能不能避免这条路？可能我们有点着急，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乱，我们最害怕乱了，就因为不愿意让它乱，老百姓过点安生日子，我们的幸福长远一些，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提出一定要反对封建专制，认为“我们现在是短腿，经济和上层建筑应该相应地发展，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缺失了很多。……这个问题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一条路。”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列举一系列数据来证明“党的腐败现象严重”，虽然他用的还是2004年的数据已经足够触目惊心，这7年还不知到了怎样惊人的地步──“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三分之一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国是6.5%，韩国是5.6%，英国是4.19%，日本是2.28%。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四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
这种感受与普通民众是接近的，到处在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暴力化的趋势，这也是社会情绪恶化的不安信号。钱明奇10年维权，求告无门，只能以死相搏，既是警告官员，更是提醒世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广土众民的大国，汪洋大海般的底层人口，面对超级强大的强权只有深深的无奈、无望和无力感。与无力感相随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安，正在不断加深、不断扩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不安何时才是尽头，但我知道，一个社会经不起这样的不安。当这些红二代清楚地看到了问题所在，公开对现实发言，呼吁政治改革，我们可以察觉到不安同样困扰着他们。这些红二代之所以忧心忡忡，就是怕如此下去，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江山持续不了多久，就将面临新一轮的不可逆转的动荡。
整个座谈会的气氛就是对现状不满，表现出迫切求变的心态，可以看作是他们这些人在喊话。要求掌权者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不要装聋作哑，原地踏步。一位朋友说，中国又一次走到辛丑年和辛亥年之间，历史留给统治集团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如果没有主动变革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只会维稳一招，把警察、军队作为自己的依靠和磐石，他们将被历史毫不留情地甩出去。不安的后面是绝望，绝望的后面是什么？温家宝在南开中学的这几句话倒是清醒的：“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决定时代走向的最终还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军队。
任何温和的渐进变革主张今天都被视为洪水猛兽，非把一切扼杀在萌芽状态，以保持铁桶江山，维持整齐划一的表面稳定，这样的稳定恰恰是危险的。我经常想，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两极，首先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保持现有地位不计后果、不惜代价地压制任何不同声音、阻挡任何健康力量的成长。然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民粹主义情绪，当然后者是前者培育出来的，日复一日，温和变革的声音都成为打击对象，只会把越来越多的人赶到民粹主义的阵营，社会心态越来越焦虑不安，根本的缘由在这里。人们通过自己生活的感受发现，那些有节制的变革主张一而再地遭到拒绝，自然而然对此不抱希望，转而寻求另外的道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最为明智的选择就是给公民社会一定的成长空间，而不是堵死一切通道，让中国人有学习做公民的可能性，无论未来如何，通往公民社会的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只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有生命的民主制度。
前段时期，在一个公众场合回答听众提问时曾说，公民社会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永远没有结束，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中国人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在古老的农业社会有一个大同梦想，包括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喜欢“天下为公”。我们从先秦时代就有大同梦想，这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我们很容易接受高大空的东西，不容易被公民社会这样寻常的理想所吸引、陶醉。公民社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在地上生长出来的，要带有泥土气息，只有在我们的公民生活当中才有可能生长出公民社会。
我们在一起讨论历史的、现实的问题，这种形式本身也是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通往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夜晚，但是这样的夜晚很重要。未来的公民社会就是由1万个、1千万个、5千万个、1亿个.……这样的夜晚构成的。有这样的夜晚就会有公民社会。其实公民社会没有那么宏大、那么高深莫测、不着边际，它很具体，也许就是我们写一篇博客，发一条微博^140个字不到，也许就1条短信，10个字、20个字。就是如此而已，但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举动当中，我们的公民社会正在慢慢地成长起来，像一棵树一样从土地上长起来。
傅国涌说，我特别不相信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夜之间恩赐给我们的东西，我只相信自己用付出努力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那些东西才真正属于我们，才靠得住，虽然我为此付出了血汗。这样的公民社会也才真正靠得住，无论谁来当政，我们都能骄傲地对他说，我们是这块土地真正的主人，你只不过是我们临时雇用的公仆。……
到那时，中国的公民社会就成型了。
在不安困扰的帝国黄昏，谈论公民社会的平凡理想很不过瘾，很不雄浑，缺乏大刀阔斧、气吞山河的雄图大志，缺乏激动人心、直捣黄龙的豪言壮语，自陈胜吴广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取而代之，今天我们更要寻求的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不是指向政权的更迭，而是制度的重建，文明的更新，脚踏实地，步步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最终达到制衡强权的目的，这个过程也许点点滴滴，平平常常，缺乏大戏的惊心动魄，但对于见惯了太多大戏的中国人来说，这一轮的转型可能完全不同。这个古老民族在不安中将看到，历史的又一次峰回路转如何展开。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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