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1日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起，中共当局开始不再承认取得外国籍的华人可以拥有中国籍，并在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予以进一步明确，现在还继续维持这样的侨务和国籍政策，使得许多满怀祖国情怀的海外华人处于很尴尬的处境：要么割舍与祖国的合法联系，要么难以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在关注国籍法改革，要求恢复外籍中国人可以保留祖国国籍之时，有必要再次回顾一下在中国最危险和艰难时期华侨报效祖国的辉煌历史。
《国家记忆：中国远征军》一书的序言中说“人民若有记忆，记得亲，记得痛；国家若有记忆，识来路，知归途”，生活在海外的中华侨胞，怀着血浓于水的情感，将祖国的命运与自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近代中华民族从被侵略欺凌走向独立崛起之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与国内军民一起谱写了曲曲可歌可泣、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史诗。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力量之强、影响之巨，都是空前的，这里仅择其一、二加以再述，虽不足以概全貌，亦不妨重温与感恩他们的功绩：
一、组织抗日侨团，凝聚海外支持国内抗战的力量
抗战爆发前，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犹如一盘散沙，如闽帮、粤帮、潮洲帮、广肇帮、海南帮、客帮等各帮的宗族和地域观念严重，帮派之间相互对立，不太团结，各地华侨组织也比较零乱，缺少统一团结的机构。抗战爆发后，他们不计前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而日益趋向团结统一，华侨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地华侨纷电国民政府要求抗日，表示“誓为后盾”；同时，自发组织抗日团体，掀起筹赈募捐、抵制日货等救亡运动，并于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将运动推向了高潮。“七‧七”华北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华侨社会迅即进行抗日阵容的重新组合，抗日团体星罗棋布，并在短期内实现了组织上的高度统一。
欧洲大陆的华侨，在吴玉章的推动下，于1936年9月20日就组成了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会址设于巴黎，以“联合全欧侨胞，不分党派、职业、阶级、信仰，实行全民团结、抗日救国并增进华侨福利”为宗旨，率先实现了跨国家、跨地区华侨抗日团体的统一，其成员包括法、英、荷、德等国华人。各重要城市也均有抗日团体的组织，如巴黎抗日会，里昂华侨救国会等。
在美国，凡有50个以上侨胞聚居之城镇，即有抗日救国组织之存在。如早在1934年08月2日，就成立了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委员长梅友卓)；“七‧七”事变发生当晚，纽约几个华侨团体联合成立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937年8月，三藩市(即三藩市)华侨成立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主席邝炳舜)，该组织既有国民党右派参加，也容纳了美国共产党华人部、万国工人保险互助会三藩市分会等左派团体的代表。其直接统属的分会计有47个，遍及美国西部、墨西哥、中南美洲300余处大小城镇。另外，美洲的加拿大、秘鲁、厄瓜多尔以及其他地区，也都分别建立了统一的华侨抗日团体；
南洋(即东南亚地区)华侨人口众多，其动员、组织程度如何，对海外侨胞的抗日救国运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936年初，新加坡华侨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118个侨团联合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建立分会30多处。随后，马来亚其他各地华侨救国会、筹赈会等团体纷纷成立，多达207个。在此基础上，新马华侨于同年10月10日设立马来亚各区会通讯处(主任陈嘉庚)，形成了公开合法的筹赈工作总机关。
与此同时，南洋其他地区的侨社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联合抗日团体，其中著名的有：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副主席杨启泰、薛芬士)；(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丘元荣，副主席庄西言)；暹罗(即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及暹罗华侨慈善筹赈会(主席蚁光炎)；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等等。东南沿海侨乡沦陷后，南洋惠侨、琼侨、潮侨还自发联合起来，成立了不少以救国救乡为宗旨的区域性的抗日救乡会。鉴于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侨胞更加有效地支持国内军民的对日斗争，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南洋英、荷、美、法、暹45埠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168名代表于1938年10月10日齐集新加坡开会，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李清泉)。根据该会组织大纲之规定，其宗旨为：“甲，联络南洋各属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乙，筹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宣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以维难民生计。丙，积极劝募公债，推销国货。”由此可见，南侨总会作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它所策划、安排的主要工作，是从财力、物力上支援祖国抗战。南侨总会既经成立，南洋各属各埠筹赈会加入者凡87所，其下又设分会千百所；筹赈会内部，汇集了所有各帮派、各行业、各团体组织，领导成员有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和基层群众的代表。这是全南洋华侨冲破帮派地域观念，共同抗日救国大团结的标志，开创了南洋华侨抗日运动的新纪元。至此，海外华侨继欧洲、美洲之后，又组建了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联合抗日团体，从而最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三大组织网路，奠定了华侨抗日阵线的基本格局
在欧、亚、美三大洲华侨走向团结统一的同时，大洋洲和非洲华侨也携手团结起来。澳大利亚华侨在中华会馆的协调宣导下，成立了华侨抗敌救国后援会。非洲的模里斯(即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以及南非等地，侨社也都组织了各式抗敌后援会、救国会，担负领导全侨之责。
据统计，抗战期间共有华侨团体约3500多个。它们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宗亲、地域的界线，将千百万华侨凝聚在一起，在海外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救国大军，成为祖国抗战的一支有生力量。
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华侨团体和广大侨胞通过办报、办电台、演出救亡戏剧和抗日歌曲、演讲、散发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向侨居地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报导中国抗日的真相，呼吁国际友人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中国抗战，捍卫世界和平。
欧洲华侨的对外抗日宣传活动开展得较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颇具声势。1937年9月，全欧抗联制定出《国际宣传及对内宣传工作案》，其国际宣传计划是“以参加国际民主和平集团、建立集体安全为原则”，具体工作则有：与国际友人合办外文刊物，为外国友人的报刊杂志撰稿或提供消息，印发专题小册子，发表外文宣言或告世界人士书；参加国际团体和国际会议；与国际团体合组中西人士演讲会及群众大会；拟定举行中外茶会和中外聚餐，组织中外团体旅行参观，联络新闻记者等等。1939年4月，全欧抗联还决定组织华侨国际宣传统一委员会，并拟组织欧洲华侨代表团出席国际反战反法西斯侵略大会，向大会提出请求援助中国的方案。美国各大城市是美洲华侨抗日援华舆论宣传的中心。
1939年，三藩市设立华侨金星公司电台，以英语对外报导中国抗日的情况，每日广播9小时。纽约华侨筹饷总会规定，每周对外宣传一次，邀请对中国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演讲。至1941年夏，该会组织的对外宣传活动达180多次，听众达数十万人。在波特兰，当地华侨于1937年10月成立了救国宣传会。该会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共向西人团体宣传演讲66次；放映中日战事电影54次；无线电播音宣传6次；在西报发表抗日论文12篇；印发抵制日货传单3万张；在西报反驳袒日言论及发表抵制日货文字共15篇；印发抵制日货星期报特刊4万张。从采用的形式看，除了上述各种方法以外，华侨还普遍通过演剧、举办抗战图片展等途径进行国际宣传，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他们不懈地努力下，援华抗日的舆论响遍全球。
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截止1940年底，海外华侨组织的大型救国团体有649个。几乎所有的华侨团体都在努力开展新的管道，铸造侨胞的爱国主义思想，华侨的报刊杂志、学校、社团及会馆都动员起来。如巴黎的《救国时报》，纽约的《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大美晚报》、《新报》、《先锋报》、《民气日报》，三藩市的《世界日报》，都是很有影响的。新加坡的文化事业也很发达，报纸有《星洲日报》、《星中日报》、《总汇报》、《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菲律宾马尼拉的报纸有《中山日报》、《华侨商报》、《新闻日报》、《新中国报》和《公理报》等。全世界华侨报纸的总数在70种以上，特别是香港，成为华侨报纸的总汇，共有十多种。其共同的特色就是突出地报导了祖国的抗日动态，把“祖国消息“和”华侨救亡运动”辟为专栏。为向全世界揭露日军暴行，宣传鼓动和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心并支援中国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广大海外侨胞还利用与当地社会联系紧密的便利条件，努力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广泛争取侨居国各阶层人士和进步团体，走访政治家、商人、学者、教会领袖等社会名流，促其主持正义，发挥社会影响，争取居留地政府同情中国抗战，予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援，同时对日施加压力，予以经济制裁或舆论谴责；联合当地人民组织援华团体，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发起筹募捐款、抵制日货和阻止军用物资资敌等援华活动等等。欧洲、北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友好人士均成立有众多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及各式援华会、救济会等组织，它们都有华侨代表参加，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不许出售或运输军事物资给日本的“不供给运动”、“一碗饭运动”、购赠“希望书行动”等等。1937年，全欧抗联曾组织请愿团赴布鲁塞尔活动，向出席九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吁请切实援助中国，予日寇以具体有效的制裁。美国三藩市的旅美中国战事救济联合会尤为活跃，“该会曾促使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禁运军火物质资敌，并得美国人士捐助救济款逾一百万元以上。“二战爆发后，南洋英属殖民地的侨胞还开展了援英反德运动，以争取殖民地政府对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同情和支持。正是在海外华侨的影响、推动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美等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才逐渐发生了变化，转而积极地从精神上、物质上援助中国，并最终结成了反日反法西斯的国际联合阵线。
海外华侨以舆论为先导，加之身体力行的行动，所造成的浩大声势与影响，为争取国际友人的热情支持，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是对国内人民坚定抗战信心的一大鼓舞。
三、积极捐资捐物帮助国内抗战
经济支援是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最集中体现，包括捐款、捐物、购买救国公债、侨汇、投资等几大方面。
早在1931年“9.18”事变和1932“1.28”松沪战役中，华侨就纷纷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支持蔡廷楷将军领导的十九路军。1937年“7.7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更加激起海外华侨无比的愤怒，广大侨胞抱着“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则后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的决心，纷纷为祖国送来捐款、武器、各种车辆、寒衣、药品、粮食等等，从财力、物力上援助祖国抗战，这是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方式，为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物质基础和经济保障。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千方百计地为祖国筹措战费，捐款名目十分繁多。有常月捐(月捐)，即逐月义捐一定数额的款项；有特别捐，即针对国内新发生某种灾难或急需某种捐助而发起专项捐献；有献金，即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发动侨众捐款，或以红白喜事、庆功、节约等名义自发捐献。捐款的方式也灵活多样，或摊派，或劝募，或举行文体活动筹款，或开展义卖活动，不一而足。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台湾“侨务委员会”根据财政部移送的捐款资料，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华侨捐款总额为国币13亿多元，购买救国公债11亿多元，约占当时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数的1/3，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共内战及国民政府战败退守台湾，大陆中共当局又不认账，救国公债实际上也等同了无偿捐款，我们希望将来国家和平统一后，在国家财政许可的适当范围与方式组织偿还并予以嘉奖。例如：仅1937–1945年8月，美国华侨捐款达5，600万美元以上，加拿大500万美元以上，全美洲达69，156，115美元。新西兰华侨抗日捐款达3，209，020磅，澳大利亚仅1941年1—-9月，寄回的捐款达1，911，766.37元。当时国民政府共发行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11.1亿元。新会旅美华侨认购救国公债和航空公债即达3，630万美元。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曾屡屡致意海外华侨，云：侨胞自“抗战以来，输财出力，贡献特多”；“在任何一种出钱的事，总是特别踊跃，自动输将，不但从无一次的推诿，而且从无一次冷淡过，每次捐集的数目都超政府预算”，“是一万分的对得起祖国”等等。
各地华侨团体和侨胞除了货币支持祖国抗战，广大华侨还捐物，包括飞机、汽车、药品、医疗器械、衣服、粮食等等，源源不断地捐献大宗物品也数目惊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抗战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侨胞为祖国抗战捐献的各种物资总数达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其中包括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汽车、卡车数百辆，仅纽约一地华侨就捐献了100部汽车，飞机217架。“南侨总会”发动南洋华侨捐献棉衣棉被700万件，夏衣30万套，军用蚊帐8万顶；加拿大华侨捐献毛毯3000条；新西兰华侨捐毛织品30大箱；毛里求斯华侨捐衣50包4000件；印尼华侨捐献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丸1亿多粒，可够500万伤病员服用；美洲华侨（主要是美国华侨）捐献药品1600万个单位，每个单位有50多种药品，可供80万伤病员一个月之用；瑞士华侨捐献药品1146包及一批医疗器材；菲律宾华侨捐献防疫浆苗100万剂和大量救伤袋、防毒面具；印度和美国纽约侨胞纷纷为国内伤病员献血；暹罗（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捐献的大量大米等。以捐献飞机为例：1937年年底，广东省政府为加强空防，成立广东人民购机抗敌筹募委员会，向美洲、澳洲等地粤籍侨胞募集购机款。短短年余间，即筹集资金约合国币800余万元。翌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动海外华侨献机，支持祖国空军建设。南洋华侨热烈响应，仅菲律宾即献有50架，缅甸19架(均以每架10万元国币计)。这些物资援助，大大增强了国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力量。此外，华侨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等管道捐赠给中共方面的款项，也有一定的数额。
当时，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累计有400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华侨的家家户户。华侨捐款阶层极其广泛，有富商巨贾、工农大众、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上迄两鬓斑白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孩童都积极参加捐款。
其中，陈嘉庚、胡文虎、李清泉、丘元荣、侯西反、司徒美堂、谭訏、邝柄舜等一大批爱国侨领，在开展华侨筹赈运动中，积极带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了全身心投入抗日筹赈工作，常年住在总会办事处怡和轩内，不问家事。当时，其企业经营已然滑坡，资金有限，但仍认常月捐2000元至战争终止；每逢捐款购债事，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竭其所能，以为人先。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仍“以领导救运为己任，为祖国的抗战事业鞠躬尽瘁”，致使病情恶化；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受难儿童，嘱将遗产取出10万美元捐作难童之用。美国侨领司徒美堂以七秩高龄之身,领导纽约全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开展工作，在该会一呆就是5年之久，他坚持每天早上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下班，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并且他自己也成为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元华侨之一。美国致公堂领袖、台山人阮本万募捐3，500万美元，其中本人捐了30.5万美元，侨领、台山人邝炳舜募捐500万美元，本人就捐款10万美元……。
爱国侨领能以身作则，中下层侨胞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的动人事例更是层出不穷。在加拿大，两位青年华工遥闻推行航空救国捐，立即赶来各捐献1400元积蓄，并表示，因“远离祖国，勿能亲往杀敌，只此区区，实不足报国，但略尽国民天职耳”。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华侨听了航空救国的讲演后，则当场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给祖国，只留下10元路费回家。美国华侨农牧场主颜广礼，战前每日吸雪茄烟数十支，抗战爆发后始戒烟捐款，八年如一日，将节省的一笔吸烟款捐给祖国抗战。荷印坤甸华侨马细旦，“足废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讨度日。得知暴日侵华后，连日爬至市中心“痛陈祖国被难同胞颠连惨状”，“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然后将乞讨所得交给当地华侨慈善会，汇寄祖国支援抗战。缅甸仰光女侨胞叶秋莲，把自己一座两层楼房及全部财产变卖，将所得3万元全部捐给祖国抗战，而自己则削发为尼，过着清贫的生活，临进寺院前还留下这样一句感人至深的话：“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菲律宾马尼拉一位5岁儿童叶秀荫，也在祖母的陪同下走进华侨妇女慰劳会，将自己一年节省下的糖果钱约国币800元全部捐出。北婆罗洲华侨郑潮炯，一边将自己义卖瓜子所得的钱全部交给“南侨救总”，一边发动华侨捐款。1940年，其父在老家广东新会被敌机炸死，消息传来，郑潮炯悲愤莫名，抗日情绪益加昂奋，鉴于家贫如洗，助赈无力，乃将一亲生幼子卖给他人抚养，得礼金80元，悉数送交筹赈会。不久，又外出为祖国筹募赈款，走遍新马等地大小百余座城镇，得叻币5800余元。从1937—-1942年，郑潮炯累计募捐18万元，写下“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事实上，在抗日救国的崇高精神激励下，捐助祖国的巨额款项，有80%来自华侨的血汗钱，许多平素默默无闻的贩夫走卒、老弱妇孺，做出了种种感天地、泣鬼神的义捐壮举。
侨汇主要是指华侨汇寄回乡的家族赡养费，战时，海外侨胞在悉力献捐的同时，还把大量侨汇寄回祖国“增寄家费以益外汇”，侨汇数额由1936年的3.44386亿元国币猛增至1937年的4.73502亿元国币，此后连年居高不下。据统计仅1937～1940年，汇入国内的侨汇就达371.6359亿元国币。这对增加国家外汇、稳定政府货币、补偿外贸（大量采办军火、汽油、药品等军需物资）逆差、维持战时经济等，都起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另外，还有不少华侨移资国内尤其是西南大后方的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其中包括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总投资额达16亿元国币；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投资额约为2–3亿元，也是这是增强了祖国的经济实力、支持抗战的一股重要经济支柱。
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以及用血汗写就的数位，就是海外侨胞报效祖国母亲的拳拳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
四、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
华侨不仅在捐献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而且还通过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直接给日本以经济打击。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的华侨就纷纷抵制日货。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一运动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展开。几乎每一个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抵制日货的组织，广大华侨不买不用日货，侨商不经营日货，他们认为：“替日寇销一文钱的货，即无异帮助日寇一文钱去制造军火，杀我同胞，攻我祖国”。
华侨还开展了不为侵略者服务，不供给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运动”。为了阻止美国卖废钢铁给日本，旅美华侨组织起来，拦阻运载废铁的轮船装货、启航到日本。南洋日营工矿企业中的华工罢工停产，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在马来亚丁加奴和柔佛巴都巴辖由日本政府直接经营的两大铁矿区的三千多华工，为了抗日救国，宁可失业饿肚皮，毅然停工离矿，不为日敌利用，挖矿制造武器来屠杀我同胞的抗日行动，震动了南洋，严重地打击了敌人，表达了侨胞支持祖国抗战的决心。
所有这些，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支援了祖国抗战。广大华侨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华商因长期抵制日货而破产，华工罢工后衣食难保，但他们“不忍昧于爱国良心，情愿受失业之苦”。广大华侨同仇敌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力地配合祖国持久抗战。
五、回国效命，血洒疆场
当听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日寇肆意践踏，同胞们遭受野兽的吞噬蹂躏时，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华侨青年脱下西装革履，离开温馨的家庭，漂洋过海，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穿上戎装，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仅日本就有8000人，缅旬160人……据国民政府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仅粤籍华侨回国参战者就达4万多人（其中，来自东南亚各地约4万人，来自美洲、澳洲等地1000人左右）。他们或组团编队回国服务，或三五成群投效军旅，情形十分感人。
回国参军参战的华侨青年中，有相当数量是祖国抗战所急需的人才，他们有的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理人员，有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航空飞行和机修人员，有的是技术熟练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有的是擅长采访的新闻记者，还有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学生、教师、职员等。他们穿梭来往于前线和后方，征战疆场或为战地服务、事救济难民和动员、组织民众抗日，还有的不远万里专程回国慰劳抗日将士……。
为满足广大矢志从戎、回乡报国的华侨青年学子请缨杀敌的抗日要求，同时也为培养抗日军中的有用专才，国民政府军委会所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总校及各处分校，都召有数量不少的侨生。有的还设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如华侨班、华侨队等。广西宜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后迁贵州独山)原设一华侨大队(编制253名)，因请求受训的侨生过多，扩编为华侨入伍生团(第五团)，可接收侨生1500名。侨生在该校受训两年半后，由军委会军训部分配至各部队担任少尉军职。1937年10月，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曾设立特训班，集训从日本撤回的400余名留学生，该班学员毕业后多派往军中做政治工作。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在福建南平组织的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亦曾“广收海外爱国志士，招考学兵”。其中，有数以千计的华侨青年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回涌现出了东北抗联女将军赵一曼、八路军晋北抗日女英雄李林（印尼归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菲律宾归侨）等佼佼者。据统计先后到达延安的海外青年有600多人，到华南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华侨和港澳同胞有1000人以上。此外，海南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和粤中、南路的人民抗日武装，都有来自海外的华侨干部和战士。
华侨直接参战最典型的是加入空军，驾机打击日本空中强盗。在全面抗战前，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的华侨就以战略的眼光，“默审我国空防能力之薄弱，深悉今日抗敌之要图”而创办了一批航空学校，为祖国抗战培养了一大批空勤人才。抗战爆发后，一大批飞行员先后回到祖国加入空军，仅从美国回国服务的华侨飞行员就有200人左右（不包括地勤人员），当时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3/4，他们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干城”，在对日空战中勇猛杀敌、战功卓著，在1937年8月的南京句容空战中还取得了6：0的空前大捷，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是华侨，在美国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中也有不少华侨队员。
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人力支援除直接上前线作战外，还表现为救护伤患、从事战地采访和用自己的技术从事军工建设，但他们的牺牲也同样“均极惨烈”，最著名的事例是为抢运抗战物资奔波在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当时国内缺乏汽车司机和维修工人（简称机工），1939年2月，南侨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请求，代雇机工(即汽车司机及修理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务。新马、荷印及暹罗等地华侨青年踊跃应募，前后共有3200余人回到祖国。当时，滇缅路是西南大后方惟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担负着繁重的军运任务。他们冒着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工作在山高路险、雨滑、疟疾、条件艰苦的滇缅公路上，以忘我的牺牲精神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为祖国抢运战需物资，平均每日输入量达300吨以上，为此，有1000多人在滇缅公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2年5月滇缅路运输中断后，这些机工遭“遣散“处理，生活陷入绝境。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报国初衷不改，继续参加力所能及的敌后抗日工作。
六、维护抗日团结，反对投降分裂
日本侵略者为灭亡中国，实行“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大肆收罗汉奸，建立伪政权，并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于是华侨又展开了声讨汉奸卖国贼，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当出现汪精卫叛国投降的逆流时，1938年10月，南侨总会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特地拍电报给行将开幕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提议“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后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通过，虽只有寥寥十一个字，但字字千钧，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
汪精卫投敌后，华侨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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