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1日讯】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
故乡打鸟
回到同兴，我把歌舞剧团的态度向陈锡元汇报后，就要求回故乡邻水去所谓的恢复业务等待调动，陈锡元答应了。就这样，每月的二十一斤口粮票由长寿湖寄给我，二十五元的生活费由歌舞剧团寄给我，在邻水等待重庆市委掌控着的那道户口大门何时打开，我就何时回歌舞剧团报到工作。
一九六二年四月，回到邻水大哥家住下，这时所谓街道的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垮杆了，大哥又搬回了被公共食堂侵占去的那间租用房，只多了一小间可让我每天搭铺睡。一块自留地一根田坎不仅救了农民也救了城里人，有自由市场了。市场上可以买到农民卖的蔬菜，还有粮食，城里人虽然口粮定量没有变，仍然很低，吃不饱，但只要有钱可以买农民的，价格稍微高一点。大哥由于三面红旗所致的下肢瘫痪病休在家，学校不能发放全额工资，就没多余的钱向农民买粮食，全家五口仍在挨饿。我就拿出补发逃跑的几月的生活费买玉米红苕做粥吃，放开吃。不到十天全家气氛就变了，肚子吃饱了大家都高兴，有说有笑，特别是三四岁的老三幺女更是活泼，常常在我用门板搭的床铺上又唱又跳给大家带来欢笑。无穷的乐趣，城市人也说这是刘少奇一根田坎救了命，救了百姓命！。
我要恢复的业务，除了时间艺术还有空间艺术。县文化馆馆长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知道我回来了就主动找上门，要我去文工团辅导他们业务，还可给我一部手风琴专用，还有酬金，很少且计时。我当然很满意地答应了。另外我小学时期的同学在县服务公司工作，专管餐馆旅店，就请我去美化餐馆店堂，不过就是画点装饰画，小菜一碟儿。我的条件不拿钱只管我的吃和住。这当然比拿钱还贵，在那种年月吃是第一位，而且在餐馆吃顿顿都有肉，没有肉餐馆多没面子。我想这位同学肯定在心中骂我：狗日的李文书真鬼咧。当然他也巴不得，这样一来，不就可以名正言顺陪画家又吃又喝嘛。其实我就是为了让老同学也借机补补身子高兴高兴。就这样，在时间上不催我，而且专门在旅店给我一间房，随我住多久。还有一位县城大名鼎鼎的文娱活动分子再加摘帽右派分子谢家壁，糖业烟酒公司官恨民爱人物，科级干部，他与我大哥同辈并是好朋友，邻水一解放就弃学当了国家干部。我的饿唱解放王大娘补缸，邻中小画家画的招贴画贴在他们糖业烟酒公司的墙上，以及打成右派逃跑落难，他统统知道。因此他给了我一笔大业务，给他们公司门市画三幅水粉广告画，主题就是糖烟酒，每幅不超过两平米，画材由公司买，工钱一百元。不少啊，那时的一百元就是现在的一万元，再说那时艺术没有市场化，从没听说过画张广告要多少钱。这当然又是同乡同类解我燃眉之急。我也没给他丢脸，糖那幅画在县城引起轰动。在两米的画面上画一个全裸婴儿拿着棒棒糖往嘴里塞，舌头唇上的口水、胖嘟嘟的脸上的糖汁印迹，惟妙惟肖。真是人人夸奖人人爱。一九六二年的夏天是古巴胜利，文化馆请我画了一幅很大的宣传画，就是画的大胡子卡斯特罗穿着军装振肩高呼胜利的肖像，同样引人注目，同时引来恩师冯宗祥老师的责备。
我打成右派对冯老师的影响极大。我这次回来又处在自觉不光彩的尴尬状态，为了不给老师增加更大的麻烦，不添乱，所以没去会见，连个招呼都没打。他叫学生带口信要我去见他一面。我去了，是在一天晚上，为的就是不让别人看见，尤其那位政治老师。冯老师不但没有一点点责备的意思，反而给了我一个十分光彩的任务，庆祝国庆学校要搞一台演出，特邀我为母校表演一个节目，而且点名要花鼓戏“打鸟”。这个戏是我在县文化馆排练的一个节目，只有一男一女农村青年角色，又唱又跳。是忘年交宋清涛演出时我看过，觉得很适合县文化馆文工团演出，就请宋清涛寄来脚本，请县川剧团武生黄同生，也是我的好友来设计排练舞蹈动作。我本想请他来演男角，但他噪子不行练武功坏了，就由我来演。这戏还未排练出来就被母校邀请，我当然不能马虎，反正离十一还有一个多月，我就专程去重庆请忘年交亲自教我，同时我还可以问问剧团调动的事儿，仍无进展，市委的户口大门还未打开。返回故乡专门排练《打鸟》。十月一日晚，在母校大礼堂，我一出场就迎来雷鸣般的掌声，我知道这是冯老师有意安排，把《打鸟》放在最后一个节目作压轴戏。晚会结束，校方在教师食堂专门为我们《打鸟》主创人员设宴，还是那个食堂，还是在生活困难年代进餐，只不过身份不同了，不是冯老师本人而是学校宴请，我当然高兴，但并没产生什么荣誉感，不过就是一顿工作餐。学校文体教研室的老师都来了，还是我上初中时那几位老师，他们还是如同当年那样喜欢我，还是把我当作很有出息的学生，在他们眼里我不是右派，还给出点子一定不能回长寿湖农场，那怕回邻水文化馆工作，坚决不能再回那个害死人的劳改地，最后还说现在是刘少奇当政，今后中国就有希望等等。老师们说的刘少奇当然就比憨哥说得明白清晰，我如梦初醒，必须想办法改变我目前这个四不相的处境。
就在十月，我又回重庆歌剧团谈调动事。这次人事科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市委控制的户口大门恐怕在几年之内都不会开启，而且控制得越来越严，像我这种情况根本就是妄想，只有向下可能有希望。所谓向下就是到区县。我就找忘年交和张庭钧商量怎么办，最后我们只能说管他向上向下，只要走出那个鬼地方就好，比什么都好。我就提出两个地区文区团请他俩参谋，一个达县地区文工团，离故乡近，邻水就属达县地区管。一个宜宾地区文工团，那里的团长就是老领导董秘书，对我了解，人又好。最后决定就是宜宾，我立即向董秘书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一九五八年冬我们在南桐二郎峡分别后我的一切情况谈得清清楚楚，以及我的请求。在重庆把信发出后，我就回邻水去等待。等啦等啦，从秋等到冬，从冬等到春，终于在一九六三年春节前夕，等到了董秘书的亲笔回信，叫我立即去宜宾。过两天就是年三十儿，大哥要我在家过了除夕夜再走，那怕老大初一上路都行。因为从一九五四年离开邻水后没有在故乡过一次春节。然而，我心急如焚，腊月二十九坐汽车到重庆，腊月三十日早就坐上开往宜宾的火车，整整一天在火车上，天黑了才到达宜宾。那时的除夕没有如今火爆，什么电视春晚，什么礼花烟火、丰盛的年夜饭都没有，只不过餐桌上有几片肉，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点喝两口就算团了年，意思意思。然后上街转游，碰上亲朋好友打招呼拜个年。刚刚从饥荒年走出来的老百姓还是满脸笑容，把大吃大喝的年夜饭寄希望于来年。我初到宜宾的除夕夜就是这个感觉，这样的记忆。走到一幢古老建筑下一问这是大观楼，转眼一看旁边的剧场正在演出，是宜宾地区文工团在演出歌舞，为这坐城市的除夕夜增添几分喜庆。我走进去打听董团长，一会儿他就出来了，握住我的双手上下打量，第一句话：“哎哟！怎么长得这样壮实。”是的，在故乡吃了近一年的好东西，对于一个从饿死鬼的深坑里爬出来的人，这叫虚胖，虚胖不等于壮实。
叙府之春
宜宾旧时称叙府，从地图上看长江从这里开始。金沙江与岷江在这里汇合直到上海入东海，城市就建在两江汇合的冲击平地上，背靠一座不大的山，郁郁葱葱，如同一道屏幕幛挡住西下的夕阳，名曰翠屏山，城市的休闲胜地。或许是我不善于叙说吹棒，当然右派就更不是受欢迎的宾朋，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却有十六年半不顺很不顺，甚至被掌管风水的高层人物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慢慢道来。
一九六三年初春，到文工团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试，必须要过的第一关，很顺。但心中总觉得是个坎，拿我的学历阅历这不叫“脱了裤儿打屁”――多此一举吗。董团考前给我说他们不了解我，没事儿，就给他们看看。行！就让他们看个够，朗诵一段独白、一首诗，唱一首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再用手风琴拉出蓝色多瑙河优美的旋律，最后将画夹打开取出一二十幅写生作品摆在地面上请大家观展。不到半小时考试结束，人去屋空，没有议论、更不会有掌声，只有两个女生还蹲在地上看画，并一张张边看边收起来收入画夹。一问她俩是舞蹈演员，是从省歌舞团办的舞蹈学校刚刚分配来的，一位姓徐一位姓张，都是演员都很大方，是我到文工团两天来第一次同陌生女演员交谈，谈得很投机，如同旧友相逢。没想到其中一位两月后就谈进了我的怀抱。
第一次巡回演出是徒步沿岷江而上，高场、蕨溪、坭溪三个江岸小镇各演三场歌舞，没有话剧。话剧演员都得参加，不是唱就是跳，或是拉幕、打追光，地区文工团就是这样一专多能，幸好我能喊几声、还能拉手风琴，有用。尽管我的调动还未最后定板，户口档案还在重庆，就已经成了文工团的一员，正二八经上台了。巡回演出归来正遇雷锋大宣传，全团进入综合节目《雷锋之歌》的紧张创作排练。整台节目有唱有跳还有诗歌朗诵，都是歌颂雷锋的主题和事迹，我担任贺敬之写的《雷锋之歌》长诗的领诵和节目之间串连词的报幕。这是我第一次在宜宾舞台上亮相，博得了地委书记以及屁股后的一串串领导干部和普通观众的喝彩。那时这类政治性特强的演出同现时重庆的唱红歌一样，首场演出市委书记屁股后面也是一串串当官的从高到低跟着鼓掌跟着笑，给百姓展示我们共产党是多么团结多么的一个样儿。通过《雷锋之歌》的演出，我的舞台形象和才华得到了上下好评，至少是块演员材料得到了肯定。之后，我的调动也肯定了，就由组织将我的档案户口直接提过来，不用我自己去跑。工资就由二十元生活费提高到每月三十元这一档。这叫什么级别、什么工资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自己也无权过问，反正一切听从党安排，这是当时任何人都得接受的口号，何况我一个摘帽右派。
紧接着公演话剧《红岩》，因成岗的伴演者失恋精神分裂，要我马上顶替，戏不多经过两遍排练当晚就与观众见面了，再次使团内同事们佩服.。就在《红岩》的演出阶段同时排练多幕话剧《南海长城》，这是一部描写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派遣特务沿海侦察，我海上民兵反侦察破获美蒋特务的故事。我演第一主角民兵队长区英才。晚上演《红岩》，白天排《南海》，一个多幕大戏一个礼拜就推上舞台公演。又紧接着白天排练《霓虹灯下的哨兵》晚上演《南海长城》。《南》剧演完只隔一天装台时间，马上又将《霓》剧推上舞台与观众见面。这不仅是大跃进的风气还在继续，更是地区文工团的特点，一年三百六十天，如果按八小时工作制计算每年就有七百二十天在工作，工资还是三百六十天，吃的还受计划供应限制，粮票油票肉票布票什么都是票，好像只有那个邮票随便买。然而年轻的文工团员们热情高，兴趣浓，不怕苦，不怕累，还争着要演主角担重任，没演上主角还不高兴，个别还产生嫉妒心。很可爱的一群年轻人啦！可惜呀，这群年轻幼稚、奋发图强、勃勃生机的年轻人随着毛泽东政治运动大棒横飞乱舞，嫉妒、仇恨、陷害、诬告等等丑恶把这潭清水搅浑了，浑得来，怎么说咧，找不到准确的词。
一九六三年初夏，文工团带着《雷锋之歌》、《南海长城》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三台节目赴泸州演出。当时宜宾地区管辖十八个县市，泸州属地区所管。两出话剧我担任的角色是一正一中间，所谓中间既不是正面也不是反面，是可挽救的角色，而且还称正一号中一号。区英才当然是正一号，在《霓》剧我担任的陈喜就是中一号。这一正一中当然是两种类型的角色，我演得还算称职，博得观众和宜泸两地圈内人士好评，就有一点名气了。当时文艺工作者就全国而言都很辛苦，尤其巡回演出，住的不是宾馆而是剧场的后台和前厅，都是自带行李打地铺，就是在四川人艺也是如此，何况地区文工团，只能说更苦，下农村走区乡还得自背行李和道具，苦上加苦。一群朝气逢勃的文艺兵自然是苦中有乐有爱情，二十六岁的我也不例外，遇上了相互倾慕的人自然产生爱，然后又升级到恋。有人说太快，真正的恋爱没有快慢。有人说一个出身工人一个是右派，真正的爱情是不讲贫富贵贱，要的是自然，讲的是缘分，就在这年的夏天我与张淑君的爱恋开始了。也就是在这个夏天，文工团来了一位专职的共产党支部书记，为什么说是专职呢，因为他不懂业务，更不懂搞艺术的人，纯粹的外行，却又不是纯粹的共产党人，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不是说共产党员要作一个纯粹的人吗。当然，毛泽东本人都不纯粹，怎么能要求一个最基层的支部书记是纯粹的人咧。何况此人，解放前就是一个农村乡镇的可以把红说成黑把黑说成白的讼棍。支书姓许，我们叫他许支书。记得许支书到文工团的第一棒就是“兴无灭资”，说搞文艺的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作风严重，其中就说到年纪青青的就谈恋爱就是资产阶级作风，必须晚恋晚婚，这是硬性规定，不许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挨批或挨斗。当时文工团的演员们虽说年轻，但男生在二十五岁以上的占多数，女生在二十岁以上的也占多数，一对对恋人也不少，难道你这个硬性规定能把已经在热恋中的一对对拆散，那不叫棒打鸳鸯吗。所以热恋中的情人们根本就不听许支书的，许支书就来个“半夜吃桃子”――按倒趴（软）的捏，拿我开刀。他以为我有根软肋，那就是摘帽右派好打整，大会小会批我腐蚀青年，说她忘了工人阶级的本，可我们就是不听不理，而且越批爱得越坚定，越批恋得越热烈，批评反而成了催生剂。我们产生了逆反心理。真是不听话的一对反动恋人，许支书怀恨在心、伺机下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