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1日讯】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
离婚风雨
正当人们把徐政委炒得热热闹闹吹上了天的时候，我们文工团的才女从宜宾看病回干校给我带来一个坏消息：徐政委给张淑君作思想工作要她与我离婚。当然是一个很坏的消息！虽说对我不算五雷轰顶，却在徐政委来宜宾后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引起了轰动效应。这个效应甚至超过了他的“你们过的乞讨生活”和“阎锡山同盟会不算什么反革命”，大大地超过了，人们炒得更热、吹得更多，吹到了远离宜宾百里的五七干校，而且还有很多关于政委给张淑君做工作的细节。比如说：徐政委到宣传队看白毛女排练，当“大红枣儿甜又香”群舞刚起，他就被台上的张淑君吸引，忙问身边舞蹈队队长，指着张淑君说怎么不让这个演员跳白毛女，（他似乎不懂“扮演”只会说“跳”）。
队长忙回答：她的老公是右派。政委忙指示：叫她离婚不就得了。队长忙解释：她就是说不听、打不掉、批不散、斗不倒，最后还是结了婚。政委不信一个弱女子会有如此坚硬，于是他就亲自出马试试口味儿。一天政委嘴馋，到宣传队住地，一头栽进女生集体宿舍，找到张淑君单独面对面说了一大串儿，中心意思两个字“离婚”。张淑君还是陪斗陪批那德性，一语不发、一字不吭。徐政委拿她没法子，又东拉西扯说了些轻松话题。搞得窗外偷听的年轻舞女们嘻嘻笑，认为老政委活泼、快乐、年轻，是群众的贴心人。我听了这些传闻后，尽管宣传队把他捧上了天，甚至说成是宜宾演艺人的大救星，但我却有另一番思考，主要是我的婚姻家庭。你徐怀旺不敢像参谋长那样说右派还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叫离婚呢？你徐怀旺既然敢说“阎锡山同盟会不算反革命”，那么你为什么要破坏一个摘帽小右派的家庭？这两种行为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让百姓怎么来看你一个军分区政委？我只能说政委是个两面派，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个与刘莲池付仁慧你的山西老乡一样见不得花姑娘的流氓政委，不是好东西，是个花鼻子，人生和政治舞台上的小丑，花鼻子官老爷。
正当我把军分区这位徐政委定位为小丑之时，他来了，小丑花鼻子政委来到了符江干校，说是来看望还没调回去的这三十来号人儿。这天上午，我正在干校的前楼下院坝子边，从命恭敬地书写毛主席语录牌，红底白字全用油漆，写的黑体美术字。忽然一部美式吉普车开进院坝停下，这里是路的尽头不能不停。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位年长，两位年轻。年长的走在前面，年轻的在后面跟随。年长的来到我身旁看我写字，我转眼觑了一眼，此人不胖，个儿不高，面黄红、有了不少皱纹，我没打招呼继续写字，不知道此人是谁。不一会儿，学习班留下的那个军代表曾跑来对着年长的立正敬礼：“徐政委，请！”哦……原来此人就是那个新来的军分区政委。我仍然写我的黑体字，不闻不问不理。在曾军代表的带领下，这伙人通过一条宽宽的田坎路，到了干校后面的两层灰砖楼。片刻传来哨声和曾代表的高叫声：“全体集合！”我没动，继续写，毛主席语录高于一切，风吹不动、雷劈不到，一个军分区政委算老几。当时我还真的这么想，对这个政委不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我团那个保卫、中音提琴余跑来叫我，说徐政委点名叫我去，我说不去，没动继续写。又过了一会儿，军代表曾跑来叫我，还是不去。军代表就动手拉着我说：“你非去不可！政委已经点了两次名要见你。”就在军代表的推拉下来到了灰砖楼。这是干校教室，政委坐在老师的讲台上，背后有面大黑板。下面的学员排排坐、不整齐、很随意。军代表要我从前门进挨近政委，我却偏要坐在后门边远离政委，看室外田园风景，没听政委在谈什么，我认为都是扯把子、骗人的鬼话，不想听。片刻之后听到一声：“谁是李文书……请起立，我看看。”我不答不理、外加不动不起立。嗬！不得了，了不得呀！政委要看你呀！人们骚动了，一直坐在我身边的保卫中音提琴余要动手拉我起立，我说怎么，二月黑风你没过把瘾要我坐你的喷气式，今天你手痒了。余忙解释不是，政委叫你啦。他们认为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政委点名要见你多么荣耀，多么大的恩赐，我却认为这是在愚弄小民百姓。就在余保卫和几个帮凶马屁精的拉推中我起立的瞬间，他看看我，我也瞪眼看看他。接着政委就问：“听说你叫小天才？大名鼎鼎的小天才！”吔……我想这个政委对我还调查得如此全面深入如此细。我面向门外，很随便很不在意地不知对谁说了一句：“那是吹的。”紧接着政委似乎很有感触地叹息说：“是呀！吹得太高了，也摔得太疼了……。”我立即起身大叫：“今天还在疼咧！”便慢步离开会场，向我的工作地走去。军代表和几个铁杆老保上前阻止，忽听政委发命令：“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些，解散！”于是军代表和老保又急忙转身向政委迎去。
会后几天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有的说小右派真是长了一匹反骨，对徐政委如此无理。有的说谁他妈破坏我的家庭，我会日妈倒娘地同他拚命，小右算是很克制的，不失风度和有傲气。好朋友们私下对我说：徐怀旺很混蛋，简直是个共产党解放军中的混混，黄土高原上的一条虫，破坏小民百姓温暖家庭的蛀虫，你怎么办？这时，我对徐怀旺还没像朋友们想得这么坏，同时也相信张淑君不会动摇。我想，从我们恋爱一开始就挨批挨斗直到结婚生子她都没动摇叛变，表现得很坚定。而且张淑君还没来信谈这件事，我得先听听她的，再下结论。离婚风声四起，我仍稳坐钓鱼台，平静等待她的来信。每天继续写毛主席语录牌，继续用干校玉米逗我的黑公鸡和小仨的黄母鸡。这时，学习班留下的三十来号人分几批调回了宜宾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投入《白毛女》的演出，又排练《红色娘子军》。学习班宣告结束，最后留在干校的只有五人：杂技团的猪嫂和水鬼，原市文工团的老艺人群英和李小仨，最后一名就是本人。说是这五人问题严重等待处分，什么问题什么结论没有当众宣布，除了我其他四人批斗会都没开一次，不明不白就留下了。我的同案犯老右谢鬼――又遭批又挨斗还挨了打的翻案老右也调回去了，为什么要留下我，军代表曾也没对我说个一二三，卷起背包就跑了，跑回了他的野战部队。文工团没曾和江暴的戏唱了，已经交给了军分区。我还真弄不明白，这又是吹的哪股风、涨的哪河水，把三百来号集体赶到干校办学习班的人又分批分期都吹走了，只留下我们五人，咋回事儿，搞不懂。留下的五人交干校代管，工资粮票肉票原单位每月寄来，干校只管劳动。倒还轻松自由，不学习不挨斗，干校农工对我们都是一张张笑脸。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问题：家庭是否离散，今后我用什么技能找饭吃。
又是一年一度的寒冬来临，终于等来了张淑君提出离婚的来信。信不长只有两页，给我印像最深至今没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过去地区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以及许支书那样又批又斗她没动摇，是因为这些干部都没有徐政委如此有人情味儿。那些干部没有一个说我们文艺界过的是乞讨生活，没有一个直言“阎锡山同盟会”不是反革命，没有一个多次亲临排练场指导提意见，没有一个同演员们打成一片嘘寒问暖，没有一个像他老人家那么慈祥可敬可爱……总之在她心目中的徐政委是个好政委，从没见过共产党的官儿有这么好，这么善良，这么有人性。像这么好的官都反对我们的婚姻恋爱，她不能不想想我们的恋爱结婚到底是对还是错，是分离还是继续。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离婚。也是呀！张淑君的想法没错儿，我很同意。只不过她是个天真幼稚的女孩儿，对人看事只能是表皮看不透心。是人是鬼是真是假，尤其对当官儿的政客们，她是没有眼光和能力去看透的。就是我比她多吃几年饭，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也很难看透共产党人的好与坏。所以我很能理解，基本同意她提出的离婚要求。恋爱婚姻家庭不是儿戏，我不能轻意的回封信表示同意就完事儿，还是面对面谈细谈透再作决定。毕竟我李文书不是共产党、不是当官儿的、更不是徐政委那种为了跳个白毛女就轻轻松松地说一声叫别人离婚的人儿。我是摘帽右派，家庭来之不易，女儿来之不易，我要负责任，不能轻意放弃。我决定等到春节放假，我回宜宾去作最后处理。
一九七一年春节不很冷但雨多，细雨绵绵。节前干校头头儿就对我们五个人讲，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还是回家去过了年再来，我放你们十天假。我们五人中只有水鬼无家，他不回宜宾就在符江过一个特殊的年。我虽有家，但面临着破散，就是不放假我也要回去，同样过一个特殊的年。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过了腊月八就算进入了年，符江镇就有了年味儿。我和小仨在镇上交了几个朋友，一个是医师、一个是中学教师和几个知青，他们都请我们去吃一顿年饭再回宜宾，我们很不客气、两手空空地去了。医师姓王名湘凡，川医临床科毕业，医术高明全面，心肠特别善良，他叫我们每月去开瓶国公药酒，舒筋活血免除劳改留下后遗症，还可以过把酒瘾。当时我们的医疗费全报销只要不开药酒处方，不喝白不喝。中学老师沈华岱，西师中文系高材生，差点成右派，所以分出校外下乡村。他思想激进、文笔犀利、主张民主、追求自由，并且结合符江历史与现实。常给同学们讲，符江出了个老一代革命家李硕勋，追求民主自由被残杀在香港的故事。又讲现实的不民主、独断专横，所以他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满以为主民自由会在中国实现，结果靠边站，醒来才知又上当受骗。我在符江一年多，常与他喝酒上茶馆，吹聊国家大事乡村现实，很投机很好玩。年三十儿迫近，我和小仨告别了符江朋友，坐上汽车，他提着那只黄母鸡，我提着正处青春年少的黑公鸡，傍晚时分到了宜宾，进了家门，这时离除夕还有整整三日。
走进大南街文工团住地一看，我那与食堂连接的蜗居住了别人，景片搭的旯旮厨房也拆了，这是咋回事儿，还没离婚窝就没了，心里很不是味儿。这时天已黑尽，过去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大门，怎么今夜如此寂静。哦，明白了肯定今晚有演出。我把背包和捆绑了翅膀双脚的黑公鸡放在洗衣台上，尽管天气很冷，我还是打开自来水笼头用双手捧着冷水将满脸灰尘洗净。气温低，感觉自来水还温温热，正好抚慰了一下蜗居被别人占领的寒意。要知道，我对这蜗居是很有感情的，新婚在这里，抚养小女儿也在这里，屋子虽破烂丑陋，但回忆确是美好的。难道说这就意味着婚是一定要离的吗？过了好一阵，食堂做饭的欧嫂来到我身边给我一把钥匙，说我的家已经搬了，搬到原来的女生院里哪一间房。女生院我当然很熟悉，那间房最潮最暗，几乎是成天不见光明，加上地面不是木板、是湿润的土，一年四季都能感觉到有水从地下渗出，哪能比得上蜗居？简直是死囚犯的牢狱。不仅是女生院最糟糕的一间，可以说是文工团人人都不愿意去住的一间，很明显这是欺负人。为何要换房！夫是翻案右派、妻儿老小都得跟着受罪，这是毛泽东思想早已定论，你能怎样，只能住！当我把屋子收拾好，把带回的乡村年货包括那只黑公鸡安顿完毕，传来人们嘻哈打笑的欢快声。演出归来演员们习惯了的谈笑喊叫，我虽熟却已陌生，毕竟一年了，一年来的五七干校黑暗夜使我爱上了安静，感觉还是安静比浮噪舒服。张淑君回来了，接着有感情的几个同事也来了，我拿出符江特产没炒的花生招待大家。大家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却只字不提离婚事儿。我清楚这几个朋友都是性情中人，如若一提离婚，肯定会骂徐怀旺政委不是个东西。还是不提好，好让我快快活活地过个回家的第一夜。然而，这一夜并不快活，从来不落泪的张淑君却抱住我哭了一夜，这一夜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干，就是哭，哭累了睡，睡醒了又哭，失去了离别一年夫妻床上的热情。被窝里的温度虽然超过了摄氏三十七，但两颗心却冻得如霜，都是那徐政委离婚思想工作搞的鬼，我怎能不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老政委没有良心、不是他奶奶的人儿。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除了吃饭睡觉拉屎拉尿谈的都是离婚事。她坚持要离，说了许多要离的理由。我坚持不离，说了不少不离的好处。她说离了两个女儿才有前途，我说女儿还小，眼下还谈不上什么前途，我不相信中国的时局不变就这么越走越坏。我说离婚对男人影响不大，对女人影响就大了，中国的封建文化总认为二婚女人不干净。她说离了就不结婚，中国的封建不会不变。她又说，我们从恋爱到结婚生子，一直都在挨批挨斗关监中度过，没有一天安静舒心的日子，吃穿好坏无所谓，精神枷锁压得喘不过气，要把人逼疯的。我说这样的日子也许到了尽头，也许不会再发生……我话还未完，她就抢着追问：你能保证吗！问得我无言以对。我是谁呀，一个被毛泽东共产党提着玩儿吊着打的猴儿！！我接着慢慢对她说：我当然不能保证，乐观一点想，我现在的工资三十元，到我死能拿到五十元恐怕没问题吧。至于右派，我不翻案、认个错还能把我怎样，我相信不会再给我戴上别的什么帽子了。从政治方面讲，现在是已经整到底了，不会再整再坏。从经济方面讲，到咱们都退休时两人的工资加在一块总会有一百元吧，只要把两个女儿培养成有知识的人，我相信晚年还是会幸福的。最起码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家……你想得太美！你能保证从今后不会再开你的批斗大会？不会再把我弄去陪斗？只要再来一次我就会发疯的，你知道吗？！我会成疯子的，疯子！疯子！她哭了，一边大叫疯子一边抽泣，非常伤心我从未见过她如此伤心。我赶紧说同意同意，要不她哭成了疯子我该怎么办，不好办。我立即想到参谋长那句话：“这事儿是谁搞的？只有他不在了才翻得过来。”想对她说出这句有希望的话，又一想不妥！这句话对谁都不能说，决不能说，除非她真的会哭成疯子？张淑君最后这句“要成疯子”的话真把我问住了，震动了，如同八级地震。“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谁能预测不会再开我的批斗会。再说当年毛泽东还没死，如果是到了毛泽东接见尼克松闭不陇嘴流口水那年，我就敢用参谋长的话来堵住她的嘴、止住她的泪。遗憾啦！那是一年后才有的事儿。最后，我只能勉强对张淑君说“离吧！明天就去派出所办离婚手续。”她平静下来后说：“明天是年三十，过了初一初二去。”“行！”我就立即将带回的黑公鸡宰了炖成一锅雪白的汤，在除夕夜用来给即将离婚的两夫妻团最后的一个年。四年前的除夕夜结婚，四年后的除夕夜离婚，这是老天爷的安排，你不能不认！命！命！命！谁能不认。
从除夕夜到大年初二，一直下着小雨，我用符江带回的挂面下了两大碗鸡汤面，这既是四川人过年的习惯初一吃汤元初二吃面，也是离婚的象征不是“圆”是“散”。这是本人的性格，别人认为是苦难，我却当成一杯甘露喝下肚，总要来点浪漫。吃完鸡汤面已经过十点，老天还在落泪，细雨绵绵。我们打着一把油纸大红伞走出女生院，通过食堂又贴着洗衣台出了大门。在大门口遇上几位好同事，他们问上哪儿去，我说离婚。啊！他们意外惊讶不相信，我说真的现在就去派出所办理离婚证。“鬼扯、鬼扯！我们不相信！”“行啊，李文书，你们打着大红伞去离婚，又在影射什么呢？”呵，这声音我很熟悉，又是那位许支书手下的红人儿上纲上线的能手，我也满足一下他的用心大声回答：“影射什么，影射红色天地中照样有苦难，有黑暗，有悲剧在上演！”好！在场人居然鼓起掌来。在同事们的掌声中和凝惑的目光下，我们手挽手、身贴身、打着大红伞，走上大南街不到一百米向右拐个弯，再走不到一百米就到了派出所。也许是春节放假，派出所只有一位三十出头的大姐在值班，她问“干啥？”我说“离婚！”她两眼盯住我们细细打量后说：“你们像离婚的样子吗？这么亲热，还在一把大红伞下面，开玩笑吧！”我说：“同志，我们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同时我递上离婚协议书。这位大姐接过协议书细细看，然后又抬头细细打量着我们，仿佛自言自语说：“李文书……文工团……哦！想起来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右派李文书嗦，你演的林育生我看过，演得真好，我都哭了。唉呀！你们两个好好的离啥子婚嘛。你们的女儿我都看过，在小文那里就在隔壁那条街上，长得啷个乖一个女儿，你们舍得嘛，就是为了乖女儿吗也不要离啥……”。这位大姐真可爱，是个好心肠的宜宾人，真资格的人民警察贴心人，哪像那个徐政委。一个共产党也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民警大姐还想说还想做我们的工作不要离。我打断大姐的话说：“大姐，我们是真要离，我们不能不离，是徐……”我一下子打住，怎么能说徐呢。大姐睁大眼睛追问：“徐什么？”我不能说徐什么，只能说我们不是开玩笑，不是拿离婚结婚当儿戏，请大姐给我们办个证，办个离婚证。民警大姐指着我们的离婚协议书说：“你们的协议书上没有所在单位签字盖章，我们不能办。”我说：“我们结婚时都没单位签字盖章，不也办了吗？也是在这个派出所办的。”她问是哪一年，我答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大姐笑着说：“那时正是全国大造反大串连，机关单位都瘫痪了，特殊时期特殊办理，单位瘫痪、小伙子姑娘们没瘫痪，该结婚的就结婚，该生儿的就生儿。还有你写的离婚理由也不充分，什么右派不右派，再说你都摘了帽儿上台演戏了，婚姻法没有规定右派不能结婚，如果按这条理由我给你们办了离婚证，那就是我违反了国家大法。”我急忙问：“那要什么理由离婚才不违法？”她随便说出四个字：“感情破裂。”她又紧接说：“看你们这个样子那像感情破裂，完全像是来扯结婚证的。”我就笑着说：“未必硬要大吵大闹、打得鼻青脸肿的，那我们就假打一架给你看，你就给我们办了吧。”好说歹说，磨磳了半个多小时，这位大姐还是不办。我又在协议书上加上“感情破裂”四个字，她仍然不办。最后她非常肯定地说：“我知道你们文工团变成了军分区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必须要有这个宣传队的签字盖章我们才能办，你们两个才离得脱。”
宣传队还在放假，没人上班，只有等到初五上班才能签字盖章。那就等吧，我们的夫妻生活又在等待中延续了两天。这两天难熬又过得快，转眼就到。宣传队办公室设大观楼剧场前厅楼上，坐阵办公室的不是前两个文工团的团长主任，而是军分区特派的军代表，此人姓陈，个子瘦高瘦高一米七五左右，四十多岁，在军分区的职务是个什么科长，大家就叫他陈科长。宣传队是前市地两个文工团合并而成，加上新招收了一些有文艺特长的知青，总共两百多号人。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就惯例召开全队大会，就在大观楼剧场。这天九点过，我怀揣重新写的离婚协议书，为什么要重新写，因为我认为初二在派出所加上的“感情破裂”四个字不真实，同时我要探一探宣传队领导人的口气。当我来到大观楼剧场，看见已经来了许多人，有认识的老同事和不认识既年轻又活跃的新人，大会还没开始。老同事们纷纷上前询问：“李文书，你回来了？他们问的你回来了，是调回来工作了。我答“没有。”他们又问“你来干什么”，我说“上楼去找办公室……”“离婚，他是回来离婚的”又是那位许支书的红人儿把大家点醒。人们惊诧不已地向我围上来，我赶紧离开往楼上去，一进办公室，我问“哪位是军代表陈科长”，军代表主动抬头看着我答“我就是”，并接着问我“你是谁干什么的？”我掏出离婚协议书摆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什么也没说，只说：“请签字盖章，是派出所说的。”军代表很认真地看完了协议书，又抬头看看我问“你就是李文书？”我随便答了一声“没错！”他也很随便地说“这事不好办”，还说协议书上写的离婚原因是右派问题，他们不能签这个字，还是如同派出所那位大姐说的这个理由不能成立。这时我就多了一个心眼，反问军代表什么理由才能成立。军代表没有立即回答，只是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仿佛心中也在说国家大法没说右派不能结婚生子，我怎敢签这个字。最后军代表把协议书扔给我说：“这字我们不能签。”这时跑进来一个勤务兵报告说：“报告陈科长，徐政委马上就到。”他们顾不上我了，一阵风似地跑下楼去迎接大驾光临。我也跟着跑下去，只见吵吵嚷嚷的人群，赶紧跑进剧场观众席各就各位。我猛地想到：这事儿是谁种的瓜就该谁来收，我就站在门外等这个种瓜人。一会儿这个人来了，没坐车是步行，军分区后门离大观楼剧场很近。我立即迎上前去，举着协议书边走边说：“徐政委，这是我同张淑君的离婚协议书，派出所说必须宣传队签字盖章，否则就不能离，刚才请陈科长签字盖章，他不愿意，我只有请你下命令……”徐怀旺没停步，更没看我和协议书，声音大大地说：“我怎么能管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一下急了，也大叫：“这是你要张淑君同我离婚的，她听了你的话，不离不行，都要急疯了，急疯了……”声音传进了剧场，观众席上的人们纷纷回头观望，还有人起身跑出来看的。徐政委不语，快步进入观众厅，他身后的警卫兵立即关上大门，把我堵在门外。这时前厅无人很安静，我只能转身仰望破败的古老大观楼，心中很不是味儿。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李文书在臊徐政委的皮，胆儿太大了。实话说，我当时没想这么多，也不想臊谁的皮，只想把这事尽快办成，这两天张淑君十分的烦燥不安，真疯了我怎么交待，顾不了政委的脸皮还有自己的行动后果。这时，剧场守门人、竹琴老艺人曲静安老师端着他最爱的酒要我喝一杯，还用竹琴调门儿哼：“喝一杯，放宽心，你还年轻……你们都年轻啦………”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六，有人跑来通知我快去宣传队办公室，我想是离婚的事就把协议书带上。果然如此，陈科长二话没说就把字签了章盖了，只说了一句“赶紧回符江干校去。”我想初六是个好日子，当天下午我们就到派出所去。今天的派出所就有几个人了，只是不见那位大姐民警，全都是男人。这几个男人把我递上的协议书传来传去地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也不问个究竟为何离婚，一会儿扯下了离婚证一人一份。我真有点纳闷，今天的协议书还是昨天写的那张没有“感情破裂”四个字儿，为何在宣传队、派出所都办得如此顺利，难道是军分区政委的指示？不会吧！徐政委一心要做好人，怎会留下坏名声，我想他没有这么蠢，没有哪个当官儿的做了坏事想留下骂名声，都是两面派伪君子、说的比唱的好听。恐怕让徐怀旺没想到的是，我们的离婚一下子在宣传队内外传开，人们纷纷议论：指责徐政委的，看我笑话的，拍手称快的，等等，其说不一，人们最后的结论是“假离婚”。假离婚三个字让我感动，让我欣慰，至少大多数人认为这个离婚是错误的、被迫的，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不该发生的。话又说回来，在毛泽东时代不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一个小小右派的离婚算个屁事儿。
回到符江干校，我的心一横，把自己的一切都改变了。首先是不参加劳动，一心练画，符江的山好水好风光好，是个练习写生风景画的好地方。尽管一年多来传闻的八三四一部队经验对我们这号人不能一棍子打死，还是要给出路，然而落在我头上的仍然是灾难，我不得不做被开除公职的最坏打算。恢复绘画技能就是这个打算之一。我不参加劳动，干校管我们的头儿当然不允许，就当众质问：“李文书，你为什么不参加劳动？”我也直言：“我得利用这段等待处分的时间，练就一身自谋生路的手艺。再说每月三十元的工资和二十多斤口粮是文工团发给我的，为什么要给你干校劳动，你若要收管理费向文工团要去，与我无关。”这个干校头儿心肠并不坏，从此对我不闻不问，有时见我从外面写生归来，还要举起画板欣赏欣赏，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好看。唯一我不能变的是，每月必须给张淑君母亲寄去十元钱，补贴一点点两个女儿的抚养费。虽说协议书上没写明女儿的归属权，张淑君及她父母都说反正女儿都姓李，不改性不改名，血缘谁都无法改变，最终还是我的骨肉，我的女儿。离婚协议书那只是个形式，法律是一块冷冰冰的铁，取代不了骨肉亲情，我不加任何条件，必须给两个女儿尽我最大的可能，按时按量寄去微薄的抚养费，一直到几年后徐怀旺逼迫张淑君与他结了婚才停止。
别了舞台
一九七一年，由春到冬，除了练画就是与符江的几位朋友玩儿，尤其江边的吊脚楼茶馆是我最爱去的地方，那里可以充分享受中国农村古朴风情，还可听到许多下乡知青新闻。比如说，他们是怎样在赶集天去混摸农民的鸡蛋；在村里是怎样把农民鸡鸭杀了，用稀泥包着烧熟了偷吃，还说比炖的鸡鸭吃起来都香都好吃，问我想不想来一块，下次赶集给我带来。又比如说，某某乡党委书记或是村长看上了他们的某某女同学，硬要她嫁给他，如若不同意就想方设法整、逼、甚至抱到荒山野岭拔光了整，强奸得血古淋当的。有位男同学妈老汉都是右派，他看见他们同班的女生几乎都被那个书记调戏，他就不顾后果拿起棍棒打书记，结果没伤到书记一根汗毛，他反而被书记手下的一阵乱棍打死，然后他们全体知青唱着国际歌把他埋在荒山野岭。这一年来，我在吊脚楼茶馆听到知青们的悲惨故事还很多，很多，当时我很想画一幅巨大的人物主题画表现知青的苦难，标题就是当时知青们流行的一首歌名：《知青之歌》。遗憾我的绘画技巧达不到。之后，每当我同知青们在吊脚楼茶馆相遇，就画他们的速写，听他们讲悲惨又好笑的故事，为创作《知青之歌》作准备。这年夏秋最难忘，从干校沿符江而上到高县县城，又沿高县县城至筠连和至珙县的两条方向不同的小河风光我都画尽。然后又从干校沿符江而下一直画到来复镇。每天从干校食堂拿两个馒头中午充饥，如果哪月还剩余几角钱几斤粮票，就下饭馆买碗菜汤下冷馒头，让肚子暖和一点、吃得饱一点。晚上归来，吃过饭就同小仨在河边坐坐或跳入河中游上两把。干校灰砖楼那么大的教室，放有三十多张上下床，这时只住着我和小仨两个人，也许大家会说多么寂寞难熬，我却是另一番体味儿：静！难得的安静。尤其盛夏夜晚，拿一条长凳子放在室外草地上，梧桐树下躲着乘凉，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那种滋味比新婚夜还美。也许大家还要问，你是否在想张淑君。没有，一点都没有，本人的性格就这样，离了就离了，何必再去想，没意思。倒是有点想女儿，大女儿和小女儿。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底，宣传队传来命令将我们五人调回，我们并不惊喜也不高兴，毕竟两年来把我们都搞废了、磨平了，回不回无所谓，我对符江还有点难舍难分。回到宜宾宣传队，将我安排在宜宾日报社一间大的办公室与新招收的年轻人同住一起。那时的报社全被文化大革命砸粹打烂停办，空空的屋子就由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这些年轻人很活泼可爱，没把我当成右派敌人，还口口声声叫我李老师，也许他们听到了有关我的传闻，对我很尊敬。他们为了我练画的需要，主动让出一块较宽一点的地方，还主动要给我当模特儿，有男有女。能招进文工团作演员的男女个个都像模像样，是美院都难找的模特儿，算我有福气，一个接着一个地画，他们还要排轮子。画的是油画，用的上海颜料纱布油画纸。经过符江一年的自修，色彩大有长进。不是按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画毛老头和林彪这对亲密战友的红光亮，而是美院正规油画技法，讲块面冷暖，把他们一个个画得鲜活真实，他们很高兴。画好了送给他们，他们更是笑得合不上嘴，一群非常可爱的小鬼。
春节到了放假三天，小鬼们都回家过年，伙食团都停火了，我只能到街上小饭店买饭吃。年三十那天，过了中午全宜宾市所有饭店都关门没饭买，人人都在家里吃年饭。不像现在上饭店团年成时尚，那时却没有一家上饭店，没这个风气。饭店都关门，我这个孤家寡人怎么办，加上练画入了迷，我正着手构思那幅《知青之歌》，不知除夕夜饭店全关门，晚饭没准备。我几乎走遍了全宜宾大街小巷的大小饭店，都是大门紧闭，小巷大街冷冷清清，只听见各家各户吃年饭传出的划拳醉酒声。我扫兴而归，回到报社住地，院子空空的，进了睡觉练画的景片搭的屋冷冷的，倒在床上肚子饿饿的，仰面天花板两眼睁得大大的。想睡难入眠，想吃没有食，想起身画画打发时间却没了力气和想像力。也许大家要问，难道此情此景就没勾起你想想去年除夕夜，正在用你自己喂养的黑公鸡祝福你的离婚。确实没想，不是忘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知在床上躺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是醒是睡，忽闻院子里有叫喊声：“李哥、李哥！住在哪里？李哥……”这肯定是叫我的，我起身开门，眼前三个喝得醺叮大醉，提着酒和菜的年轻人，我虽然不认识，还是请他们进了门，有酒有菜何乐而不为。其中一个介绍说：“我叫猴子，他小杨，他小兰，我们都是宜宾体委编外乒乓球教练，四川省青少年乒乓球大赛的前三名，冠军、亚军、季军，宜宾人称我们是三剑客，三剑客你知道吗？”我虽不知道，还是把他们仨安顿在同屋里年轻人的床铺上，三剑客都醉得站不住、坐不稳，只能躺下身子。个子最高的小杨说：“我们看过你演的戏，年青一代林育生……”个子中高的小兰接着：“演得好，那阵我们读高中，同学们都被你感动流眼泪……”个子偏矮的猴子坐着说：“李哥，我们早就知道你的命运，遭迫害打击，家庭的不幸……我们不怕！知道你无家可回，没地儿过年，我们就是来陪你过年的……”。这时他们仨一齐起身，偏偏倒倒地搬来桌子、放上酒菜，有猪耳朵猪肝鸡腿鸭脖子，全是卤得香香的，还有油酥花生米和点心。还有两瓶五粮液，酒杯筷子他们都带上了。四个酒杯渗得满满的，一杯至少有一两酒。小杨举杯：“李哥，新春快乐！喝！”四人举杯一口喝光，又斟满。小兰举杯：“李哥，我们就是你的小朋友，永远的小朋友，干杯！”又是满满一杯下肚。猴子一边斟酒一边叫我吃点菜吃点点心再喝。接着猴子举杯：“李哥，你的戏演得好，今晚来看了你的画更让我惊讶，我就喜欢画画，正式工作是在厂里工会，体育美术一身兼，李哥今后你要教我画画啰，我给你提供油画材料。”我也紧接说：“你要教我打乒乓啰。”猴子继续说：“好！一言为定，干！”三杯下肚，有点晕了。小杨早就来不起了，已经倒在床上打呼噜，喝了一阵小兰也闭上了眼睛。我给他们一一盖好被，屋里没生火，冷。猴子继续陪我喝，五粮液已经开了第二瓶。当第二瓶喝到快见底，听到鸡叫声。我说咱们还是睡会儿觉，猴子说不能，除夕夜就是守财夜，一直要守到天明。当鸡叫五更，外面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送走年三十儿、迎来老大初一。这时猴子将小杨小兰叫醒，大家举起最后一杯酒说：“祝福李哥苦尽干来，我们盼你重登舞台，还想看你演戏，干！”
嗨！说来也巧，就在这年夏秋之交，三剑客的祝福实现了。宣传队决定排演一出当时火爆全国的话剧《金色草原》，从主题结构到人物，都是所谓“三突出”的宣传阶级斗争永不忘的戏。公式化概念化与样板戏一个样儿，只不过环境不一样，发生在草原上藏胞兄弟的故事。对这种戏我是看不起的，从情感深处不愿意演的，认为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可是又一想，演一演对我自己到是有好处。好处一：文工团宣传队文革以来进了不少新人，尤其四川音乐学院来了那么多，与王铮铮关系好的几个都知道我李文书。新来的宣传队这批年轻人只听说我演戏怎么好却没见过，有几个还找上门来要教他们表演与普通话。好处二：社会上还有一批如三剑客这样的粉丝，不知他们从哪里知道领导要我出演我不愿意，见我都说我傻，应该出来亮亮相给他们看看，小右精神还没死。好处三：藏在我心中的秘密，你徐怀旺不是早打听到我的外号小天才嘛，好！我就在舞台上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小天才。就这三个原因我决定演，就得让他们看看几年来批来斗去的小右派没死还在。戏中的角色还是中间人物第一号，角色大名我都忘记了，总之还是有如同林育生读血书那么一段戏，不忘阶级苦接受阶级教育血泪史要落泪。经过这几年的拆腾，政治运动的，家庭孩子的，我自认为这段戏演不好，绝对不会落泪了。谁知戏到那里不知不觉还是掉了泪，真是个没出息的台上的疯子。台下的傻子们还是那样傻呀，流眼抹泪看完那段戏。你不能不说毛泽东真伟大，阶级教育要你哭你就哭，要你笑你就笑，要你打打杀杀你就高叫着毛主席万岁去为他卖命。
不出所料，这个戏演出后真如预想中的三种反映：铮铮川音的音乐老师刘振汉教授的女婿陈维新就是乐队首席，见我就伸出大拇指说太好，尤其语言声音站在最后一排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就叫基本功过硬，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年青演员们的感叹不摆了，甚至传到了县文工团都有人找上门来要我上课。那时不兴收学费，要是像今天社会上这么乱七八糟的办学风气，我就成大款啰；第二是社会上的粉丝更多了，可以说是继一九六三年《年青一代》的社会影响之后的第二个春天。比如说，这时我没了家庭，是个完完全全的单身汉，过年自然孤苦零叮，就有新交的粉丝朋友把我和老右谢大请到他们家去吃顿团年饭。老右也上台演戏了，而且在《金》剧中担任的还是正面角色。老右小右都没家，之后的三四年的除夕夜我们都是在段培根、龚明德、周代熙等等朋友家吃的团年饭，很温暖。又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乔九给我买手表的事，就是在这个年月发生的。不仅如此，他见我一个人吃的过余简单缺乏营养，就把他的好友、国营餐厅的大厨陈大山介绍给我，并给大山说在生活上多关照。这个多关照就是，我拿一个大盅盅到餐厅去买一份三角钱的回锅肉，大山大厨师就给我装满满一盅，至少多出五六份，几天都吃不完。可惜那时没有冰箱，一到夏天就没法享受这个口福啦。当我离开宜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每次回到宜宾，这些朋友们的盛情有增无减。虽然我们都是年过花甲和古稀之年的人了，但我坚信这份情意不会断，还会保持一百年，友情万岁！明年再相会。第三个反映说怪也不怪，军分区驻宣传队的特派代表陈科长一天给我说，徐政委要见我和老右谢鬼，请我们在当天晚上去军分区内政委家里见。我们想了想去还是不去，最后都说去，看看这个政委家是个什么味儿。一进政委家门，只见他一个孤老头儿，怎么没有老伴儿和儿女，我们当然不好问，也不能问，就是查户口怎么也查不到政委头上嘛。政委给我们吹了一阵他看了我们演出的观后感，当然都是紧贴政治而非艺术的言语。我呢只是听，看看这个政委如何表演，一言不语。最后政委谈到他的幺女儿想我们教她普通话。未必就是找我们上他家来的主题，怎么不谈谈咱们右派翻案的问题。政委叫女儿出来给我们见了一面，似乎这就是拜师学艺，然而就这一面之后从没见过幺女的一面，当然就没学啰。不知是政委幺女没兴趣，还是政委装点门面附庸风雅。坐在他家确实感觉不到一点艺术味儿。就是活跃一点的家风似乎都没有，就是他幺女儿出来在他跟前，我的感觉如同列兵见到将军。我有点奇怪，怎么宣传队的年轻演员们、特别是女演员都说政委活泼可爱能同大家打成一片，难道家里家外两张面。不可思议。不知为什么，临到告别，政委才说他的老伴住医院，没说什么病，只说遗憾不能同我们见面。使我一下子联想到社会上的传言，说徐政委刚来宜宾上任时，造反派有意在他家背面围墙外按上高音大喇叭，二十四小时呱呱地大叫大喊，使他老伴神经错乱，病倒了一直在住医院。也是啊！怪可怜。造反派的这一招确实狠毒，又一想你徐怀旺也不善，为什么一到文工团你要破坏一个年轻幸福的家庭。只能说造反派的高音喇叭是以毒攻毒。活该！
《金色草原》没演多久就收场了，这个收场也是我终身告别话剧舞台，从此后我成了一个专职的舞台美术师。为什么说专职不说专业，因为我没学过舞美专业，只能说会画画混口饭吃。事实的确如此，那几年每月只有二十元不够我穿衣吃饭，全靠朋友们帮助找点绘画活干，虽然没有工资但有饭吃，还是顿顿都有肉吃的饭。比如说青川演样板戏就请我去绘景；市服务公司美工周代熙四处给我揽活干绘广告，不仅有饭吃还能给点钱。那三四年我还真成了解放前戏班子的艺人叫花子，四处讨饭吃，如同徐政委所讲过的乞讨生活！报社要恢复，赶我们走，我就自己找到大观楼剧场那间旯旮拐角的票房，不到四平米只能放张单人床和一把凉椅，又在门外前厅用景片隔出一间用来画画，用电炉子烧开水热冷饭，因为没有食堂，主要在大山那里买饭菜。这也算个一室一厅的畸形蜗居。剧场前厅的那一面有间楼梯下的房间，比我这间大一点，四四方方，住着守剧场的老艺人曲敬安，他成天醉酒、成天唱他的竹琴“哧乓乓”，老调门很好听。尤其盛夏夜乘凉在外，听着“哧乓乓”既凄凉又温馨，这一老一少的乞讨艺人也算是结伴而行吧，生活异样心中仍是美滋味儿。
一九七三年春，张淑君对我说，她的爸妈要我们复婚，我问她是否也有这个心，她回答很肯定。既然这样，我也不必多问，但是只有一点，必须回重庆去当着父母把这事说明白说肯定后才能复婚。我是这样想的，这次复婚后，哪怕天塌地陷也不能再离，我还是那句话：婚姻不是儿戏！这样，我们一同请了假，决定某月某日一起坐火车回重庆。就在动身的前一天传来消息，四川省有个什么重要的舞蹈专场演出在成都，文工团宣传队只有两张观摩券，但舞蹈队要演出，只有张淑君和焦贵华两人没参加演出，这两张观摩券自然就落在她们两人身上。张淑君问我，到底是去成都观摩还是回重庆见父母女儿谈复婚。由于两件事在同一天，我就说你同小焦去成都、我回重庆，等你看完演出直接由成都回重庆。我们就在同一天由宜宾火车站出发各奔东西。让我万万没想到，还真的各奔了东西，这也是命中注定，要是我稍微自私一点，稍微把艺术看轻一点，她也表示了放弃观摩与我一同回重庆，是我坚持要她先观摩之后回重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缘分已尽！
我回到重庆，告诉了妈老汉淑君为什么没一同回来的原因，我们就等。等到她应该回来的第三天，却不见踪影。我们又等又等，等了一个礼拜还不见回，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都很纳闷。那时国家贫穷落后，通信极困难，不像现在打个手机一切情况都知道了。我也没有多想，经过外公外婆的同意后，就把两个女儿带回邻水老家去给大哥和妹妹看看，为了不给兄妹增加不愉快，我一直没告诉他们我的离婚事儿，而且这次带着孩子回去，还对他们讲淑君在成都看演出，看完后回重庆、然后回邻水看望兄妹。整整等了半个月还没有音信，探亲假期到了，我不能不回。当我回到宜宾后，还是不见这个张淑君，难道失踪了，人们还问我张淑君怎么没同我一块回来，问得我不知该怎么答，只能实话实说不知道。因为我同张淑君从恋爱到结婚生子、直到离婚又到这次的复婚，不仅是文工团的焦点，也是宜宾的传闻。关心我们的人太多太多，不管是好心善意还是恶意歹心，我都要感谢他们，毕竟他们都费了心。我才不像毛泽东思想教育的那样善恶要分明咧。最后还是小焦说了真正原因：在成都看演出，遇上了她们在省歌舞蹈学校的同学，就那么巧是同排挨号。由于他们都是初中毕业考入舞校，青春年少的故事总是很多很多，回忆当年总是甜蜜蜜。这一甜一蜜就忘记了现实的自己，或者说也应当说他们是在用当年天真愉快来驱赶现实的沉重苦难，在家庭生活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自然不谋而合走在了一起。我很理解，不管外界怎么怎么说她的这位同学不好，有许多坏毛病，但最关键的一点他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政治上有安全感。毕竟那年毛老头子还没死，我虽又上了台演了戏，说不准那天老头子屁眼疯一发又来个狠抓阶级斗争，黑牌一挂游街批斗进监狱，她还能经受得起吗！肯定不能，不是成疯子就是变成鬼，白丢一条命。我又一想这是他们的缘分，宜宾至成都十二个小时的火车路程，远离几百公里，那个发放观摩券的人不前不后不左不右偏偏将他们俩的观摩券发在同排挨号，大家说这是不是缘分。那么大一个剧场那么多的观众，老天爷偏偏就把他们放在一块，命中注定。最关心我家事的浩弟，跑来对我很生气地大骂张淑君水性阳花，我就笑咪咪地说：这叫豌豆儿滚屁眼儿――遇了圆。这是四川言子儿，也叫谐谑语，我所说的“圆”其实是这个“缘”，缘分的“缘”。我看浩弟的生气很认真，想逗他乐呵乐呵，不要这么认真，所以就展了这个好笑不伤人的言子儿：豌豆儿滚屁眼儿遇了缘！唉呀……我们的缘分已尽，他们的缘分刚刚开始，却又遇上了惊天动地的凄风苦雨，又一幕人间悲剧，创编者还是那位徐老头子。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