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四章：母亲摆脱了伤心地
1982年春天，母亲正为“落实政策”而心烦时，接到北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寄来的信，孙起孟告知妈妈，她的来信已转给重庆市工商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请他们协助解决母亲落实政策的善后事宜。
第一节：刘老先生相助
四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医院的门卫突然来说：“方老师，楼下有一个姓刘的来找你，他坐的是一辆面包车，看样子好像是市里的干部。”
母亲跟着走下楼去，来人大约六十多岁，身着中山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此时正站在大门边上，面部极为和善。
母亲打量着他，在脑子里竭力思索着，对面前站着的他感到陌生。一面向他走过去，一面询问道：“您找我吗，请问有什么事吗？”那人立即谦和的向母亲自我介绍说：“啊，我姓刘，在农业局工作，请问您就是方老师吗”？母亲诧异地点了点头。
此时那停放在大门石阶下那辆面包车司机，从车里伸出头来，高声的喊道：“这是我们的刘局长！”母亲终于恍然大悟，连忙说道：“啊！刘局长，刘老先生，刘昆水先生，我早就听说过了，北京的孙老师给我来信中介绍您的，没想到您亲自跑来了，请吧，请楼上坐！”
对方回应道：“唔，不敢当的，我今天是因为到北碚农业局检查工作，顺路来看看您的，孙老师嘱咐过我了，要我尽可能地照应您。”他一面上楼，一面讲明了自己的来意。
我站在楼梯口迎视着他。回重庆以来，这是我见到第一位市里的局长。那外表似乎在那里见到过，或是在什么小说里读到过的，但我却说不上来。
上得二楼，面对本已很狭的过道两旁，杂乱地堆着破纸箱，烂木头和煤炭，他皱起眉头好像在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当走进母亲那口袋屋，他摘下了那副深度金丝眼镜，迷逢着眼睛，露出一种走进贫民窑洞的那种酸涩感，小心翼翼跨进了门，屋里的浊气，使他下意识地捂着嘴巴。
走到紧紧关着的窗子下面，从新戴上了眼镜，试图去打开那窗户。正好，许小龙的母亲从那窗前走过，使他缩回了伸出的手。
接着他又回过身，反复扫视着这间被两张床铺占去，只剩下一条过道的小屋，似乎明白了一切。
母亲并没有介意来人在观察什么，热情的张罗着请客人坐在床铺上，然后从厨房里端出刚刚泡好的花茶，向他递了过去。那刘局长忙站起身来，谦恭地接过茶杯答道：“唔，别客气了，方老师，孙老师接连给我来了两封信，托我关照您的，我也因为工作忙没能抽出身来。”他第二次重复了来意。
接着问：“最近医院工资改革了吧，他们给你加了几级？”眼里露出一种关怀的眼光。
“唔，工资吗，按调资文件规定，像我这种二十年从没有升过一级的人，应当在本次连升三级，但是医院调资小组的人说，我的工资已是全院最高的，再说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动员我自动的拿出一级来，照顾那些业务上的骨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所以最后上报时，我只升了两级。”母亲回答他。
刘局长听到这里，不停地皱着眉头，中国人怕硬欺弱已是风气，被欺侮的人是明也欺，暗也欺，到处都一样，今天他已看到这个医院不仅在住房分配上，在提升工资上对母亲的欺侮，他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平时母亲是怎么忍受周围人对她崎视的。
“孙先生要我能帮助你，调整一下生活和工作环境。”他终于说出了来意。“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民建虽说是民主党派之一，却连调动一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我已就此向区统战部联系了好几次，他们说眼下没有好的去处。”
我看这样吧，民建重庆市委已报教育部核准，准备在今年暑假后办一所财经学校，中国要搞四化，没有经济管理人才是不行的，你看在这所学校里增设一个以培养幼儿师资为目标的专业，由你出任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怎么样”？
刘局长的坦白和开门见山，显示了他对民建全国主要领导人孙起孟尽责尽心了。母亲的眼里露出了感激的眼光，她那渴望已久离开这野蛮无理，欺侮她，伤害她的蔡家医院，总算盼到了。
这不是由中共的基层组织卫生局，教育局，落实政策名正言顺解决的，而是由中共的一个小“伙计”以私人交情的办法解决。中共对如此不光彩的解决，连看都不肖一看。不过对于母亲来说，问题总算解决了。母亲早在抗战时就创办过中学，一个教育部门的老前辈，被中共践踏成这样！现在他仗着民主建国会帮助，才逃出眼前这人间地狱！
“这样吧，你尽快地办理退修手续，争取暑假就到工商联来准备夏季招生的工作。我已经为你安排了住宿，你就安心在财经学校发挥晚年的余热吧！”
他说完，便站起身来，告辞道：“今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办，所以不能再多给你说什么了，好在今后来日方长，到重庆以后慢慢地说吧。”
我看着两位老人缓缓下楼的身影，母亲一直把他送到他的面包车上，热烈地握手道别后，还站在那里目送那车消失在场口转弯处。！
我心里一面替母亲感到高兴，她终于摆脱了这个令她伤心的地狱，也替母亲担忧，她已经六十五岁了，要单独地在市中区独自开辟一个天地，她能胜任吗？尤其是，为什么一个堂而皇之的民主建国会，对中共这种落实政策欺人太盛的作法，不敢直接提出来明正言顺加以解决？而是想出在一个与幼儿教育毫不相干的财经学校，办一个师资培养班的办法来解决？
六月份暑假到来，母亲按照刘先生的吩咐办理了一切手续，打点了自己的行李，把自己的随身行李装成了两个大包，在我亲自陪送下离开了蔡家医院。当我们顾了一辆运货的人力三轮车，离开医院大门时，除几个与母亲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护士外，没有人知道母亲上哪儿去。
当我们离开了那场口的汽车站向三溪口行去，母亲连头也没有回。
从1961年，她被强行在这所医院接受“监督劳动”至今，整整受了它二十年奴役和歧视，在她身上沉淀的伤痕怎么也无法消褪。
我们到达市区的下半城解放西路的重庆市工商联合会，已是下午五点钟了。工商联接待室里走出了四个中年人，将母亲的行李接到一个欧式三合院里，母亲被临时安排在招待所楼上住下了。
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热情地为母亲搬行李，介绍工商联的情况。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李重生，是工商联的伙食团长，刘局长特别吩咐他对母亲的生活起居进行关照，今后有什么事只需喊一声小李就行了。
母亲从这位小伙子的朴实语言和憨厚的态度中，感到在蔡家医院二十多年来从没有过的亲切。
今天对年过六十五的母亲，有一种背境离乡的伤感，但很快被周围和睦的人际关系所冲淡。从今以后，也许有一段较为舒心的生活，记载在她夕阳的人生之旅中了。
第二节：解救范小妹
中共建政三十年来，一面空喊消灭城乡差别的口号，一面又为建立统治秩序实施了严密的户口管理，将国民划为城市和农村两类。农民在生活和劳动条件上比城市平民更苦，城里一个职工再穷，每月好歹有几十元工资，吃粮按城市居民供应也有保障。农民起早摸黑，常年劳累不得温饱，成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阶层。
农村这种低下地位，成为毛泽东关押，奴役“五类份子”的大监狱。每次政治运动，都把被整的人“下放农村”以示惩戒。
文革以后，到1988年十年光景，从二十四中学校毕业的高中学生，累计三千多人，考上大学仅只有十余人，在1982年到1985年连续四年中竟没有一个升入大学的，学生在学校混了几年以后回到农村去，只消一两年便把在学校所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并变成农民。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1982年，范小妹在这所学校里“混毕业”了，她要算在她的同学中最勤奋的一个。
但是无论她本人付出多大努力，她的母亲寄多大希望，我对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她同她同年级的两百多学生一样，只能在高考的榜上名落孙山，她只好回到莲花大队的家，同她所有同学一样，接受回家当农民的命运。
随着毕业，原先的理想变成了泡影，前途一片茫然，呆在家里又怎么解决生活的压力？她偷偷地哭过，我明白，她那白纸般的心灵难以渡过面临的历程。而她的旅程，是一条充满文革留下来的欺骗丶抢劫丶危机四伏的路。摆在她道路上的荆棘是她难以预料的，也是她的父母和我难以预计的
她的母亲和范大伯商量后，决定让她高中毕业，到德阳九五汽车厂去学一门手艺。范大伯是该厂的退休职工，按照“政策规定”就业人员没有让子女“顶班”的条件，这又是一种偏见和岐视。
她将离开的前一天，突然跑到学校来，恳求我让她带走我写完的两本片断。我体会得出，那片断带在她的身边，就意味着我在她的身边，她说片断上所有的句子，都会在远行的途中，响在她的耳际。
就这样，她像一个在大松树林里到野地采磨菇的小白兔，怀着惴惴不安踏上了远程的路。
那天早晨五点钟，天还麻麻亮，在牛奶场的大门口，她的母亲提着一大包衣物，同她一起塔趁了牛奶场去火车站送奶的卡车，当她俯身在车上接过我递给她的书包时，我看见她的眼圈红肿，眼眶里充满了晶莹的泪珠，我心里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
卡车缓缓地开动起来，她站在车尾，一再招手，一边抹泪，一直到消逝在转弯处的茫茫晨雾之中。
一周以后，也就是6月7日，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那上面写道：“平哥你好，现在，我独自一人到了德阳，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头昏目眩，想到你对我的关照，心里就痛，我没考上学校对不起你对我的一片真心。现在，我真有点后悔，想到我还是不该离开你们，我看穿了这世界的欺诈……”
第一封信的到来，使我陷入了一连串迷惑之中，她为什么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为什么看穿了这世界的欺诈？难道这些话隐含着一种陷阱？更令我奇怪是信上没有落下地址，读这封信越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她此刻在哪儿呢？
七月中旬学校刚放假，母亲和我、刘启建便坐火车到成都，再改乘北上的火车到德阳并在黄许车站下车。
德阳九五汽车厂前身，是重庆新建劳动工厂一部分，迁川西而建立。
它坐落在宝成铁路旁，同盐源农牧场一样，就业队是就地满刑的“劳改释放犯”充实的，就业人员一方面继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混杂的集合体，这儿有受迫害的政治犯和受到伤害的老百姓，也有流氓、骗子、杀人越货的强盗和妓女。管理它的监狱管教，多半是货真价实的无赖和恶棍。
它的东边靠着黄许车站，川西平原的灵气，使这里风景宜人，然而同大陆美丽的土地一样，秀丽的山水掩盖不了这片土地的罪恶。
到了九五厂，我们很快见到了范小妹和她的父亲，听她的哭诉，短短两个月的经历，在她稚嫩的心灵上扎下了无数的毒剌。
出来几个月一无所获的回去，撞荡生活的美好幻想不但破灭，还要从新回到那破屋里听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准备着像母亲那样，在分给她的土地上劳碌一生，留在黄诉镇上吧，又怎么能应付周围人群无休止的骚绕？
在中共”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无数同她一样的农村少女，在向城市游离的过程中经历幻想破灭，痛苦徘徊的历程几乎是相似的。她们经过生活的摔打，因处在弱势，只好出卖自己的肉体和良知。一些人变成了城市的妓女，贩毒的牺牲者，诈骗新的参入者。
这些不幸的遭遇，成了这个时期骇人听闻的市井故事。虽然他们都知道，毁灭别人的人自己必将被毁灭的道理，然而他们在毁灭别人的同时，并不愿接受自己也被毁灭的严酷现实。
不过，范萍就幸运多了，我告诉她，目前地处农村的学校严重缺少师资，估计十几年内这个矛盾无法解决，就在蔡家的几所边远学校都在请代课老师，工资虽不高，但也够一个人的生活了。只要肯钻研，肯吃苦，走上讲台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如果她愿意从事这项职业，我愿为她提供铺导。
建议她暂时到边远的学校代课，再看今后的情况来寻觅新的就业机会，总比在社会上瞎撞强多了。经过我这么建议，她决定跟着我们回蔡家场去。
从成都返回重庆，在母亲那里住了四天，我就和范萍一起回北碚，将她送回她母亲身边，母女相逢酸辣苦涩自有说不尽的心里话。
这一段初闯社会的经历给她多深影响，她虽没说，但从以后她一直避讳提起这段遭遇知道，给她留下了一生难以消弥的伤痕是很深的。
回到蔡家场后她安下心来，听从我的意见，就在附近的中小学代课，虽然代课的工薪十分薄，但也够她个人糊口了。
（待续）
