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1日讯】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
冬闲整风
一九六零年寒冬腊月，全国城乡饥饿更加严重，饿死人数节节上升，人食人的现象在多处乡村发生。三面红旗已经倒了，毛泽东还不认输，还把责任层层下推，说什么公社干部打人骂人、大吃大喝、克扣群众口粮、是国民党作风等等。于是，又在农村掀起一场农闲整风，还是号召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揭发批斗干部的坏作风。
当然长寿湖农场也不例外，开会只读中央整风文件。文件上所写的那一串串公社干部的所谓国民党作风确实大有特有，尤其在农场场部，苏新这种党支书记身上是重上加重。比如说，专门为农场固定干部们设立的场部小食堂，鸡鸭鱼肉天天有，米饭面食不定量随便吃，还吃出许多花样来刺激味口。小食堂的管理员与我同姓同代人，在美工组时，有次因工作没吃上大食堂的饭，他就让我去小食堂吃剩下的饭菜，真是大饱了眼福和口福，就是剩菜剩饭与我们吃的大食堂相比，都简直是两重天，天外天。我就将这件事写了大字报贴在场部专门设置的大字报报栏上。当然我没说出管理员那件事，其实小食堂的情况早就是公开的密秘，只是没人敢说敢揭。我揭出来并不希罕，却大快人心。又比如说苏新，这个党支书根本不懂生产，也很少看见他在田间地头老老实实的干活，常常是东游西逛，叫顾麻子推着他的专用双飞燕游湖戏水。他还常常打骂那些未成年的孤儿和中学生，最可恶的是调戏女生。场部直属的养鱼研究所，有位热带鱼研究卓有成效的高中毕业女生，模样乖巧，她就常常遭受苏新语言和肢体动作的调戏。有气没处发，闷在心里难受，多次找到我诉说，发泄心中的羞辱和愤恨。我们算是同代人，她也是因出身不好不许升大学的受害人，自然有共同语言，自然相互怜悯。我就专门写了苏新一张长长的大字报，把上述劣迹一一揭发批判，毫不留情地说他就是国民党作风。从此，我同苏新的矛盾就升级了，甚至白热化，苏新怀恨在心，寻机报复。
一九六一年春，我长第二颗智齿，同第一颗一样长不出来，根子歪了，必须手术拔掉。场部医院不能作，只有回重庆到上清寺口腔医院作。第一颗发生在一九五七年春，也是这家医院作的。当时医师就告诉我以后的三颗都长不正，必须在萌芽状态就拔掉，否则要影响整个牙腔。我把这些都向苏新说明了，场部医院也出了证明，请三天假，可他就是不准。致使我半边脸红肿疼痛留下后遗症。这是苏新的第一次报复成功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后半个月，麦收前苏新直接授意采石场生产队长，派我一人去孤岛“猪儿岛”守卫沿岛消落地的麦子，防止农民来偷。就住在顶部中央搭的窝棚里，二十四小时守候。每日三餐由专人早上一次送来。表面看来这是对我的信任和照顾，不劳动嘛，成天在岛上逛游，又是卫士，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活儿。大家想想，十天半月一个人守着没有人烟的孤岛，甭说寂寞，就是四五月的川东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三五天来一场雷雨交加，特别是夜里那闪电炸雷够吓人的。我在岛上的半月至少遇到两三次，所以我在前面说的那三年农田需要雨水时老天爷是给了的，孤守猪儿岛就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这半月在精神上的折磨会使人发疯的，但是我没有，不但没吓住我，相反我把这折磨看做是列宁流放北欧荒野。有一幅苏联油画，就是表现列宁在北欧荒野的湖边窝棚前坐着，聚精会神地写他的《国家与革命》。我在岛上就常想着这幅画。在那之后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儿，我还用这幅画来戏谑自己。在孤岛上，我还是很会安排自己，上午到果树苗地去锄锄草，下午睡觉和在东岸游泳洗澡，当然是全身裸露一丝不挂地晒晒太阳，四月的天不火辣，自娱自乐有滋有味儿。总之苏新这恶棍没有把我打倒。但是岛上发生了两件事……怎么说呢？就是胆大妄为吧。
一天下午我在东岸游泳，游累了就光着身子躺在湖边草地上晒太阳，我为什么选择东岸，因为这边偏僻，很少有人划船经过，可以光着身子晒太阳。当我恍恍惚惚似睡非睡，忽然我的短裤飘落下来，刚好遮住害羞地，我睁眼一看是位壮实的女子在身前，她是谁，从哪儿来！我赶忙穿上短裤，擦眼细看，这不是草山大妹子嘛！一年不见简直变了个人，脸蛋红红的，胸乳圆圆的高高的，个子也长高了。不是一年前的饿鬼，而是一个像模像样的阳光女孩儿、青春夺目的草山大妹子了。我正想问她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有什么事儿。她就先声夺人：“我要嫁给幺爸。”什么幺爸，嫁给谁，我一头雾水。“就是憨大哥，”哦！一年了，我确实把幺爸这个称呼给忘了，加上她问话这么突然，我一时回不过神。这时我才问：“憨哥的意思呢？”“他就是不同意，我才来找你去劝劝他。我找你两天了，从狮子滩找到采石场，最后才在这里见到你……”我赶紧问她是谁告诉她我在这里，我怕她问到苏新那里，免得节外生枝把憨哥的天堂掀了。我想了想又问他：“这是终身大事，憨哥又大你那么多……”我话还没完，她就打断说：“我都想好了，跟他一辈子”。就这样，坐着草山大妹子划来的双飞燕，太阳刚下山就到了天堂人间。
又是一桌天堂盛宴，客主五口边吃边谈。两个小妹也长高了长乖了，长得我不敢认了，加上她们也开口说话，话还很多，介绍他们一年来的各种变化，特别是大妹子还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二妹来潮了，我不懂就大声追问一句啥子潮？红潮。还是不懂又问：啥子红潮？大家笑了，笑我傻，最后还是憨哥来给我说清楚了。我很高兴，这就是吃得饱让人正常发育的小农经济的优越性。顺势我就劝憨哥答应大妹子的要求，组成一个家生儿育女该有多幸福。好说歹说他始终坚持一个不字。最后他又回到他特有的低沉音调斩钉截铁地说：“我要是答应了，就是没有良心。不讲良心的事我一辈子都不干。大侄女儿，莫着急，我想这世道会变的。你有文化有技术，你来才一年就养了种猪，还下了一胞猪儿。我看眼下的农村日子不会长久，等世道好了你还是回老家去安家，不能丢了你家的血脉……”哎哟！憨哥一席话使我很惊呀，憨哥不憨，还如此有良心，还如此有远见，憨哥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命运，本来就没有解开的密团，就更难解了。吃过饭我要走，大妹子的心意确实还想留我住一夜再给憨哥做工作，我说不行，明早送饭人发现我不在就糟糕了。这样就由憨哥划船送我，理由是只有他才熟悉夜路。两三个小时后到了猪儿岛西岸还未靠岸，我发现有几个人影在消落地麦田里晃动。不妙，肯定有人在偷割麦子，没准就是黄桷树村的农民。我赶快叫憨哥向东岸靠岸，不管他们。憨哥说：“你有责任的。上面发现了你要背时的。”我就说农民锇得要死，不能见死不救，管他背时不背时，总不会把我整死。结果我错了，苏新就抓住这件事不放，把我往死里整，整得我不敢在长寿湖待下去，唯一的选择只有逃跑……
亡命天涯
一九六一年五月，我有理有节向场部办公室递上一张假条，上面明白写着，由于苏新报复把我往死里整，为了活命，我要回原单位四川人艺去要求另换地方劳动改造。回到成都四川人艺向有关领导人说明情况，也可以叫申诉，还是那位办公室的伍主任，他见我一个健壮的棒小伙两叁年后成了这般模样，面黄肌瘦，就发了一点善心，给我安排住处，给我饭菜票在食堂吃饭，还说吃完了又来领取，不定量。那时机关干部也自救，为了改善伙食自己养猪，轮换着干。比如说我看见邹速、刘子农、赖毛、田大（而今他们都已谢世）等好友在干养猪活儿就主动前去帮忙，说说我的遭遇和向剧院的请求。他们都是演员，不是当官的，除了表示同情又能帮上什么呢？帮不上。我还见到了美院附中“紫罗兰俱乐部”的刘汉鼎，同住一间宿舍，他是暂时安排在剧院绘景的。“紫罗兰”的悲惨遭遇就是他告诉我的，他还说我比他们更惨。一个礼拜后剧院伍主任给我回话了，叫我回去等待安排，还一再说等待等待、忍耐忍耐，剧院在研究对我的安排。就是这最后一句我听进去了，一个礼拜后我返回了长寿湖采石场。
苏新一听说我回去了，这下就更来劲儿了，立即组织批斗会，载的帽子是逃跑犯，而且还唆使不懂事的孤儿，在会上会下对我拳打脚踢，最狠毒的一招要把我整死。当时正是红五月的末期犁田插秧，苏新亲上阵给我划出一块大面积水田，限我一个上午犁完，犁不完就不许吃午饭，什么时候犁完了什么时候给饭吃。这块水田就是农民壮汉全劳动力也要一天多至两天才能犁完的，这不明摆着要我的命吗？苏新这个没有人性的王八蛋、流氓痞子，真是说得出做得出，整整两天没让我吃饭，我怎么会有力气犁完这块田呢。拉犁的牛都换了两头去吃草喝水，何况我是一个人，一个在饥饿中争扎了两年多的人。最终我倒在了田坎上。幸好这块田离黄桷树村不远，当天晚上，村民知道了就把我扶到黄桷树下给我一块麦粑和水。苏新得知马上跑来，不是救人而是训斥村民，大叫猪儿岛消落地的麦子是他们偷的，是他们与我勾结起来干的等等。村民愤怒了，就举棍将苏新赶走了。村民中有对夫妻很令我感动。夫长得又矮又丑，一对眯眯眼，很瘦弱的小把把。妻长得又高又亮，一对圆圆眼，很壮实的大个头，唯一的缺陷是头顶光亮无发，是小时长癞子留下的。因此他们才配成不协调的一对，没有生子。他们把我接进家中给我说了实话，猪儿岛的麦子是他们村偷的，他们早就盯住我，那天见我被草山女接走进了大湖里面才动的手。农民就这么老实，我也实话实说这不叫偷，谁叫我们都饿得要死呢？那天晚上我回来看见你们了，就从东边上岸睡觉了。此后我逃出农场这对夫妻还帮了大忙。
事到这一步我还能不逃吗！苏新安排爪牙暗中监视，不能让我跑掉，不把我整死在采石场决不罢休。忘年交宋清涛也看出来了，不躲不藏死路一条。就在一天夜里，在忘年交掩护下，我徒步经邻封逃出了长寿湖。一路上我思前想后，决定再回剧院作最后诉求。回到成都四川人艺，还是那位主任接待。这次我的态度很坚决，说他们不能见死不救。时隔半月，主任的话说得更明白一些了，他说正在作安排我和范大工作的事，因为只有我和范大属剧院管，一时还决定不下来是调回还是去别的单位。还是劝我回长寿湖等待。我就追问一句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要求在剧院干喂猪活儿等行不行。接着我又略带讽刺意味地说：主任，三年前你说的下去好好改造，摘帽后可以入团入党，我摘帽快两年了还遭到如此对待，我想不通。主任装着没听见，仍同上次一样叫我住下，帮着乾乾养猪活儿。十天后主任找我谈话，这次就说得更加明白，少则一两月最迟不超过半年，调动问题就可解决。还说我可以在剧院养猪等待，但口粮谁来解决，你若能自己解决我们可以让你在剧院养猪等待。只有钱没有口粮还是死路一条，那时的粮食比黄金还贵重。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能死皮赖脸不走吗，这不是我李文书的性格，只有又走，往那里走，长寿湖是坚决不能回去的。就决定东游西荡把这最迟的半年混过去。到了重庆，我把放在歌舞剧团的书籍衣物等凡是能卖钱的东西全拿去卖了，一共卖了百拾来块钱，为流浪打下经济基础。
第一站就是回老家邻水，又是同一九五四年到重庆考学校一样徒步回去的。回到邻水一看与一年前大不一样，处处是饥荒灾难的情景。妹妹下放山区农村，大哥搬到一小间破平房，一家五口挤在一起如同一窝兔，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再看吃的，街道公社化，办起公共食堂，集体开伙，每人每顿就那么一点点。还分大人和小孩。大哥三个小孩每天盼的不是读书做玩戏，而是上顿盼下顿，没有儿童的活泼，只见坐在家门口门坎上木讷地盼着下顿的定量饭。当时社会上流传北大荒开发需要人，不管你从哪儿来，有无户口证明单子，只要是个人，能干活的人都收留。我同大哥商量决定上那儿去混上半年再回剧院见分晓。临行时大哥将父亲留下的那部德国蔡斯手相机交给我，说这是古玩在首都北京能卖钱，带上它救急用。北大荒冷，我的棉衣还在长寿湖采石场，要知道那时的棉衣很紧张，同样视为宝贝儿不能丢。必须带上。就决定由邻水通过丰禾场到长寿湖边的龙河乡，那里是长寿湖西北方深处，就可找到憨哥的天堂。这条捷径是大哥当年在丰禾小学教书知道的。我就一个人问着路翻山越岭花了两天多到达了憨哥家。这一路上的荒凉凄苦不在话下，见到饿倒在路上的发臭尸体都有两三具，没被饿鬼杀来吃了算我命大。
憨哥和草山姐妹都不要我走，都要留我在天堂等待这几个月。这样对我来说当然好，但是不行呐，万一被苏新发现不但是没命，他们也会被连累一锅端掉的，绝对不能。我就请大妹子到采石场去悄悄找到宋清涛。再请宋清涛在晚上悄悄的把棉衣拿到黄桷树那对没有孩子的好心农家。大妹子就在农家等着拿到棉衣后连夜返回，并给清涛说我要去北大荒。这事儿大妹子一天就办成了，而且还给我计划逃出长寿湖的最佳路线。第二天晚上，就由大妹子推船送我到云集上岸，然后由大妹子领路，又是翻山越岭到了涪陵的丛林乡。这时天已蒙蒙亮。大妹子就把他们给我烙的一袋麦粑，麦粑里还夹着老腊肉给我路上吃。这天晚上明月当空，一路上大妹子的话不多，说的多半是这一路的地理山形，和饥饿惨状。我们走在黄草山南面，要往北走进山里就是她的家乡，丛林是她常去涪陵的必经之路。丛林是个小山镇，在镇外我们就停步坐下休息，她语气沉重地说：“李大哥，有件事我昨天晚上就想给你说……”她话到嘴边又打住，我忙问是憨哥的事吗。她点点头接着说：“是件大事，看你现在的处境我不能说，我盼你早日回来再……”她双眼包着泪水，一头倒在我的膝盖上抽泣：“李大哥，你要一路多保重，我盼你平平安安早日回来……”。我不好再问，也无心追根到底，就让她自己止住哭泣起身。大妹子擦去泪水，指着眼前的下坡路说不能再送我了，就沿着这条下坡路直到长江边，那里有轮渡，江对岸就是涪陵县城。
我照着草山女指的路，不到中午就到了涪陵县城，终于平安逃出了长寿湖，没被苏新一伙半路拦劫，算是幸运。涪陵沿江的街道很古老，找到一家吊脚楼茶馆，坐在最里面喝茶吃麦粑。趴在木栏上望着很宽很长的沙滩外长江与乌江汇合处稀少的行人，稀少的船只，想着我的路线图，是返重庆坐火车北上呢，还是船坐到武汉北上。最后决定坐船，理由是我没亲眼目睹三峡风光，管他娘的，逃跑中也来点浪漫。我向茶馆老板打听一路情况坐什么船好，什么船最便宜又有不花粮票的饭吃。老板说坐小火轮，一站一站的转，花的时间多些，花的票子少些，有饭吃，这不正好混日子吗。长江三峡确实不一般，第一次目睹如此雄奇高峡伟岸绝壁使我入迷，完全忘记了逃跑的身份。特别是船过西陵峡的激流险滩嶙峋怪石，真想大叫三声吐出一肚子的怨屈愤恨，世上不平事就像这里的险滩怪石。几十年后这里的奇景不存在了，葛州坝水电站把西陵峡淹得面目全非了。然而我的迷恋之心不死，记忆依然存在，就用油画把它画出来了，标题《黄金水道》。这一标题当然有多重意思，我的最终解释就是在所谓金光大道上密布着各种怪石和陷井。这幅画二00四年在重庆展出，得到好评却不受重视，主要原因是我没有帮派背景，更不行贿评委。值得欣慰的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二00三年主动给我出了第一本不花钱买书号的《李文书长江三峡风景画集》，并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这幅画就排在封面上。
船到汉口天黑了，就到售票厅候船室去找椅子睡觉，正好与两位同代的重庆大学学生相遇，同是重庆的都有重庆人特具的热情直率，他们毫不避违地说是要逃往香港的。得知我的情况后他们就说跑什么北大荒那是找死，不如一道逃香港，那里才是大有作为的天地。逃香港当时听起来很吓人的，尤其我这种没有政治头脑的青年认为那是叛国犯法的，不能干。要是真跟他们一块跑过去了，经过一翻苦干说不准在香港或台湾演艺界还能混出点明堂来呢。民主加自由的土壤才是天才的真正摇篮。第二天一早，我问路走到汉口火车站，买票上了开往北京的直达慢车。第一次走出盆地的青年，看着车窗外移动着的江汉平原、华北平原，心中又是另一种感叹：成都平原算什么，老幺老幺。就这么老幺老幺的到了北京永定门车站。第一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不能不去，吹得十分响亮的十大建筑不能不看，排在首位要看的当然是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画像。城楼古老，画像光亮，面对这幅肥头大耳面带微笑的伟人像，年轻时的我又处在如此悲愤的逃亡中，心里还是产生了敬重热爱和神秘，尤其下巴上那颗肉痣，令我不可思意。伟人、神仙、妖孽鬼怪这些字眼都在光亮画面上闪动，最终停止不动的还是伟人和神仙。这个梦幻直到文革林彪悲剧发生后才彻底破灭。晚上又回到永定门火车站去睡觉，这时我才看到来这里睡觉的人不少，多是流浪汉，在谈话中我第一次听到“盲流”这个词，就是盲目流浪，多数是饥饿所迫，像我这种情况的盲流还没见着。盲流们相互交流信息和获取生存的手段，我听起来很新鲜还得向他们学一点。都说现在北大荒不能去了，天冷了要被冻死，还说怎么混车、混收容所等等，我都记在心上。还有几个年轻人悄声说王府井、大栅栏管得紧、查得严，不能上那儿“卖”，只能去丰台。因为我要卖相机就上去问个明白，他们也很坦然，就直说了是一伙摸包扒窃混混，我当然没有暴露相机的事了。只问了丰台的事情。第二天我就乘火车去了，慢车一站路。在丰台找到一家相模相样的旧货店，店里什么都有，五花八门，其中也有老相机，就没看见我这样的蔡斯，心想能卖个好价钱。我拿出来老板一看两眼发直，盯住蔡斯问哪来的，我说祖传。老板怪声怪气说偷的吧。我说不是，我家民国三年就开照相馆……。我话还没完，就上来一个公安要看我的证件，当然没有什么证件，那时还没兴身份证。公安就拿着蔡斯把我押进派出所，后来又在丰台看守所关了起来。
不闻不问只给二吨吃不饱的吊命饭。三天后提审，我就一五一拾把我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最后我要求退还家传的蔡斯。提审人问什么蔡斯。我反问难道你不知道？就是因这个事儿把我抓进来的。提审人收起为我供诉作的笔录说：你的供诉是否属实我们要作调查，你耐心等待。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天半月，最后公安说供诉属实，转到收容所送我回去。我又问我的蔡斯相机呢。那公安却说什么相机我们不知道，就把我往丰台收容所押去。是在夜里，街道冷清，我还再问公安我的相机，走到收容所公安二话没说就一把将我推进铁栅门，我摇晃着铁门大叫我的相机，直到公安无声地消失在黑暗中。哎呀公安啦！首都公安难道也是这么黑！老天这不是黑，也叫弱肉强食吗？
收容所又是一番景象，关的全是盲流，很多很多，几乎全是被饥饿灾难逼出来的。然后分地区方向等到能装满一节车箱集体押送回去。一礼拜后，我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这时我清楚了丰台公安是到四川人艺调查的。我不能再回四川人艺，车到石家庄我就混下车逃出车站。半年来，盲流必须的混车逃跑技能我学会了。在石家庄车站附近的棚户街道杂乱市场晃荡，遇上河北逃荒的两叔侄，互谈灾难就相互同情。他们说眼下冬月将至，北大荒确实去不得，约我随他们一道去内蒙，据他们所知像我这样的小伙儿会有农家收留，于是我就决定同他们一道去内蒙看看。他们是游动小商贩，主要贩卖山西、内蒙所需的河北产的日用小商品，如大蒜、药材等。他们也叫我买一点进去卖，一元钱就能卖两元钱，我照办了。当天夜晚就混上开往山西、内蒙的火车，经阳泉、榆茨、大同出关，每到一地都下车逛逛市场，卖点买点。到了内蒙呼和浩特至张家口的中段什么旗（就是县）下车，往北走进农村牧场，挨村挨户卖东西和打听谁家能收留我。一路上他们都很熟悉，地熟人熟乡村干部也很熟，甚至熟得来可睡一张炕，同吃一锅饭。每到一家都向主人介绍我的遭遇来意，然而每家都说来晚了，最近上面下政策不许收留盲流了，已经收留了的都退走了。完了！东西买完扫兴而归。两叔侄还是在原路上继续跑生意渡荒，我呢到了火车线上的什么旗就与他们分手。他们向东南回山西、河北，我就向西去呼和浩特看看陌生风情，反正身上还有几个钱混日子，混出点滋味。在呼市混了三天，又乘火车返回北京，途中车窗外残破的古长城尽收眼底。车到张家口，又体会了一把长城内外两重天地，特别是詹天佑的倒车世界首创，还真为中国的知识精英骄傲了一把。还是在永定门下车，又去了天安门，不知是冷空气入侵还是身体的虚弱，拖挎了，站在毛主席画像下，扶住金水桥栏，我感到特别的冷，冷得发抖，那风就像刀在割，那光就像针在刺，这里不是我能待的地方，赶快离开往南方走吧。身上没几个钱了，还得去投靠政府。走进永定门收容所，告诉他们我是湖南出来的，没钱了请送我回去。还是那样凑足了一车箱集体送走。车到汉口站我混下车，为的是能徒步走过长江第一桥。漫步长江大桥高层公路桥的人行道上，别有一番风味、一番感受，苦中有欢乐，眼福填饥饿，穷作乐。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那么长的桥，上有汽车下有火车。又看见那么宽的江，那么平缓的水，水上的船就像飘的片片杨柳叶。在桥的中央站在上游方看看，又站在下水方看看，上下左右都看遍，看够了，看得日落江水，才慢步走进设在武昌的收容所。从此就由武昌至衡阳至桂林至柳州到贵阳。每站都要到当地收容所住上三五天，为的还是凑够一节车箱人数。收容所不能让你白住白吃，每天都要干点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儿，比如担水、背柴禾、洗菜。在桂林我争着干洗菜活儿，因为洗菜在漓江边，每天都可以欣赏到漓江风光。第一次见象鼻山，就是干洗菜活儿看到的。这一路每天两餐饭虽定量很少，但不至于饿死，还是吊命饭，这是盲流叫的名。一整车箱的盲流又经过这么长的路程，当然每站都有下有上，能从武昌坚持到贵阳的只有十来个人，我是其中一员，这伙人自然就很熟悉了。我们目标一致跑云南，车到贵阳已是夜间，就制造一点小混乱，撇开收容所护送人的视线，离开了盲流队伍，第二天就到了安顺。当时贵阳到昆明的铁路只通安顺，还有很长很长的路正在修。到了安顺，我看这十来个人多数不正，干起摸包的活儿来了。当天安顺赶集，街上人多，他们发现目标就围上去，我当然不敢干就在一旁看，他们摸到了钱就交给我保管，我还是不敢干，就离开了他们。此时有个人在我身后拍着我的肩说：好样儿的。回头一看一口地道的河南方言，一张老实的农民脸，还在云南宣威山村修公路，他说那里需要劳力，没有工钱有钣吃，约我与他一起去。我答应了，咱俩就结伴而行。此人叫葛道纯，又是一个憨哥，只是年轻一点不到三十。他是河南信阳农民，家里有人饿死，一年前逃荒出来就在宣威修路。这次回家看看不行又逃宣威。去宣威路他一清二楚，原路返回。
由安顺到宣威必经水城，是黔西滇东北云贵高原海拔最高的山区。崇山峻岭，爬了一山又一山，似乎永远爬不上顶。吃的向山民乞讨，一根玉米棒摔在火塘里霹哩啪啦一阵响后掏出来擦擦灰就啃，就算一顿饭。睡的是山民屋前的玉米桔杆堆，哪里黑哪里睡。这里山高人稀，穷乡僻壤，路上不见三面红旗飘扬，还是一家一户在生产，自家弄饭吃。已经是冬天，山雾弥漫，成天在湿润的雾气笼罩下爬行。渐渐的我感到身体不适，头昏头痛没有食欲。葛道纯一摸我的头说我感冒了，到了水城看医生。在水城外一家诊所，医生也说是感冒，就抓了三付中药。花尽了我身上最后的几元人民币，葛道纯找到大路边他相识的农家住下熬药。住了两夜，药喝完了，病不见好转。葛道纯要拿出他仅有的两块钱再看医生抓药，我坚决不同意，咱们又上路了。
眼前是一脉水城与宣威贴界的大山，抬头不见顶，底头不见树，只有满山遍野形象怪异灰白相间的花石头，和石缝中的小草。我没见过感觉新奇，后来才知这叫石漠化的荒山野岭。爬在这样奇特的荒山野岭上，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不想吃不想喝，成天出冷汗。最后到了吃不下喝不进去、不拉屎不拉尿、冷汗出不来，浑身发抖，走不动了。一步都走不动，死到临头但脑子还清醒。我倒在石缝中的小草上，就叫葛道纯自己往前走别管我了，这里风水奇特，我就死在这里。我从包里摸出铅笔和速写本，给家乡大哥写了几行字，意思就是告诉大哥我已经死了，死在风水特好、奇形怪状石漠化的贵州山上。并写上家乡地址，请葛道纯到宣威邮局发出去。然而葛道纯死活不愿意，他说就是背也要背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经过一番争执，最后他蹲在我身边接过信纸，语气低沉、速度缓慢地说：“老弟呀！就是你不能活着走出去，我也要埋好了你才能走啊！”他落泪了，我没落泪，几天来喝不下水，尿水都停了哪还有泪水！葛道纯起身面对石漠化的山野大喊一声：“他奶奶的，这是什么世道……”就这样，他扶住我继续往前一步一步地挪，上不去的坎他就背着我。终于在第二天黄昏挪到了水城与宣威交界的山顶。道纯兄大叫：“老弟，你有救了！”
这里是两省两县交界的高山深谷，以深谷下的一条小溪为界。这边有一群依山尖而建的苗寨，黄昏时分，正是苗家欢歌跳舞好时段，然而没有芦笙声、没有欢笑声、只有沙沙的晚风声。苗家同样在饥饿度日。道纯兄把我扶进山尖一幢独立的茅草屋，与主人打了招呼后就将我安顿在火塘边的地铺上。这哪是铺，是几根没去皮的树干拦住的一堆草。我倒在草堆上，两眼打转将草屋的一切尽收眼底：还是没去皮的小树干搭起的屋架，顶和壁都是草盖的，顶是圆的，壁也是圆的，火塘就打在屋子中央的圆心。烧的不是煤是树根柴火，上面架一口大大的圆铁罐，只有一老一小在围住铁罐喝稀粥，掏烧红苕吃。老人年过古稀，披一头乱糟糟的白发和长长的山羊胡须，骨格眉眼四棱四线，很有块面感。小男孩不过四五岁，瘦骨零丁，一对眼睛大大的，一头黑发沾满了草和灰。他们是两公孙。这个家难道只有年老的爷爷和年幼的孙子，儿子媳妇或者女儿女婿都去哪儿啦？饿死啦？不能打听不能问。葛道纯向老人介绍了我的病情，和一路的艰辛，老人递给他一个烧红苕说：“你们身上还有钱吗？”葛道纯说还有两元。老人说：“够了”，接着叫葛道纯去对面宣威半山腰的农家买一块老腊肉，快去快回。接着又对孙子说，去三个地方采摘三种药草回来，小孙子也出门去了。这时天已黑尽，老人模了摸我的脉，没说话也不问我什么。老人好像视力不行，摸摸索索把大铁罐和稀粥弄到小铁罐，然后把木桶的水倒进大铁罐，然后摸到门前坐下。一会儿小孙子抱着三种草药回来摔在老人怀里，老人拿起一种摸了摸又嗅了嗅说“对，就是这东西”，又将另两种摸摸嗅嗅都说“对”。然后把三种草药揉成团塞进大铁罐里。然后叫小孙子把火烧起来。这时葛道纯也拿着一长条黑黑的老腊肉回来了交给老人，老人一摸一嗅说“就是这东西”。然后叫葛道纯砍成三块放进大铁罐。就这样，草药腊肉还有大铁罐都没洗一洗加大火力炖起来了。他们都累了睡了，只有老人时不时向火塘添加柴禾。我睡不着，睁着眼睛在想：管他什么草药是真是假，管他干净不干净，人都到了这一步只能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炖了不知多长时间，罐罐喷出大气，老人说“有味了，闻到没得？”我不但没有味觉，嗅觉也失灵了，什么味都没闻到，只有视觉和听觉。看着老人用木勺将汤放在嘴边慢慢喝了一点，自言自语“再熬个时辰就得行了”。大概到了半夜，老人用他们喝过稀粥的大斗碗，仍然没有洗，舀了满满一碗汤叫我慢慢喝。我不知什么味儿就喝完了。老人再舀一碗，特别叮嘱再喝慢一点。一连喝下三碗后，老人叫我闭上眼睛，并用草编的被盖严严实实地将我裹住。不一会儿我还真睡着了。当我醒来天已大亮，感到全身湿透，老人叫我别动，又给我灌下三大碗汤，又要我闭上眼睛睡。一觉醒来已是中午，感觉自己浸泡在水里。老人叫葛道纯将我脱光，仍用草裹住赤条条的身子，然后把汗水湿透的衣裤纠干，放在太阳下凉晒。不知是草被刺肤还是有了知觉，沉重的身子一下子轻松了，口中有了味，鼻子嗅到腊肉香，很想吃了，我把这一切感觉都说了出来。老人微微点头说：“你这是中了瘴气的毒，加上虚弱乘不起，再拖两天你就死了。你把这一罐子的汤药渣和腊肉全部吃完，你的病就全好了。”就这样，随着罐子里的东西吃完身子就随着正常了。到了第二天傍晚，我起床走出茅草棚外，借着夕阳余辉，才看清楚了我来到了怎样的一块天地。站立在东西的高高山顶，穿过一脉由北向南足有近千米高的深沟，紫蓝紫蓝的深沟底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溪反射出夕阳天光，仍然由北向南流淌，那是地球的一根微细血管。再抬头西望，层层山脉如同海水一浪高过一浪向我翻腾滚来，由西向东。再低头看脚下，一条古驿道弯弯曲曲向北下到山底跨过山溪，又弯弯曲曲向南爬上对面山巅，想起葛道纯就是在这条道上往返买回两元钱的老腊肉救了我一命，不由得抱住身边的道纯兄不知说什么。道纯兄拍着我的背说：“没事儿没事儿，对面就是宣威，我们明天就能走到筑路队。”可是到了明天一大早，我们还来不及向老人小孙道一声谢，就来了两位持枪民兵，不问清红皂白把我们押送当地人民公社，紧接着又押回水城县城。在看守所住了两夜，又坐上客车押送到毕节地区看守所，同一大堆人犯和盲流关在一起。第二天就把葛道纯单独提审，没想到这一单独提审他就没回来了。我们在监狱分手，一分就是几十年，时至今日没有消息，没有谋面。如果有幸，道纯兄看见了我的这篇“黑皮书”，请按书后电话与我联系，你的模样口音至今在我脑子里都很清晰，你再老我都能一眼认出来，你的那一笑就像一条弯弯一线的眼睛，我永远不会忘记！
毕业看守所同丰台看守所一样审了我的来龙去脉，他们就去调查，我就关在监狱。不一样的是我身上没有了“蔡斯”，却长了一身虱子，被大汗浸透了的小棉袄没有洗就那么亮干又穿上，不但有虱子还很臭，好在监狱里关的人没有一个不臭不长虱子，就算是同流合污吧。还有一个不一样是在监狱里过的春节，年三十每人还发了两片烧白，虽然很小两片还是有点过年的意思，也能宣传一下共产党监狱的人道。不知为什么，从苗寨出来我的鼻腔不断排出又黄又浓的鼻涕，难道是监狱空气混浊，还是瘴气毒素没除尽，临到押送回四川鼻涕也就没了。从毕节坐汽车经赤水到泸洲，在小市沱江边上的看守所关了几天，又坐汽车到隆昌转乘火车，押送到成都多宝寺看守所关起来。经公安到四川人艺调查后，又乘火车押解到重庆千斯门看守所，然后押回长寿，最后押送回长寿湖农场。至此亡命天涯就算结束，历时半年。虽说从西南到华中、又到华北西北、再转回南下、直入华南、转进西南、插入贵州山，再送成都押回重庆直抵长寿湖，游了大半个中国。遗憾！这个游字前面不是旅，而是押，在枪口和皮鞭下的解押，在高墙铁丝网下度日，差那么一丁点送命。最终我活着回到长寿湖，躲过了苏新杀人不见血的屠刀。虽然我的身体彻底拖垮了，但毕竟没有死，还会养好的。命保住了就是我胜利了！然而苏新继续作恶，几年后却把屠刀搁在了自己脖子上。事情是这样：文革后期我在重庆解放碑附近遇上还在长寿湖劳改的右派老兄，他告诉我苏新死了，是文革初期造反的孤儿和中学生斗他打他，斗得很凶，打得很厉害，时间很长，斗打了十天半月，他受不了啦，最后跳湖自杀。没人去救，眼睁睁看着他喝饱了湖水胀鼓鼓的尸体漂在湖面，人们还指着大骂，该死！该死！早就该死！！右派老兄还告诉我，革命群众揭穿了苏新的老底：他原本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小官，渡江战役中他见大势已趋，便偷偷渡江向解放军报告了国军的防卫攻势，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样他就加入了解放军。渡江大战胜利后他就随军南下西进，并混入了共产党。重庆解放后他在市委工作，混进组织部当了一个什么科长。就在科长的职位上结了婚又玩别的女人，作风败坏。大鸣大放中被群众揭发，这样才被下放长寿湖作留场干部。唉！共产党里有这样的支部书记，叛徒人格的共产党人，不能不说是共党的悲哀！中国的悲哀！我听了很高光，长寿湖的孤儿中学生终于为我报了仇，我很感谢他们！这是正气的胜利！这是老天的惩罚！
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时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都报。大家要记住哟！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